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卉昕：从俄罗斯社会意识回潮看社会价值转向

　　【内容提要：舆论调查结果证实了俄罗斯社会意识开始回潮：恢复“劳动英雄”称号、重编历史教科书、重树民族统一思想、重估戈尔巴乔夫改革、重塑爱国主义、重现集体主义、重评马克思主义。这种回潮现象表达了社会价值选择、利益诉求有了一定的变化，也反映了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的一定变化：社会价值立场选择转向务实，社会价值观念重建趋于具体。俄罗斯社会价值立场和观念的变化源于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尊重，更源于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俄罗斯社会出现这种回潮状况在本质上是进步性的，在价值判断上是务实的，其结果是初步的和令人期待的。】

　　随着俄罗斯对制度剧变造成的失序状态的摆脱，其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若干社会意识的回潮现象。这种回潮现象事实上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昭示了社会价值立场和观念开始出现变化的趋势。

一、社会意识“回潮”事件概观

　　1．恢复“劳动英雄”称号

　　2012年10月13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研究中心围绕着“是否需要重新恢复‘劳动英雄’称号，如果需要，为什么”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7％的被调查者对恢复“劳动英雄”奖励称号的提议表示支持，17%表示反对，16％表示难以回答；在被问及原因时．45％的被调查者认为恢复“劳动英雄”的奖励称号是对劳动表达应有的尊重和谢意，14%认为可以促使人们更好更多地参加劳动，7％认为可以获得更多报酬，5％认为倡议在总体上是好的、被需要的，4％认为劳动者会因受到重视而感到愉快。2013年4月17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对这一问题再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支持“重新恢复‘劳动英雄’奖励称号”的被调查者的比重由半年前的67％上升至81％，不支持的由17％降至11％，8％的人认为难以回答。重新恢复“劳动英雄”奖励称号的倡议在苏联解体二十二年以后的俄罗斯被提出，其意义就不止事件本身了。支持倡议者众多，也出乎人的意料。

　　2．重编历史教科书

　　2007年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商讨俄新版历史教科书编撰问题的与会代表，标志着俄罗斯重新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倡议进入实质阶段；同年，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了面向教师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年－2006年》；2009年，《俄罗斯历史（1900－1945）》出版。其后，普京又先后两次接见教材的主编A．A．丹尼洛夫、A．Ф．菲立波夫和其他编者，强调要坚决杜绝丑化和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行为，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2013年8月9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围绕“《祖国史》教科书应该写些什么”的调查数据显示：59%的被调查者对祖国的历史感兴趣，74％的被调查者希望学校老师讲授祖国史；在被问及“您总体上对我国的历史是否感兴趣”时，回答“非常感兴趣”的由2007年的7％上升至l6％，回答“比较感兴趣”的由2007年的32%上升至43％，表示“不太感兴趣”的由2007年的36％降至28％；在被问及“什么样的历史问题必须在教科书中占特殊位置”时，58%的受访者回答说“所有阶段的问题都应该被实事求是地关注”，10％的受访者回答是“卫国战争”，3％的受访者认为是“俄罗斯国家发展史”等等。

　　2013年8月16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围绕“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支持还是反对”的话题继续发出询问。结果有58％的被调查者支持倡议；在向支持者询问原因的时候，25％的受访者认为，历史观点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8％的受访者认为应当有真实的、令人信服的历史，6％的受访者认为教科书有助于下一代了解历史；而在16%的反对人群中，有89％的人说不出原因。

　　3．重树民族统一思想

　　近年，俄罗斯民族统一情感急剧增强。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围绕着“民族统一：这是什么和如何达到”的话题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您现在是否感受到俄罗斯的民族统一精神”的问题，持肯定意见的被调查者比例由2012年的23%上升至2014年的44%，持否定意见的被调查者比例由56%降至35%；在回答“如果您承认俄罗斯存在民族统一精神，那么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支持“在困难时期，俄罗斯民族团结在一起”这一原因的被调查者的比例由2012年的16％上升至19%：对“您认为在不同人群和社会阶层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认为“收入是最大分歧”的由59%上升至78%，认为“社会阶级地位差异”的由57%上升至60%，认为“代际差异”的由52%升至54%，认为“民族差异”的由42%升至46%。　　2014年12月3日，同样是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有63%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着有共同信仰基础的“俄罗斯世界”。同时“俄罗斯民族思想”更多地被理解为“民族主权”。

