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温世珍的卖国罪恶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

------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

　　选自该书的史实让更多国人可以看清国民党包庇的号称“教育世家”“外交世家”的卖国罪恶事实!

　　出处：《八大奇案》，姚士馨主编 页数:247网 出版社: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温世珍在河北省宁晋县小王荘刑场在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主导下被处决。75岁。

　　温世霖是温世珍的哥哥

　　19 51年7月10日，对天津人民来说，实在是个大快人心的日子。这一天，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温世珍的罪恶生命。街头巷尾，人们奔走相告，齐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全市人民解除了压抑多年的心头之恨，齐道大汉奸温世珍这位甘心附日，作恶多端的前伪市长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彼时情景，真所谓“一害得除，三津皆贺”。

　　那么，温某究竟为何如此遭到全市人民的切齿痛恨呢?正如古人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笔者仅就温世珍的一生历史作以下记述。

　　一、附日前的温世珍

　　温世珍，字佩珊，天津北郊宜兴埠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仕官兼地主家庭。1899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被派往北洋舰队见习，补通济舰三副，后因操作升旗摔成拐子。经其兄温世源介绍，充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英文翻译。在李以钦差大臣身份与八国联军议和时，温曾参与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因得李之赏识，1902年，由河南巡抚调他到开封办学，曾先后开办河南高等学堂、高等师范，开封中学和陆军小学，历时三载，他嫌办学太清苦，不如搞洋务有来头，经过一番钻营，1904年由两广总督调任广东洋务局从事外交活动。1909年转任两江总督洋务局任文案兼南洋劝业会参议。1911年辛亥革命，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随员之一，到南京临时政府任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外交部长兼交通部长，并且挂上了留守府参议的头衔。当孙中山北上，他投靠浙江都督朱瑞保充浙江省交涉使。1915年他又投到江西督军李纯门下任江西督军府外交顾问兼交涉员。1916年他靠拢李纯转江苏督军的机会，当上了南京交涉使兼金陵关监督。在李纯倒台以后，19 21年他钻进北洋政府任外交部专员，奉派出席了华盛顿会议。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上海交涉使，沪海道道尹及江海关监督，可谓青云直上，踌躇满志。但是他对北洋政府临时执政的头脑段祺瑞没有孝敬到，1925年段祺瑞以温犯有贪污罪下令通缉法办，但事前有人向他告密，他靠外国人的掩护，从上海码头乘船外逃，往欧美各国游历了两年，然后到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战争起，温世珍从日本回国，开始投奔蒋介石，他以春秋战国的苏秦自拟，声称他能够说服“东北王”(即张作霖)，接受北伐条件，实现和平“南北统一”。当时骗取了蒋的信任，不料他在北上途中，遭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猜疑，将温扣押，欲以军法论处。在此情况下，温世珍不仅两头落空，而且有生命危险，只好用重金赎命，得以脱身，逃往哈尔滨和他的女儿亲家陈曲江合资开办殖业公司，

　　一面投资办煤矿，一面又经营皮货，但是，他做官有术，经营无方，竟以赔本而终，此时，国际风云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推行侵略满蒙的积极政策，准备向我国东北三省进犯，他留住在大连寻找夤缘，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以图东山再起，重温升官发财的美梦。

　　温世珍的亲家陈曲江原系山东督军田中玉的旧部，当时田中玉下台在大连做寓公，和北洋政府前任财政总长张弧过从甚密，温世珍通过陈曲江引荐认识了田中玉，同时也和张弧结交。他知道张弧在民国初年是袁世凯的一大心腹，曾替袁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办过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以及其他多项外债，所以当上了财政总长，而袁世凯一向就是老牌亲日派，曾聘任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为最高顾问。坂西的侍从武官土肥原贤二及满铁总裁松冈洋佑等少壮人物，和张弧都交谊甚笃，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都把张弧看作是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张弧下野后寓居大连文化台，处处受到日方的保护和优待，每年都送给他上万元的津贴。

　　“九•一八”以后，日本任命张弧为“满洲国”采金会社理事长，无非利用张弧的声望招纳北洋时期下台的亲日分子，为培养扶植傀儡政权积蓄后备力量。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已策划全面侵华的军事布署，开始由土肥原贤二和影佐贞昭两人在大连拼凑华北，华中两套汉奸的班底，一套是以张弧、王克敏、白坚武、刘兆鍠、殷汝耕、姚作宾、张燕卿作华北班底，由土肥原负责操纵指挥，另一套由钱大魁、郝鹏、梁鸿志、马骥良、朱曜等人为华中的班底，由影佐贞昭为幕后操纵人。温世珍投靠到张弧门下，就是以挤进汉奸班底为目的，他每天和姚作宾两人跑到文化台张弧跟前溜须拍马，等待提携。温比张弧仅小三岁，对张却以父辈相称，借此机会，他得与土肥原贤二、松冈洋佑以及其他日本军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浅海喜久雄、谷荻那华雄等先后结织，为进一步投敌叛国奠定了初基。

