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与“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大道至真按：中国科学院：美国2011年攫取权红利7万亿美元近半来自中国，中国人60%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西方服务

　　http://news.inewsweek.cn/news_detail.php?id=42625

　　每年免费奉送国外的财富都超过国内老百姓自己消费的财富

　　http://money.163.com/10/0702/10/6AJ2HPAH00253B0H.html

　　新华网：报告显示中国最富的150万个家庭占有70%财富

　　http://news.xinhuanet.com/newcountryside/2006-10/18/content_5216484.htm

　　正文：

　　一．两种市场经济

　　1.人肉包子与隐形人肉包子

　　2.没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3.“变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笼罩中国

　　4.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药”

      二．为什么不顾一切后果强制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1.“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2.千古血债未清算

　　3.“三百年殖民地”

　　4.“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5.“井岗山人要换种，树要换根，房要全烧，就是石头也要过三刀!!!”

　　三．历史的教训

　　1.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敌人

　　2.苍蝇不抱没缝的蛋

　　3.开弓没有回头箭

　　4.千年血债必须清算

　　5.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一．两种市场经济

　　１．人肉包子与隐形人肉包子

 

　　“市场经济”有两种：“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与“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即绝对的彻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切都是商品，人也不例外。不但人的体力是商品、脑力是商品，而且人的身体是商品、身体器官是商品、良心尊严都是商品——婊子卖淫是把身体当商品;穷人卖肾是把身体器官当商品;“公知”卖嘴是把良心尊严当商品……总而言之人的一切都是商品，从大到小、从头到脚、从整到零、从里到外无一不能买卖。既然整个人都能买卖，性命当然也不例外，当然也包括在内，当然也可以买卖。结论：“人命算商品”。

　　只要“人命算商品”，人命就跟金钱挂了钩，就可以用金钱买卖人命，就会有“搞死了就是钱的问题，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只要积极赔偿、获得了家属的谅解，杀人就可以免死”之类。

　　只要“人命算商品”，那孙二娘卖人肉包子就属正常——“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的途径”，人命是资源，人命的配置当然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卖人肉包子当然是正当的“商业活动”、“市场行为”、“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无可厚非，政府无权干涉——这不过是严格按照“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绝对按照“唯利是图”、“赚钱就是资本最大的道德”、“利润就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的血液”等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当然，前提是用别人的肉赚自己的钱而不是相反。其本质就是“牺牲别人的生存权换取自己的发展(发财)”。谁强(或者说自以为强)、谁有条件把别人拿来做肉包子赚钱(或者说自以为有条件把别人拿来做包子赚钱)，谁就赞成“人肉包子合法”——“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

　　“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人命不是商品，人命大于利润。“利润至上”，但天外有天，至上之外有至上——莎士比亚说：“慈悲的力量高出于权力之上”;“‘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原则说，人生存的权利高出于市场经济的利益之上。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利润最大，但人的生存权却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超越了市场经济体系，比市场经济体系体系之内的原则更高更大。其理论根据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利益原则之类说教推导，而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生存权高于一切——“不得伤害自己性命”是人类公认的一切待人接物的原则底线。《射雕英雄传》里黄蓉对郭靖说：“我虽然跟你好，却也不愿给你割下脑袋来。”——人什么都让也不能让出生命：卖力卖智可以，同心协力可以，以身相许可以，白头谐老可以，甚至同生共死都可以，但任杀任宰就不可以，让别人拿你的命去办自己的事就更不可以。生存权受到威胁的人只要不甘灭亡就必然反抗;生存权受到危害的社会群体只要危害不消除就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任何认同伤害别人生命来谋私利的主张说教都是邪教，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以什么借口。这个原则底线适用于任何事物任何人，对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经济”决定的问题是社会如何发展，“生存权”决定的问题是社会能否存在。没有社会存在，焉有社会发展?没有基础，焉有基础上的建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论：市场经济，但人命不算商品，人命必须超越市场法则。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市场至上”、“利润至上”、“盈利高于一切”，结论：“人命关钱”、“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有更高的原则——“人命关天”、“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结论：必须给“市场至上”、“利润至上”的原则锁上链子、套上套子、关进笼子、加上制约——“‘生存权第一’高于‘利润第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不能赚人命钱，谋财不得害命。“人命不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非法，利润再大也不行。

　　要“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明确要发展的是哪种市场经济：“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还是“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人肉包子合法”的市场经济，还是“人肉包子非法”的市场经济?利润高于生命的市场经济，还是生命高于利润的市场经济?“人命关天”的市场经济，还是“人命关钱”的市场经济?这个大原则大方向不明确，“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裤裆里放屁——跑两岔去了”。

　　表面看，没多少人敢直截了当公然主张“人肉包子合法”。但实际上来点技巧、变变花样、打打“擦边球”，来个改头换面的等效的“人肉包子合法”不费吹灰之力——卖人肉包子的本质是什么?“人命算商品”，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赚自己的钱。“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赚自己的钱”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把人杀了直接做包子卖是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一种——“人命当商品”可以批发，也可以零售;可以是一次性的一锤子买卖，也可以是零敲碎打的积少成多;可以是直接的、公然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隐形的。把人一刀杀了做包子卖是直接地、一次性地“牺牲别人生存权赚自己的钱”，直接的、一次性的“人命当商品”。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制造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强行推广转基因食品、制造通货膨胀、下岗失业、取消福利、强制拆迁、强行征地、让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住不起房、上不起学、承担不起子女的教育等等是间接地、分批分期地、隐形地、慢慢地“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赚自己的钱”——我不一下子把你的生存权全夺了去换钱，而是来个“微积分”——对生存权“微分处理”化整为零：把完整的生存权各个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全权、健康权、养老权、教育权、培养后代权等分割切碎，一样一样地拆开、一点一点地偷去，不声不响、能做不能说地慢慢蚕食、悄悄地换成钱揣进自己的腰包;而对死亡“积分处理”化零为整：每次一点点，但细水长流不断线：卖100%人肉的包子不行，卖带点人肉的包子行不行?一次夺走整条人命去做人肉包子不行，只夺半条命呢?1/4条命呢?1/8?1/16?1/32?1/64?……稍微沾点毒有点害可以不可以?

　　只要不断然拒绝，稍微沾点边，那就妥了：要的就是在“生存权至高无上”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不管这个缺口乍一看有多么微不足道，那没关系，反正“人命不算商品”的堤坝被突破了。剩下的事就是“增量改革”：先来点有毒有害添加剂，然后是毒奶粉，然后是空气污染，然后是转基因……精心把握住“增量改革”的分寸，先是投石问路，然后是一点一滴，然后是点点滴滴，然后是“还有增长的空间”……最后直到一泄千里横扫一切：日积月累、慢慢迭加、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斧断，水滴石穿”，量变引起质变，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软刀子杀人不觉死，软刀子杀人于无形。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一个原则：“人命算商品”;一个实质：“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赚自己的钱”。这种循序渐进隐形地“窃取”别人的生存权赚钱的行径跟卖人肉包子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等效于卖人肉包子——改头换面的隐形人肉包子。

　　“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不存在“卖人肉包子”的问题，“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则是“如何卖人肉包子”的问题：“如何看起来卖的不是人肉包子”、“如何不让人抓住把柄证明卖的是人肉包子”、“如何让人们相信卖的人肉包子不是人肉包子、不算人肉包子”、“如何让人们相信包子里掺点人肉没关系”、“如何让人们相信为了发展，不得不做点牺牲、‘暂时’来点人肉包子”……

 

　　２．没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资本的本性决定它天然要按照“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马克思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利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本只认利润，不认人命。只要放任资本自流，它就必然制造出“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来。

　　资本能量巨大，威力无穷。但事物永远是一分为二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所谓“利”、“弊”当然是从人类生存安全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对人类来说，任何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东西都既可为利，亦可为害：在受控条件下发挥本性则为利，在失控条件下发挥本性则为害——水能量巨大，威力无穷，能用于发电灌溉造福人类。但水不会自己去发电、自己去灌溉。要让水为人服务，就必须使用强制手段，用外力使水违反“水往低处流”的本性跑到人需要的地方、在特定的受严格控制的安全条件下遵循“水往低处流”的本性驱动发电机发电、进入灌溉体系灌溉。汽油、天然气能量巨大，威力无穷，可以用于取暖、驱动内燃机造福人类。但汽油、天然气不会自动去为人取暖、驱动内燃机。要让汽油、天然气为人服务，就必须使用强制手段，用外力限制汽油、天然气的自由和易燃易爆的本性，严格限制它们只在特定安全条件下发挥易燃的本性释放能量取暖、驱动内燃机。没有这些外来的限制放任自流，水会泛滥成灾，汽油、天然气会失火爆炸，对人类只有灾难而无造福。资本也一样：能量巨大，威力无穷，发挥得当则有利于创造财富。但资本不会自动创造财富而不伤人，而必须象水、汽油、天然气一样受到严格控制、在特定的安全条件下发挥自己“利往高处走”的本性才能造福人类，否则必定导致“人命当商品”，必定危害人类的生存——你越证明资本能量巨大、资本控制的市场经济威力无穷，就越从反面证明资本和资本控制的市场经济必须受到严格管制：稍微管制不到位，结果就是人肉包子大行其道，三聚氰胺毒奶粉之类无孔不入。水不能自己管制自己，火不能自己管制自己，资本和资本控制的市场经济岂能自己管制自己?任何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东西无不如此：“驭则为利，放则为弊，纵则为害”，因此必须严加管制——水管制、火管制、电管制毒品管制、武器管制、核管制、易燃易爆物品管制……资本也不例外，必须有资本管制，市场管制——权力必须关进笼子，资本必须关进笼子，市场必须关进笼子。凡潜力威力能量巨大的东西都必须关进笼子——有的东西关进笼子还不够，还必须控制得密不透风，半点空子都不能留：不信让易燃易爆剧毒的液体气体来点跑冒滴漏试试?只要认同“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就必须对一切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能够对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实行管制。

　　(放纵小孩子玩电玩火玩煤气危险，放纵小孩子玩钱同样危险，因为这跟玩电玩火玩煤气一样都是玩弄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东西。可惜许多家长只看得到电、火、煤气是有两重性的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危险品，看不到资本更是有两重性的能量巨大威力无穷的危险品，不让孩子玩电玩火玩煤气，却让孩子敞开了玩钱，等孩子被钱毁了才回过味来：“严是爱，溺是害，娇生惯养不成才”。放纵孩子玩电玩火玩煤气能受害，放纵孩子玩钱同样能受害)。

　　凡能量巨大、威力无穷、善于变化、无孔不入的东西只要放松管制必定危害人类生存——对水放任自流，结果必是水灾旱灾;对火放任自燃，结果必就火灾;对易燃易爆物品不闻不问，结果必是爆炸事故。对资本听之任之，结果必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人肉包子”必定生意兴隆。凡重视人的生存权的人必定坚决主张对一切能量巨大、威力无穷、善于变化、无孔不入的东西严加管制。反过来，凡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反对这种管制的人必定不把人的生存权当回事。

