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零增长”正向我们走来

　　今年5月13日，我在《危机正在加速积累》一文中指出：

　　“自2009年开始的、至今尚未走完的周期(朱格拉周期)已经完全变形。只一年就走完了扩张阶段，而这是当时4万亿强刺激的结果。此后连跌4年，2015年1季度GDP增速已经跌到了数据运行通道的下缘，而未见终止的迹象。这显示产能过剩的矛盾远未缓解。”

　　三个月过去后，国家统计局的月度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正走向零增长----这才是所谓“新常态”的真相。

　　电力是实体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近36个月的发电量数据显示，发电量增长率已近进入了零增长区间。　　

实体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物运输，而货物周转量也已逼近了零增长。　　

铁路是货运的重要手段，而铁路的货物周转量增长率早已呈现负增长，且还在加速恶化。　　

出口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二季度，媒体上不断渲染“出口向好”，而统计数据却告诉我们，出口已进入了零增长区间。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投资是“保增长”的最主要手段。而近36个月的数据告诉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正在加速滑向零增长。若当前趋势不改变，明年8月后，固定资产投资将进入零增长。　　

　　房地产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房地产投资的增幅下滑更快。按目前趋势，今年8月后就会进入零增长。　　

　　于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唯一可指望的就是消费了。而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也呈加速下滑态势。若此趋势不变，2017年4月以后，将进入零增长区间。　　

　　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工业。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增幅也加速滑向零。按目前的趋势，将于2017年初，进入零增长区间。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跌入零增长势难避免。它带给社会的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局面，以现有的格局与思路根本无法驾驭。

　　当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八”、“保七”，其根源在于保证就业。

　　三十年来农村社会结构日渐瓦解，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成了农民工，尽管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改变了社会的景观，但他们自己却一直不被城市接受，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直挥舞“限制低素质人口”的旗帜，拒绝他们的融入。今天北、上、深、广的土建工程基本完成，尚可用于建房的土地已寥寥无几，而农民工在这里主要聚集在建筑业。房地产业与固定资产投资的萎缩必然抛出大批剩余劳动力，而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

　　今天的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除了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市民的起码待遇外，与城市人口无异。今天的国民，被三道身份鸿沟分开：其一：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其二，城市户口中体制内、体制外;其三体制内中干部、工人。人们鄙视印度的“种姓制度”，而这种基于身份的鸿沟与之何异?它积累起日益巨大的应力，一旦释放出来，将是毁灭性的。

　　当局只能靠经济增长推迟这一局面。自89年以后，当局一直引导人们从关心社会正义转向关心个人发财。为实现这一布哈林路线，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它使底层人口得到就业，从而埋头挣工钱、养家糊口。一旦无业可就，数以亿计走投无路的人们就会成为激进思潮的温床。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迅速腐化的产、官、学界，则为激进思潮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证据。

　　导致今天这一局面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它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原则，指引全社会都去赚钱。三十多年前，中国不存在私人资本家。社会资源主要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官僚集团摆脱社会底层的制约后，立即靠已经私有化的公权力，将原来名义上的“全民所有”资产，转化为法律上的私人财产。在这一过程中，官本位的学界亦步亦趋，一方面为私有化大造舆论，一方面拼命捞钱，以至于大小学阀们被称为“老板”而不以为耻。这就是全社会腐败的根源，是官方、学界信誉扫地的根源。

　　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效率优先”的旗号下，靠专政机器的“保驾护航”，高速积累资本。其代价是社会公众赖以为生的工资性收入相对于资本家的财产性收入迅速下降。财产性收入转化为资本存量，以图“以钱生钱”，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购买力，社会购买力又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相对于财产性收入的持续下降，导致单位资本面对的利润源持续萎缩，这就是当今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我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一编中，基于统计数据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见《第一编货币循环观察第一章三大失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379.html《第一编货币循环观察第二章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565.html)

　　这一困境2008年已经充分暴露，当局靠滥发货币拖延至今。但货币游戏终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这在央行的存贷数据中可以看到。　　

 

(数据来源：央行历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金融机构存款，表征着全社会逐利资金的演化，而金融机构贷款表征着全社会盈利机会的变化。央行自1999年12月开始逐月公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从那时开始，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贷款总额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意味着逐利资金日益过剩，而盈利机会却日益相对萎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内阁不顾一切，强行发放4万亿投资，并带动地方政府大量配套投资，遏制了贷款/存款下降的趋势，还稍稍抬高了它。然而，这种不对应社会有效购买力的投资，只能在制造短期“繁荣”的同时，造成难于处置的烂账，不可能持续下去。于是进入2015年以来，这一比例再次明显下降，此时，宏观调控当局，又有何计可施?