　　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

　　中国与日本早在1894年曾发生过“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接着又订立了《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准许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开辟专管租界，根据该项条约，1898年日本首先在天津开辟了租界。因为天津地区是中国首都——北京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把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要地，天津日本租界就成了它进攻华北地区一个重要的桥头堡。该租界内除设有兵营、领事馆、居留民团、警察署，宪兵队等统治机构外，还设立了多处特务机关，作为策划发动侵略阴谋的处所，暗中收买豢养一批双奸，走狗作它的爪牙和工具。例如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指使亲日份子方若在日本租界老君堂(现和平区海拉尔道)开办“同文俱乐部”。利用赌博、酒会、吸毒、狎妓等方法，勾引一批北洋政府下野的军阀、政客、洋行买办和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参加该俱乐部活动，培养这批亲日势力，作为日寇侵华的后备力量。二十年代初期，在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部的操纵下，又建立了“三同会”的组织，由三个亲日团体所组成的。其中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员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日军参谋部通过三同会进一步扩大网络，便于将更多的亲日派掌握在手中，供其驱使。二十年代后期，由日本特务机关，笼络一部份封建帮会分子，收买地痞流氓、无业游民以及武装土匪组成“便衣队”，这些民族败类，不着武装，不露番号，暗中携带武器，以日本租界为巢穴，进行军事训练，当日寇一声令下，便衣队就从日租界冲出，到处破坏治安，抢劫财物、杀人放火，配合日本军队发动武装挑衅，制造事端，从1926-1935年，日寇在津曾先后搞过好几次便衣队暴乱。其中一次是在1931年6月，由土肥原贤二指使李际春、张璧、袁文会、何庭鎏、白坚武等人组成的便衣队，其中就有温世珍、李松年和陈曲江充当了牌头军，从日本租界冲向南市和东南城角一带进行捣乱破坏，不料天津保安队预得情报，严加防范，当便衣队刚一亮相，就遭到了中国保安队的迎头痛击。便衣队阵容大乱，抱头鼠窜退往日租界。当时温世珍和李松年二人的手和脚都被保安队打伤，衣服破碎，只得丢了枪支连滚带爬逃回日本租界隐匿，吓得他一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经过日本居留民团救治后，把温和陈曲江、李松年送上日本轮船，逃往大连休养。1931年12月，李际春、袁文会等汉奸又继续搞便衣队活动，而温世珍则抱病卧床，不敢再冒头了。但是，在“七七事变”前夕，土肥原派他到平津两地和冀东一带刺探军事情报，准备发动事变，温却欣然受命，他到平津一带佯作探亲访友，替日方搜集了不少的军事情报，获得土肥原的夸奖。乘此时机，他和日本驻津总领事及驻屯军的首脑人物又发生了密切联系，为日后跻身傀儡政权创造了便利条件。温为了进一步表现忠诚，还不断向日寇献计邀宠。当1937年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陆军大本营特派前陆相寺内寿一男爵来中国，担任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经寺内指派王揖唐、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亲日分子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北平改称北京，换下青天白日国旗，恢复民初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推王克敏为临时政府委员长。同年十二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接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将天津地方维持会改称“天津特别市公署”。当时天津特务机关长是仪我诚也，使用高凌蔚和潘毓桂做伪市长，不够顺手，打算走马换将，此时温世珍对于张弧保荐他任津海关监督一职并不满足，为了与高、潘二人争夺市长一席，乃开动脑筋，决心在日本主子的跟前做出积极的表现，他的具体做法是：

　　1.献出密信，争取信任。当温接任海关监督时，突然接到国民政府要人孔祥熙叫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叫他离开天津速往南京，许委以财政部某项要职。温世珍见信之后，如获至宝，他为了讨好日寇，把孔的原信赶紧呈报给喜多诚一。喜多领会他这“一片忠诚”，很受感动，当即慰勉有加，温则喜不自胜，感到无限光荣。

　　2，修订关税制度，以求宠爱。温世珍被派任津海关监督，但当时天津海关尚在英法租界内办公，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梅维亮，温带着伪临时政府颁发他的任命状去接管海关，梅维亮拒不移交，温世珍碰了钉子，只好铩羽而归。但不久烟台、青岛各港口也陷入日敌之手，英国的驻华使节受到一定的威胁，这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日外交采取了绥靖政策，想以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继续发展，英国只好对日作出让步，以求妥协。因此，梅维亮的态度由强硬转向软化，允许温世珍接管津海关监督，并且召集华北各口岸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开会，由温世珍主持下，宣布在天津海关监督公署成立“关税整理委员会”，温自任委员长，他借着修改税制为名，把所有从日本进口货物的税率加以调整，有的压低，有的减免，以格外优惠的税制，来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此举果然大受日本官商两方面欢迎，从而也赢得了日寇对他进一步的宠爱。

