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鲜梅：驳斥“劳动不创造财富”的谎言

　　 看见黎阳《“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你就不配活着!”》文章以及对茅于轼相关“主张”的批判(乌有之乡，2016)，颇受鼓舞。事实上，“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经济学常识，也是经济发展事实。可是，一些“大家”或“公知”总是那样，在关键性问题上，喜好“撒下弥天大谎”；他们企图用“姓公”与“姓私”财产属性问题取缔“姓社”与“姓社”的制度性差别问题，并妄想用“市场供需结构性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夺剥削本性以及寄生性、滞胀性与挑衅性(金融扼杀与瓜分世界)等特性;他们躲避或隐蔽老牌帝国主义以及资本的实质和本性，就像小偷躲开他曾经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他们倍受所谓“先进”国家的资本家及利润集团的青睐，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用“超额利润”(资本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额外资本剩余价值)千方百计(直接的、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地收买他们;他们是资本家阶级的劳动人民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以及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权利抗争中的真正代理人和发言人，他们恰是列宁笔下的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传播者，他们完全“资产阶级化”或“贵族化”了，其生活方式、资产数额和整个世界观已经远离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以及党和人民的希望。

　　第一，所谓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的说法，显然是将“财富”与“利润”故意混淆起来了。生产“利润”的固然不是劳动者，而是资本及其资本家，并几乎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寡程度以及财产实力的厚薄排名;但创造“财富”的却是从业劳动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而且主要取决于国家制度政策安排、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以及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同理，将“工人工资”混同于“从业收入”以及改变《劳动合同法》的主张，或用“工资”计算“富豪财富”而用“收入”计价“劳动所得”的统计手段，明显具有鱼目混珠或浑水摸鱼，甚至忽悠上级、欺负百姓之嫌。工资，乃是劳动力所有者付出劳动的酬劳，它可以是收入的全部或部分；而收入，既可以是劳动力所有者付出劳动所得，也可以是馈赠或不劳而获的产物，还可以是不义之财和非法所得。即“工资待遇”与“收入所得”是两个实质内涵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事实上，在目前市场残酷竞争以及就业形势下，加上通货膨胀及物价水平的因素，中国工人及从业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并不是要问责广大从业劳动者的问题。​

　　第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不同的现实概念，前者如同人的身高和体重，后者就像人的内在机理、学识水平、人生阅历以及能力素质。经济增长率指标下掉，不应当是广大劳动者或普通从业人员的责任。相反，正是千千万万从业劳动者在追求微不足道的收入以及实现渺小渺茫梦中或进程中，创造了社会“公共财富”及其奇迹，并为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和添砖加瓦。不过，广大劳动者，尤其是农村从业人员或农民工，不仅少机会或无机会以及劳动付出与劳动所得极不对称，而且还必须“损不足而奉有余”，如农村储蓄存款源源不断地流人城市，无数农民放下家人以及放弃农业以便建设繁荣城市，比较利益低下或雪上加霜的农业“自觉自愿”让渡或割让最好的土地资源以期加速城镇及经济增长，以及不得不​接受诸多的“不平等待遇”，如“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买断劳动权以及价格双轨制等，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农民进城与民工回乡，农家搬出老屋与迁进新楼)以及“赚卖大白菜钱，顶卖毒品罪”(如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问题)的境遇，还有人世间的冷漠。​​

　　此外，善于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诠释深奥理论原理以及似是而非的“舶来品”概念，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事业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使命。“供给侧改革”是西方舶来品，但亦是生产力范畴的重要工具及手段，如同一把可以借用的手术刀，既可以救死扶伤，也能够置人于死地，全看它是在医生手里，还是在歹徒手中。即在推进及践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回顾及重温马克思列宁以及相关西方经济学家或政府人士的“经典名言”，势必具有相应的实践指导及现实意义。

　　第一，美国原总统里根认为：“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幸好，这是美国总统的宣言以及“标新立异”、“自编自演”的“一家之言”。里根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美国）的总统，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中国）的主席;“本身有问题的政府”说的也是资本主义“三权分离”并以“资本利润最大化及瓜分世界”为目的的“临时”代言人组阁机制下的“政府”，却不是全社会“协调统一”以及“全心全意为了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其作用并非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那样：仅仅是“守深人”或“值班室。​

　　第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凯恩斯“需求侧”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批评说：“只要你能让一只鹦鹉学会‘供给’和‘需求’两个名词，连它也能成为一名博学的经济学家。”可见，研究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更应当透过“供求”结构关系现象，切莫照搬照套及囫囵吞枣，也不应该一概否定。事实上，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简单视为“供给与需求”结构关系问题，涉嫌故意“掩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在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他们回避或躲开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实质(剥夺性、寄生性、侵略性与挑衅性)，就如同像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并在关键问题上“撒下弥天大谎”;他们是资本家阶级的劳动人民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以及资产阶级在人民大众的真正代理人，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传播者;那些所谓“先进”国家的资本家用“超额利润”(资本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额外资本剩余价值)千方百计(直接的、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地收买他们。​

　　第三，​“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此外，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所幸，中国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的确存在舍本逐末、急功近利，甚至是居心叵测的问题，但应当不存在发展路线以及绝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应当有信心，也应该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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