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不必为命运流泪

 

　　【就在前些天(2015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晚七点“新闻联播”在报道屠呦呦领奖时宣称得了“最高奖”，我看着女主播念出这几个字，震动之余，思前想后，觉得此举是在精神被殖民的“大进程”之内的，且已到了彻底无意识阶段。】

 

　　我去中部某城，从高铁下来，负责接待的那个法国人迟迟未到。我正打算自己乘车走，她来了，一个年轻洋女子，身纤小，脸削长，颧骨不向外东奔西跑，与不凹陷也不淡浅的眼睛比肩看齐，整张脸不张扬地向内收掩着，透出高卢人特有的对外部和陌生世界的惊疑。她负责把我接送到旅馆及其后几天的活动安排。她说我们还是乘地铁吧，城里经常堵车。于是我们上了地铁。

　　在地铁上我得悉，她刚来中国一年，是法国一家驻华企业小职员的妻子，随丈夫过来，就在我参加活动的这个法国文化机构找了一份秘书工作。她不会中文，以前也从未来过中国。她和她的同胞集中住在江北(过去的洋人区)，子女有自己的学校，课本和教学大纲全由本国政府提供和制定。我知道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自建一个形神皆具的封闭空间，尽量与本地生活减少交叉。这几块因初识而奉出的外围人生的拼图，看似无序，在法国这个一切有界的社会还是一眼能找到只属于她的位置。

　　在两百年殖民征服并反向被移民的种族大迁徙中保存了土著高卢的血统，是她的第一特点。混血只在底层漏洞最多。上层沙龙偶尔闯出一道异色风景，乃金钱与色或权与色的交易而已，未能控制在轨并不常见;而底层则是外来的聪明人个个削尖脑袋攀附可以接纳他们的土著傻瓜，对土著是机会难得的血缘进化，对闯入者则未必不是赔本买卖，血缘的迁徙机关算尽，愿打愿挨。她显然躲过也挤不进这高高低低的人群，位于蓝领和白领之间，若在自己国家，是被夹在谋生的缝隙里挤不出多少生存赢余的人，绝不会有她用姗姗来迟向我宣示的“上等人”的笃定。而这份笃定她已在短短的一年里神速地了然在心，压缩了她过去三十年的匮欠。第二特点则是“防火墙”内绵延世纪专门饲养、绝不旁食的广大人群的特征，这从她投向“东方人”的第一个眼神就能觉察，那是一种掩藏在礼貌和距离之下的优越感，一种被高高捧着的无知无畏，那道代代承传的自我围墙，让他们在异域他乡的人海里穿行如入无人之境。

　　在车厢里，我身边空出了一个位子，坐下后我继续与站着的她闲扯。不出一会儿，在我坐下车启动抵达下一站之间，我身边的中年男人站起来把位子让给她，我以为男子要下车，但车停再启动，男子并不下车，站起来只是给她让座，大约是看她站着我坐着的缘故吧。我脑子里立刻做了一个假设：若我站着她坐着，他会让座吗?

　　这个假设还真可能没有第二种答案。这让我想到近日极偶然重看的一部旧片——英国1984年出品的《印度之行》，此片以前看过，记不得年头了，估计当年看时能吃透的东西有限。二十多年前，我们被自己绵软如绸的心思陶醉，一路只见自己的梦，并不见其他，时间却是无情的磨石，将人的眼睛越磨越尖，能随处“行刺”的眼睛先破的是自己吹大的气球。

　　看西方电影，甚至可以连带看西方精英和他们做的事，看到后来，“故事”的幕布就被穿透了，曾经不经意的细节，全部浮上来，而意图和技巧尽藏于细节中。以这部片子为例，影片的第一层，也即讲述的“故事”，是明显揭露“种族歧视”的表述;影片的第二层，也就是只会看“故事”的人往往忽略的背景、细节，却完完全全是“东方主义”的表述。而两种表述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并无会车的可能。“东方”是十八、十九世纪率先工业化的“西方”为自己构设的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其实并非只产自地理的“东方”，而是浓缩了传统和农业社会的影子，至少部分包涵了西方自己甩掉的过去。然而这个甩掉的“过去”再配上一些异国风俗就被设计成了一个概念——“东方主义”，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及西方优越感的源泉。这第二层表述，不管作者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或是半有意识半无意识，几乎可以把第一层表述拆卸光光，或者说为第一层表述批判的东西提供了其存在的理由。

　　看过电影之后，第一层表述停留不了多久，它会溶解于通常的故事、普遍的情节，是第二层表述悄无声息地留下来，长久地作用于人的潜意识。以致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思想也浸透了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东方主义”表述，由模仿的细节甚至复制的叙事方法巧然完成，时常是以“反叛”的模式迷醉着操作者们，并通过上层建筑的接鼓传花，完全不被觉察地渗漏民间，朝着需要的方向解构人心、重塑思想。在旷日持久的浸泡移变之后，结出的果实就像经过生物技术在原初即改造了基因的产品，一切逆情悖理都被本能顺其自然地接受着，仿佛天成。

　　而背道而驰的双重表述并存于一部宣示鲜明的作品中，不光是西方的文艺形态，也是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精英的写照，内里矛盾到非得外在精心包装是他们逃不掉的宿命。

