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比现在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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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乱动荡、物质匮乏的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极高水准的学术大家。这是一个事实，究竟怎样看待这一事实，是否可以因此而认为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比现在还高?

　　本文学者采取了这样一个视角研究这个问题：观察普通读书人的知识水平如何。这篇文章以时人的史地知识为例做说明。为此作者列举了大量史料证明了民国时期史地教育的失败，比如吴晗的《中学历史教育》和杨遵仪的《中学地理成绩》等。

　　作者认为，当下不少人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但是诉诸历史来寻求思想资源和解决之道是一个途径。作为学者，我们回溯历史时，应保持理性态度和责任意识，尊重历史事实，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

 

　　原文

　　从普通读书人的史地知识看民国学术

　　在战乱动荡、物质匮乏的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极高水准的学术大家。这是一个事实，究竟怎样看待这一事实，是否可以因此而认为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比现在还高?不少学者对此做了有力的说明。比较民国与当代的学术水平，还有一个视角或许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参考，即观察普通读书人的知识水平如何。这里拟以时人的史地知识为例做一初步说明。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不少民国学人抨击当时史地教育失败的文章，从中也许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发刊词中说，清季迄今，校虽有史地之科，但“师不善教，弟不悦学”，以致“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即使是学者，亦“惟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贩卖些教科书中的常识，“甚且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却对传统弃之如敝履，“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而这些人“犹侈然自居于学者，其可耻孰甚”。陈训慈与其师柳诒徵的观点相近，认为“近数十年来，学者应接欧化，益无深造，史地繁博之学，尤稀人过问”，不论史地著述、史地教育，还是“学者之团结”(即史地学会和史地杂志的创办)，“无在不呈荒落之现象”，特别是史地教育，“因循暗淡，尤可显见。中小学之历史地理二科，其教本之不良，与教师之多不胜任，皆不容讳言之事实”。

　　至于当时的史地教育具体糟糕到什么程度，大量的史料都有细致的描述：一位学人在《请重视史地教育》一文中直斥史地教育的失败。他说：“今年暑假中，某校招考新生，史地考卷中有两个题目是这样的，‘试述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四平街在那(哪)里?’这两个题目其实很容易回答，然而考生十之八九都是答非所问;其中最有趣的答案是：‘法国大革命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四平街在北美洲’。外国的革命事绩误认了自己中国的事情，自己中国的地方搬到了外国，简直是个大笑话!我们也可以责备学生对于学业不能认真修习，这些普通的常识都没有。然而由于史地成绩普遍地低落，我们不能不把这个事实提出来查究、研讨一下。”这并不是个例，其他学人亦指出由于史地常识的缺乏而闹出种种笑话，有学者谈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学生出外作街头宣传，一位大学生对民众高声说：‘我们的东三省给日本强盗抢去了!那(哪)东三省呢?就是辽宁、吉林、哈尔滨’”，今年某大学的招考，又有考生把“‘五口通商’的五口答为昆明、蒙自、河口……真不知他们过去中小学所受的教育，究竟得了些什么?”

　　谈到民国时期史地教育的失败，更具代表性的文章应是吴晗的《中学历史教育》和杨遵仪的《中学地理成绩》，分别刊登在1934年《独立评论》第115号和116号上。吴晗对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4000份中国史试卷的答题情况、杨遵仪对3188份地理试卷的答题情况，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其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吴晗说：“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是每一个人都应知道的事”，但学生的回答却极为糟糕，如“第二十四题‘二十四史试举八种’”，全对的不到半数，答案亦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有人说是《儒林外史》《新民史》《列国志》《清朝演义》……，更多的则答的是《春秋》《礼记》《乐史》《中庸》等。“时代的观念最闹不清楚，司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说他是汉朝人，洪承畴反之，只有几十本卷子肯定他是明清间人”。朝代的顺序亦搞不清楚，“错得最利害最多”，出现诸多如明灭金、南宋或唐灭北宋、东汉灭西汉的回答。当时有一题的答题情况让吴晗最为失望，此题问“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西历几年”，须知这次入学考试距九一八事变仅过去三年，但是却有半数的学生答不上来。因此，吴晗感慨地说：“假如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至少这一答案我们希望都全部答出。结果是答对的还不到半数!”他总结道，“从这次考试的结果来看，很可悲观的是能具有本国通俗历史常识的高中毕业生寥寥可数……这些人而且是四万万人中的优秀分子!”

　　历史科答题如此，在当时国人认知中与历史须臾不可分的地理科的答题情况亦可想而知。据杨遵仪的统计，3188份答卷的平均分仅在47分，他还指出，当时北平较有名气大学的录取平均分亦大抵如是。学生答题如此不理想，是否是考卷太难?杨遵仪列举了其中的五道题，认为考题“都是极其普通的问题”。然而，学生的回答却非驴非马，诸如哈尔滨省会为库伦、察哈尔的省会为哈尔滨、热河的省会为包头等，而不知黄河、长江、黑龙江大致位置的亦大有人在，以致在答国界沿线河流的问题时，竟多有学生写道“长江与英(与美、与日、与俄等)为界;黄河与俄(与法、与日、与美)为界;黑龙江与英(与日、与法)为界”等。由此，杨遵仪指出，“不是问题太难，而实是程度过差。”像吴晗一样，他亦指出地理(历史)教育失败的危害并提出了具体改进的建议。

　　不可否认，当下不少人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诉诸历史来寻求思想资源和解决之道是一个途径。只是，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应谨守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和责任意识，尊重历史事实，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个人的偏激之论能否有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些缺少考证的轻率言论导致更多国人陷入迷思，就与我们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经典作家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MLB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