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路在何方——第一代女工的挣扎

 

　　【破土编者按】离开兴业雨衣厂大火中丧生的工人的家乡后，潘毅产生了新的渴望——进入工厂，寻找创伤背后的希望。1995年，她进入深圳一家电子厂与工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然而在真正走进工人之后，她却发现工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无法留在城市，还面临着工伤和工亡的风险。工人的未来到底路在何方?一个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能为打工者提供怎样的答案?　　

　　已经忘记九十年代是如何走过去的了，在无数绝望的日子里，大家都渴望着光，追逐着一点点光影，希望能为这些打工者们照亮她们冰冷黑漆的生命隧道。

　　走出农村，我有了对于九十年代更多的问号，以及一个崭新的渴望——进入工厂，走进打工者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的生命，共同寻找那些创伤背后的希望之光。于是，1995年春天，我进入了深圳的一家电子厂，与五百多名打工者相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无数关于他们的故事填满了我曾经空白无梦的日子，他们的欢笑与泪水让我懂得：对时代的无力感是对生命的无知和否定。

　　工厂不是时代的囚室，也不是农民工逃脱苦难与贫穷命运的避难所。它是资本的怪胎，既能够夺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够供给农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大家提供的是现代化梦想的试金石。从九十年代起，几乎每一个年轻的农民，不管她来自何处，都是一个潜在的工厂工人。在工厂的宿舍里，工人既埋怨血汗工厂，又懂得自我作乐，更晓得挖苦资本的无情，同时又渴望着能够改变自已的命运。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　　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许多年后，依然不能忘记一位女工和我说的话：“你的世界不属于这里，留在工厂受苦没有必要，还是早一点儿回家吧。”

　　没有回家，也没有能够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但我知道我与他们的命运已经耦合在一起。我想女工们明白，我与她们一样，是时代的过客，四处漂泊在社会的边缘，同样无家可归。

　　翻开九十年代中后期搞的一本打工者读物，看到了一位名叫章兵兵的女工写下的一首诗和一篇短文：

　　路在哪里

　　天，是蓝色的，

　　太阳，是炽热的，

　　人群，是忙碌的，

　　唯有我，是心事重重的;

　　看着，来去匆匆的人们，

　　我的心，在滴血，

　　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羊羔，

　　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走!

　　在深圳这个大都市里，

　　难道真的没有属于我的那片绿荫……

　　路在哪里?

　　无奈的漂泊

　　看着路上稀稀疏疏地几个人来回走过，我心里有一说不出的酸楚，突然好想回家。可是，回家能解决问题吗?　　我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脑子里一塌糊涂，我该怎么办?服装厂我是不想进了。可是，除了进服装厂，我又有甚么选择呢?先别说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连今天晚上住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回看，遇到这样的一个“黑厂”，我又能如何呢?入厂时，我交了二十元厂牌，但厂牌一直都没办到。一日，上午我和同事提前下班，宿舍门卫说：“没有请假条不能回宿舍。”由于我们受不了车间的环境，下午不想去上班。我们便去找厂长开放行条。过五关、斩六将，放行条下来已经下午三时多了。

　　最后，我辞工了。收拾行李时，宿舍门卫催促了好几次。本来，工人在辞工之后，一般是可以住宿三天的，可这个厂非要工人立刻搬走不可。我想找个车行搬行李嘛，可是，我找了一个晚上，都没一个可以帮忙的。已经十一时了……

　　一个人走在路上，我感到好无助。任凭雨水去敲打，心都碎了。泪水不知甚么时候就开始亲吻我的脸庞。为甚么倒霉的事全都聚在一天发生了?我的心里很烦，总是在宿舍一百多米之内来来回回。

　　那一幕，刚好被住在路边宿舍里的小姨看见了。她正在刷牙。“你先在能避雨的地方站一下，我马上下来。”后来，她问：“现在甚么时间了?”我回答说：“十二时正。”宿舍在晚上十二时关门。我想，是不是刚才自己太狼狈呢?我也知道该找一个厂了，可是，我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还能承受那超负荷的工作。我怕。我彻底绝望了。

　　想起在车间里一天到晚像机器一样地工作，我就心寒，累死累活，每天凌晨一时才下班，头昏眼花，腿也打颤。等到月底发工资，就因长得不那么漂亮而少得一点，是那么的不公平，让人伤心，这样做还有甚么意思呢?

