黎亚彬：宁给悲苦工人打“麻药”，也不改经济的剥削本质？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极有可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亲自调研时的案例，准确、深刻、形象地道明了今日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与严重程度：“现在唐山一个市的钢铁的产能产量超过整个欧洲”;“在唐山钢铁企业的工厂里调研十年工龄的工人。这些工人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我问他们怎么能留得住人?他们说不敢走，因为社保很多东西都在企业里，他走不了”;“现在还得压产能，要压两千万吨，或者三千万吨产能。钢厂的人跟我说，压产能我们GDP可以不要，我们也不升官了，但20万人的就业是个大问题”(参见观察者网6月21日文章《姚景源：经济调结构处在阵痛期 要给企业打点“麻药”》)。

　　姚景源先生不愧为国务院聘请的特约研究员，他以极其简单、明确的数据、事实和客观态度，运用西方经济学的道理论述了中国经济除了爆发严重的危机和阵痛外已经走投无路的真相!中国经济危机的征兆是明显的：“5月份，我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只有6.1%，6.1%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要从经验数据讲，经济增长要达到7%，工业增长应该达到8%左右，如果下半年几个季度还是在6%这么低的状态，我们今年7%的增长目标恐怕就会有困难。”“1到5月份全国用电量同比增长仅仅是1.1%。”

　　中国出口不行了。一面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还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也不可能总是无限增长。国际贸易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不可能总是处于“出超”的状态。正如姚景源先生例举的数据：一季度，中国进出口额只有“负6%”。主要原因显然也在于姚景源先生所述：“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去年净减少370万，劳动人口年龄每年都以二三百万的速度在减少。我们看到了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从数据来看：2010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一个月1960元，去年2864元”。“中国出口往下掉，不是所有的出口都往下掉，现在中国掉得最厉害的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

　　中国进口也不行了。姚景源先生指出：“1-5月份，我们的进口是负的17.3%，进口疲弱到这个状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国内需求不足”。但姚景远先生没有指明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工人工资上涨;另一方面为何又是内需不足?其实，这根源于中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工资虽然涨了，但物价的涨幅如果大于工资的涨幅，那工人们工资的购买力实际是下降的。

　　那物价为什么会涨呢?显然又在于国家为了保增长、刺激消费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结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积极意义仅在于保持经济的稳定而已，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这种政策在有效应对临时性的经济危机时，也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危害。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是没有“副作用”的万用灵药，国家应尽可能的不要采取这些政策措施才好。事实上，在一定前提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也是说，面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国家连最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无用了，无法再像以往那样有效化解经济危机的威胁了。在现有生产方式下，中国经济显然已经无路可走。

　　显然，我们的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先生是准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却把这种问题归结为：“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认为“光忍痛不行，我们也应当给企业打点‘麻药’”。

　　这非常令人奇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们为何普遍都不想、不能面对当前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的客观事实和真相，总是回避这种经济危机其实完全是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必然结果，总是不想说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真理，丝毫不喜欢让劳动人民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主人呢?在现实中，在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们普遍想到的都只是如何让悲苦的工人们“麻木”起来，可以忍受企业破产、工人下岗、收入降低、民不聊生的遭遇和生活状况而不去“反抗”、“暴动”、和“造反”，却宁死也不肯改变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

　　俗语说得好：“在江湖上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基本生产方式、企业制度不合理。现在的中国，无论是庞大的国有企业，还是众多的私有企业，都是以雇佣工人的方式进行社会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早已告诉给我们，这种以雇佣劳动、剥削压迫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是必然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和弊端的，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最终必然是要以危机和崩溃而告终的。中国这种基本生产方式上的问题不解决，无论采用什么办法，中国的经济都总是要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的。

　　这种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增长既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资本获利。这种生产也不是工人、民众或国家说了算，而是由少数人(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科学家们)为了更少数人(资本家)的利益来决定一切。在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资本家阶级，国家、百姓和普通工人们只能在资本获利的前提下，获得一点点的生存费用而已。

　　而且，资本的利润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是并不完全一致的。在大多数时间里，两者其实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资本要想获利，就得强迫国家、社会和劳动人民日益贫穷。因为一旦劳动人民富裕了，资本生产就无利可图，经济又要停止增长了。

　　而最重要的是，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由自身的雇佣关系决定，它一方面只能让少数的资本家阶级富裕起来，让广大的劳动人民日益贫穷，否则资本就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依靠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益贫穷，根本就卖不出去，产生非常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显然，这种一方面要求工人必须贫穷;另一方面又要求工人们普遍富裕起来的悖逆与矛盾现象根本就没有办法予以调和和解决的。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确保劳动人民普遍贫穷到只能活着的程度，从而让资本有利可图的状态中不断循环反复，在所谓“经济周期”中运动不止。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一个基本现象就是一方面生产力异常庞大;而另一方面又总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本质就是产品卖不出去，资本无利可图。这其实就是经济危机的初期表现。在这种时刻，只有来一次经济危机，从而让产品生产减少、劳动力成本下降，才能让资本再度有利可图，从而生产过剩现象才能相对解决。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不但是客观必然，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危机其实就没有资本主义，只有经济危机才能让资本主义得以继续苟延残喘、继续有利可图，从而可以继续存在。

　　在这之中，最倒霉的其实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永远无法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又要永远不断的为资本获利而劳动。显然，说工人是资本家的获得劳动工具的说法是非常的正确、准确的。说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雇佣的工人是一种政治上自由的经济奴隶，那也是非常的确切、生动、形象的。

　　按说，工人和老百姓一般都要求不高，有口饭吃、能活着就行了，你资本家们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吧。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正如前面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先生所例举的事情，这种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它就不让普通老百姓、工人们正常良好地活着，它以自身不可调和的弊端强迫着劳动者、老百姓必须贫穷困苦，不断的下岗、失业和危机，老百姓顶多就是能活着就行了。不是说资本家、企业家们缺德、没有良心，而是这种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它就不得不如此。劳动人民如果不贫穷困苦，资本就无利可图，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有问题。

　　甚至，有时为了资本能够继续获利，从而让经济可以继续发展，必须要牺牲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才行。6月22日，中国观察者网就报道了英国要砍2万亿福利支出，遭到英国民众的反对，数万英国人走上伦敦街头，抗议保守党政府的这种紧缩政策的事件。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因此，唯一可以克服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和弊端，从而唯一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危机以及相应一系列问题的，就是以一种没有雇佣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去替代资本主义雇佣生产方式。

　　国企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的，但是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开始。过去我们把国企当作没有雇佣的企业制度，但实事求是、严格地来说，国企显然并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仍然是一种雇佣的劳动方式。因为国企中的劳动者没有也无能去占有和管理自己企业的生产劳动，国企的劳动方式依然是雇佣劳动方式，只不过雇主不是私人，而是国家或全民而已。只有生产劳动的所有权归生产劳动者自己平等共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才是唯一没有雇佣，唯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企业制度、生产方式。只有在劳动者能够真正、切实地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时，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只有没有剥削和压迫，才不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经济才能健康的发展和进步。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显然就是没有完全、真正的去消灭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在制度上、客观上都没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导致一个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生的“新官僚阶级”出现，最后这些官僚阶级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埋葬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事业。

　　一旦广大的劳动人民认识到过去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原因，一旦这些劳动者认识到可以拥有一种比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更好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认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的时候，那么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方式就不得不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了。一切的理论和现实都已表明，在当前的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