　　当局的总方针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白了就是让利润极大化原则主导全社会的资源配置。面对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的困境，作如此选择，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望以此脱困，其可得乎?

　　面对日渐严重的“维稳”形势，当局不得不两手抓。硬的一手是“网格化管理”，将整个社会置于全面监控之下，将随机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之中。这建立在大量的财政支出基础上。软的一手是建立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避免部分社会成员沦入绝境。多年来社会保障投入主要面对城市，在城市里主要面对体制内，在体制内又主要面对“干部”，因而对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欠账太多。要使社会保障系统达到预期的目的，所需投入巨大。然而，随着经济零增长的临近，财政收入也面对同样的前景，这将对维稳带来严重的制约。　　

　　观察这一困局，最类似的历史场面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对农奴的“解放”和斯托雷平的“改革”。罗曼诺夫王朝为了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以法律加暴力手段瓦解传统的村社。一方面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一方面为资本积累提供可自由流动的土地。其理论基础就是“不讲道德”的西方经济学。实践证实了这个理论的明效大验，俄罗斯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为增强，成了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不可轻视的角色，以至于被称为“白银时代”——仅次于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然而这种发展道路是靠“斯托雷平的领带”(绞索)保驾护航的。在让一小撮资本家暴富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他们只能流入城市，在血汗工厂里寻找生路。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继承者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社会土壤，而我们优雅的文人雅士们向往的第二国际道路，在俄罗斯却断了根。(见《改革：从“Дом”到“领带”----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之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301135.html)（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作者把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激进者，这种语境不合适。马克思主义者是怎么来的？归根结底是私有制剥削压迫逼出来的。作者说的也很明白，就俄罗斯一个历史阶段来看是“斯托雷平的领带”（绞索）逼出来的。当然，作者是明白的，只是编者不喜欢这种妥协性语境。）

　　社会演化能走的路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个动态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关系，取决于其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相关各方的实力对比，文人雅士们的愿望无足轻重。今天的文人雅士们回顾历史，扼腕于俄罗斯和中国没有走第二国际的道路，归咎于列宁、毛泽东们的激进、民粹主义。然而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在几乎垄断一切的极少数精英群体，和几乎一无所有的广大社会成员间，可有调和的余地?除了暴力革命，社会底层可有出路?当时的社会高层，可愿意给底层出路?而造反者靠暴力革命推翻高层后，敢不实施专政，以保卫自己的政权?

　　文人雅士们向往美国的民主，而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正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强调美国的“民情”：

　　“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又没有属民;而且可说，既没有穷人，又没有富人。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于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他们所有的人，也许没有一个例外，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而且有很多人还因才学出众而闻名于欧洲。”

　　“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

　　“如果你考察的全是学者，你会为美国学者之少而感到吃惊;如果你在调查时将无知的人包括进去，你又会觉得美国人的知识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当等级制度仍在祖国将居民强行分为不同阶级的时候，殖民地却出现了社会的各部分日益均质化的新景象。”（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二战后，美国拥有了美元货币霸权。美元即使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束缚，纯粹成了掠夺财富的工具，也没停止战争。即便如此，美国的基尼指数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文人雅士们的向往只存在于强迫性幻想之中。）

　　托克维尔将这样的“民情”视为美国产生民主制度的最主要条件。可见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大体“匀质”的社会。若一个社会的经济政策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它就是在从财产分布上破坏民主的可能性;若一个社会的教育政策是将资源集中于精英教育而忽视大众教育，它就是在从知识分布上破坏民主的可能性。与托克维尔同年出生的革命者布朗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不但主张公有制，还将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视为建立新社会最重要的工作---追求社会成员在财产和知识方面的匀质化。

　　30多年来，执政者追逐的正是相反的方向：在财产和知识分布方面的集中化。历史早已反复演示了：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将会走向何方。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13565.html 　　来自科学网王中宇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