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重建乡贤时，他们露出了臀部上的封建纹章

 

　　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重视现代乡贤》和《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文章，谈论基层“乡贤治理”之作用。在《重视现代乡贤》一文中，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在《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一文中，作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认为，建构新乡贤文化，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乡村治理现代化。黄海建议培育新乡贤文化要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群体的引领作用。

　　恢复乡贤制、重视乡贤文化并不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出。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的提案便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在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任志强、冯仑、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他们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为什么各界大佬们如此“心有灵犀”地大力鼓吹乡贤文化、重建乡贤制呢？

　　这股乡贤风吹来是为了应对目前农村空壳化背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社会空心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青壮年劳动力被迫到城市谋生，农村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儿童，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政府也在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乡村治理问题，例如安排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村官。2008年国家开始选聘大学生村官，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选聘41万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有22.1万名，覆盖全国1/3以上的行政村。然而大学生村官工作开展7年以来，成效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正在缩减大学生村官名额，2015年中组部宣布把大学生村官名额压缩到17万人左右(资料来源：新浪新闻)。乡贤文化的兴起与大学生村官的退潮表明政府对农村治理问题上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乡村治理一直是当下农村社会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目前全国大部分乡村职能虚弱，基层村委对村务没有动力，对村民没有组织和动员能力，导致政府政策在乡镇一级后执行不下去，中央对基层政权的约束力已经大大减弱。另一方面，随着征地拆迁、村政腐败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两方面的压力，政府也在思考解决办法，一些知识分子和商界大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重视乡贤文化、重建乡贤制，但是乡贤制的黑历史你真的造吗?

 

　　逼人卖儿鬻女、初夜权……乡贤的黑历史一箩筐

　　乡贤制源自于明初推行的“里甲制”，即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政权只能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代理人即土豪、劣绅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实行“乡绅自治”。自治的核心便是征收赋税，而这些“乡贤”在收税过程相互勾结，层层加码摊派，这些杂派通常会是中央正税的数倍，老百姓多缴纳的部分就被这些“乡贤”瓜分。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战乱，武力变成了乡贤的主要标准。拥有“强武力”的，就成了军阀和高官，而拥有“小武力”的地方土豪就是通常所说的“乡贤”。民国时期，在江苏和山东交界的农村，恶霸地主垄断田亩，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私家刑堂，把农民当农奴随意处置，有的对农民还有初夜权。　乡贤制是封建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方式，依托于乡绅自治，土豪劣绅成了土皇帝，而为了缴纳翻了数倍赋税的村民却要卖儿鬻女。乡贤制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完全废除，1949年建国后，党建立了健全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省市县到乡镇村落建立了党支部，政府管控的触角伸到了最底层，这样就彻底消灭了乡贤制度。

 

　　乡贤制度滋生了封建土地制度之下的特权阶层，豪强劣绅依靠土地私有制而拥有了在乡村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剥削佃农，又依靠乡贤制在替政府履行收税职能时加大对村民的盘剥力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废除土地私有制，这一寄生阶级才被完全摧毁。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商界大佬却要重新建立乡贤制度，是要为进一步地恢复土地私有、卖儿鬻女做铺垫，做名副其实的“乡绅”、“土豪”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到：“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乡贤制一提出就被广大网友强烈抵制，人民群众早就闻到了这股言论里透出的腐烂僵尸气息。　　

　　乡贤文化无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英国封建时期的绅士就是中国的乡贤，英国的绅士体制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十九世纪便已经瓦解了。资本主义高速地消灭了旧有的关系，但资本主义不是永动机，当它开始显得乏力时，它造成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农村空心化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相伴而来，一些人乱开旧时代的药方早已不足为奇，但却总是巧妙地避开了“对症下药”四个字。

 

　　乡贤文化的兴起源于农村经济衰败、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建设乡村的思考。鼓吹乡贤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文化调和的角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矛盾和对立，然而无论是乡绅制还是换汤不换药的乡贤制都无助于改变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和分化局面。

 

　　农村的分化问题由来已久，自分田到户就开始出现，近些年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农村研究方向的专家指出农村分化是农村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在城市资本下乡和乡村内生资本不断形成的过程中，驱动村庄分化的动力早已消解了所谓的‘传统社会纽带’的粘合力;而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农村土地，这些年围绕征地拆迁导致的矛盾此起彼伏。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乡贤’能解决的问题。”针对农村存在的这些问题，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希望乡贤能够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但所谓的“乡贤”本身就是这种社会分歧的一部分，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黄海文中提到的乡贤代表——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都是回到村庄的精英人士，他们或者将农村作为投资场所，或者被吸纳到已经在村庄经营的资本体系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或即将和普通村民的利益相冲突。“所谓‘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恐怕只是知识分子的想象。”这位专家说到。

 

　　农村社会空心化源自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重新恢复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但问题是小农经济无法容纳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其他无法被吸收的劳动力就成了“剩余”劳动力。另外，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等福利也随着公社的解体而丧失。在市场化经济浪潮下，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面商品化，土地上的收入已经无法保障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农村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贩卖自己的劳力维持生计。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不到加强的情况下，无论是发展“乡绅”文化还是“乡贤”文化都无助于扭转农村社会日益分化和空心化的趋势。

 

　　来源：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