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梓 方瑞丨筛一下“拒绝难民”的种种说法

 林梓 方瑞丨筛一下“拒绝难民”的种种说法

　　关于难民问题的四种论述，可以让我们思考，究竟哪些论述，是真正拿得出手，适合在国际上讲的。即便最后的行动选择是一样的，在论述上，也要避免展现一个充满对外部世界疑惧的形象，一个过上小康生活就嫌弃还在温饱阶段的别国群众的形象，而是要将中国正在做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事情的意义，点到，讲足。

　　6月20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举办活动，有社会名流参与，若干官媒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呼吁关注难民。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议题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掀起一波热烈讨论，而压倒性的意见是：休想“忽悠”中国大规模接收中东战乱地区难民。大概除了痛骂国足和体总之外，中国的群众很少如此的左右一致。

　　在林林总总的表态中，涌现出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论述，本文试图对这四种论述做一分析，讨论哪一种论述对于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有意义。

　首先是资源有限说：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不宜接收难民。众多网文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中国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8113美元，虽然已经处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距离欧美发达国家人均还有相当距离。同时，国内的经济资源分布并不平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北京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457.99元，高么？但是想一想北京2171万常住人口和房价，哪里还塞得下难民？重庆市倒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但是201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110.11元。有大V引述李克强总理的话，表示中国还有多达2亿贫困人口，是全世界其他难民总数的4倍。还是那句话，西部人民还在吃草，实在无法接纳难民。

这一论述中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中国计划生育30年，可不是为了腾出人口接纳难民的。80年代初官方上马一胎化政策，考虑的就是资源的有限性。但执行到了今天，中国社会“未富先老” ，这时候官方如果提出引入青壮年难民，恰恰会造成决策十分随意、让民众承担一切成本的印象，必将引发不满。

　　其次是难民危险说。这种说法认为，绝不能想当然地把难民视为可怜的弱者，受到救助之后就会感恩戴德。战乱地区的难民往往都有心理创伤，其身份认同上有一种强烈的“无根性”，作为流民，他们也很难对生活做长远的规划，因此在行为上往往有很强的机会主义特征，但这种心态和行为模式，对于救助国的社会就往往会带来损害。如果说避难的第一代人对于救助国可能还会心存感激，努力融入，第二代人直接在救助国长大，并没有战乱和和平生活的对比，所看到的只是自己在救助国处于社会底层的事实，就可能会出现心理上的严重不满。欧洲大量的极端主义分子就是从移民二代中产生的。

“难民危险说”的经验基础还是近年以来涌入欧洲的大量中东北非难民。不少论者指出，这些难民虽然在年轻结构上比欧盟人口年龄中位数要低，但是大部分受到的教育很差，有许多人就是文盲，要将他们变成有效的劳动力，十分困难。大量前往欧盟的难民，从实质上是经济移民。他们原本可以在土耳其、约旦等国生存下去，但为了寻求更好的社会福利条件，偷渡进入欧盟，而承担得起偷渡费用的，一般都不是真正活不下去的。他们对欧盟的期待就是马上给他们欧盟公民享受的福利，许多人根本没有劳动意愿，德国有关部门给难民提供德语和技能培训，但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但遣返他们又很困难。时间长了，就变成所在国的纳税人掏钱养活这些难民。

但这些还够不上真正的“危险”的级别。危险在于难民母国的宗教文化与避难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极大的紧张关系，而其中又可能又存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二战以后，欧盟吸收了大量穆斯林移民，但五十多年下来，我们发现，一个日益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很难同化这些外来移民，移民社区持续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宗教影响。在ISIS兴起之后，欧盟出现了大量移民二代奔赴中东进行“圣战”。甚至排除文化差异因素，即便在同一个文化圈里，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的难民营也盛产极端分子。

　　欧洲自难民危机以来发生多起恐怖袭击，而治安事件已经层出不穷。根据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的报道，2015年到2016年，德国申请避难数量增加65%，同时暴力犯罪数量大幅度提升，其中杀人案相对于2015年增加了14.3%，性案件增加了12.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难民犯罪数量增加了52.7%。2015年末德国科隆跨年夜的大规模性骚扰事件让中国民众得出结论，这些难民万万不能来到中国啊。

有论者更进一步，援引历史先例，说汉朝安置匈奴难民，引发了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导致天子蒙尘，衣冠南渡。当然，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永嘉之乱一事，是因为晋朝八王之乱在先，统治阶级“自相驱除”，匈奴的刘渊才能崛起，“应乾受历”。

　第三就是帝国主义责任说。持这方态度的人们认为，搞乱中东的是西方国家自己。所以如果真的有谁需要为难民负责的话，那也是西方国家及其中东石油富国盟友。中国跟难民问题八竿子打不着，犯不着主动承担什么责任。

中国确实跟中东没有太大的关系。历史上，中东地区先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后来许多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现在的各国疆域，多为西方国家强行划分，留下了很多历史问题（如库尔德人问题）。中东盛行两种政体，一种是像沙特那样的与宗教紧密结合的专制王朝统治，另外一种就是世俗化的军事强人统治，但无论是哪种顶层架构，基层都是部落主义盛行，如果没有顶上的整合，就会沦为一盘散沙。

然而这套顶层的整合体系在“阿拉伯之春”中出现大规模崩塌，利比亚、叙利亚等多国陷入内乱，政治上高度碎片化。西方国家也不客气，直接介入内战，支持所谓“温和反对派”。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虽然还在坚持，但是内战看不到尽头。然而所谓“温和反对派”, 如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本来就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投入资源，客观上促成了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崛起了。

上文中提到的土耳其，算是西方国家之外的区域强权，它既是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之一。埃尔多安苏丹一声令下，土耳其军队亲自开进叙利亚，介入内战，吃相感人。既然要去火中取栗，收几个难民怎么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