　　4．重估戈尔巴乔夫改革

　　始于1985年、终结于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公开颠覆的直接原因，因为“改革改变了社会生活本身，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向议会制过渡”。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被称为“伟大的令人激动的事件”，苏联和俄罗斯的议会制实际上由此开始。在1990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设立总统职位的决定”的支持率已高达84%；随后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59.2％的代表投了赞成票。当时的确存在着民众对西式自由民主向往备至的情况，很多人笃信自由是挽救苏联的唯一途径。政治上的轻浮态度使得改革急速猛烈。二十五年后的2015年，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必要而正确的”被调查者比例遗憾地降至14%，56%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起益处，改革带来的危害更大”，21%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有超过55%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时代给俄罗斯带来更坏的前景”。53%的被调查者认为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前更幸福，认为现在更幸福的为29%。俄罗斯不同民调机构进行的有关“民众对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的满意度”的调查，戈尔巴乔夫的得票率基本上都是最低的。

　　5．重塑爱国主义

　　近几年，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被上升至国家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多数时被具体理解为“对祖国的热爱，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服务并准备为捍卫祖国而牺牲”。而爱国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前和解体之初往往是被用于嘲讽和责骂的。到了2010年，有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爱国者，其中41%认为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43%认为自己总体上是爱国者。“‘爱国主义’不再被认为骂人话，‘爱国者’是正常的、正确的”。在经济总体相对向好的200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更为具体。50%的受访者认为“巩固家庭、教育好孩子”是真正的爱国主义，47%的受访者认为“尊重传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30%的受访者认为“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纳托利亚·安东诺娃说：“人们对于衣食温饱的追求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标志”。这是痛苦经历之后的清醒认识。毕竟，爱国主义不是最初追求的什么空中楼阁式的自由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保障。

　　6．重现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在俄罗斯有深厚的制度文化根基。苏联解体前后被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核心内容而饱受诟病。近年来，俄罗斯集体主义初现回潮之势：学校重拾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媒体重现集体主义正面宣传，学界重构集体主义研究视阈，社会重树集体主义价值导向。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特质和文化价值源泉的集体主义回潮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它有赖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辗转传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澄清、共同利益背后的价值需求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价值重构。此外，集体主义回潮还表明个人主义思潮推进之路在俄罗斯受阻，理性的、现实的价值观念正在重建。2014年10月1日，俄罗斯“科学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心”网站刊载题为《当代俄罗斯社会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一文，将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基础因素加以评价，总结了“集体主义”应包含的内容：民族思想、传统和价值继承、国家权力至高无上、适度的国家主义、社会义务伦理、民族统一意识、塑造民族精英、国家核心符号、统一的话语空间、社会稳固趋势、民族同一性、文化权威性、姓氏等同划一、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和宗教、集体主义价值观、服兵役、国家象征、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等。

　　7．重评马克思主义

　　苏联社会制度的嬗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实际上，到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不再发挥国家意识形态功能了，它不是意识形态，是谎言。人们不得不尊重，但都不相信。”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否认是思想上肢解苏联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经历了从主观消极否定向理性客观评价的转变。在俄最大互联网站http://www.yandex.ru上输入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显示出200余万的标题。在全部标题中，已少有从前具有极端情绪倾向的内容，通常是一些学术理论标题，如《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它》等。《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学说，在社会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存在着与不同政党和政治活动相关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同时被看作与“左派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平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方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未来蓝图“共产主义”的认识中，持肯定态度的被调查者由1992年的15％上升至2007年的39％，负面评价由49％降至39％。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评价由1992年的32％降至26％，负面评价由34%上升至50％。

二、回潮事件背后的社会价值立场和观念转向

　　近年俄罗斯社会意识领域中出现的回潮现象，表达了社会民众的价值选择、利益诉求的变化。事实上，价值立场、观念的变化是诸社会意识回潮现象的根本。

　　1．价值立场选择转向务实

　　价值立场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与主体利益需求相关联的。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作为权力主体的利益需求截然不同，不难理解二者大相径庭的价值立场。临时政府畏缩失责，不站在人民的一面，“拖延解决对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所有问题”；苏维埃政权最终促成旨在建成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代表的是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一词的立场本身也意味着充分的“人民性”。接下来的整个苏联时期，虽然国家在政策的实施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民立场始终未变。从贯穿于苏联时代的道德原则能够看出政策选择的价值立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平等和民主、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勤劳、纪律、觉悟、言行一致。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价值原则是基于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是观念现实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后来，社会剧变导致的价值转型表现在价值立场选择的无序上：历史虚无主义蔓延致价值世界的无立场原则被推崇，价值混合主义衍生致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丢失，价值犬儒主义盛行致令人敬畏的价值指向迷失，个人主义恣意纵横致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体主义被摧毁……当然，离心的价值立场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甚至是应对无序社会生活的负向性需求。