　　3.惮精竭虑，献计献策。当温世珍得知日本大军阀板垣征四郎从满洲国调来华北主持军政大计，他就主动向板垣提出了若干条陈，其中主要有四项建议，第一，他建议日本关东军不宜大量进关，仍应留驻“满洲国”和内蒙，以免分散兵力，为的是防范苏联武装侵入“满洲国”，第二，侵华“皇军”尽量起用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力量，最好以陆军大学“支那调查班”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官，来领导侵华军队，第三，选用朝鲜和大连金州一带经过日方培训精通日语的人材充当日军翻译，在军事行动中能起到可靠的参谋作用，第四，在新“占领区”

 

　　(指沦陷区)筹组统治机构时，最好沿用中国的老习惯，尽量使用当地的亲日分子，所谓，“以鲁人治鲁，以豫人治豫，以晋人治晋”等等，理由是当地人最熟悉地方的情况，不仅拼凑傀儡政权比较容易，而且对协助“皇军”统治占领地区的百姓更为有利…

　　温世珍提出的这些建议，深得板垣大将的欣赏，及时把温的条陈转送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采纳。

　　三、精心拼凑汉奸班底

　　温的刻意表演终于赢得了日酋的青睐。1938年3月，温果然实现了其当汉奸市长的野心。为有效地替日寇卖命，上台前他隐秘在日租界大和旅馆，精心筹组工作班底。他选取的对象是：一，必须是“三同会” (即当时的三个亲日团体)份子;二，要善于敲诈坑害百姓的高才能手。至于道德品质如何在所不计。经过温的一再精挑细选，又和日本特务机关几度请示磋商，在紧锣密鼓中，一个傀儡班子登上统治天津的政治舞台，其组成人员如下：

　　“社会局局长”蓝振德，台湾人。在潘毓桂在任时他是警察局特务科长，和日方的军警宪特早有一定的联系，自恃有强硬的靠山，他寡廉鲜耻，贪污成性，作恶多端。有一次，天津总商会会长王竹林在他的陪伴下，往法租界丰泽园饭馆赴宴时被人暗杀，潘毓桂以蓝振德失职，已决定把他撤职查办，而温世珍把蓝振德视为“高才”，反提升他为社会局局长。在日寇降伏后被逮捕判刑。

　　“警察局局长”阎家琦，河北省临榆县(山海关)人。一九一六年在青岛当过宪兵队巡捕，一九二四年任安东道尹公署科员，保送日本警官学校毕业。一九三O年任天津市警察局督察员，一九三二年任本市南市一区六所派出所所长，兼警察教练所主任。 “七七”事变以后升为警察一分局局长兼督察长。一九三八年被派往日本考察警务，回津后就任伪警察局局长，为强化治安运动大卖力气。日本降伏后他逃往青岛，一九五二年被捕，解津判刑。

　　“财政局局长”李鹏图，河北宁河县人。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任苏皖赣使署机要秘书，一九三o年任河北省官产总处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任河北省高阳县县长。 “七七”事变后，随齐燮元进入伪华北临时政府，一九三八年任津海关监督公署总务课课长，与温世珍结识，一九三九年调任财政局长兼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抗战胜利后被判刑。

　　“工务局局长”刘孟勋，本名刘兆锃，日本名字叫永田志雄。是清廷遗老张彪的女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在青岛任日军阀浅海喜久雄的翻译，浅海喜久雄来津任特务机关长时将刘调来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公署外事处处长，转工务局局长。抗战胜利后被判刑。

　　“公用局局长”卢南生，原籍湖北沔阳，生于河北省南宫县。一九一五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科。历任张家口电灯公司、山海关电灯公司、秦皇岛电灯公司经理。一九三四年任天津市政府秘书。“七七”事变后任天津特别市公署公用处长及公用局局长，由于吸毒嗜好，解放前死去。

　　“卫生局局长”傅汝勤，一九O六年毕业于日本熊本医科大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回国后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北洋督练公所医务股提调，天津官立医学院监督，北洋政府民政部巡警总厅卫生处处长。一九二八年任天津第二医院院长，天津市戒烟医院院长。 “七七”事变后任伪市公署总务厅卫生处处长，代理传染病院院长，由温世珍任命为卫生局局长。

　　“天津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徐树强，天津人。其父徐国梁清末在北洋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历任上海闸北警察厅厅长，淞沪警察厅厅长。因镇压革命“有功”，授陆军少将衔。徐树强奉承其父的衣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一九三八年任天津特别市公署水上警察分局局长，由温世珍调任为警察局特高科长。徐树强积极主动地配合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逮捕陷害抗日的志士和共产党员，臭名昭彰，无恶不做。一九四五年任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长，解放后被镇压。

　　“教育局局长”何庆元，本市东郊区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后留任原校，一九三九年经温世珍安排为教育局长，解放后被军管会逮捕，由市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除以上诸人外，温还任命福建人陈啸戡为伪市公署秘书长，成为温世珍的帮凶，但此人比较圆滑，不为温所信任。

　　此外，温世珍曾用方若、张同亮、赵聘卿为参事，任李松年为谘议，还聘请张弧之子张同礼为他的私人最高顾问，以报答张弧对他亲日的知遇之恩。特别是温世珍任命他的姐夫王荷舫(原开滦矿务局北方售煤处经理)为河北省银行行长，温兼任该行首席监事，二人紧密勾结，掌握全市财政金融的实权。

