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农村大学生拖垮家庭？

　　本文于2008年4月11日发表在《科学时报》，发表时有删节

 

　　春节期间，大学生们纷纷回家过年。然而在农村，大学生与家人团聚后，开学便成了头疼大事，常常是载着欢笑回家，含着眼泪返校。学费、书费、食宿费、零花钱每年约需1万多元，这对于一个收入只有几千元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个重大负担。前不久，笔者领导一个中德联合小组在沂蒙山区4个典型村落开展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一个4口农家收入平均为7000元左右;那些出现严重贫困的家庭多为家有大学生或高中生的。

 

　　笔者某初中同学的一双儿女很争气：儿子在上海念大学，女儿在县城读高中，两个学生每年最低花费需1.5万元。两口子精心伺候着4亩地，试图挣足学费，但是，仅靠种地供应学生上学比登天还难。没有办法同学夫妇只好进城打工，再加上东拼西凑，勉强维持两个孩子的学费。等他们毕业了，家庭为此要欠下几万元的债务。

 

　　27年前，笔者有幸考上了山东大学生物系，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我还在干农活，班主任骑自行车跑了50公里将通知书送到家里。可能是当时考上重点大学的太稀少了，老师担心邮局寄通知书出差错，就亲自骑车送来。那时家里分文不名，父亲向邻居借了1元多钱买猪肉，炒了两个菜招待我可敬的班主任“报子”。

 

　　那个年代的大学是不收费的，来自农村以及月收入不足50元的城市家庭学生，可以享受国家发的困难补助。笔者上大学的补助费每月21.5元，住宿全部免费，根本没有什么学费要交。这21.5元俭省着花，足够用的，因为物价非常稳定。以伙食费为例，一份排骨2.5角一份;金银(鸡蛋)豆腐1.5角一份;1分钱的咸菜可够两个早餐。

 

　　毕业生也不愁分配，完全由国家包管，再加上考研的，100%就业。即使笔者17年前赴英国进修，国内大学尚无就业率一说。在利物浦大学时，看到人家对大学就业率排名我还感到很陌生，以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农村家庭考上一个大学生或者中专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逐步或者彻底摆脱了贫困。现在情况不同了，毕业生就业难，农村学生上一些不太知名的大学，毕业即失业，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考研上，将就业希望寄托在硕士或者博士毕业，农家子弟接受高端教育的风险越来越大了。

 

　　农家大学生心理压力也很大。一方面来自家庭，父母为使他们接受教育付出艰辛劳动，大学生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有回报家庭的强烈愿望，但是严酷的现实往往令他们很失望;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在农村考上大学的远近闻名，如果大学毕业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再回到村里，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笔者同学的孩子在某农学院毕业，因为没有工作，无颜回家，在城市打工漂泊几年了，连年都不好意思回家过。

 

　　在农村，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个高中生拖累一个家庭，一个大学生拖垮一个家庭”，概因为农家子弟上大学投资大，回报小，几年下来负债经营，农家会陷入贫困。农村大学生本身也有问题，他们没有正确认清现实，没有放下架子拓宽就业机会。过去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考上大学的比例不足10%;可现在的高等教育是素质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公民，高中毕业生中能够考上各类大学占80%以上。但是，理想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每年我国光大学毕业生就有495万人，相当于67%的瑞士人口，再加上硕士、博士文凭拥有者、博士后人员，以及各类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压力肯定是很大的，都进入科研单位、高等学校、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此，大学生需要对自己重新定位。你可能就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工人、农民、出租司机、个体经营者。几年前在美国，笔者与出租司机聊天，他竟然是双硕士拥有者，根本看不出他对服务工作有任何自卑感。在北京的出租车上，我还没有遇见有硕士学位的出租司机，甚至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很少。农民大学生出力气不如农民工，知识功底又远不如老大学生，工作自然不好找。农民工的月收入尚可以达到两三千元，而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还不足万元有的是。因此，放下架子，量力而行，自食其力，养家糊口，是今后我国大学生必须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

 

　　大学需要根据国家需求认真办学，而不能完全迎合市场需要。公立大学一些基础设施甚至教师工资是国家出的，大学就应当履行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义务，而不是将所有的费用都摊派到学生头上，更不能变相从学生身上赚钱。大学子弟承包学校公共设施赚钱的现象在高校应尽早禁止。国家急需的基础高校如师范和农业类院校，应尽量免收学费，并对农家子弟实行人文和经济关怀。中国现代化离不开高级人才的参与，如农家子弟因上不起学纷纷离开高校校门，将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灾难。

　　作者：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联合国大学咨询专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复理论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战略构想;针对风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等建议，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研究成果曾两度进入西方大学教科书，并被美国《科学》杂志长篇报道。2006年创建弘毅生态农场，坚持“六不用”经营农业，即不用化肥、农药、地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种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推广弘毅农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