　　但是，近年来价值立场随着社会对失序泥沼的摆脱而逐渐发生以下转变。

　　第一，重归“人民性”。价值立场的“人民性”理论来自价值的阶级性。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位置决定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这一社会位置是理解人生目的和社会生活的起点，是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出发点。苏联解体前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权力阶层急于攻陷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单一性思维，推行不可控的政治“公开性”，用空泛的自由宣传引导舆论视听，致使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在社会和民众尚未做好准备之前，实施了事实上导致制度崩溃的改革。改革在改变政治生活本质的同时必然改变人民的社会生活，但可悲的是，社会生活不是向好转变，而是变得更坏。劳动者失去了从前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地位，收入大幅缩减，政治权利难以实现，社会福利蒸发，地位急转直下。国家实行私有制度，政治主体不再为普通劳动者做权利代言，从前政治生活坚守的“人民性”伦理原则彻底丢失了。

　　社会生活的向坏变化引发价值生活领域的恶向转变。苏联解体前后，一些急于投向西方怀抱的人，包括在舆论蛊惑下的普通百姓，脱离社会现实和历史依据，在价值立场上选择了西方的“民主”“公开”“自由”。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所祈求的民主和自由不但未曾到来，连填饱肚子的面包也没了！深陷失序泥沼的人终于认识到，改革是脱离了人民意志、不顾人民利益的改革，是对人民赤裸裸的剥夺；改革带来的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不适应，人们变得无助、脆弱、紧张。“个体化”心理凸显，人们对未来不抱希望。所以，当社会需要重建价值观念体系的时候，这种过去的安定社会带来的安全感被重新唤起。饱受“改革”之苦的劳动者看透了打着“人道”旗号的改革本质－－掠夺。不公正的资源分配引领了自私自利的价值导向，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个人主义价值观摧枯拉朽似地占据了集体主义消散后的社会价值空间。

　　虽然当代俄罗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尚有待时日，但“勤劳”“集体主义”“民族统一”等属于苏联时代的、以“人民性”为基准的价值观念却在逐渐重回价值理论视野，这一转变是向“人民性”的立场转变。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可以说，“人民性”是俄罗斯社会价值立场重建的前提，因为人民知道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能给他们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能给他们相对有所依靠的生活条件。“勤劳”“诚信”“团结”等反映人民品质并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念重新被推崇，所以才有“重新恢复’劳动英雄‘称号”“重新编撰历史教科书”“重现集体主义观念”这样的社会价值思潮和理性行为得以产生。恢复“劳动英雄”称号的授予，恢复的也是对普通劳动者劳动的尊重；重新编纂历史教科书是对“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重新肯定；集体主义观念包含了人民千百年来的文化认同，它的基本要素是“人民”。

　　第二，重现“实在性”。价值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价值的主体、客体和实现过程也具有客观实在性，相应地，作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出发点即价值立场仍具有实在性。但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后，苏俄社会对价值观念的需求和塑造脱离了客观现实。现在，经历了制度剧变的俄罗斯公民，越来越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也越来越知道，哪些价值是真实的，是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的，是实实在在的。

　　比如勤劳。苏联时代，勤劳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内化到苏联人血液里的道德基因，劳动赋予了苏联人安全感和自信心，他们热爱劳动，将勤劳作为美德，所以，才有当时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非常可贵的，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当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时候，更高层次的自我认可也随之而来，勤劳给了人踏踏实实的生存体验，在这种充实快乐的生存体验的感染下，人们愿意寻求更高尚的价值皈依。在今天的俄罗斯，劳动带给人的荣誉感和勤劳本身承载的精神价值，虽历经变迁，但仍在岁月的砥砺中呈现出最生动实在的道德实践价值。俄罗斯人在历史与现实的回望与反思中，在痛彻心扉的生活考验中看到了勤劳的实在价值。

　　比如爱国。“家国”是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的政治联合体。苏联时期，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是在民族精神中辗转传承下来的核心价值，它包含了苏联人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认可、对苏联国家的自豪、对捍卫国家领土空间和国际地位的心，还有在任何时候为国家献身的准备……无论是十月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艰难发展、三十年代的工业现代化建设，还是四十年代的卫国战争和战后经济的恢复、六七十年代发达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无不依靠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撑。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失去了为个体生存提供政治保障的作用，人们找不到从前强大国家带来的安全感，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被抽离了。一个失去终极信仰的民族在制度解体的剧痛中，在政权无靠、精神无依、文化无根的日子里，彷徨失措。社会历史的发展敦促社会价值的重新建构，体现历史与现实需求的、真正能够把人们团结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价值建构的第一要务。

