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打虎拍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打虎拍蝇强力反腐，大批贪官纷纷落马，大快人心，值得称道。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觉得仍有一些疑虑，难免还是高兴不起来。经反复思考，窃以为这些疑虑不外如下几点：

　　一， 难打的老虎怎么打?

　　实践证明，某种祸患一但坐大，就会产生抗打击能力，像病毒产生抗药性一样，贪腐成性的老虎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暂时收敛，转入地下。一些狡滑的老虎，还会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变着花样迷惑人们，或变成人面虎、笑面虎混入人群，或化成美女虎拉猎人下水。甚至伪装成“绝对忠诚”、“绝对干净”受到重用提拔，混入打虎队伍。这种犯有前科而又隐蔽变形的老虎怎么打?

　　还有那些早已养肥而已经下台的老老虎，它们窝里有的是食，多年的积蓄足以安享晚年，福荫三代。这种老虎一般“民不告官不究”，或者根本就在不打之列。它们该不该打?怎么打?

　　再有，前几年在“高薪养廉”的口号下，官员们在物质利益上增加了许多特权，透明的不透明的都有(如天价年薪、巨额奖金或补贴)，被称为合法腐败，这些帔着合法外衣的老虎该不该打?怎么打?

　　由此可见，打虎拍蝇的任务十分艰巨，越是往后，难度越大，人们也难免对这场斗争能否最后胜利持几分怀疑。

　　二， 虎蝇繁衍多年，数量多、分布广，单靠少数人治理，

　　除恶难尽。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纪检、检察部门连续派出

　　了多批巡视人员深入各地，整风肃纪、打虎拍蝇，做了大量工作，行之有效，成绩不容否定。但总觉得如此反腐，还是只靠少数人。也难免让人想到明、清时代的巡抚制、钦派巡按督察制。虽然那些统治阶级的官场游戏，和今天的巡视制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单靠由上而下的反腐，也难免让人产生疑虑。有人说，靠少数人反腐是“老虎成群，累死武松。”也有的说“咋不把猎户老常也请回来?”，意思很明白，我们党把历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个传家宝丢掉了，对付腐败的利器也自然失灵。

　　三， 发动群众打虎拍蝇，也有困扰。

　　因改革之初已经否掉了文革和群众运动，在之后的官方文字里再也没有“发动群众”这个词，所以尽管反腐事关民心向背，但是没有彻底地唯物主义精神，谁也不敢妄谈“发动群众”。可是怎样跳出当年黄炎培先生说的那个“历史周期律”，体现毛泽东回应的“让人民监督政府”，至今还看不到任何有效形式。

　　再看百姓，他们已经习惯了“顶层设计”和“精英治国”，在一些大事面前，早就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了。正像《曹刿论战》里所说:“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过去普通民众那种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主人翁意识，早已云消雾散。因此，多数人对打虎拍蝇之事也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义愤填膺，却无任何行动。所以，尽管各级检察机关设了举报电话，除少数直接受害人以外，群众检举揭发廖廖无几。

　　再说，群众没有知情权，也难以参与。如今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领导们要么出现在会议室里，要么出现在主席台上，深入基层也是前呼后拥，“下去转一转，隔着玻璃看，宾馆吃顿饭，屁股一冒烟。”，至于谁住在哪个官邸里，谁有多少资产、搞没搞黑色交易，群众无从知晓。还有一点，不知从何时起，那怕是个不大的单位或什么公司，大门口都有警察或保安把守，领导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更是戒备森严。面对干群如此隔膜的境况，群众如何监督?

　　再往深里说，发动群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重要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从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看，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敢把“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写进宪法，敢对群众说“造反有理”。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一个战士就敢当面揭发个别干部的官僚习气和男女作风问题，因为他有当家作主的底气。干部们在这样的民主面前，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不怕上级怕群众。回顾近年来历次的“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收效甚微或无疾而终，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群众参与。而目前要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既有执政理念的局限，也有社会现状的困扰。因而也就失去了可行性。

　　四， 对“制度反腐”也不看好。

　　虽说都盼着把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其“不敢腐”、

　　“不能腐”，但是人们还是持怀疑态度。有的说，前几年編织的“笼子”还少吗?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多如牛毛，是党的历史上所罕有，但是老虎却越来越多。说到制度反腐，有些事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例如近三十多年来，每到双节临近，各级纪委、监察机关都要下发红头文件，警告下属单位“元旦春节期间不准请客送礼、乱发钱物、大吃大喝……”条文非常具体，有“八不准”、“十不准”之多，还有严肃党纪、追究责任之警示。但却是“文件年年发，歪风年年刮”。所以，人们对制度反腐也并不看好。

　　五， 腐败的根源在哪里?病根不不除，虎蝇难治。

　　这些年来是什么原因滋长了那么多老虎和苍蝇?又是

　　从何时起“放虎归山”、“养虎为患”的?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敢大胆反思和追究，滋生腐败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厘清。那就是“围着粪坑打苍蝇”，“撇开虎穴打老虎”。这个问题也使人们忧心忡忡，难以释怀。

 

　　我们这个党，历来以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著称于世，其廉洁奉公之成度，堪称历史没有、世界罕见。可是，到后来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有的地方和部门还呈现了“前腐后继”的接力式腐败、集体入刑的塌方式腐败(如山西、四川、江西、辽宁)。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已经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