　　要判断某人主张的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还是“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是否主张“人肉包子生意合法”，只要看其是否主张管制资本、管制市场经济就够了。一切坚决反对管制资本、反对管制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主张的都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都是“人肉包子生意合法”。虽然他们不一定直接公开大喊大叫“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但只要按他们的主张取消对资本和资本主导的市场的管制——“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只需要看不见的手，不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和权力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干预市场，不得介入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政府退出”、“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要象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结果必定是“人命算商品”，必定是“人肉包子生意合法”——要杀人不一定直接动手，取消堤坝对水的制约、任凭洪水泛滥就够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要实现“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人肉包子生意合法”不一定赤膊上阵，取消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制约、任凭资本泛滥就够了，实际效果是一样的。只要把资本放出笼子，凭资本的本性和能量自动就能制造出“人命算商品”、“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结果来。

 

　　３．“变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笼罩中国

 

　　在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三十多年来把持的“顶层设计”下，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整个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人肉包子超级市场”，所有中国人都正在变成“待宰人肉包子馅”。中国大地上“人肉包子”生意兴隆，兴隆得“变成人肉包子”的恐怖笼罩中国——如今整个中华民族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日益严重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存权正受到无孔不入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每时每刻都在被连偷带抢地变成别人用于赚钱的“人肉包子”：

　　——假冒伪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通货膨胀、下岗失业、取消福利、强制拆迁、强行征地、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住不起房、上不起学……

　　(当年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今是“中国之大，已经难以寻找出一样可靠的食品、洁净的空气、放心的水源”。)

　　——河南一大学生向父母要钱不遂而挑断父亲脚筋、活剥母亲头皮;

　　——四川某14岁少年因父亲威胁他再上网就断脚筋而在家人饭里下剧毒;

　　——《金羊网》报道“村民疑因打麻将输钱行凶致2名婴儿死亡”;

　　——《中安在线》报道“儿子出狱后卖宅基地赌博被父亲砍死”;

　　——《晶报》报道“6个月女婴遭养母摔打后抽搐近20小时死亡”;

　　——《海南特区报》报道“跨海铁路挖出偷拐婴儿大案16名婴儿获救”

　　……这样的报道至少平均每天一起——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013年4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而提前死亡，也就是说，当年全体大陆人为空污付出的代价是两千五百万年的寿命。

　　——2013年4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癌情告急：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死亡率为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苏联死亡二千万，家家有亲人丧生，死亡率相当于总人口的10%。如今“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对中国人生存权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世界大战10%的死亡率，更远远超过“公知”们拼命捏造的“饿死三千万”所相当的六亿人口的5%的“死亡率”(“公知”们对捏造出的“饿死三千万”的5%“死亡率”大喊大叫“义愤填膺”，对眼前实实在在的高达13%的真正死亡率装聋作哑，其无耻无赖卑鄙肮脏可见一斑)。这足以证明“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对于全体中国人的生存权造成的威胁已经累积到异常严重的地步，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了。

　　(人大的反毛狂张鸣声称毛泽东时代“大规模地人相食”、“‘文革’把中国变成了‘食人部落’”。实际上真正的“大规模地人相食”时代的是现在，是现在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变成了‘食人部落’”的不是别人，就是张鸣和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这些“普世公知”。正是他们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把人们都变成了魔鬼，丧心病狂无孔不入地连偷带抢把别人的生存权拿去赚钱——那些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难以忍受的污染、转基因食品等等哪一项不是抢走老百姓的生存权变成自己的利润?哪一项不是变相的“人肉包子”?那一项不等效于吃人?这一切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活生生的事实?这难道不是“大规模地人相食”?难道不是“把中国变成了‘食人部落’”?毛泽东时代哪有这些?黑白曲直铁的事实岂能凭张鸣的那张烂嘴一翻就彻底颠倒了?)

 

　　４．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药”

 

　　被孙二娘拿去做包子的人个个事先一无所知，当然更不会被征求意见，全靠蒙汗药使其麻木不仁，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生存权被以“微积分”的方式间接地、分批分期地、隐形地、慢慢地被人剥夺掉换钱的人同样个个事先一无所知，当然更不会被征求意见，同样全靠蒙汗药使其麻木不仁，任人摆布，任人宰割。只不过这“蒙汗药”是无形的、精神上的“蒙汗药”——“人命算商品”、“市场万能”、“一切都是商品，人命也不例外”、“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的途径，人命是资源，人命的配置当然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商品经济，利润第一”、“赚钱就是资本最大的道德”、“利润就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的血液”、“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发展是硬道理”、“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这“精神蒙汗药”已经下了几十年了，不过一直小心翼翼按照“增量改革”的操作规程，不声不响、不知不觉、不动声色、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下到每一个人脑袋里，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以至几乎没引起人们的警觉。)

　　局势已经日益明朗：任凭“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继续如此猖獗下去，所有中国人的生存迟早不保。中国人要生存就必须当机立断有所作为，首先必须猛醒，摆脱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中国变成“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的三大王牌“精神蒙汗药”的麻醉：⑴.“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⑵.“虽然牺牲了生存，但获得了发展，成绩是主要的”;⑶.““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

 

　　⑴．“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

 

　　“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最典型的表述是厉以宁的名言：“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理论”表面上仅仅是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实际上用割裂“发展”与“生存”辩证关系的手法一举摧毁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道德体系基础——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这句话把人权核心组成部分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说得清楚之极：生存第一，温饱第二，发展第三。“温饱”是“生存”的延续、扩展和升华;“发展”是“生存”的持久保障。“温饱”和“发展”都只能也必须以“生存”为基础和前提。离开“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毫无意义。跟“生存”相比，“温饱”和“发展”永远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永远只能服从于生存、服务于生存、有利于生存而不能有害于生存。生存权是人权的核心，是人权最大最重要最本质的部分。离开生存权，“人权”就毫无意义。脱离生存权，奢谈“人权”就纯属胡说八道。没有生存权就没有一切，危害了生存权就危害了一切。侵犯生存权是最大最恶劣最不可饶恕的侵犯人权。保护人权，首先必须保护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牺牲少数人的生存换取多数人的生存是正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生存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注：实为“发财”)是罪大恶极。“生存权第一”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一个判断是非的基本准则：特殊情况下能够允许为“生存”而暂时牺牲“温饱”和“发展”，也能够允许为“发展”而暂时牺牲“温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为“温饱”和“发展”而牺牲“生存”。

　　“牺牲生存换取发展”必导致灭绝人性的罪恶。典型例子是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法本公司奴隶工厂和V-2导弹奴隶生产线——你能说那些东西不算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吗?割裂“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认同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结果就是牺牲受害者的“生存”、换取纳粹法西斯的“发展”。除了纳粹法西斯，谁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发展”结果?

　　如今北方的雾霾、南方的“猪江”、无孔不入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日用品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司空见惯的“易毒而食”等现状难道不该引起中国老百姓的高度警觉：“普世公知”们难道不是正在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巨大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难道不是正在把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奴隶劳的命运照样加在中国老百姓头上?——只要不坚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为‘温饱’和‘发展’而牺牲‘生存’”、“不能允许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发财)”的底线，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

　　“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原则一确立，就突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个最要害的原则底线，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立刻荡然无存——从此“人命算商品”，卖人肉包子理直气壮：我这一切都符合“牺牲生存换取发展”。所有那些卖毒奶粉的、卖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日用品的、制造假冒伪劣的、豆腐渣工程的、坑蒙拐骗的、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出人命的都可以说，我不过是跟厉以宁学的，不过是按厉以宁“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理论行事，按“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你能牺牲别人的生存换取你的发展(发财)，我为什么不能牺牲别人的生存换取我的发展(发财)?你牺牲了三千万老工人的生存权都没事，不但没事还越来越吃香，弟子门生个个官运亨通，我牺牲几个老百姓的生存权换取自己的发展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这些人嘴上是否当真说出来，实际心里必定有这样的念头。而只要人们心里普遍有这样的念头，那就不是靠简单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所能管得住的。何况当权者只要认同了“牺牲生存换取发展”，那就实际上已经认同了“人命算商品”，认同了人肉包子生意，道义上已经站不住脚了，自己首先就不干净，又怎么可能当真惩罚卖人肉包子的?当真追究起来指不定谁追究谁呢。结果必定是演戏，最后实际的结果必定是谁无权无势谁牺牲，谁有权有势谁发展;必定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发财)”、“牺牲穷人的生存换取富人的发展(发财)”。

　　“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理论”走到哪里，那里就必出人命——八天之内三个地方三起“意外”压死拒绝强迫征地的农民不就是最新的例子?不牺牲农民的“生存”，怎么换取房地产商的“发展”?“莫谓书生空议论，强征地处血斑斑”，厉以宁们的“理论”可不是吃素的，充满了血淋淋。

　　“牺牲生存换取发展”原则的运用是无止境的，可以反复运用、无限运用、用于任何人，谁有权谁就用来收拾别人，一旦失势则被新得势的人用来收拾自己。主张“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必定以强者自居，算定牺牲的是别人，发展(发财)的是自己;当“人肉包子”的是别人，当“孙二娘”的是自己。但第一，强弱之势可以转换;第二，“强中更有强中手”;第三，“人算不如天算”，你能算计别人，别人同样能算计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防得了今天，防得了明天，防得了一辈子吗?不管被“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而牺牲掉生存权的人一开始有多少、摊上的是谁，到头来大家都逃不掉：工人的生存权可以牺牲，农民的生存权可以牺牲，其它人的生存权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今天可以牺牲3000万，明天为什么不可以牺牲十三亿?今天能轮到他，明天为什么不能轮到你?雪崩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了;魔鬼一旦被放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人命算商品”的地狱之门一旦打开，以後的发展就不是谁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了，剩下来的问题不过是每次轮到谁下地狱，结果是人人有份——所有人的生存权最后都得被当成商品。

　　癌症的全身扩散，是从单个细胞的癌变开始的;整个社会人人自危、面临“谁当人肉包子”，是从“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开始的。突破一点，全面扩散，一发而不可止。原则一完蛋，后患必无穷，彻底决堤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如今不是整个中国社会人人都感受到“生存权被一点一点抢去做人肉包子”的恐怖了吗?

　　“普世公知”们说，如今中国社会道德大崩溃是毛泽东造成的：“国人的底线缺失，从表面上看，是惟利是图，是市场经济刺激的。但从根子上讲，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这种集体突破和糟蹋底线的行为，经历多了，人的良知也就没了，底线也没了”、“进入市场经济，没有底线的个人之恶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愈演愈烈。”(张鸣：“是信仰缺失还是底线缺失?”)“血色的‘文革’溶进这片盐碱沼泽地，成为罪恶的酵母，奶粉里能尝到它，大米里能尝到它，鸡蛋里能尝到它，黑奴工里能闻到它，被拐卖的婴幼儿奶香里夹杂着它，就连地下水、空气里都能闻到它的血腥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教科书、影视剧，数十年来，作为国家战略的仇恨教育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个国家原有的野蛮力量。”这纯粹是贼喊捉贼。搞假冒伪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无孔不入坑蒙拐骗的有几个是毛泽东时代长大的?有几个是出于政治仇恨才这么干的?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什么时候提倡过“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赚自己的钱”?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有变成人肉包子的恐怖吗?用得着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自己的生命健康被人偷偷巧取豪夺弄去赚钱吗?毛泽东时代有人敢叫嚣“搞死了就是钱的问题，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吗?如今的人呢?有几个能摆脱这样的恐怖?如今社会泛滥成灾的道德败坏、损人利己、谋财害命并非出於仇恨，而仅仅是按“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事。造成这一切的是“改开”;是“普世公知”拼命宣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是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论”——否定了“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认同了“牺牲生存换取发展”，出现“人命算商品”就是必然的，“人肉包子”生意兴隆就是必然的，整个社会道德大崩溃就是必然的——主张“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成了“国师”的社会，价值观能是个什么水平?道德体系岂有不崩溃之理?