　　夜，已深了。黎明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艳阳天。我，应该怎办?明天，我该怎么办?我还会徘徊在那一百多米的路边吗?

　　我们的打工者问：应该怎么办?明天，我该怎么办?既然有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便会有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化。一个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能为这群打工者提供怎样的答案?面对剥削、歧视和冷漠，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永远的异乡。

　　受尽歧视的打工者，终于在这个城市的一隅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位名叫毛翔的女工在一个女工中心出版的一本名为《姐妹密语》的读物上留下这样一段话：

　　今年年初，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方——女职工服务中心。不久我就成为了本中心的一名会员，时间不多却是感慨万千，我走进中心，就像到了自已的家，这里的人都像是自己的亲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自己一份，温暖、快乐……

　　另一位女工杨璇，在同一本读物中为中心的会员阿红写下了她的抗争史：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杨璇)

　　阿红在某厂已经做了四年了，最近却由于一件事令她几乎没了工作。　　母亲从四川老家来看望阿红。几年没见母亲了，阿红马上向上级请两天假陪伴母亲。由于厂方规定凡请假四个小时以上的都要经主管批准，她就先请拉长批准，后请车间主管批准。

　　车间主管没问请假理由就表示不批，而且把阿红的请假条拿走。她没法子，只好向拉长请假四个小时，即当天晚上不加班。经拉长批准后，她很开心的去陪母亲。母亲刚从家里来，坐了两天的车，只休息一天就要离开，阿红实在舍不得。第二天早上，她又向拉长请半天假送母亲上车。送完母亲，下午她照常上班，但发现自己的工卡不见了。她问保安，保安说工卡给主管拿走了。她就想先上班，等下班后再向主管要回。晚上下班时，她向主管拿工卡时，主管叫她找拉长拿工卡。其后，拉长和她一起去找主管。那时候，主管才表示她请假未经批准，要当旷工处理。何理之有?

　　翌日早晨，阿红照常上班，发现自己的工卡果然被打了旷工，于是就去找主管评理。主管不但不理睬，还将她的工卡丢在地上。她一时气急就与主管顶嘴，主管一气就把她开除了。

　　当时阿红也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重新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期间，她找了一些书看，发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于是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先，阿红写了一封投诉信，准备寄到劳动局。但考虑到自己去投诉可能会连累身边的人，最后她把信件交到厂部经理，看厂方如何处理。如果厂方不管，她就会亲自到劳动局投诉。厂方看到信件后，马上通知她去上班。但她还是不放心，经过与朋友商量后，她找经理谈判，并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要到原来的部门，以免被主管报复;二、补回被扣的工资;三、以后不要再为难她，不能以任何借口炒掉她。

　　厂方响应后，阿红终于继续上班。这次的经历也令她由软弱变得坚强。

　　当女工们还来不及给自己慢慢成长的机会，我们却又不断受到珠江三角洲频发的工伤和死亡事件的冲击。又一场悲剧发生了，一位十八岁的女工，因为无法承受职业中毒所造成的终身伤残的痛苦而自杀身亡，中心的读物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花祭(日月)

　　2003年11月2日凌晨5时，一位十八岁在广东打工的少女，因职业中毒在广州一家职业病医院跳楼自杀。花样年华，就那样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样只有十八岁、患上了职业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严重，在同一家医院医治无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此消失。

　　为了得到阳光普照，

　　为了吸吮雨露，

　　为了开放得更加灿烂，

　　在残风中，

　　尽力舒展枝叶。

　　是生命太脆弱，

　　它承受不了大风大雨;

　　是生命太幼稚，

　　它承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内心的痛楚无法抑制。

　　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多少人经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还是少不了十万个工伤个案。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世界工厂的运作？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赋权于打工者？

　　来源：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