　　温世珍发迹之后，他的儿女亲家陈曲江也登门求情，想弄个局长职位，温世珍却以特务机关长不同意，把陈拒之门外。传说温世珍怕陈曲江进入市署的领导班子，恐其言语不慎，泄露他两次逃跑的丑事，有伤害“市长尊严”，但又不敢过于得罪，允许给他安排为编外专员。陈曲江则大为不满，找到伪市署大吵大闹，声言温世珍是经他介绍投到张弧门下，和日本要人挂上钩，才有了今天，居然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实乃不仁不义，陈骂后即不辞而别。从而使温世珍的丑事广为流传，欲盖弥彰。

　　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日方顾问辅导官和谘议，处于监督市长的地位，经常参与全市各项行政的最高决策，温世珍对于这些顶头上司，卑躬屈膝，百般恭顺。每月致送厚礼，以表孝心。尤其是对两名谘议，一叫田七郎(即特务机关的情报员炭田七郎)，一叫季续泽(即特务机关经济班长西泽续季)，温世珍另有馈赠，为的是利用这两人作他与日本军政要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例如当土肥原就任东京都防卫司令官，板垣升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就任总理大臣时，温世珍都要派炭田、西泽做他的代表前往祝贺，并且托方若代为选购中国的名人字画、古玩玉翠、金银珠宝等礼品，敬表孝心，以求得日酋们对他的支持。

　　四，疯狂刮取民脂民膏

　　温世珍在就任伪市长以后，首先施展他固有的营私舞弊的本领，通过索贿受贿，尅扣群众，损公肥己等手段大发横财，举例如下，

　　1，温上台伊始，通过其亲信卢南生与比商电车电灯公司经理林柯生(人称比国林)秘密协商，进行天津有轨电车增加票价的交易，但是这件事的决定，还须通过日本辅佐官的同意。温向辅佐官加藤以及日本顾问丸茂进行贿诱疏通，然后批准，电车票价由六分提高到两角(增加2.3倍)，使比商获利颇巨，仅此一项，温个人就得赃款三万元。接着他又和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卢开瑗进行协议，并与日籍专员玉田相勾结，批准了自来水加价案，由原来每千加仑自来水1.2元提高为 2.9元(增加1.4倍)，温又受贿六万元。民怨沸腾在所不顾。

　　2.1939年7月天津遭到了特大洪灾，温以救济粮荒为名，主使粮商屈秀章等从澳洲进口一批小麦加价售出，温世珍、蓝振德、李鹏图、陈啸戡等人都捞得不少好处，他们在英德租界置买房产，作为安乐窝。尤其是蓝振德在温世珍授意下，借防讯之名，抢购大宗麻袋，经过勒索回扣及虚报进价方法，大发救灾财达六十多万元。

　　3.当年河北省银行行址，坐落在旧英租界中街(现解放南路)，后面有一段地基，与大连码头邻近，产权属于河北省银行。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为了扩大码头仓库要收买该地。温世珍与王荷舫勾结，很快就达成协议，只因为大连汽船会社是日本的航运企业，不敢勒索，事后就收了谢札一万元。又在河北省银行收买坐落法租界申街的中法汇理银行大楼时，王荷舫和温世珍都又捞取佣金和回扣等大笔款项，中饱私囊。

　　4.天津地区闹大水以后，伪联银券逐渐贬值，市场物价不断膨胀，投机倒把的商人，为了筹措周转资金，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但是借款者必须找封一定的门路，先行请客送礼，才能达到借款的目的。河北省银行的实权既掌握在温世珍和王荷舫手中，他们通过发放贷款，当然能捞到不少好处。据说有个恒升铁工厂和小站农贷事务所，托李松年介绍，向河北省银行借款二十万元，经李松年手送给温世珍酬谢二万元。至于其他借款者的馈赠则更多且巨，无法统计。

　　5.温世珍在伪市长任上，每月薪金八百元，另有办公费、交际酬酢费各三千元，还有机密费一万元，实际上一切应酬开支，都由市署报销，他当了四年市长，就获得五十万元的收入。此外，他兼任电车电灯公司的董事长，新民会天津分会会长，河北省银行首席监事，每月收入颇丰，温世珍本是一个老官僚和奸商的混合体，很有贪污敲诈的经验，如收取机关采购的“底子钱” (即十成发票按八折付款)，还有工程招标回扣，吃市署工作人员编制的空额，鸦片公卖征收土膏捐，向投机倒把商号吃干股等等，何止八路进财，传说他干四年伪市长，贪污所得约计两千万元以上。

　　五、卖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1940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而日本侵华的战线越来越长，它的军事力量也相对地减弱，于是日侵略者提出了 “军民分治"的口号，把它的军事主力投向解放区进攻方面，依靠汉奸走狗对沦陷区人民加紧统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任命温世珍为“天津防共委员会”会长，通过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对全市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采取下列各种反动措施，