　　(生存、温饱、发展，当资源有限的时要确保生存，又要坚持发展，那就只能暂时委屈温饱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走的就这个路子：一穷二白的底子，要保证所有人的生存权，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那可行的办法就只能暂时限制温饱的改善速度了。“普世公知”们走的路子则完全不同：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发财)和“温饱”(奢侈)。从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就会说：“毛泽东时代人人贫穷，如今富裕，如今比毛泽东时代好”;从生存权的角度出发，就会说：“毛泽东时代没有生存权的危机，人人都有安全感，如今则充满危机，还是毛泽东时代好”——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当你被迫承受毒气、毒水、毒食、毒雾霾、无穷无尽明里暗里看不见但确实实在在存在的危害健康的东西的折磨的时候，当你看到无辜婴儿变成大头娃娃、结石娃娃、早熟娃娃的时候，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力壮的生命莫名其妙地被不治之症夺走的时候……你应该至少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要归功于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归功于他们“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吃人“理论”——没有这样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人肉包子生意合法”的社会后果。冤有头，债有主，生存权被人偷去抢去做了“人肉包子”的受害者即使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至少应该能做到一条：“死也死个明白”。

　　“牺牲生存换取发展”不但必然导致社会道德大崩溃，而且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大崩溃。前面已经说过，“市场经济”决定的问题是社会如何发展，“生存权”决定的问题是社会能否存在。没有社会存在，焉有社会发展?没有基础，焉有基础上的建筑?“人命算商品”、“牺牲生存求发展”是饮鸩止渴，挖肉补疮，自己割自己的肉充饥。牺牲社会的生存而求一时的表面的“发展”，最后结果必定是越“发展”社会危机越严重——谁愿意当人肉包子?谁愿意被人把自己的生存权拿去牟利?碰到这种情况谁不拼死反抗?“牺牲生存换取发展”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越发展，生存权被剥夺掉的人越多，为求生而拼死挣扎越剧烈越不择手段，被当成“人肉包子”遭暗算的几率越大，不满情绪越高，社会矛盾越尖锐，反抗越猛烈。这不是“仇富”，而是“求生”。再借口“仇富”、“维稳”镇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牺牲生存换取发展”总战略的必然产物。这种反抗必然导致社会性危机——社会存在的基础被掏空了，社会岂能不摇摇欲坠?(如今“维稳”经费不是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吗?老实讲，这还仅仅是开头。)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可以牺牲生存换取发展”不是简单的“学术理论”，而是一个极其险恶的政治阴谋——以“通过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换取发展来取得合法性”为诱饵，把共产党引向“杀民毁国求发展”的与人民为敌的绝路。如此越“发展”，“政绩”越大，牺牲掉的老百姓的生存权越多，激起的民愤民怨越强烈，对合法性的破坏越大，后果越严重。不仅如此，更恶毒的是它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一场隐形内战，更确切地说，是一场隐形的全面动乱、全面大屠杀——人们通过损人利己“易毒而食”互相撕杀，每个人都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在被算计、被瞄准、被猎杀，但每个人都不知道敌人是谁、有多少、在哪里，不知道该相信谁、依靠谁，谁都可疑，谁都可怕，谁都不得不防，每个人都随时随地生活在恐怖和紧张之中，整天担惊受怕怀疑别人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病人怀疑医生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医生怀疑病人想拿自己做“人肉包子”，一天到晚杯弓蛇影战战兢兢，其他人之间也一样，每个人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险境。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体系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崩溃过。如此阴险毒辣、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后患如此无穷的阴招损招有史以来从未见过，实属登峰造极，举世无双。

 

　　⑵．“虽然牺牲了生存，但获得了发展，成绩是主要的”：

 

　　第一，“人命”与“发展”能等价交换吗?什么样的“发展”能让死人活过来?对于死人来说，即使把全地球的财富都赔上，又有多少实际意义?

　　第二，这个结论实际承认没有能力建立“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原来许下的天花乱坠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仅仅在一开始有“原罪”，只要“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就能强盗金盆洗手、婊子嫁人从良，从此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虽然牺牲了生存，但获得了发展”证明他们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是孙二娘的人肉包子生意，必须有源源不断的人肉供应才能维持运转，不持续杀人就混不下去，没有改邪归正的余地——如今的“民营企业”有多少可以不造假、不掺毒、不加三聚氰胺、不偷工减料、不假冒伪劣、不造豆腐渣、不制造污染、不拼命压低工资、不削减职工福利、不行贿受贿、不偷税漏税、不上下打点倚仗权力、一点亏心事不做，完完全全理直气壮靠技术过硬、服务周到、管理科学而生存、发展、壮大?(更不用说顶得住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的打压收买分化瓦解、走向世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左右制定游戏规则、领导某个领域的世界新潮流了。)有多少人能够既避免“心黑脸皮厚”又当上“民营企业家”?(我就做不到，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强迫自己明知是坑人还要干，明知是无赖还要套近乎。所以宁可被讥为“无能”、“落伍”、“被改革淘汰”、“失败者”也不愿走经商从政发财之路。相信这样的心甘情愿的“失败者”为数不少。)

　　“牺牲生存才能获得发展”证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宰的条件下，靠私有制不可能建立“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单打独斗没有前途。靠单一系统出众、个人能力高强顶多赢得了局部的战斗战役，但改变不了全局，赢不了战争。

　　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就结束了。现代的市场经济跟现代战争一样，是体系对抗——国际垄断资本财团主宰下的体系对抗。没赶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国家后起的“民营企业”不管如何出众、如何能力高强，也没有办法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原则跟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竞争抗衡，因为这只能是实力悬殊不公平较量：一边财大气粗、实力强大、经验丰富、组织严密、国际市场上关系盘根错节，游戏规则由人家制定，由人家掌握;一边势单力薄、单打独斗、两眼一抹黑、只能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孤军奋战、听从人家的裁决;一边不但可以动员经济基础领域的各种力量，而且可以动员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切力量协同作战，一边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不但要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还要应付来自同行的拆台挖墙脚……这样的大局面决定结果只能是一边倒——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后进国家私有化企业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则无法跟人家竞争，个体能力再强再努力也顶多能在一时一地有所发展，迟早被人家搞垮、收买或边缘化。那么能不能也象人家那样形成盘根错节的集团体系呢?没门。那样的历史时期已经错过了。“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愿意给后起国家的“民营企业”坐大的机会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愿意给非核国家发展出超越自己的核武器的机会吗?这种大局面决定后起国家只有两条路：要么屈膝投降，甘心情愿永远受人家支配，给人家打工;要么跳出私有制企业按步就班慢慢发展的常规，靠公有制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在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的压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准搞公有制，“公有制没效率”、“大锅饭养懒汉”，私有化才是出路，私有化才能大发展。如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难道不是证明“人间正道私有化”?

　　不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伴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是什么?世界第一大污染国、第一大“山寨”国、第一大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日用品全面猖獗国、贫富分化第一剧烈国……所有这些证明中国的私人经济“民营企业”没能力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规则按照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支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跟人家竞争，就剑走偏锋，另辟邪径，靠牺牲人命把成本压下来，靠旁门左道求生存搞发展，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跟“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竞争。这本质是经济领域里的靠拼人命取胜——当年日本按照“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常规作战原则打不过，就玩起了“自杀飞机”，靠拼人命取胜;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私人经济靠“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竞争不过，就玩起了“牺牲生存换发展”，靠压榨老百姓的生存权实现廉价来维持竞争，同样是靠拼人命取胜。(“公知”们整天骂义和团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是愚昧无知、无视科学，那如今中国的私人经济“民营企业”靠牺牲中国人的生存权来硬拼国际垄断资本呢?难道不是经济领域当代版的“用血肉之躯硬拼洋枪洋炮”?难道不同样属于愚昧无知、无视科学?当年义和团再愚昧也只愚昧了一阵子，持续了不到一年，如今呢?持续了三十年都不止。这不仅仅是愚昧无知无视科学，而且还居心险恶。)

　　孙子兵法云：“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注意这第五危：“爱民，可烦也”——讲人道，就可以用人道拖住你，让你背上个大包袱——如果单纯从“背包袱”的角度看问题，那不管别人死活的一方永远比必须确保别人生命的一方占便宜。比如无人飞机因为用不着维系飞行员生命保障所必须的一切设备，也用不着必须把飞机过载机动之类性能限制在人生理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一些方面的效率可以比有人驾驶的飞机高得多。公有制企业是“人命不算商品”的经济体系，只有在确保所有人的生存权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讲求利润和效率，必须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面面俱到，为确保生存权付出一切必要的代价。而私有制企业是“人命算商品”的经济体系，从来都是把维系人生存权的一切统统当包袱甩掉，“彻底轻装”、“灵活机动”、“一往无前”。二者一个以整个社会的综合效益为核算单位，一个以社会的一个个体为核算单位;一个把维系生存权的必须资源全部算入成本，一个则把这部分资源当包袱七折八扣尽量甩掉。表面上一算帐，私有制企业的帐面“成本”比公有制企业当然要低得多，赚钱“效率”当然要高得多。但是真正的要害成本被隐瞒了——公有制场经济体系里没有“变成人肉包子”的问题，而私有制经济体系则永远存在一个“谁变成人肉包子”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绝对排除变成人肉包子的可能。“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决定任何人也不会心甘情愿俯首贴耳乖乖被做成“人肉包子”，必定拼命反抗。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规模越大，沦为“人肉包子”命运的人越多，反抗越激烈，后果越严重，直到整个社会剧烈动荡。这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有其一必有其二，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大。因此私有化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是在“企业赢利”这一单项指标效率很高，而“社会安定”这一综合指标效率奇低，甚至根本谈不上效率——在眼前的单独的具体的市场行为上赚到的钱，早晚在长远的综合的总体的社会安定上赔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诡辩绝招就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只许以企业为核算单位，不许以整个社会为核算单位;只许算企业帐面成本，不许算整个社会的综合成本，对“人命算商品”导致的社会动乱成本一概不算，通过玩弄各种数字游戏给出“公有制效率低”、“人间正道私有化”的结论。