　　话说回来，我此文的目的并非该片的评论，而只是引一个细节。记得电影开场不久，两位从帝国本土刚刚过来的英国女人(女主角)——阿黛拉小姐和其未婚夫的母亲摩尔夫人——走出火车站，乘马车穿过乱哄哄、脏兮兮的印度街道。她们的马车紧随新上任总督的车队，在灰尘、嘈杂、混乱、丑陋的人群中呼啸而过——未经工业化、城市化残酷淘汰过的人群外貌时常是卑劣的，因为与自然结盟的农业社会凭着生存本能接纳着所有能使用的人力，并不向繁殖要求“延续”之外的东西。这一长列旁若无人的车队将两位已经与背景赫然不同的骑车印度人挤翻在地，这两人一个是本片的男主角阿济兹医生，另一位是后来为阿济兹辩护的律师。他们是身穿西装、由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上等印度人，俩人从灰土中趴起来，望着把自己挤翻在地、不作片刻停留的车队有几句对话，大意如下：

　　——这是新总督。

　　——前任总督刚来的时候，人们说他人品不错。

　　——但后来跟其他人没两样，英国人两年内就会现形。

 

　　——女人更糟糕，最多半年。

　　其后故事的发展一如开场的这几句预言。

　　虽然是双重表述，但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艺界连这样的“反思之皮”也不再披挂了，因为世界的“东”与“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在西边，“帝国” (没有打引号的帝国与打引号的帝国不是一个概念，后者隐身其中，没有固定疆界)通过左翼包抄，完成最终布局，全盘夺得上层建筑控制权，从此“受害者”的位置上无须再拖带那些为模糊概念而放入的搭“便车”的贱民，跟着“受宠撒娇”却不知“馅饼”从何而降的贱民哪里懂得“受害者”乃“帝国”皇族的宝座，独一无二的，岂容分享，《印度之行》这类电影只是那场左翼包抄拖带的烟尘;在东边，“帝国”通过右翼包抄，剔除了反抗者最后的筋骨，从此贱民们自己的忏悔深不见底，淹没了残余的自我意识，卑贱换得自戕的快乐，不亦乐乎?那张获赠的“反思之皮”再无附着之地。

　　只有极少的眼睛目睹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溃败和世纪大奔逃，它成了之前所有牺牲者的无字墓碑。　　

主持人：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就在前些天(2015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晚七点“新闻联播”在报道屠呦呦领奖时宣称得了“最高奖”，我看着女主播念出这几个字，震动之余，思前想后，觉得此举是在精神被殖民的“大进程”之内的，且已到了彻底无意识阶段。无论是后面写台词的编辑、审阅的台领导，还是前台振振有词念着的主播，没人意识到他们做了一件什么“大事”，更遑论意识到这件“大事”意味着什么，这种一厢情愿的“拜主仪式”已经内化成自然而然的本能行为。我们如果做不到见怪不怪，则在这个国家生活时时刻刻都会被这样的“刺激”包围。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我与一班记者前往匈牙利，游览过程中看到为匈籍美国犹太报人普利策立的一块碑，当时在场的一位中国最大通讯社的记者脱口而出：“这是我们新闻界的最高奖(指美国的普利策奖)。”我侧目而视，心想：你认主，人家认你吗？

　　除了一些有硬性标准的国际奖，诸如体育奖和某些西洋古典艺术奖，没有一个国家，哪怕在“西方”范围内的国家，会把另一国的奖视为“最高奖”，尤其在科技、文化这些事关国族命运的领域。你可以用“著名的奖”、“重要奖”这些头衔以示尊重，但承认其为“最高奖”是不是自认自己没有脑袋?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遭受西方全面封锁之际做出的科研成果，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得了后者的一个奖，有什么好激动的?早在没有这个奖、甚至颁这个奖的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就有了蔡伦这样的伟大发明家难道不能给你一点起码的自信吗?再说你承认其为“最高奖”，那么它的“和平奖”是不是也是“最高”的?你这么高调宣传这个奖，那个奖不是打脸吗?这个奖和组织这个奖的那帮人有什么高出我们其他人类的地方，要让我们在几次三番被打脸的境况下还这么称臣认主?更何况，你这么认主，对得起无以数计为中国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得了自己国家的奖而无缘这个奖的科研人员吗?对得起不被这个奖承认的像钱学森、袁隆平这样的国家栋梁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样的舆论核心之核心都这般无魂无脑，国家还有救吗?再说，不认主并不等于排斥。

　　而这已然成风。我某日走进上海电影博物馆，在大堂占了一面墙体的馆序(不是临时贴的一张纸而是印刻在墙体上)中，读到这段话：“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共出品故事片800多部，美术片500多数，科教片2000多数，译制片1200多部，荣获了包括奥斯卡、戛纳、柏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在内的600余个国内外重要奖项。”注意到没有，在对上海电影成就的总结中，同样把“最高荣誉”移出了国门，整篇馆序中，没有具体提到一个国内电影奖!

　　对看不到的眼睛，这国正在破浪向前;对看得到的眼睛，是遍地丢弃的魂魄。

　　地铁载着她和我在暗黑的隧道里飞驰，那个细节被已成第二天性的精神臣服普遍而深入地遮掩和内化，发生着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不必为命运流泪。

 

　　来源： 四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