　　1.积极宣传，大造声势

　　在温世珍受命之后，及时拟定了强化治安的方法步骤。他首先制定《宣传实施纲要》，规定分三个阶段展开宣传，即(一)宣传准备， (二)宣传高潮;

　　(三)总结扫尾，分段进行。首先由他挂帅，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向全市民众宣讲“强化治安”运动的意义，还在主要区街及车站，码头悬挂大幅标语，在热闹地方高层建筑上安装标语灯，在市属机关和冲要的路口悬挂标语布幕，大造声势。接着印发传单小册子，强令商店企业门前树立标语牌及悬灯结彩，开展装饰竞赛，利用高声喇叭向群众灌输强制教育。甚至在商店使用包装用纸和邮局印制信纸信封，都印上“强化治安”的标语口号，并且强迫学生、职工上街游行，掀起高潮。最后进行总结评比，对于活动好的区街或单位，进行表彰，对差的单位责令检查或予以处罚，对违抗不遵者严惩不贷。

　　2.训练保甲人员，加强戒备力量

　　当强化治安开始之日，全市就进入了紧急戒备的状态，一方面组织伪警察巡游示威，进行防空临战演习，给警察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布置在桥梁、港口、渡口、监狱及有水电设施的场所加强一级戒备，制造白色恐怖局势。还组织伪保甲长和社会青年成立“自卫团”，对市民实行联保联坐，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及思想言论状况，都加以调查，对“可疑分子”加以监视、盘问以至搜查、逮捕，审讯。形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3. 利用反动组织，加紧反共活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伪特别市公署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强化治安运动”的重点，就是“实行反共剿共，巩固治安”。在日本宪兵队的领导下，由伪警察局、社会局、新民会共同成立“剿共实践工作班"和“反共视察班”，并且以各警察分局的侦察员、反共员为“纵线”，以特务科、“灭共组”的外勤人员为“横线”，共同建立“灭共网”，以我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作为打击的对象，疯狂地追捕和迫害。甚至有些无辜市民，往往也被扣上“八路探子”、“通匪资敌”或“抗日嫌疑”等罪名，一旦落入魔掌，就有遭到野蛮刑讯、凌辱或杀害的危险，形成了血腥的恐怖世界，使人不寒而栗。

　　4.反复清查户口，实行居民证制度

　　随着强化治安不断深入，伪警察局反复地清查户口，并向市民发给居民证(俗称良民证)。连市内的暂住人口也不遗漏。伪军警宪特随时随地进行抽查，凡未带居民证者，即拘留关押。各派出所对界内的旅馆、商店和住户，还不断在深更半夜搞突然袭击，以查对户口、检查危险物品为名，进行搜查，只要他们认为是可疑份子就必然灾难临头，遭到人身迫害或财产损失，不可理喻。

　　5.规定“自肃自励日”，深化亲日反共

　　一九四一年八月，温世珍又以特别市公署名义发出通告，规定每月一日和十五日为市民“自肃自励日”，随之开展"反共自肃自励运动”。每逢自肃自励日，命令市民停止一切公私宴会。不准饮酒和娱乐，即便婚丧嫁娶，也不准摆席设筵，只许吃“文化米” (即高粱米)。各机关、

　　团体(包括新民会)在每月最后的一周定为“职员反共自肃自励运动周”，除书写“反共自肃标语”，填写自肃汇报和听取市长“自肃精神讲话”外，还在各部门举办“强化治安”运动常识测验，以考察人们对运动的思想认识。

　　在推行自肃自励运动的同时，温世珍还提示“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的口号，要求学校、民教馆、保甲长举办基层自肃自励演讲会、报告会，千方百计地来束缚人民的思想，把“反共、灭共”的活动向前推进一步。

　　六、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缓解其物资枯竭的困境，它把经济危机强加到沦陷区人民头上，首先成立了天津“米谷统制会”，通过伪市公署的布置，把市内各粮栈、粮库以及粮店的存粮作出统计，对大米、面粉封存起来，作为日本军用物资，不许一般市民食用，倘敢私自储存和食用稻米者，即视为犯罪加以惩治。与此同时，它们实行粮食，配卖制度，按户发票购买，提倡“代用食粮”。实际就是把粮库里积存多年的陈仓库底，早已霉烂变质的土粮，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以及喂牲畜的饲料等磨制成所谓“混合面”，又苦又辣又牙碜，令人难以下咽，勉强吃下也是致病之源，人们陷于饥饿，鹄形菜色，凄惨万状。常常见到码头、车站的搬运工人和马路上的人力车夫因饥饿倒毙在街头的尸首，而温世珍则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只为讨好其日本主子，规定每月八号为“八达日”，实际是迎合日本“大东亚圣战”所唱“八紘一宇”的反共滥调，作出丑恶的表演。有一次“八达日”，他在伪市公署礼堂，宴请天津防卫司令本间雅晴，向本间表示我温某一向以中日亲善为宗旨，衷心拥护大东亚圣战，为了支援“圣战”，自当与“皇军”同甘共苦，我们天津人的美食就是贴饽饽熬小鱼，特请司令长官来品尝天津特有的风味，以尽我地主之谊。这充分反映出他这个铁杆汉奸的丑恶嘴脸，卑鄙无耻，真乃世所罕见。