　　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跟“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硬拼求发展，可以获得一时的成果，甚至很惊人的成果，但这样的发展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要靠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才能维持，不消耗人命就不能持续，不以人肉包子为动力就要停摆。一旦不能靠压榨老百姓的生存权获得的廉价竞争了，或者靠压榨老百姓的生存权获得的廉价优势不复存在了，不但立刻发展不下去，而且已经取得的一切发展都会土崩瓦解——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经济规模迅速发展靠的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实现出口导向的最大王牌是“物美价廉”，实现“物美价廉”的最大诀窍是“人工成本低”。如今这种优势已经面临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挑战——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要防止美国重蹈英国的覆辙、防止经济空洞化虚拟化、防止社会危机就必须扭转制造业衰落外流的趋势。所以奥巴马要大力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而新一代的技术如3D打印、智能装配机器人等则为挑战中国靠“物美价廉”实现出口导向提供了技术手段。种种迹象显示，中国靠牺牲老百姓生存权实现“物美价廉”的手段将遇到来越大的挑战。换句话说，靠“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来取得“发展”的路子很难再一帆风顺了。

　　假冒伪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无孔不入的坑蒙拐骗、强制拆迁、通货膨胀、拖欠工资、克扣福利等等令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东西当真没治吗?扯蛋。共产党如果真下决心治，哪有治不了的祸害?中国几千年匪患不绝，哪朝哪代都束手无策，共产党一上台没几年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如今这些祸害难道比几千年的匪患还厉害?问题在于选择了“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就被上了套：“要生存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不能生存”——当真按照“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严厉打击绝假冒伪劣、毒奶粉、毒食品、毒药品、毒衣服、毒建材、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相当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就混不下去了，靠“民营企业”维持的“发展”就完蛋了，就没法靠“发展成就”来维持“政权合法性”了。而靠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获得发展又必然激起老百姓越来越激烈的反抗，同样破坏“政权合法性”——“进亦难，退亦难”，真正的进退两难。

　　靠“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吃饭，实际是靠人肉包子吃饭。这样的人不管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实质上已经不干净了，已经属于“吃人部落”的成员了。一旦严格取缔“人肉包子”、严禁“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许多习惯了享受“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的人立刻会不习惯，会大喊大叫拼命反对。比如谁都知道北京的雾霾是无限制发展私人汽车的结果。不是人人开车，但人人都得闻废气。开车是发展成果，闻废气是牺牲生存——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的生存遭到牺牲。如果要保护多数人的生存而禁止在大城市普及烧油的私人汽车，享受惯了开车这发展成果的“成功人士”肯定不干——虽然他们未必都直接赞成“人肉包子”，但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习惯了人肉包子的滋味，已经离不开了。这种局面才真正令人恐怖——据说老虎一般不吃人，但一旦吃了人、尝到了人肉的滋味，以后就难说了。人一旦尝到了“人命算商品”的滋味，以后想戒就难了。这令我想起一个描述吸血鬼的恐怖片——影片中的吸血鬼最恐怖之处不在于如何狰狞，而在于防不胜防——片中的吸血鬼跟普通人一样，但人只要被它咬一口，从此也就成了吸血鬼，到处吸人血，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流毒无穷。影片中最吓人的地方是象正常人一样的吸血鬼悄悄接近毫无堤防的受害者突然张开嘴露出獠牙要咬人的那一刹那。据说这个镜头吓死过好些人。许多人看完电影之后疑神疑鬼，看谁都象吸血鬼。好人被吸血鬼咬了之后变成吸血鬼是艺术夸张，而好人习惯了“人肉包子”的滋味之后上了瘾从此离不开吃人则是社会现实。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就象艺术中的吸血鬼，让人们一沾上就跟着变坏，不知不觉中变习惯了“人肉包子”的滋味，甚至象中了毒瘾，不下极大的决心、不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痛苦就没法戒掉。

 

　　⑶．“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说：私有化自由化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是“人道”的、“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吗?可见“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原始本性不可能不把人命当商品。原始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折不扣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灭绝印地安人，贩卖奴隶，贩卖毒品……西方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原始的赤裸裸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演变为披了一层“人道”外衣的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命算商品”，是阶级斗争逼出来的，是西方工人阶级持续百年的抗争包括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抗争逼出来的，是“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全球性危机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逼出来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逼出来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逼出来的——美国人接受罗斯福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自由市场万能”导致1929年美国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同苏联的制度这种形势逼出来的。美国立国以来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种族割裂制度被逐步废除，是美国黑人发起的民权运动逼的，更是毛泽东逼的——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这使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从而使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所有这些只能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不把人命当商品”是被逼出来的，“千逼万斗始出来，千方百计打折扣”，心不甘情不愿，永远是相对的、被动的、不得已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不稳定的、随时随地可以变卦的，“把人命当商品”的自发本能才是绝对的、主动的、无条件的、自发的、永久的，有空子就要钻，有机会就要变——所谓“人命不算商品”国内一个样，国外又一个样;已经被人牢牢盯住的领域一个样，新技术新领域又另一个样;苏联存在时一个样，苏联解体后又一个样;瞒不过去的一个样，瞒得过去的又一个样;不好惹的一个样，好欺负的又一个样……只要一个看管不到，立刻故态复萌，恢复“人命算商品”。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杜绝“人命算商品”——市场经济是资本流通的经济。对市场的管制实际是对资本的管制。私有制这个大前提决定对资本的管制不可能彻底。要从根本上消灭“人命算商品”就只有公有制。只有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才是彻底的“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公有制不是不要市场经济，只是要给市场经济套上套子，给支配市场的资本套上“绝缘材料”——资本是一种能量，跟电能一样驭则为利，纵则为害。怕电死人而禁用电错误，因为电有用就不加防范任凭到处跑电漏电电死人也不管同样错误。怕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导致“人命算商品”而取消市场经济错误;因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神通广大而取消一切管制任凭“人命算商品”同样错误。对电能正确的做法是用绝缘材料约束住高压电，只准其在导线内自由流动，不准沿其他方向乱串。导线内电阻力越小越好，电流流动越自由越好，导线外电阻力越大越好，电荷半点无泄露才好，有利于这些大方向的技术改进多多亦善，从不间断。对无害人体的低压电则用不着严加约束——譬如人可以用手直接拿钮扣电池而不必带绝缘手套。对资本的正确做法是用公有制约束住巨额资本，只准其在“人命不算商品”的领域自由流动，不准向“人命算商品”的方向乱串。在“人命不算商品”的领域制约越少越好，资本流动越自由越好;在“人命算商品”方向制约越多越好，资本寸步难行才好。有利于这些大方向的正当改革多多亦善，从不间断。对于小额私人资本则允许存在——譬如毛泽东主张的公有制是“国民经济要害领域内实行公有制的同时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并不是一切行业一刀切。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市场万能”、“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等说教证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历史、对贯穿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对西方工人阶级持续百年的抗争包括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抗争、对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教训、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教训一窍不通，视而不见，既浅薄又专横，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凭空捏造弥天大谎——所谓“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能通过竞争和淘汰自我净化、自我优化、自行解决一切问题”实际意思是说，只要任凭老虎敞开了吃肉，老虎吃够了就会“自我优化”改行吃素;“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人命买卖做多了就能自动转变为“人命不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这等效于把“笼子里的老虎吃不到人”硬说成是“老虎不吃人”，真正目的是让上当受骗的人傻头傻脑放虎出笼吃自己。

 

　　二．为什么不顾一切后果强制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

　　１．“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为什么要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祸国殃民?仅仅是“学术水平低劣”、“好心办坏事”吗?

　　毛泽东说：“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对三十多年来无数证明“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正在把中国社会逼向死路的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铁了心蛮干到底，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究竟安的什么心?茅于轼的两句话提供了钥匙。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

　　茅于轼所谓的“精英”指的是什么人?

　　第一，显然只能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而成“精英”者只能是天生的异类，诸如神仙皇帝真命天子，一生下来就“天生异兆”之类。这样的活神仙现实世界里不定多少年才出一个，治理社会显然不能指望这种人。

　　第二，显然只能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虽学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饭的人)——管理社会、管理国家说到底是管理人。文科是跟人打交道的学科，因此只有文科类知识分子敢宣称自己跟管理社会、管理国家“专业天然对口”。理工科是跟自然打交道的学科。搞理工的知识分子如果坚持专业，就必然专心致志跟自然打交道，成功的标志是专业领域有所发明，即便搞管理也是专业领域内的管理。如果半路出家改行，不搞所学专业而干起了文科类知识分子干的事——专跟人打交道，那就意味着在本专业混不下去了，就不能算“理工科知识分子”而只能算“文科类知识分子”了。搞理工的知识分子顶多会说社会“可以”由自己治理”。敢狂妄傲慢地宣布社会“必须”由自己治理的，只能是文科类知识分子。

　　第三，显然只能是自命高贵、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精神贵族——所谓“精英”，意思就是比普通老百姓高级，高等，高贵，高人一头。这个结论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赠送的，而是某些知识分子自封的——要么是自己的自吹自擂，要么是文科类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吹捧、互相封授，反正没经过工农兵老百姓的承认和批准。如此“精英”必然对人民群众充满了轻篾和歧视——否则怎么会不由分说自命“精英”，不由分说就要处处高人一等，不由分说就要摆布人家的命运，根本就不征求人家的同意?只有自命精英、以贵族自居、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行为特征。

　　由此可见，茅于轼所谓“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的真正意思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国家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以下统称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注意：三大因素一个都不能少：必须是知识分子，必须是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虽学理工出身但半路改行靠搞文科吃饭的人]，必须是蔑视人民群众、自命高人一等、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的精神贵族。少一样都不算茅于轼所谓“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精英”，不算本文所谓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并不是茅于轼的发明，而是中国几千年一贯的制度。只不过过去叫“学而优则仕”，如今叫“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虽然名称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完全一样。

　　“普世公知”们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资中筠说：“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资中筠：中国社会缺乏真正贵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资中筠的这些话证明今天的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今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跟过去的“士大夫”一脉相承，都自命贵族，都自以为高人一等，都自命有权支配老百姓的命运，都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己治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并不仅仅是茅于轼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从古到今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

　　“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古往今来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全部追求，是他们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绝对不可动摇的原则。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当年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普世公知”，其一切言行主张说穿了就一句话：“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一切都围着这个主题打转，都以这个结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他们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无非是破坏了“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必定如何如何坏，实现了“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必定多么多么好;世界上一切罪恶全都是破坏“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造成的，全天下一切好事全都是坚持“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带来的。

 

　　２．千古血债未清算

 

　　中国几千年来不管哪朝哪代都是“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通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国。朝代换了又换，但“通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国”的制度一直没变。几千年来实际治理中国社会、实际执掌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掌管中国的实际统治权几千年，王牌是两大神话：第一，中国是“礼义之邦”、“天朝上国”、“世界中心”，其它一切都是“不知礼数的化外蛮夷”，因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第二，孔子是圣，孟子是贤，孔孟之道是世界最先进文明的代表，是绝对权威，必须无条件遵循，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任何挑战。这样一来孔孟之道这“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规定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便使“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有了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只要这两大神话不被戳穿，只要尊孔，“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中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尊孔——不在乎谁当皇帝，只在乎是否尊孔。王朝建立之后才是皇帝在知识分子里挑选谁当官，王朝建立之前却是知识分子在各路人马中挑选谁当皇帝：只投奔拥戴尊孔的，坚决口诛笔伐不尊孔的。如此一来只有尊孔的能当上皇帝，能当上皇帝的必然尊孔。而只要尊孔，就必定是“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这样的大前提决定了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掌权的一贯行为特征：