论者指出，中国的民众自古相信冤有头、债有主，中东出了乱子，产生了几百万难民，自然也该西方国家负责到底，谁让你们去捣乱呢？中国除了在当地几个国家有一些工程项目外，并没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介入当地纷争，实在没有义务接受当地的难民。

　最后就是中国经验输出说。此说的核心就在于强调，安置难民本来就属于迫不得已、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从根子上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只有当地战乱平息了，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自然就不会外逃了，难民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而中国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发展，用了短短不到70年时间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改造成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工业国，这中间有很多经验是可以输出的。

在今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解决之道就是“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做的也正是“安民”、“富民”的工作。同样在5月份，肯尼亚的蒙内铁路通车了。这条铁路是由中国投资并兴建的，使用中国标准。以往困扰非洲国家的一大问题是政治碎片化，民众离开首都远了，就不知道有国家，中央政府也无法有效治理。现在该国各地的货物和人员可以通过铁路流入首都，而国家的官吏和军队可以带着国家法令一路到达边区。这就等于在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上前进了一步，肯尼亚出现内战、输出难民的风险就变得更小了。

　　这四个维度并不相互排斥，可能同时出现在某个作者的论述中。但普通网友的表达就比较碎片化。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网友表达出来的情绪是“恐惧”，而这与近年来我们在欧美普通民众身上发现的情绪是比较类似的。而这种恐惧的大背景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对一国国内社会的冲击。

事实上，欧美受到的冲击比中国更大一些。欧美民众发现，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他们能造的许多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来自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许多欧美公司都在往东亚与东南亚转移，在本地留下了失业问题；同时，又有许多移民和难民从外面进来，跟本地人竞争工作。而欧洲有很强的政治正确观念，主流政治精英比较忌惮表现出排外的情绪，要保持原有的国际话语霸权也需要做一些姿态，于是对于移民和难民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但是近年以来，中东危机，进而引发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超出了欧洲社会的承受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恐慌情绪进一步上升，而这对主流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在多个国家，主张限制外来移民/难民的政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而在美国，还没等到外来移民/难民明显超过美国的接待能力，美国白人中下层就把特朗普推到总统的宝座上去了。

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受益比较多，按理说并不必表现出跟欧美一样的对流动性的恐慌。中国网民的恐慌，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前些时候的确发生过令人难忘的恐袭，大量依赖公共交通的白领阶层害怕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而恐袭的背后，的确有宗教极端主义因素，因此任何可能带来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因素都会引发恐惧；二是欧美舆论的恐慌情绪也传染给了中国的舆论界。中国媒体人在议题设置上自主意识并不强，做国际新闻的大多是翻译搬运，国内媒体上一看到欧洲就是爆炸、强奸、圣战，凡此种种，自然也就让人觉得接收了难民也没有好报。这种恐慌情绪甚至还影响了网民对若干移民比较多的城市的判断，比如广州，不少网文渲染广州有30万非洲移民，大部分是非法居留，长此以往，广州也要变色。这个数据当然是夸大的，很可能是将出入境的“人次”当成了“人”，事实上整个广东省的非洲移民也不过区区数万，在一个人口过亿的大省，不过是沧海一粟。恐惧至此，那就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了。

在“恐惧”的另一端是“自信”。在一定程度上，第四个维度体现出了这种自信，即认为中国可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只不过这种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帮助实现难民输出国的和平与发展， 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中国官方的表述，其实凸显出了这个维度，其修辞效果也是最好的。我们如果再往上提升一点，可以说，这里有那么一点“国际主义”的抱负。

中国曾经拥有一种非常清晰的“国际主义”。从50到70年代，中国支持了大量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革命建国与反帝反霸斗争，许多非洲国家呱呱坠地，中国都是接生人员之一，因此也有了1971年非洲兄弟将新中国政府“抬进联合国”的举动。讲国际主义，就是认穷兄弟。那时候我们自己也很穷，在国际体系中饱受欺凌和压迫，不存在嫌弃别人更穷的问题。

　　当然，那个时候施行“国际主义”的方式，主要是中国派出人员、送出物资到这些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大规模接收这些地方的人员。中国当时大规模接受的，只是周边国家因为战乱和迫害而产生的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文化上没有什么大的隔阂，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即便是本国内部，区域流动性也比较小，政府集中安置难民，不会对主流社会造成多少冲击。我们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看到的难民在欧洲内部到处游荡，各成员国政府疲于奔命接待和登记的状况，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在50-70年代的“国际主义时刻”之后，中国放弃世界革命，“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外交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而从中发展起来的就是一种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国际观。可以说，今天对难民问题表态的网友，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种国际观下成长起来的。

而从二战以后，西方阵营内部在美国霸权之下，许多方面进行整合，形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营造了西方版本的“国际主义”。在今天，中国要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要拉起自己的朋友圈，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就没法光讲自个儿的复兴，而是需要将自己论述为某种普遍性的代表，这时候就有了对“国际主义”的新需求。而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最大的话语上的竞争对手，就是二战之后逐渐形成的西方版本的“国际主义”。

关于难民问题的四种论述，可以让我们思考，究竟哪些论述，是真正拿得出手，适合在国际上讲的。即便最后的行动选择是一样的，在论述上，也要避免展现一个充满对外部世界疑惧的形象，一个过上小康生活就嫌弃还在温饱阶段的别国群众的形象，而是要将中国正在做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事情的意义，点到，讲足。

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形象问题。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兼济天下”的方式方法要谨慎，不能像许多欧洲政客那样只讲政治正确，好心办了坏事，但作为一个正在上行的国家，首先要有胸怀天下之心，这将关系到中国文明最终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