　　比如对待历史。过去的事实被称为历史。历史即事实本身，不会因为人们对它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评价而改变其客观实在性。历史之风，既不能起于青萍之末，也无法浮掠于青萍之上，全部结论均来自“过去的真实”。但苏联后期，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了意识形态领域，极大影响了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成为为害苏联的重要罪魁。苏联解体后，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阴影犹存，但俄罗斯意识到了，社会要向前发展，就要尊重事实，凡事从客观现实出发。所以，一些人率先反思从前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拨开历史认知的雾霭，还历史以真实。

　　第三，重树“坚定性”。价值立场犹疑会导致价值取向的混乱。在苏联解体后，价值世界的混合主义充斥人们的精神生活：制度剧变，社会混乱，党派林立，价值多元。过去统一的观念体系崩塌，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丢失。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不再发挥作用，没有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有价值世界的统一精神引领，社会朝着失序的末路狂飙。

　　在社会从失序向秩序的过渡中，价值建构反映出主体的诉求。价值重建并非白纸作画，而是对优秀精神遗产的继承，是对与世相合的观念的容纳，是对价值观念建构在路径和内容上的“扬弃”。所以，那些属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价值率先起了作用，比如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形成的集体主义价值，浸透在俄罗斯民族骨血里的“俄罗斯思想”。此时，俄罗斯人民知道，社会再变，民族优良传统不能变，那是识别民族特性的价值基因码。对传统的、向善的、一贯正确、使用起来又行之有效的价值，俄罗斯人民的立场越来越坚定。坚持这样的价值，就是对善价值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时期，尤其是这样。

　　第四，重拾“客观性”。价值立场选择重拾“客观性”更多地表现在看待问题的方法上。看待问题的方法只有科学客观，才能使通向结果的路径通畅，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认识论领域，很多人对待真理和价值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一些政客、学者和一部分民众在对自由的无根渴望中臆断未来，抹杀社会价值的客观性，忘记价值存在的现实前提，在认识论上犯了大错误，酿就了实践中的大悲剧。当抽象的“全人类价值”凌驾于苏联人民的利益之上，当纯粹的意识自由代替了有限度的真实自由，社会主义制度就改弦更张了，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复存在了。

　　今天，俄罗斯要在新形势下应对挑战，以往的自以为是或自欺欺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显然行不通了。千回百转，痛定思痛，俄罗斯再次承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真理是价值之基，价值选择须以事实判断为基础。同样，在社会伦理层面，善离不开真，离不开客观性，进行价值判断的对象在实然层面必须是具有真理性的事物和现象。俄罗斯的现实是认识面临的问题、解决面临挑战的基点，更是价值建构的科学前提。所以，研究者通过进行试卷调查和参考试卷调查的结果来进行价值判断。像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所作的问卷调查，往往是在全俄范围内进行的，在调查对象的选取、调查人数的确定、调查数据的整合、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结论的分析均严格按照社会调查方法的科学要求进行，即便是问题的选择，也少有主观的价值暗示。

　　2．价值观念树立趋于具体

　　毫无疑问，俄罗斯正在试图重树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与二十几年前极力倡导的“全人类价值”不一样，今天的俄罗斯力求建立起具体的和可操作性的价值观念体系。

　　第一，注重价值观构成的群体性。“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的价值观都一贯地与其精神性——社会意识，对整个社会而言，包含价值意识、行为模式和有代表性的群体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俄罗斯社会也在试图寻找并创建与群体意识相吻合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的“群体性”源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沉淀。生成于十三世纪的俄罗斯村社制度培育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群体性精神特质：在村社里，人们团结协作，“合作”不仅是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特殊的文化存在范式，“‘合作’永远都是针对集体而言的，无论认可还是不认可，集体主义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合作实现的条件”。苏联时代，这种由“合作”衍生的群体性价值表现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团结一致”“纪律和觉悟”“互帮互助”等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指引着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向度。

　　一些具有群体特色的价值重新进入社会精神视野，个体性的价值正逐渐失去吸引力。这显然是一种精神自觉的过程。因为，个体价值承担不起俄罗斯面对的诸多任务，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应对经济危机、贫富鸿沟、国际挑衅，才能抚慰社会的现实忧伤。