　　第一，只坐天下，不打天下——既然只要尊孔，不管谁当皇帝都必定“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有此保票，何必流血拼命打天下?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即可。

　　第二，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不干实事、不干好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一切地位、一切特权都来自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是权术之道，从根本上轻视生产，轻视实践，轻视实干，轻视人民群众。抓住了孔孟之道就什么都有了，违背了孔孟之道就什么都没有，再努力创造财富、重视实践、联系人民群众也无济于事。“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存在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可能不鄙视劳动、鄙视创造财富、鄙视实践、鄙视实干、鄙视人民群众、鄙视实事求是，不可能有兴趣钻研科学技术、培养科学作风，不可能有凝聚力。“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个无条件存在的绝对论断，无条件地赋予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个整体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和支配老百姓的绝对权力——绝对的话语权、绝对的管理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个整体不可能不腐败，不可能不垄断话语权以权谋私，不可能不热衷于钻营硬权力持权抢劫老百姓，不可能不瓦解一切法律法规。每一个新朝代不管刚建立时如何朝气蓬勃，只要按照“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把各级权力交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马上就开始了腐化堕落制度荒废的走向反面的进程，最后无不土崩瓦解垮台完事。新的王朝则又开始新一轮的“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第三，不负责任，不承担后果——治国治砸了可以，政权崩溃可以，但危及“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就不可以。这就决定决不能允许说政权腐败堕落、官逼民反是当权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责任。资中筠说得非常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定要掌权治国，但绝对不负责任——一定要掌权治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绝对不负责任：“‘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伸手要权了就是“天下兴亡”，就“匹夫有责”;把国家搞垮了要追究责任了就是“朝廷兴亡”，就“匹夫无责”了。究竟是属于“天下兴亡”还是属于“朝廷兴亡”全凭自己满嘴里跑舌头。总之王朝垮台、天下大乱的责任是别人的，不得找具体掌权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算帐。谁的责任?倒霉的亡国之君加老天爷——“五德循环”、周而复始是“天意”，“天命不可违”;旧王朝倾覆是“昏君无道”、“获罪于天”、“气数已尽”，拥戴新王朝是“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问题、一切罪责都是末代皇帝这个倒霉鬼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没关系，跟“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根本原则的更没关系。

　　“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和周期性动乱杀戮，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欠了中华民族千古血债：

　　——为什么闭关锁国?“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一旦国门大开、信息自由交流，“世界中心”、“天朝上邦”、“天下第一”、“孔孟是独一无二的圣贤”之类神话很快就保不住了，“唯一文明里的唯一圣贤规定了‘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绝对权威很快就保不住了。理论根据保不住，必然要威胁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至高无上。

　　——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一发展科学技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可能变成“社会也可以由善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治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吃香，就要挑战无条件迷信“圣人之言”，挑战“难得糊涂”，挑战主观唯心信口开河，就会信奉追根究底、一丝不苟、“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为什么孔孟之道至高无上?……科学技术发展了，善于实干、善于发明创造的威信高了，善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家就香了，只会主观夸张的“嘴把式”就掉价了，专门舞文弄墨搬弄是非、“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高高在上谁也瞧不起、“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还神气活现得起来么?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普及教育。教育一普及，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麻烦了——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尊严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还尊严得起来吗?

　　——为什么专制独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民主的基础是平等。独裁的基础是不平等。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不能平等：自命精英意味着别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智下愚”的关系，自己是“上智”，别人是“下愚”，所以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专横武断的结论完全以“圣人之言”为权威根据，不容质疑，靠权力强加于人。这一切只有靠独裁专制、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才能确保。没了孔圣人的大棒，没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特权地位，任凭平民百姓、下里巴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跟自己平起平坐，那还怎么高高在上?还怎么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为什么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第一，商品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竞争。“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允许其它人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自由竞争吗?第二，商品经济要有商品可供交换。作为整体，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能生产什么商品供交换?从无数人翻烂了的四书五经里编出来的八股文?有多大市场?第三，商品经济是利润第一，“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教条第一。“教条第一”碰上“利润第一”算老几?商品经济吃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在商人面前还能有多大威风?(搞“重农抑商”不能说没有点煞煞商人威风的用意。)第四，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离不开规则。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离不开权术，离不开文字游戏玩弄规则，完全格格不入。第五，商品经济发展了，商品就要满世界流通，商人也要满世界跑，这就要冲击到“闭关锁国”，就要威胁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至高无上。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确保不管谁当皇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都能掌握权力，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赋予他们对老百姓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决定他们不可避免地以权谋私，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的贪婪，腐败钻营一刻也不停，什么法律规章都不过是一堆废纸，直到把整个政权大厦蛀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朝廷兴亡，匹夫无责”决定他们用不着为政权的死活操心负责，可以振振有词地用“五德循环”、周而复始是“天意”、“天命不可违”、旧王朝倾覆是“昏君无道”、“获罪于天”、“气数已尽”等理由把全部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再打出“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旗号拥戴新王朝，开始新一轮的腐蚀。他们就象一群白蚂蚁，不管多新的房子都要全部啃光变成废渣，最后轰然崩塌，然后寄生到新的房子里，开始新一轮的蛀蚀，为新一轮的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准备条件。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从不间断，是因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从不间断。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大动乱的罪魁祸首，是历史上无数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只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制度还存在，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的惨剧就将继续。

　　——为什么中国盛产汉奸?“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治国治得周期性动乱，又不肯负责，于是创造出一整套推卸责任改换门庭的理论：“五德循环”、“天命难违”;旧王朝倾覆是“气数已尽”，拥戴新王朝是“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谁来统治不重要，谁重用自己才重要，给奶便是娘，给权便是王，只认朝廷和权力，不认国家和民族，把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与图谋亡国灭种的外来侵略混为一谈。这样的汉奸理论导致汉奸的盛产。

　　——为什么中国人内斗不休?“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必然结果。这一制度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用不着跟任何人有共同的目标：用不着同心协力打天下，用不着同心协力创造财富，用不着同心协力保政权，用不着同心协力做任何改变客观世界的事。每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成功只依赖于个人主观的夸张，不依赖客观的实践，不依赖集体的合作，连别人的配合也不依赖，因此不需要遵守客观规律，不需要替别人着想。没有共同的利益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但文人相轻，而且跟任何人都充满矛盾，充满争权夺利，充满勾心斗角。因为不需要参与改造客观的实践，因此不可能用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成果证明自己。要证明自己就只能靠主观的夸张。当所有的人都用主观夸张证明自己最优秀、最该掌权时，靠自吹自擂决胜负就不管用了。结果就是“逆向竞争”——没办法用主观的夸张从正向证明自己，就用主观夸张从反向证明自己——用证明别人的错误来反证自己的正确，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用丑化别人来美化自己。人人如此，结果当然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斗不休。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治理了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在历史上从来就没干过好事，对中华文明毫无贡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是他们搞出来的：“四大发明”、“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墨子”、瓷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长城、故宫、十三陵、灵渠、大运河、都江堰、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他们长达几千年的治理导致中国闭关锁国、专制独裁、愚民政策、文盲充斥、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内斗不休、鄙视实践、崇尚空谈、只认权术不认技术、汉奸理论猖獗、卖国求荣盛行、科学技术无从发展、长期固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圈子里原地踏步、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屠戮、大灭杀、社会大破坏、大倒退，永远错过了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终于沦落到落后挨打，面临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他们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群体。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欠了中华民族千古血债，需要清算而迄今尚未得到清算的千古血债。

 

　　３．“三百年殖民地”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彻底摧毁了两大神话——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孔孟是圣贤，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这两大神话破灭了，维持了几千年的旧的“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基础就完蛋了——不能再说孔孟之道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了，建立在孔孟之道的“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基础之上的“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自然立即丧失了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

　　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须制造出新的两大神话——新的“最先进文明”，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据此发展出新的理论体系，让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给“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以新的法理上道义上的绝对权威;然后依靠新的权力体系实现“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这新的“最先进文明”和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和新理论体系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第一，能唬住人;

　　第二，不会导致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治理得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

　　第三，必定导致“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结论;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新的“最先进文明”是西方文明，新的“最先进文明代表”是“普世价值”，据此发展出的新理论体系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中国落後挨打不是因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劣;责任不是治理中国治理了几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而是所有素质低劣的中国人的。孔孟之道说，“惟上智下愚不移”，因此社会必须由代表“上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新理论体系说，“惟洋智中愚不移”，因此社会必须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普世价值”规定：该谁治理社会要由“自由选举”来决定。“自由选举”的游戏规则是舆论控制选票，谁掌握话语权谁当选。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直垄断中国的话语权，搞“自由选举”就如同左手选右手，稳操胜券。这样一来就能等效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新理论体系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证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头号重任。

　　“孔孟之道”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掌权，“普世价值”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选举掌权——中国权威吃香时就靠中国权威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外国权威吃香时就靠外国权威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哥俩好”，“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里外里唱的是一出戏。

　　确保“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离不开三大前提：第一，让中国人相信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第二，让中国人相信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劣等人;第三，让中国人相信中国只有落后挨打的问题，没有遭受侵略的问题。

　　——如果中国人不迷信“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普世价值”就不至高无上了，“惟洋智中愚不移”、“社会必须由代表‘洋智’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不至高无上了，就不能确保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通过选举掌权了。

　　——如果中华文明不劣等、中国人不劣等，那中国人马上就会问：谁造成了中国落后挨打?既然不是中华文明劣等造成的，不是中国人劣等造成的，那就只能是治理中国几千年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造成的。如此一来马上就会推翻“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原则，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从鸦片战争起，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在整整一甲子60年的时间内一直顽固拒绝承认“中国落后”。虽然挨打又挨打，丧权辱国又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又割地赔款，阿Q精神却始终不变。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整省整省大块大块地被瓜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这才再也没办法继续硬着头皮自欺欺人，才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这一客观事实。但也就到此为止：只承认中国落后，决不承认中国落后是自己的治理造成的，否则就得承担责任。只有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华文明劣等”、“中国人劣等”，才能不仅不承担“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反而可以以退为进反咬一口：因为“中华文明劣等”、“中国人劣等”，所以必须由代表“西方文明先进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统治。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华文明就必须劣等，中国人就必须劣等。这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核心利益的需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如果问题性质是“中国遭受侵略”，那马上就有一个反侵略的问题，中国人认同的最高原则就不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社会必须由能领导中国抵抗侵略的人治理”。在落后挨打的条件下反侵略就必须全民动员，就必须苦干实干流血牺牲，就必须有凝聚……所有这些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样也做不到。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定性为遭受侵略，而必须把问题定性为“传播先进文明”、“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优胜劣汰”、“先进战胜野蛮”——如朱学勤、袁伟时等一再宣扬的：“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中国落后挨打不是在遭受侵略，而是自找的，西方先进文明送货上门而中国人不识好歹顽固坚持野蛮文化挑战先进文明，所以招致了惩罚、“天谴”，最后结果却是“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文明”。

　　赖以实现“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新的“权力靠山”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第一，不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几千年治理得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