　　七，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献金

　　为了给日寇补充给养，搜刮各种物资，由伪市公署先后成立了征集钢铁物品委员会、收买废品委员会、支援圣战献金运动总会等机构，温世珍自任总会长，以蓝振德、 阎家琦，刘孟勋、陈啸戡等为委员，在各局处设立机动的分支机构。在成立大会时，温就命令办公室将所有的铜墨盒、钢笔架、铜镇尺和铜锁等铜器集中起来，以铝、瓷制品代替。同时把市署的大铁门、铁栅栏也拆下来，还把他家里的铜床、铜香炉、铜痰盂、铜盆等物一并献给日军部。但是有些值钱的银铜文物他却寄存在银行保险库，并未献出。而往下布置警察局指挥各分局派出所，派保甲长挨门入户去征收，对工厂商店的铜招牌、铁门窗也在征收之列。仅据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负责征集的钢铁制品即达3500余吨。以后铜铁制品少了，扩大到锡、铅、铝、镍等金属物品，统在征集范围。经反复搜查后，多数居民实在拿不出金属品可献，被逼出一条“折价捐献”的变通办法，市民只好拿出现钱交给保甲长，领到“XXX户X次献铜献铁收讫”的字条一纸，贴在大门框上，形成了长期勒索，闹得人们心情紧张，怨声载道。

　　在向日军献机献金开始，温世珍也起了表率作用。例如成立献金献机委员会时，他以会长身份先拿出一千元来带头捐献，同时下令木商制做“反共运动募捐箱”，留孔加锁，分发到各商店、工厂、企业、银行、人民团体等单位，要求挂在醒目之处，号召人们自愿认献，由各单位经管汇总上交。他还规定机关公职人员，每月薪金在五十元以上者，一律按月薪额30%一次性扣交，学校校长和教职员按月薪10%一次奉献，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金一元，中学生每人五角，小学生和幼儿园学童每人一角，市民每人至少一元，多者不限。据统计献金三十七万六千余元。

　　此外，于一九四一年春季，温世珍与日酋雨宫巽、茂川秀和等商妥，设立“天津赛马俱乐部”，从中榨取大量财富，并且举办“献机加赛”，在几天里就榨取可购买飞机十三架的资金。另外由温推动本市商会及工厂联合会缴纳献机金125万元，银行同业公会献机金100万元，钱业、五金业献机金130万元。至于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全市工商业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搜刮伪币四亿四千万元之多，可谓“水银泄地，无孔不入”。

　　八、严密进行经济封锁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七•七”事变之初，即以天津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筹集物资的基地。它一方面用加印大额伪币的手段掠夺各种物资，一方面又厉行封锁禁运，禁止一切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军事进攻，企图实现其“剿共、反共”的目的。温世珍秉承天津特务机关的旨意，更加紧了经济封锁的步骤。由他制定了经济封锁禁运的实施方案，组织了大批人马，在市内各主要地段增设物资检查点、卡、站，层层把关。对于每天进出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通过各种组合严格控制。所有大米、面粉、食糖、煤炭、 木料、钢铁及金属制品、电料、硝磺、烧碱、硫酸、棉布、兽皮、猪鬃、纸张、西药、卫生器材以及火柴等等，都列为统制物资禁止外运。如发现有人偷运，除东西没收，对人以“资敌”论处。他还命令警察、社会两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以检查违禁物品及非法囤积为名，深入到工厂、商店去搜查，借机敲诈勒索，而将逐日检查的户数、次数及查出的物资列表上报，向日寇邀功请奖。

　　九、为日寇抓捕劳工

　　天津闹大水后温指使伪军警察宪特成立“华北劳工协会”，借疏散难民和安排闲散人就业为名，雇佣一批地痞流氓，下设“大东公司”，抓捕劳苦群众，以供日军驱使和奴役。开始，据伪市公署公布招募劳工的对象为身体强壮的中青年男性，实际上连十三、四岁的儿童，六十以上的老者也在他们抓捕之内。初期劳工“兵站”设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南市、北开、地道外和谦德庄等处，以后扩散到郊区郊县的乡镇集市。不幸被抓者在敌人刺刀威逼和强带上脚镣手铐或绳索捆绑的情况下，被押解到车站、码头，装进铁闷子车厢或轮船货舱，运往东北和日本北海道矿区去做井下劳工，有一小部分留在日军兵营给他们构筑工事，当完工以后，尽被秘密处死，投入海河，尸体腐烂，令人惨不忍睹。在日本降伏后，据伪警察局统计材料表明，从天津地方抓走的劳工，计有七万三千三百七十四人，大部分丧亡异地或下落不明，侥幸生还者百不存一。

