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于佑军的官品和人品之不堪及其作品之荒谬性

　

　　最近，于佑军火了!

　　恐怕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是火了。

　　你若要问于佑军到底是谁，为什么火了?我只能这样粗略地告诉你，84年他与人合作写出《社会主义四百年》，随后一路仕途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深圳市市长、湖南省付省长、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和付部长。2008年因贪腐问题和婚外情被解除行政职务，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留党查看两年（不知何故，处理如此之轻）。之后，他又写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近他到母校中山大学宣讲文革系列讲座，结果被南方都市等报刊一造舆论，火了！

　　首先得承认于幼军是聪明人，其人品和其政治取向存在的问题，决定了其写作的政论性和历史性著作，必然会存在基本的和根本性的问题和缺陷。让我们粗略来解读解读。

　　有一件事或许最能说明于幼军的官品。

　　深圳市有这样一个小区，如果问及住房，大多数居民会叹气;如果再问及搬迁，几乎所有人都会做一个“八”的手势。鹿丹村竣工于1989年，是一个大型福利住宅小区，共有居民楼24栋，住户1280户。由于施工时使用了含有大量盐分的沙，导致小区建成后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墙体渗水，楼梯开裂，极有可能导致事故。2000年8月，在参阅媒体的相关报道后，时任市长的于幼军到小区视察。鹿丹村的老居民、今年58岁的陈先生对于幼军到访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天下着大雨，渗水很厉害。市长于幼军看了一些住户的房子。他皱着眉大声说：‘鹿丹村居民等了10年，不能再让群众等下去了，请市住宅局10天内拿出整改方案。希望3年后，我再来参观你们的新居!’”老陈听了，欢天喜地。

　　但之后事态的发展并不乐观。由于在赔偿金额、拆迁成本等方面不能达成共识，拆除重建工作搁浅。老陈从10天，等到3年，再等到8年，当初的激动变成了失望。8年后走进鹿丹村时，每栋住宅楼表墙上的黑色油漆，像一道道斑马纹，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就是为防止房屋外墙渗漏，草草做的简单防水工程。

　　关系到老百姓住房的切身利益的事情，岂是小事?而时任市长的于幼军说话却不兑现，让老百姓不仅空喜欢一场，而且置老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其官品可见一般。

　　那么其个人人品又怎么样呢?

　　在其当深圳市长其间，他弟弟因为他的关系承包了深圳市的有关工程，涉及利益冲突，调查证实之后，成了中纪委开铡的对象。同时，于与深圳电视台一位女主持人如胶似漆，大搞婚外情，生活作风极不检点，也与党的纪律相违，最后咎由自取，由于这位女主持人对其不满，向中纪委举报了于。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决定。

　　无独有偶，84年与于一起合作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的黎元江，通过与好友徐光春副部长，行贿一百万元给时任领导办公室主任廷安，得以将那本书摆在领导桌上，黎元江则挪用报社公款千万给徐副部长儿子去海南省经营药品生意。2004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元江受贿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黎元江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两个贪腐分子写《社会主义四百年》，而且为了书稿能被重视，用见不得人的贪腐手法来达目的，我也是醉了。这种书稿的内容能不走样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于幼军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什么硬伤吧。

　　于为了能标新立异，再加之其政治立场有问题，粗略分析有如下几大硬伤：

　　一是为陈独秀翻案。于在书中说，陈独秀对中共的创立发展、对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走向高潮做出了重大贡献;过去强加给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对工农运动”等罪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在共产党方面造成“大革命失败”和党遭受屠杀镇压惨重损失的原因和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而不能将之归咎于陈独秀。看看，陈独秀在于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伟、光、正了。那我就奇了怪了，伟光正陈独秀，建党初期堂堂的总书记咋就被打倒，最后还被开除党藉了呢?难道是政治阴谋和迫害?哈哈，于幼军先生真是滑历史之大稽呀。其实，陈独秀被打倒，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思想和做法，对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陈独秀当时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因此，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认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共产党估计过低，导致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丧失领导权。 从策略方针上的失误来说，陈独秀认为只有采取退让的方针，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政策，才可以表明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使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放心，国共合作不至于破裂。在农民问题上，否认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压制农民运动。陈独秀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提出种种限制，反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指责农民运动，从而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 在武装问题上，忽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不懂要取得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极力限制工农武装，当蒋、汪叛变革命时，中共无力组织有效地抵抗，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另外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 　　1.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农民。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2.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护。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准备反革命政变之时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言“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还说要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并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帮助了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

