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者当家作主，天不会塌下来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与 日本 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图文无关）

        【破土编者按】很多粉丝看到土土最近集中火力猛轰楼部长和叫嚣“删改”劳动合同法的权贵之声，拍手称快之余可能又有点绝望，因为好像这样“破”得太厉害，却不知道“立”从何下手。土土觉得，这时候我们不妨回头重温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看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找回一点我们本应该有却逐渐被抹去的想象力。那些绞尽脑汁要隐藏、歪曲甚至抹黑历史的人，到底是何居心，也就一目了然了。

        深受企业家喜爱的财政部楼继伟部长近日提出，现行的劳动合同法虽然想要保护劳动者，却使得劳动力市场僵化，影响了效率提高。另外，由于“现行的用工制度”，工资上涨太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负担，最终对劳动者自己也有害。小土当然不会为当官的和有钱人站台，所以在此向楼部长和各位霸道总裁进一言，请先重温一下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看看是不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天就会塌下来？以及，我也先剧透一下——历史证明，不会哟！

　　重说三：劳动力不是商品，劳动力不是商品，劳动力不是商品！

　　如果说鱼只有三秒的记忆，但有些人的记性看起来还不如鱼。不过是过去了四十年，就有人居然觉得老板提供了就业机会、贡献了GDP增长所以特高尚；而工人活该投错了胎，所以只能去做低贱无能的苦工出卖劳力——但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真的很没想象力，也没有一点说服力。首先，我们应该质疑一个前提：为什么劳动者的劳动力可以当成商品来买卖？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他们显然不是像今天的新工人一样，劳动力被当作商品来随行就市，一切为老板的人民币服务。在社会主义时代，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都属于特定的“单位”，在国营或者集体企业服务的工人阶级也不例外。这些工人虽然也领工资，但他们在企业享有终身雇佣的待遇。1970年代，当时还是“小王”的王晓明教授，在上海的一家地毯厂当钳工。从进厂学徒到离厂读书的整整五年，他一直由全厂技术水平最高的八级钳工瞿师傅带着干活。瞿师傅拿着全厂最高的工资——每个月八十六元，而厂长和书记都只能拿六七十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要十块钱，加上单位会提供全套免费（或者价格非常低廉的）福利——如劳保（制服和基本劳保设施等等）、住房（工房）、保健（疗养所）、医疗（职工看病全报销）、子女教育（从托儿所到中学的全套设施）和文化设施（如打球、看电影等文体娱乐活动）——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工人养全家”，真不是段子，而是事实。有网友来自上海杨浦的老工业区，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到工厂工作的热望：“想象着可以从工厂食堂里给家人带回各种点心，工厂礼堂的电影票可以分发给左邻右舍，还可以在工厂浴室的大莲蓬头下尽情洗澡。工厂车间那种种火热沸腾的劳动生活，那样诗意地吸引着我。”而且，当时的工厂，不能随意开除或解雇一名工人，需要经过全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投票才能决定。在毛时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没有被商品化，这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保护劳动者的真正前提。

　正因为有了这些物质前提，毛时代的工人阶级才可能拥有劳动的尊严，焕发出劳动之美，在精神上凸现劳动者的主体性。上海地毯厂的瞿师傅带着王晓明，在三年的学徒期内亲手制造出一台织毯机。“这是一种复杂的劳动，从画大张的结构图，到戴上面罩焊接零件，你都要会；这因此是一种综合的劳动，从如何组装传动大轴，到怎么加工长不及2公分的特殊螺丝，你都要心中有数；这也是一种自主的劳动，大致确定了工作目标和完工时间，以后的整个过程，都是你说了算；这更是一种创造的劳动，看着又高又宽的织毯机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地成形，那份满足和得意，足以压倒所有的疲惫和伤痛。”瞿师傅式的劳动，激发了生活的意义，也让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时候的工人可以针对改进生产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为什么他们不需傲人的学历，在实践中学习和制造出电子计算机；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看似艰苦的物质条件下，造出了东风号万吨轮和运十大飞机这样举世瞩目的成果；为什么那时的领导反而怕工人贴大字报……而且，毛时代的工人阶级还在集体的生活中实现了“全面发展”——在车间之外，他们是舞池里的明星，也是球场上的英雄。一点一滴，都汇成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无怪乎今天的新工人看到毛时代老工人的状况，会感慨万千：“打工成了每天超长时间的工作，单一枯燥的工作岗位，不得不穿的工作服和到处弥漫的‘工作车间味道’。我成了劳动奴隶，用汗水和泪水来换取劳动报酬，而我并没有感觉到劳动光荣，只有歧视和工作责骂。我不抽烟不喝酒很注意健康，但工作中常常接触致癌物质“苯”，却对其毒性一无所知。直到工作十多年后，我经过职业病诊断办公室诊断，得知自己已是白血病前期。我成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我开始后悔打工，开始想逃离打工……工人默默无闻地活着，又悄无声息的死掉……”　　就知道你又要给我抛老梗了……请收了以下内容，不谢啊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大力鼓吹产权明晰、监督机制和物质激励，认为毛时代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就是因为缺少这三者，所以工人会偷懒、企业效率会低下。这逻辑简直比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还顺，连小土上中学的时候都深信不疑，而且背的滚瓜烂熟，在考场上行云流水……如今想来，真是细思恐极！

首先，毛时代的工人阶级是爱偷懒、干活没积极性、技术水平低下的吗？亲自在毛时代的工厂和当代美国企业工作过的阳和平老师不这么看：从1969年到1974年，他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中国工人；1974年赴美之后先后在十余家工厂打工，又当了十余年美国工人。阳和平把在国营工厂养成的工作习惯带到了美国，结果被他的美国同事们讥讽为“傻瓜型工人”：一不会偷懒，二不会应付工头。反而是经过多次找工作和失业的经历，他才逐步学会如何系统地“偷懒”，成为一个精明的美国工人。“我经常想，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感觉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私营工厂的打工仔和国营工厂的正式工，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被奴役的，一个是当家作主的。”阳和平承认，当时工厂里确实有不爱干活，成天只知磨洋工的“赖包”，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确实，如果毛时代的工人全都是“赖包”，那像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中国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相继问世、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红旗渠等等，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即使是这些“专家”所信服的宏观数据，也能把这些主流舆论打脸pia pia地。研究发现，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这一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也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余话：本是好遗产，弃之何太急　　只需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商“大佬”和“主流舆论”是既无逻辑，又无根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给劳动者完善的福利保障，甚至对劳动力去商品化，完全是可以双赢的。而且，主流舆论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却鲜有提及是发展什么经济（公有还是私有？）、为谁（权贵还是百姓？）发展——这些老梗已经骗了我们四十年，不知道还想忽悠我们多久呢……

回首社会主义时代，“劳动”整合了个人需要与国家需要：一方面，对比解放前，工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他们感受到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好转；另一方面，劳动者也把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联结起来——换言之，就是一种朴素的“国家好，我也好”的利国利己感情。在当时来看，也确实如此。只有在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国家，劳动者才有可能通过劳动发展自己，而不是不断异化；只有在一个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老板的人民币服务）的国家，才有可能保障最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为维护个别精英的统治服务。一些人咬牙切齿，慌慌张张地把这样的历史遗产埋进坟墓，我们不得而知其意图。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真理的光芒终不会因惨淡愁云而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