　　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一些反映俄罗斯人“精神性”的、指向具体并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价值观念被“俄罗斯科学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心”作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基本价值总结出来。“集体主义价值”“非物质行为动因”和“乐于助人”被公认为最具俄罗斯特点的社会价值。事实上，集体主义历经数千年辗转传承，已经具备民族文化基因性质了；在近千年的发展中，思考意识与俄罗斯民族呈现共生关系，“思考哲理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俄罗斯人历来善于思考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对“精神世界”和“非物质动因”的追求并不令人惊讶；“乐善好施”亦得益于民族传承。俄国谚语也说：“炉子里面烤什么，桌子上面有什么”，足见其倾囊相助的友善态度。即便在经济状况较差的1998年，对于“是否愿意帮助他人”的调查项，仍有68.7%的被调查者持坚定的肯定态度，持否定意见的只有6.6%。

　　树立与群体价值相吻合的观念，使得观念的内化途径变得简单。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更少道德说教意味，当然也更能起到凝聚人心、指导行动的作用。

　　第二，注重价值观构成的基础性。2000年和2011年的民调结果显示：家庭和睦、安全感、物质富足、和平的环境、安定的生活、法律保障等基本诉求对俄罗斯人来讲，居于“最重要需求”的前六位，其重要性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价值领域，近几年，俄罗斯人更趋传统和保守……对俄罗斯公民而言，家庭成为最主要的价值依靠”。俄罗斯“科学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心”网站对“当代俄罗斯社会价值观和心理状态”的总结中，将“对孩子和家庭的爱”作为俄当前社会的主要价值和稳定的社会心理来看待，是有现实原因的。对家庭的爱属于基础价值，具有基元性特征。

　　家庭是社会的母细胞结构。对于从未摆脱人口危机的俄罗斯民族来说，保持健全家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苏联时期，“家庭是在目的和意向上都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因而家庭教育受到更多的重视。苏联价值观念体系始终坚持强调：苏联人的道德面貌更多地取决于家庭教育本身，家庭在道德上的完善会极大地促进苏联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尽力巩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苏联家庭，也会极大地促进共产主义建设”。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克鲁普斯卡娅等家庭教育专家的教育理念在世界道德教育领域中都具有学术领袖地位。苏联时期成功的家庭教育锻造了个体基本的道德品质：爱与责任、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互助友爱等。这些基础道德价值的培养既完善个体道德品质，又兼济国脉传承，是极为成功的价值观建构范式。基础性的价值观念一旦建立，良性价值体系形成则指日可待。同时，对一些具体的、基本价值观念的期待和要求也使得社会价值体系和群体价值观念的建立更有实践的抓手。

　　第三，注重价值观构成的道德性。作为客体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反映，价值观的判定总是与“得与失”“荣与辱”“成与败”“善与恶”等道德标准相联系的。道德性是价值观存在的标志性特征。当社会制度变迁导致的“去道德化”盛行，精神犬儒主义蔓延，个体道德世界无作为现象滋生，公民文化品位低俗，日常行为随意不羁，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道德性被抽离，这个社会群体精神的崩溃也不足为奇了。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善道德”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起阻碍作用。苏联时代的大部分时段，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更展现出和谐高尚的道德

　　生活图景；苏联解体之后，社会生产力和居民生活水平急转直下，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彻底抛弃，价值观恶向嬗变反过来加剧了社会发展的离心运动，群体性劳动模式被抛弃，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被摈弃，大规模生产无力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缺失，经济水平下挫也实属正常。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不但要有物质动因，还要有道德感召。苏联时代需要道德感召，俄罗斯时代仍然需要。毕竟，社会发展不仅是物本身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是人本性的充分表达，即社会性的充分表达。体现社会性基本特征的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自觉性等品质要素，无一不具有道德特征。经历了并一定程度上还在经历恶劣的经济状况和道德状况的俄罗斯社会重新意识到经济和道德发展的同向性，要使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培育以群体善为引导的价值体系。

　　当前俄罗斯新的社会思潮的重现，显示出重建群体善价值的意图，突出强调价值观念的道德色彩。“恢复劳动英雄称号”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对劳动人民的尊重，更是对“勤劳”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尊重；“重新编纂历史教科书”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纠正，更是对“诚实守信”道德原则的遵守：“重树民族统一思想”是为了凝聚人心，更是对“爱国主义”道德原则的倡导；“重估戈氏改革”是对历史的反思，在政治伦理上更是对实事求是道德原则的坚守；“重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回潮”“重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中的道德性更是不言而喻。当道德性成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当善道德价值引领社会价值观念重建，那么，社会价值观的整体转向会变得积极而富有成效。

　　俄罗斯社会价值立场和观念的变化源于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继承、对现实的尊重，更源于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无论如何，当前俄罗斯社会出现的系列思想回潮事件在本质上是具有进步性的，在价值判断上是务实的，其结果是初步的和令人期待的。

        摘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