　　3.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武装。1927年6月底，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已昭然若揭，陈独秀仍一味顺从他的要求。下令“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汪精卫诬蔑农民自卫军引起地方恐慌，陈就下令解除农民自卫军武装。 　　4.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操纵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主要内容：(一)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二)“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三)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这个决议，取消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出卖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是一个向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的纲领。

　　以上史实证明，陈独秀被打倒，不是什么于幼军说的大冤案，而是陈独秀极其错误的思想和领导造成的必然结果。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直至最后开除党藉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了，也足见其思想上混乱到了何种程度。于幼军把陈独秀故意捧上伟、光、正的神位，无非是为贬低毛主席作辅垫。因为陈独秀这么伟、光、正，如果没下台，那就没以后毛主席什么事了。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捏造和无耻颠覆!

　　二是为蒋介石的一些事平反，否认蒋曾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那么历史事实是否真象于幼军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以历史事实说话。据南京地方志办公室的胡卓然发现，近年来解密的日军内部情报显示，南京方面在1931年9月初就下达“不抵抗”密令。1931年9月初，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长截获“辽宁省政府对军警各机关及各县长”发出的密令。关东厅警务局长随后于9月12日用密电向日本政府外务次官发出了这份情报。随着《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公开，日方保存的这份由南京下达的密令得以公开，由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于“不抵抗”指示的疑团。这份密令说“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九一八事变后， 1931年9月21日，刚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在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也是‘不抵抗’的意思。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这公开于世的文字，其意思不是不抵抗的意思又是什么?白纸黑字抵赖得了吗?

　　至于张学良晚年所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他亲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我想应当这样去理解。一是张学良晚年说这话时已是九十高龄，有些事是不是有遗忘很难说。二是张学良说的是当时是九一八他下的命令，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这之前向他多次表示过不抵抗的意思，张学良当然就会以之前的意思来下这种不抵抗的命令，蒋和国民政府脱不了干系。而且这种不抵抗，在九一八事变后蒋和国民政府的公开表态中表露无遗，并不冤枉蒋和国民政府。

　　所以，于幼军和果粉们千方百计无论怎样去想粉饰蒋介石没有下令不抵抗，都是徒劳的。三是为张国涛鸣冤，倾向于否认叶剑英曾向党中央出示张国涛要解决党中央的有关电报。反过来不就是在说党中央毛主席在栽赃张国涛吗?其实，有脑子的，只要好好想一想，毛主席曾不只一次公开对人说过，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没有他，在长征时我们的脑袋就搬家了。这个话不就是对有张国涛下令解决党中央的这个电报的最好佐证吗?毛主席一生都顾全大局，即使是被撤了职，也是以大局为重，不搞小宗派，闹山头，而是耐心等待中央有关领导转变思想。所以，如果不是真的事情危急，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也不会断然下令独自北上，以便及时脱离张国涛的虎口。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走后，政治委员陈昌浩曾问徐向前怎么办，是否追击?徐向湔回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可见当时的形势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后来张国涛裹胁朱德强行南下，并试图另立中央，从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张国涛的野心和狂妄。下令解决党中央这种事张国涛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之前张国涛杀曾中生等一大批不服他的手下，不也佐证了张的心狠手辣吗?于幼军不顾这些明显的史实，非要为张国涛鸣冤，除了能就此搞乱党史反诬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栽赃张国涛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呢?

　　四是贬低毛主席，说西安事变时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的，他和一些红军将领开始主张杀掉蒋介石，在陕北建立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当时张闻天是中共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和南京对立。张学良、杨虎城和美国、苏联政府也均不同意危害蒋的安全。毛泽东等原来主张杀蒋的领导人头脑冷静下来后也改变了态度。这一切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看看，毛主席简直就是个头脑发热的愤青了，哪还是什么高瞻远瞩成熟的政治战略家?还没有张闻天有见识呀。在蒋介石被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之时，毛主席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而且是初掌实权，怎么可能不从全局出发反复权衡利弊，而轻率地表态杀蒋呢?毛主席如果这么沉不住气，这么冲动，简直和一般战士的水平一样，又如何能服众?又如何让周恩来这样一批人中之杰后来心悦诚服地跟着他干革命?张闻天既然这么历害，那红军咋被打得只好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呢?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战无不胜的红军咋就越打越衰了呢?显然，于幼军在这里为了达到贬毛的目的，人为地在这里根据某些片面的所谓史料，作出这种可笑的臆测。

　　陈独秀张国涛张闻天都成了伟、光、正，连蒋介石都抗日神武了，唯独毛主席无远见了，不英明了。这于幼军先生真是天才的政治和历史写家呀!

　　那么于幼军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和文革，其可信度又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