　　第二，必须通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

　　第三，不在乎中国落后。

　　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新的权力靠山”决不能是中国人的政权，只能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外国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才不在乎中国落后，而不在乎中国落后才不会追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把中国治理得落后挨打的责任，才必须通过他们治理中国。

　　注意：任何中国人的政权都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只要是中国人的政权，就不可避免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不可避免要研究寻找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要研究寻找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就不可避免要追究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几千年治理得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就不可避免要危及“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则。即便不追究责任，光凭“想把中国搞好”这一条就够了，因为那样以来最高原则就不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社会必须由能把中国搞好的人治理”，至少是“社会必须由想把中国搞好的人治理”了。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必须干实事，而只要涉及干实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立刻坐不住了，立刻感受到威胁了，就决不能容忍。

　　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三百年殖民地”。这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切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深思熟虑的理性总结——要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条件下继续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须以中国变成外国殖民地为代价。不灭亡中国，不把中国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奴隶位置，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只是“三百年殖民地”是个“顶层设计”、“很大的一盘棋”，必须“能做不能说”。

　　——外国侵略中国、屠杀人民、灭亡中国怎么办?——那不叫侵略，而叫“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既然中国人是劣等文明劣等人，那被屠杀被消灭就是活该，这叫“物竞天演，优胜劣汰”，天经地义。中国灭亡了更是好事：“日本即使灭亡了中国，也只不过让中国多了个日本族而已”。

　　——中国被瓜分、四分五裂怎么办?——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中国统一，他们只能面对一个老板，一套标准价码，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四分五裂，他们可以任意选择老板，尽情“良禽择木而栖”，不但可以谁开出的价码高投奔谁，而且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同时挂六国相印，同时开六份工资。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中国分裂又如何?军阀混战又如何?死人无数又如何?反正死的是普通老百姓，“劣等文明劣等人”，用不着心疼。

　　总而言之一句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精英治国——“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其它一切都无足轻重，都可以牺牲，都必须让路。

　　封建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据是：根据代表最先进文明——中华文明的权威——孔孟之道，“惟上智下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上智”，老百姓是“下愚”，因此“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据是：根据代表最先进文明——西方文明的权威——“普世价值”，“惟洋智中愚不移”。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洋智”，中国老百姓是“中愚”，因此“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要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西方文明就必须最先进，中华文明就必须劣等，中国人就必须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就必须把中国受侵略说成“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结论：“三百年殖民地”。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只有理解“三百年殖民地”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核心总纲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真正深刻地感觉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全部言行的真正含义，否则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那样如此仇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只有理解这点，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贬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此彻底地、无条件地否定中国的一切;为什么会鼓吹禁止使用“汉奸”一词、连“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听不得;为什么会发明“爱国贼”这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罪名;会公然声称当“带路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一切方面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发泄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仇恨：“坚决支持美国吞并中国”、“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萧瀚)、“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凯迪网络：飞龙在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玮)、“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南方都市报》创始人、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经济学家王福重)、“要融入世界，中国需要一次失败!”(杨海鹏，陈有西学术网)……

　　许多人把所有这些仇恨中国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简单地一概称为“外国豢养的汉奸”，这个结论不甚准确。这些人中受外国收买的人肯定有，但不会是全部。“海外民运”就那么几十上百口子，就已经一天到晚相互斗得你死我活闹得不可开交了。中国人口十三亿，仇恨中华民族、仇视中华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上百万也得上数十万。如果我是外国管事的，我哪来那么多预算打发那么多癞皮狗?哪有那么多精力应付那么多狗咬狗?整天烦也烦死了。行得通的办法肯定只能是重点豢养，其他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简单地把所有拼命辱骂中华民族、仇恨中华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说成“外国豢养的汉奸”过于简单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说服力不强。

　　只有理解“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个总纲，才能明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这样干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是自觉自愿地要把中国搞垮，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要把中国变为外国的殖民地。即使有没有外国势力的具体收买，他们也要这么干。仅仅因为混饭吃而被外国收买而反华当汉奸的哪会如此积极、如此主动、如此自觉?——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是被动消极应付日本人的多，还是积极主动抢着替日本人卖命的多?哪象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感情上就从不向着中国，对中国的一切本能地反感厌恶，哪怕在很小的事情、很微不足道的细节上都能体现出来。他们对中国的仇恨、对中华民族的仇恨是自觉自愿的，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分析，没有丝毫盲目性。只要在当代坚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然如此，必须如此。不看透这点就根本没法理解他们的言行——普通中国人看问题想当然的出发点是“把中国搞好”、“为中华民族生存着想”，根本想不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把中国搞垮”、“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文化劣等人应该被奴役”。

　　张召忠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将军，我整天说，你们放心好啦，我们跟美国不会打仗，跟日本不会打仗，我们没有威胁，我们整天都是和平的，我们可以缩减军费，削减军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心一意搞经济就可以了。你们觉得这样安全吗?军人是一个职业行为，必须考虑战争。军人认为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战争准备，什么时候遭受侵略了，就说明你的战争准备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做好了，就不会打仗。但不是说我们整天准备打仗就是盼望打仗想打仗，你如果把我的著作看完了，你就会发现，我绝不是一个整天嚷嚷战争的战争狂人，电视上阐述一个观点，前面都要有铺垫，但编导有时候嫌啰嗦就减掉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果哪天，中国的军人出来说，这个钓鱼岛给日本算了，钓鱼岛那么小，能值几个钱，整天在电视上嚷嚷什么，惹得人家日本不高兴，你们这样爱国其实就是害国。”

　　就凭张召忠这些话就可以明白他虽然说“特理解大家为什么骂我”，实际上并不理解。因为他以为自己挨骂是因为“编导有时候嫌啰嗦就减掉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误会”，这证明他并没有明白自己挨骂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将军”、“必须考虑战争”，也就是说必须保卫国家存在。而破口大骂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根本不是保卫国家，而是搞垮国家，实现“三百年殖民地”。他们要的不是“共和国的军人”，而是“叛国的军人”;张召忠一再声称不能做的事——整天说“不会打仗”、“缩减军费，削减军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个钓鱼岛给日本算了，钓鱼岛那么小，能值几个钱，整天在电视上嚷嚷什么，惹得人家日本不高兴”——恰恰是他们要求张召忠做的事。张召忠的所有讲话都是从“保卫国家”、“把中国搞好”的立场出发看问题;而拼命骂他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立场却是“把中国搞垮”、“三百年殖民地”。这让他们如何不骂张召忠?越解释越骂。而且骂还仅仅是开头，大动作还在后头：既然目标是“搞垮中国”、“三百年殖民地”，那就不能容忍任何认同中国的人，尤其一切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目标是毁灭国家、实现“三百年殖民地”。就凭这就不可能容忍任何军人，不管是不是“鹰派”——罗援容不得，戴旭容不得，张召忠容不得，一切军人统统容不得。不信看看那些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对誓言保卫国家的中国军人有过任何好话、表示过任何善意?“三百年殖民地”决定他们必须给一切军人都安排“莫须有”，都送进“风波亭”。如今大肆围剿罗援、戴旭、张召忠们仅仅是开头，小菜一碟。

　　“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决定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能容忍任何妨碍变中国为“三百年殖民地”的行为，任何旨在抵抗侵略、救国救民的行为——对任何对侵略的抵抗肯定都是对“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的否定，都是对“西方文明是最先进文明”、“中国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的否定，都是对“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否定——既然你治理得那么好，为什么会闹反抗?因此任何反抗都不可容忍，更不用说革命了——“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断言“告别革命”，声称“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袁伟时拼命证明火烧圆明园是中国人不识好歹抵抗“先进文明”自找的;朱学勤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两大害;“普世公知”动辄众口一词通骂“义和团式爱国”、“纳粹式极端爱国主义”、“爱国贼”……所有这一切并非偶然，也不简单是“外国收买”。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光是反毛反共，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任何反抗侵略的行为他们都要否定，任何旨在把中国搞好的人和事都要遭到他们的诅咒。这是“通过‘三百年殖民地’实现‘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需要。

 

　　４．“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不看为国家做了什么，只看为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不看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只看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做了什么。欺负任何人都可以，冒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行，所以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惟独有“迫害知识分子罪”。任何人凡为“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效劳的，不管如何祸国殃民也一概不计较，一概美化;凡妨碍了这条的，不管干了多少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也一概不算数，一概一笔勾销，一概妖魔化。

　　中国历史上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来光捣乱不干事。要想干点实事就非克服这帮大爷的捣乱不可，就非得罪这帮无赖不可。秦始皇要统一中国，要实现体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就必须政令统一，岂能容忍一帮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乱法”、鼓噪能让自己也挂六国相印的“分封制”、引经据典巧言惑众、让本来可以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的政令大打折扣、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岂能不打击?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曹操要统一中国，同样必须政令统一、严格军令，同样不能允许一帮儒生博士整天“儒以文乱法”跟自己的政务捣乱——你要官渡决战，他说你出兵必败;你为克服战乱造成的粮荒而下令禁酒以节约粮食，他却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你带兵要求令行禁止，他却借口“鸡肋”动摇军心擅自下令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你要多方面考察接班人，他却到处插手帮着造假误导你的判断……这让曹操如何容忍?于是就有了杀孔融杨修，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雍正要摆脱国库空虚的困境，又怕加重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就只有堵住“读书人和官员一样不纳税、不当差”的漏洞，于是就有了“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就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

　　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挑战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最高原则，就犯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大忌。流氓混江湖靠的是“拔份”，一旦“掉了份”就栽了，就必须想方设法找回“场子”，否则就没法再在江湖上混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靠的是永远牛皮烘烘，一旦神气不起来就栽了，就必须通过疯狂报复找回威风，否则就没法再维持“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从来是自己欺负别人可以，别人冒犯自己不行，谁惹了自己睚眦之怨必报。因为掌握话语权，所以报复起来刻薄狠毒，无所不不用其极;一是没完没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秦始皇死了两千多年就骂了两千多年，曹操死了一千多年就骂了一千多年，雍正死了几百年就骂了几百年，永远不断线，永远不消停;二是软刀子千刀万剐灭九族，不择手段能多狠就多狠——说秦始皇一家子没一个好的：“投机奸商吕不韦的野种”、“老娘是破鞋”、本人天生暴君，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从爹妈到本人，从长相到声音一样不漏，竭其所能捕风捉影;说曹操“奸雄狡诈”，连小孩子时的淘气也要拿来当成阴险虚伪的证明，编出个“白脸曹操”形象在舞台丑化了上千年;雍正在位时就骂声不绝，弄出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还绘声绘色编出了“用‘传位于四子’来篡改遗诏”、“血滴子”、“吕四娘”、“雍正被砍了头”等神话故事，不择一切手段把雍正彻底妖魔化……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里雍正告戒弘历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这与其说是雍正对儿子的警告，不如说是“读书人”借雍正之口对一切当权者的警告——千百年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无孔不入地妖魔鬼化秦始皇、曹操和雍正，不光是为了泄私恨，更主要的是为了要杀鸡吓猴，让所有后来的当权者牢牢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妨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否则就有你的好看，叫你子子孙孙吃不了兜着走，死了都不得安宁。

 

　　５．“井岗山人要换种，树要换根，房要全烧，就是石头也要过三刀！！！”

 

　　秦始皇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曹操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雍正想把中国搞好，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中国自古以来任何人只要想把中国搞好，就非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生存，要救国，又怎么可能不反抗“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人”的命运?如此一来怎么可能不直接摧毁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理论根基?怎么可能不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个人的力量根本不管用，怎么可能不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怎么可能不强调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怎么可能不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个人利益第一”等人生哲学迎头相撞、剧烈冲突、你死我活?怎么可能允许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用自由主义对抗集体主义、破坏“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干的一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立新中国、公有制、工业化、普及教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老百姓亲自感受到“社会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使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无所不能”的神话彻底破产，高高在上的臭架子被打得粉碎;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批判“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历史观，使“社会不必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根基理论威风扫地;普及教育彻底剥夺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垄断读书识字的特权……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不使中国老百姓从心眼里用“社会必须由能够救中国的人治理”取代“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怎么可能容忍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劳而获、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轻轻松松嘴皮子一动——“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把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切成果据为己有?怎么可能不使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拥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所有中国老百姓咬牙切齿恨到骨头缝里?