　　滋生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以笔者愚见，主要一条：改革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先说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到底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从改革之初出台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基本上还是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到后来改着改着，箭头方向就指向私有制一边去了。又如，是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改革之初也说“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改着改着，方向就指向全面市场经济了。可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急着和世界接轨，加入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俱乐部，我们就得市场化，不然人家不发入场证。所以，以“南巡谈话”为转折，总设计师不惜一切代价将船头转向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了个变性处理，说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言外之意：中性人是不会传染性病的(不会受唯利是图及丛林法则的影响)。路线图一标出，就有一批受西方熏染的专门家、工程师、描图员，精心着色，巧妙绘制。他们把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打扮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让那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国家就会迈向经济展的快车道。一时间，市场经济变成了香饽饽，“市场万能论”、“市场兴国论”层出不穷。然而，和市场经济相匹配，必然就得变公有制为私有制，或变相私有、近似私有(如承包制、股份制)，不然竞争不起来啊!他们还从“人性向私”的原理出发，挖掘发展动力，说集体经济是“大锅饭，养懒汉”。鼓吹“只有为自己劳动，才有积极性”，大肆鼓噪“一包就灵”。农村分田单干，国企大包干、责任制，有的干脆包给私人，商业则全部私有化。近些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大批国有企业被外企、私企吞并收买，或者搞“混改”。原来，所谓“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就是向私有化方向更快迈进。

　　因此，问题来了。连傻子都明白:中国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和西方的祖传私有制根本不同，我们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转型的。公转私的过程，本身就为权力腐败留下了极大的寻租空间。这个转型期就是贪污腐败的萌发期。再加上公开号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为钱正名”、“恭喜发财”、召示“谁发家谁光荣，谁不发家谁狗熊!”，毫无顾忌地宣扬“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客观上给了人们一个暗示：发家致富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物质誘惑面前，一些原本没那么大胆的官员也有了贪腐的勇气。改革之初，就有一些官员、企业高管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钻价格双规制的空子，大刮“官倒”之风，成为首批老虎。继而全国掀起“下海”潮、经商热，摧生了一批“弄潮儿”，不少官员变为“红顶商人”直接“下海”，或让其子女、亲朋出面，搞间接“下海”，然后官商勾结“跑部钱进”。一时间，权生钱，钱生权，钱权交易蔚然成风，行贿受贿由潜规则变成了明规矩。也进而掀起了送礼潮。办事送，升官送，上学送，获文凭送，调工作送，看病做手术也得送……。风助火威，火借风势，贿赂之风吹遍了中华大地。

　　过去有句老话:“私”是万恶之源，当一个社会处处为“私”字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也就等于放虎归山了。从此，也就人为的培植了虎蝇繁衍的肥壤沃土。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公开标榜“不争论”、“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致使解放思想无禁忌、对外开放无限制、鲜花毒草不争论。连空喊一阵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闭口不谈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更反毛泽东思想的公知精英们借机扇风点火、为虎做帐。污蔑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糟蹋党的传统，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毁掉了党的政治信仰和精神支柱，酿成了一场来势汹汹的信仰危机。虽然主流媒体还没有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但却不敢理直气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论。原因是我们自己就在大搞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有的领导人说：“我们是只干不说”，其实是因资本主义在中国太臭，没法说。从此，也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底气。剩下的空口号就是那个不论不类的“特色社会主义”了。而对于“特色”二字，连普通百姓都心知肚明，底色就是资本主义。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初心可言?共产党的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相信“有钱能买鬼推磨”，连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一级的人物都如此这般了，我们的领导干部中，还会有多少人信仰共产主义?信者虽有，大概都是弱势群体老百姓。当一个政党失去了远大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时候，距离腐败还会远吗?

　　曾几何时，“抓革命促生产”变成了 “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但阶级斗争不讲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讲了，思想上的革命化也不讲了。我们党曾经优势的“政治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也说讲政治，就是“特色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核心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得，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还是讲经济。由此，无论党、政大小会议，不管讲了千条万条，其实就是一条，“发展是第一要务”。落实到地方就是讲财政收入。落实到企业就是讲利润，落实到个人就是讲挣钱。各级党委负责人，主要忙于“招商引资”、“市场开发”，党由一个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一个生产建设指挥部。阶级性、革命性一笔勾销。也由此，选人用人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搞到钱，以经济指标看政绩，以GDP论英雄。进而导之上下一致“向钱看”。当“一切向钱看”形成一种社会潮流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支柱还存在吗?距离腐败还会远么?

　　再如，多年来我们的舆论阵地、思想文化阵地长期被那些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西方文化、封建文化、低俗文化所占领，纵恿思想多元化，让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颠倒黑白的伤恨文学四处泛滥，致使社会是非不分、香臭不辩、思想领域一片混乱。也导致黄赌毒黑、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大肆猖獗。这一切，共同营造了滋养老虎苍蝇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思想文化生态。如果说环境破坏、江河污染的自然生态还容易修复的话，那么以精神污染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的修复就十分困难。净化空气难，净化人的灵魂更难。改造社会难，改造人的世界观更难。面对此种现实，也只能靠制度和法律去反腐了。但这的确是无奈之举，被动的一招。也是和其他政党并无二致的笨招。下山容易上山难，再回到那个人人自觉的时代，难了。

　　结论:打虎拍蝇“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