　　十、无耻鼓吹亡国滥调

　　温世珍为了效忠日寇，就任天津市长时兼任新民会天津分会会长。他把日寇企图吞并中国进一步征服世界所提出的“八紘一宇”的口号，经常作为讲话提纲，鼓吹“中日亲善”、

　　“大东亚共荣圈”等无耻滥言，还叫嚣“反共压倒一切”，以蛊惑人心，涣散人民抗日斗志。

　　当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温世珍与汪奸遥相呼应，在天津《庸报》上发表评论说：

　　“新中央政权成立，是顺应民众之企求而实现，是兴亚之善策”等等谬论。他还授命伪市公署宣传处会同社会局、教育局、新民会组织了一套写作班子，编写成《幢憬日本》、《武德报》、 《大东亚战报》等反动宣传刊物，

　　发行到机关、学校、工商团体、文化部门以及街道居民中去，作为加强“亲日反共”的舆论工具。用心实为险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制订《市民十训》，同样以“亲日反共”为标榜，：用油漆写在木板上，悬挂在通衢要道，妄图把自己崇日媚日的思想，渗透到广大市民的头脑中去，更加显示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每逢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某个较大城市时，日本居留民团就在原宫岛街(现鞍山道)天津神社庙前举行庆祝大会，燃放鞭炮，升起标语汽球，用高音喇叭播放胜利之歌，所有在津日本妇女儿童都穿上和服盛装参加大会，载歌载舞，表示狂欢庆祝。而温世珍则不失时机地赶紧叫他的咨议给日本“天皇”、 “外务省”、

　　“陆军省”、 “总理大臣”拍发贺电，并在市长官舍张灯结彩大摆筵席，邀请日驻屯军、驻津总领事、居留民团、宪兵队、警察署、特务机关等头面人物，开大型酒会，还召集一部分汉奸家属和日本艺伎来陪酒作乐，温即席发表祝酒词，他将日寇侵略军颂称为“仁义之师”，把入侵中国美化为“吊民伐罪”;对沦陷区(即敌占区)称之为“王道乐土”，并高呼“圣战必胜”， “大日本皇军万岁!” “天皇和皇后陛下万万岁!”等口号，真可谓丧失民族气节，丑态毕露。

　　在推行奴化教育方面，他也费了不少心机，提倡要多开办日语学校，并由日本人授课，布置一般学校也要以日语为必修课，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节日，号召学生和市民们举办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的演讲会、游艺会以及曲艺、电影等节目以灌输奴化思想教育为主题。凡此种种，意在博得日本人的欢心，增强对他的信任并巩固其伪市长的地位。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倒行逆施，更加切齿痛恨。

　　当然，温世珍卖国求荣，甘心附逆，坑害人民，起到利敌、资敌的作用，从而受到日酋们赏识，不断赐给他奖状，锦旗、银盾和感谢信。这时他认为自己取得日酋的宠信，更加趾高气扬，自鸣得意，殊不知他滥用职权，坑害百姓，捞到大量的金银财宝，也引起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妒忌，1943年3月，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将温大发财源的劣迹，向华北方面军指挥官冈村宁次进行汇报，并建议把他撤职，由伪津海道道尹王绪高继任。冈村念其亲日有功，留些情面，调任他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平津对华中、南交易组合理事长，使其继续为日寇侵华服务。

　　十一、国民党政权对温世珍的庇护

　　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居然受到了国民党的庇护。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军统局头子戴笠飞来天津，打着惩治汉奸的旗号，他把温世珍、王荷舫都拘留在王荷舫的家中，转年四月移交国民党地方法院第三监狱羁押，同时有周迪平、徐树强、李鹏图、何庆元等一伙汉奸同时被收审。他们通过贿买监狱负责人给他们特辟专室，粉刷一新。躺的是席梦思床，盖的是绸缎被褥，抽的是美国香烟，喝的是陈酿好酒。找来聚合成饭庄的厨师开小灶饭，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烦闷时看书、看报，听广播、打麻将或玩棋消遣，犯人家属还可随时接见。实际上他在狱中的生活享受，几乎与高级宾馆无所差异。国民党法院对温世珍汉奸案件，一直拖延三年并未处决。且在解放前夕，竟以虚构的“天津法团”名义，将他保释出狱。

　　十二，人民群众对温世珍的愤怒声讨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广大市民无不强烈要求严惩这个作恶多端的卖国贼。