　　秦始皇、曹操、雍正等并不反对“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仅仅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对部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有所得罪。然而这都不行，都不能为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所容忍，都不可饶恕，都要被他们记仇记到永远，无孔不入妖魔化，世世代代骂个没完。他们对秦始皇、曹操、雍正那样不伤筋动骨的得罪都如此咬牙切齿永不宽恕，又岂能不对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理论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中国革命用世界上一切想得出来的恶毒手段无穷无尽地疯狂报复?

　　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报复共产党井岗山根据地的口号是：“井岗山人要换种，树要换根，房要全烧，就是石头也要过三刀!!!”

　　今天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拥护毛泽东的老百姓报仇雪恨的狠毒心理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同样恨不能食肉寝皮、株连九族——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干别的不行，记仇报复的狠毒彻底举世无双：“报仇雪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伍子胥那怕掀棺材盖也要把楚平王鞭尸三百”、“智伯因用酒器砸伤赵襄子，后头颅被赵襄子漆为酒器日日而饮;魏齐因尿辱范雎，后头颅被范雎漆为尿器夜夜而尿”、“所有问题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杀左族毛”、“挂炉烤鸭”、“毛家后人必须付出代价!毛左将从此灰飞烟灭，大汉民族可走上正轨了!在毛下暴令的时候，他后代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无可挽回，杀了后，后世再无人敢做此残暴之事!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对毛的子孙，应该全民公审，全民宣判!后世中华才可再无此类暴魔!”“对毛左的处置，到时候了，一定要干净利落!”“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基于‘杀人偿命，父欠子还’的中国优良的习惯法传统，中共的大量官员的子孙后代，都应当杀绝;毛泽东的后代，统统杀绝!邓小平的后代，统统杀绝!王震的后代，统统杀绝!薄一波的后代，统统杀绝!彭真的后代，统统杀绝!刘少奇的后代，统统杀绝!陈云的后代，统统杀绝!宋任穷的后代，统统杀绝!……如此算起来，中国至少应当杀掉两亿劣种!只有杀掉这两亿劣种，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再次腾飞的大旗。”、“秦王残暴，天下人反之，项羽族其50多个子女，故秦始皇无后，历代再无君王敢效仿秦。……也许现在已经彻底沉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早点解决吧，把余毒清掉吧!”、“中国网络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几百个，占着各大论坛，强奸和要挟民意，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杀死几十个人，可化解中华民族60年来亿万人民的心结，这是必须的”、“民主了杀你全家!”、“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

　　既然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那么想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大开杀戒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第一，“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力量，还没完全掌握住枪杆子、刀把子。而且拥护毛泽东的人太多，杀不胜杀——茅于轼承认，中国拥护毛泽东的人占95%。显然靠剩下的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志同道合的那5%要全部杀光这95%怎么也杀不过来。而只要杀不光，那就必定重演当年4.12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必定后患无穷。所以必须另思良策。

　　第二，不解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了百了”的报仇方式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太不过瘾。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里基督山伯爵有几段话是钥匙：“让那个使你精神上苦恼了许多年的人只受几秒钟肉体上的痛苦，你觉得那种补偿够不够?”“当你的目的是报复时，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未免太轻松啦!”“只因为你已经把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或用一把剑刺穿他的胸，就自以为已经报了仇了——却想不到，决斗之后，胜利者却往往是他，因为在全世界人的眼里，他已是清白的了，在上帝心里，已是抵罪的了!不，不，”伯爵继续说道，“要是我为自己复仇，就不会这样去报复。”“要报复一种迟缓的，深切的，永久的痛苦，假如可能的话，我却要以同样的痛苦来回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直截了当用硬刀子大规模屠杀只能使被杀者肉体上痛苦一阵子，不能使他们精神上也倍受折磨，而且还会使他们在其余人眼中成为受害者、获得广泛同情。他们理想的彻底报复不仅要让敢于冒犯自己的人受尽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饱尝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幸灾乐祸，拍手称快，没有丝毫同情，从此再也没人敢冒犯自己。

　　第三，不彻底解决问题——赤裸裸大肆屠杀会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获得“野蛮凶残灭绝人性”的形象。有了这种屠夫形象，能有利于让今后的人们认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吗?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则能彻底解决上述一切问题。

　　第一，它以“通过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换取发展来取得合法性”为诱饵，把共产党引向“杀民毁国求发展”的与人民为敌的绝路——不发展，没合法性;发展，牺牲老百姓。如此越“发展”，“政绩”越大，牺牲掉的老百姓的生存权越多，激起的民愤民怨越强烈，最终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拼命逼上梁山，达到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和老百姓自相残杀的总目标。这样一来即便不能斩尽杀绝，也必定使双方伤亡惨重，而且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不会沾一滴鲜血。

　　第二，它用“人命算商品”把共产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转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这就使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臭掉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可以乘机大肆宣扬当初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闹的革命本来就是假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假的，一切革命都是假的，都是阴谋，都是为自己谋私利。既然一切都是假的，那就只剩下“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是真的。

　　第三，它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最解恨地报复对手——对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来说，最甜美的报复滋味莫过于看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共产党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假共产党;看到拥护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原则信仰被歪曲、被妖魔化、被抛弃而无可奈何的痛苦;看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的人被“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洗脑的年轻一代所嘲笑时的痛心疾首……

　　第四，它使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把共产党的子孙后代斩尽杀绝——“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导致不择手段谋私利。只要不择手段谋私利就必然以权谋私。只要以权谋私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使掌权的共产党的后代最有机会“先富起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此先是极力赞扬，大肆鼓吹“腐败有理”：“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为何以及如何选择了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既然改革是一个权钱交换过程，改革的结果是要把一部分经济活动从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即把一部分‘公’权变成‘私’权”、“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张曙光：“腐败问题再思考”、“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改革还可以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等腐败泛滥成灾激起老百姓公愤，他们立即反过来指责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张曙光)——先拼命鼓励腐败再拼命反腐败，这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缉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过去有《三国演义》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通过这个连环套把相当多数共产党的“红二代”变成了“官二代”、“腐败二代”，然后乘机借题发挥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红二代”统统打成“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败”为由一网打尽，对共产党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还名正言顺——高明的杀人者不但杀人杀彻底、让被杀者至死都说不出话、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还能让别人都说杀得对，杀得好。

　　由此可见，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搞“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不但能彻底灭绝共产党(注意：不是简单地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而是彻底灭绝共产党——不但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诛灭九族，而且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从人们心目中连根拔起，再也没人信仰)，而且能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杀人不用自己动手，杀光了仇人自己还能落个好名声——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确立“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绝对权威，就不能杀一儆百，就不能警吓未来：谁得罪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谁就永远翻不过身来——秦始皇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必须让秦始皇遗臭万年，共产党毛泽东得罪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必须搞得共产党身败名裂断子绝孙。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巧施连环计，诱导共产党反人民，教唆共产党的后代变成纨绔子弟以权谋私吃喝嫖赌吸毒胡作非为激起民愤，最终逼反老百姓，以“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名义一举杀绝共产党。这才真正是最彻底的报复。

　　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制造中国社会大动乱必然导致中国人口大灭杀。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巴不得这样的结果。这样一来他们便可理直气壮出来教训中国老百姓：活该，这是你们当初拥护毛泽东的报应，是你们违反“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的报应——当年美国南北战争中下令火烧亚特兰大的北军将领谢尔曼宣布：“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就是要让南方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不敢再想要独立!永远不敢诉诸战争!”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引向“杀民毁国求发展”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真正要说的是：“我们就是要让整个中国大动乱、大灭杀!我们就是要让共产党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人和子孙后代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不敢再想闹共产!永远不敢拥护毛泽东!永远不敢违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是当代版的“郑国疲秦”、“韩非误秦”、“赵高毁秦”——从战略决策上毁灭中国。他们如此处心积虑阴损狠毒不为的，就为一条：“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

　　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处心积虑想出“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这样狡诈毒辣阴险残酷的手段，完全是为了“社会必需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为了获得政权。

 

　　三．历史的教训

 

　　1.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敌人

　　2.苍蝇不抱没缝的蛋

　　3.开弓没有回头箭

　　4.千年血债必须清算

　　5.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１．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敌人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民。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环境，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把中国剥了个精光，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的老百姓难道不最优秀?与此相反，中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劣等的群体。那么优秀的中国老百姓创造出来的那么多财富硬是不够他们糟蹋的——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当时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终全部被“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导致的周期性动乱屠戮毁了个精光。这些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难道不是最劣等?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如瘟神，走到哪里那里老百姓遭殃：“大锅饭养懒汉”、“改革代价”、“铁面铁腕砸三铁”、“破产保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破产重组”、“企业改制”、“赦免原罪”、“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只做蛋糕不分蛋糕”、“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如今的贪官遍地，是从重新实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文凭主义”开始的;贪官的主力，就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他们历史上从来就没干过好事，对中华文明毫无贡献。他们对中国几千年的治理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沦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中国老百姓太善良，没有清算他们治理中国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责任，对他们千古血债既往不咎，使他们推卸掉了一切历史罪责，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要把中国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不顾一切推行“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搞垮中国。他们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群体，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

　　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在于创造财富。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在于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理工科知识分子不创造财富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文科类知识分子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文科类知识分子自命精英，意味着自认为比创造财富的人高等，从根本上拒绝创造财富的人服务。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社会毫无贡献，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不折不扣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自以为高人一等，根本瞧不起工农民众，怎么可能跟工农民众相结合?又怎么可能不压迫老百姓?只能是反革命(尽管如今取消了“反革命罪”，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倒行逆施迟早会把“反革命罪”逼回来)。

 

　　２．苍蝇不抱没缝的蛋

 

　　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毒计为什么能得逞?

　　苍蝇不抱没缝的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关键的内因：私。贪婪。当权者有了权还想钱。你想钱，好啊，人家求之不得：“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正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鼓吹私有制，鼓吹以权谋私腐败有理，“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先富起来”——只是“天下没有白给的午餐”。旅法作家边芹说得好：“不知道那个‘富’的过程，就是为猎物设套、诱其上套、终致捕获的过程!还没有碰到猎物美美地吃了套上的奶酪，最后不交出一身皮毛的，那一把银子下面交换的恰恰就是头颅。”——以权谋私先富起来?可以，不过有代价。代价是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公有制：私有制的政党无数，公有制的政党只有共产党一家。共产党靠公有制获得执政合法性理直气壮，无可非议。一旦实行了私有制，靠公有制维系的合法性立刻不复存在：任何其他人都可以说，搞私有制你会我也会，而且我比你更有资格、更有能力，凭什么只许你执政不许我执政?大家都一样，谁执政应该选民说了算，应该选举解决。那怎么办呢?靠“发展”保持执政合法性：我治理能让中国发展得快，GDP增长第一，所以我执政有理。只要执政的合法性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有制变为“先富起来”的“发展”，就不得不顾一切维持“发展”;在“要发展还是要人民生存权”的选择前选择“发展”，牺牲“人民生存权”;就不得不依赖“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就不得不踏上“杀民毁国求发展”的绝路。而等你踏上这条绝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立刻步步紧逼，拒不承认可以凭“发展”获得执政合法性——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座谈会”上，著名汉奸“学者”马立诚就特地强调：“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大力鼓吹的“人间正道私有化”、“腐败有理”、“先富起来”，说穿了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老一套——先教唆你可着劲地以权谋私拼命捞，乘机顺手牵羊拿走你执政的合法性。等你失掉了执政的合法性，迟早连本带利全收回来。

　　歌德说：“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一想到那些以权谋私拼命捞钱的“共产党”高官，我常常不免感到可恨又可叹：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精明;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愚蠢——靠权力来的钱靠权力才能保住，一旦权力不在，钱怎么来的就怎么走。你能保证自己永远有权吗?能保证自己的后代永远有权力保护吗?

　　钱有两重性，既可以是财富又可以是废纸，决定的因素是权力——政权一旦崩溃，这个政权发行的货币就立即从财富变成了一堆废纸。当了高官还拼命用权力捞钱，等于在拼命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也就是在为把自己到手的钱变成废纸创造条件。等政权垮了，到手的钱再多又有何意义?一堆废纸而已。——当然，头脑灵活的可以赶在政权崩溃之前把钱换成外汇保值。但以後呢?还有权力保护吗?逃掉了“空守一堆废纸”的状态，陷入了“权力来的钱没有靠得住的权力保护”的状态。“人怕出名猪怕壮”，“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以权谋私导致政权崩溃又肥得流油，这样的人及其后代岂能不出名?本国的老百姓固然咬牙切齿千夫所指，全世界黑道白道上的各路匪盗又岂能不惦记、不明里暗里算计?想从此安安稳稳当富家翁，有那么容易吗?

　　共产党作为整体而言，以权捞钱，钱权俱失。弃钱保权，万无一失。可惜人们往往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３．开弓没有回头箭

 

　　赫鲁晓夫以为只要不输出革命了，美苏就可以和平共处了。戈尔巴乔夫以为只要共产党下台了，俄罗斯就可以跟西方世界亲密无间了。他们和他们的这些高论当年红极一时，如今呢?世界级笑柄而已。

　　宋江以为可以用出卖梁山受招安换得荣华富贵，最后得到的是一杯毒酒。太平天国苏州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八王以为可以用慕王谭绍光的脑袋和苏州城换得性命和封赏，结果换到的是自己全部掉了脑袋。(这种杀降行为得到了满清王朝的认可：“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理学家”曾国藩也称赞：“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小说“曾国藩”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曾国藩对叛徒的原则：“此等贼匪，逼迫无奈才降我，其性反复无常，终不可重用。然分化瓦解，自古以来为制胜良策”、“此辈久在贼中，深知贼情，用之制贼，可谓以毒攻毒，要害在严加驾驭也。”

　　蒋介石曾告诫戴笠：凡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能随时背叛我们。

　　面对这么多事实，仍然有人以为可以用牺牲毛泽东、否定文化革命、牺牲公有制来换取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共产党不共产了，改邪归正了，从否定私有制摇身一变从良为保护私有制了，“这样的共产党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郑必坚)

　　结果：热脸孔贴上冷屁股，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毫不领情，得寸进尺咄咄逼人要共产党彻底下台、自我了断：“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马立诚)、“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张维迎)、“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郭道晖)(注：连“执政党”都不让你当了，只让你当“宪政党”了。)不仅如此，人家已经排兵布子，把共产党存在的根基都彻底摧毁了——用捏造的“饿死三千万”造就一顶“反人类罪”大帽子，用“反人类罪”编织出天罗地网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连根拔除：“张开一张大网，只要身居网中，即表明其有罪”、“不必去大海捞针逐个证实每个成员都是罪犯，进行几乎不可能的工作”、“上到将军，下到普通士兵，甚至参与了犯罪的一般民众也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不可宽恕，不可赦免，没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将人类历来难以应付的‘法难责众’问题极富智慧地解决了”、“犯下的罪恶是不能宽恕的”、“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清算他们”(萧瀚)……凭这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共产党今后还想立足?还想竞选?别说当什么执政党、宪政党，连作为政党继续存在资格都没有，连当普通老百姓的资格都没有，连苟且偷生的资格都没有。

　　鲁迅说：“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你退了一步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公有制，以为就没事了。结果呢?人家不但立即把“49年以後”全否定，而且把“49年以前”——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长征、土地革命、建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从头到尾一个不拉，一笔勾销，全部否定。不仅如此，连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任何革命、任何反抗全部都要否定清算，一个都不能少——“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一切都必须按照“三百年殖民地”、“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的标准来评判。这一点也不奇怪。帝国主义时代要继续“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就必须“三百年殖民地”，就不能容忍任何革命——不管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族主义革命。任何革命、任何对“三百年殖民地”和“劣等民族劣等人”命运的反抗、任何想把中国搞好、想捍卫中国人生存权的努力都是对“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即“劣等文化劣等人的中国社会必须由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这一最高原则的挑战和否定。连辛亥革命都不允许，都要否定，又岂能容忍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对自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对别人是“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上过梁山就永远是贼，当过共产党就永远是匪——只要闹过革命(不管什么革命)，都是对“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否定，都永远不可饶恕。以为牺牲掉毛泽东、否定掉一个文化革命就能蒙混过关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那里换取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实在太天真了点。

　　看到号称“共产党开明人士”的后代起劲地大骂毛泽东、兴冲冲搞什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座谈会”，我实在忍不住一边摇头一边暗中好笑：真是不知死活啊!今天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对你爹众星捧月，那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整个中国历史就全部得颠倒，你爹的定性也得从一个“红小鬼”一跟头变成一个“土匪流寇”。别看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们现在表面上把他吹得天花乱坠，那不过是逢场做戏。你以为你爹是谁?有毛泽东，他是老革命，没有毛泽东，他不过是一个湖南乡巴佬。文人之间尚且相轻，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岂能从心里看得起他和他的种?毛泽东学惯古今尚且被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贬成了土老帽农民，何况你爹那样出身低贱没文凭的泥腿子、开口就问毛泽东读了几遍《金瓶梅》的三寸丁、谷树皮?否定了毛泽东，马上就轮到了否定共产党。等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且不论你爹当年干共产党这条大罪，单凭搞乱西藏新疆这乱邦之罪就够千刀万剐的。而你呢?在人家心目中说破天也不过是共产党的崽子、泥腿子反贼的种，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里属于打地洞的一类。别的且不论，如果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公有制就可以继续执政，那就意味着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最高原则不是“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而是“社会可以由不共产的共产党治理”、“社会可以由三寸丁、谷树皮、矮土豆这些改邪归正的反贼后代治理”、“社会可以由共产党的崽子、泥腿子的种治理”——你说人家会干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对此自作聪明者到头来必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掘坟墓。

 

　　４．千年血债必须清算

 

　　中国没有几千年没变的王朝统治，没有几千年没变的贵族统治，只有几千年没变的“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责任如果不是治理者的，就只能是被治理者的，结论就只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出路就只能是“三百年殖民地”——过去连着现在，历史通着现实。

　　中国人如果不跟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清算几千年的历史血债，无穷的苦难就算白挨了：白落后挨打了，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白遭受周期性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了……吃了那么大亏还不追根究底找出原因，还要“难得糊涂”、“既往不咎”，还稀里糊涂认同“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那可真成了“劣等文化劣等人”了——不追究“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就只能自认“劣等文化劣等人”，自认“三百年殖民地”，自认活该当奴隶。逻辑关系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没有丝毫误解的余地。正因为迄今为止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这笔千年老帐还没有被清算，他们才能够继续兴风作浪，继续害人，继续搞“社会必须由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治理”，为此不惜把中国变成“三百年殖民地”，不惜用“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制造新的社会大动乱、新的人口大灭杀。树欲静而风不止。旧恶不算，新灾必至。

 

　　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冷眼旁观，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处境颇为奇特：身为执政党，硬实力出奇的强，软实力出奇的弱，弱得整天挨骂而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弱得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敢公然挖共产党的祖坟还不算，干脆登鼻子上脸骑到头上拉屎拉尿——共产党不管干什么都招来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一边倒的冷嘲热讽破口大骂，指着鼻子骂你非法无效干嘛还不下台;弱得身为执政党却必须靠行政硬手段处理一切，根本没法指望号召力等软实力办成事。长此以往不垮台才怪。

　　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否定了毛泽东，用来取代毛泽东思想东西虽然时髦，却都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根本不是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普世价值”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被人家打了个落花流水，输得连裤子都没了。思想被缴了械，软实力上没了刀把子，赤手空拳无武装，无力保护自己，更无力反击，受尽胯下之辱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不抓阶级斗争，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就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就敢随心所欲颠倒黑白胡搅蛮缠，就敢肆无忌惮造谣诽谤无事生非，就敢公然煽动“茉莉花革命”。只要一抓阶级斗争，他们立刻就要惊慌失措屁滚尿流——整天大叫大嚷“文革再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文革浴火重生。这从反面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化革命，一抓就灵”。不敢搞阶级斗争，是因为自己腰杆不硬：带头以权谋私先富起来，自己一屁股屎，要抓阶级斗争自己就得先成斗争对象。“打铁还得自身硬”。自身不硬，哪敢斗争？

　　但靠“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硬拖也快拖不下去了。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逼宫一天紧似一天，“人命算商品”的市场经济已经快山穷水尽了，可供拖延的时间不会太久。

　　向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让步是没有止境的，退一步就是堤坝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给共产党安排好了的命运路线图是步步走向灭亡：共产党——不共产的共产党——执政党——宪政党——在野党——“犯有反人类罪的法西斯党”——彻底取缔：“不可宽恕，不可赦免，没有追究期限，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清算他们”……

　　共产党要保住政权，要生存下去，没别的出路，到头来还得靠毛泽东，靠阶级斗争，靠文化革命。丢掉毛泽东思想、放弃阶级斗争，是因为要搞私有制，要以权谋私。要捡回毛泽东思想、重抓阶级斗争，就必须下决心回归公有制，下决心重新共产，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脓挤出来。何去何从，形势比人强。不是壮士断腕，就是物极必反，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有其它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