　　《天津日报》在“献媚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大汉奸温世珍罪恶滔天”的标题下，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市民们纷纷揭露温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勾当。有的反映沦陷时期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想尽方法搜劫中国人民的财富，温逆为了讨好他主子的欢心，连续发起献铜、献铁、献机、献金运动，抢劫民间的钢铁器件，把商民用以防匪防盗的铁门铁窗以及刀勺锁钥和家俱上的铜件全抢夺一空，帮助日寇增强屠杀中国人民的力量，他干的都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真是罪大恶极。有的谴责温世珍为了充分供给日寇食粮，不惜泯灭天良，将所有好粮都收进日本粮库。把敌军牲畜都不吃的豆饼掺上五十多种霉腐的杂谷制成“混合面”配售给市民，人们从午夜就去粮店挨个挤买，好不容易买上二斤，可是孩子大人吃了都拉绿屎，因中毒致死的日有所闻，简直是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有的举报温世珍勾结蓝振德、徐树强等汉奸，以制止暴利严查囤积为名，到处搜刮查扣民间物资，除了奉献给日寇以外，大部分都填饱了他们的私囊，实在罪不可逭。有的痛斥温逆在历任伪职期间，疯狂地为日寇推行侵略政策，经常散布反共反人民盼谬论，煽惑人心，暴露出他深切怀恨“我国家不亡，民族不灭”的逆反心理，实属丧心病狂，罪不容诛!还有的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温世珍将一些亲信家族都拉进了敌伪机关给日寇作侵略工具的情况。如他将大女婿杨X X推荐给柴山，得任湖北伪保安处长，二女儿温xx由他任命为天津赛马会职务兼任华中南物交会天津分会科长，三女儿温XX安排为市公署英文机要秘书，胞侄温 XX作中文机要秘书，堂叔温XX任公署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任秦皇岛分关监督，族门兄弟有的被安排为税务稽查所长，有的作了屠宰场场长等等，类似郭令公七子八婿的“满床笏”。古代统治阶级有“刘安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居然在他身上实现了。他只图上下齐手，贪婪无厌，祸国殃民以自肥，虽九死亦不足蔽其辜。

　　当时报载宜兴埠民众还举行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老大娘、老大爷和革命烈土的家属们，纷纷控诉恶霸温士玉依仗其叔父温世珍的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的事实，会场上很多群众激愤地声泪俱下，一致振臂高呼：“人民政府要依法惩治凶顽，快把大汉奸温世珍枪毙，别再让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充分反映出广大群众满腔怒火与切齿痛恨。

　　十三、严正的审判

　　天津解放以后，人民法院顺应民意，很快就将温世珍逮捕归案。

　　但是，当审判人员进行审讯时，温对其种种罪行不肯坦白。他诡称：“我担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肥缺，不是出于自愿，是因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佑的保荐”。审判人员又问：“松冈洋佑为什么要保荐你呢?”他竟说：

　　“日本人最怕贪污，他们知道我操行很好，廉洁自爱”。此外，他还诡辩道：“我在沦陷时期，虽然跟日本人合作了，但是我并没有殃民”。

　　可是，血写的罪恶，怎是弥天大谎便能抵赖得了?人民法院组织专案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很快便查清了他卖国殃民罄竹难书的罪恶。

　　1951年6月30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笑一，审判员刘云峰作出严正判决：“查该逆自‘九•一八’前，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后在日寇的羽翼下，历充汉奸要职，效忠日寇，出卖祖国，

　　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对温世珍财产的处理

　　除对温世珍的罪行进行判决外，人民法院对其财产也作出了处理。

　　经查，温在本市河西区奉化道旧门牌15，17，19，21号有私产房四所，在台湾路7号、台湾路甲7号有私产楼房两所，这些都是由其搜刮民财所购置，全部予以查封。查封后其长子及儿媳提出异议，认为其中一些房产是他们经济独立后所购置，因此申请人民政府发还。经办案人员查明，其申请理由纯属虚构，予以驳回。

　　又查，温在北郊宜兴埠十字街有灰砖房一所，计十五间，此房子解放前他赠给该乡小学校作图书馆，根据当地办学人士联名申请，决定将该房拨归市教育局统筹处理。

　　温有二子三女，均已成家立业，惟其妻杨尔淑年老，无生活来源，人民法院决定给她酌留生活费和住房。温世珍的其它财产，尽行没收。

　　事后，据上海金城银行又举报，温曾以温佩珊名义，在该行总行保险库存箱子四只，其中装有古玩玉器、牙雕人物、英美细瓷器、铜佛铜像、银盾、银盒、银船、银元以及其他各种银器，鼻烟壶等细软物品共七十一件。天津市人民法院函请上海市法院会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协助，于1951年6 月启运到津，其中有七件属于历史文物，送文物处保管，下余六十四件经本市联谊公证拍卖行公开拍卖，所得款全部上缴市财政局。

　　结 束 语

　　温世珍是北洋政府的中下层政客，他能讲外语，善弄权术，只缘利欲熏心，崇洋媚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虽逞凶得意于一时，而自贻唾骂于千载，这是每个卖国求荣的反革命分子必然受到正义惩罚的结局。我们以史为鉴，将温逆一桩旧案如实写出，作为反面教材，供请读者深切思考。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总趋势和总格局中，我国人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不可忽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仍在施展和平演变的故伎与阴谋，从各个角落里寻找为其所用的代理人，梦想颠覆我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人民再拉回到解放以前任人屠宰与奴役的殖民统治的悲惨境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因此，我们每一个有志之士，必须立场鲜明，保持高度警觉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与法制，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老一辈革命家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创建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并促使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以无愧于伟大的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