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泉丨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1917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中，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人类文明。随后，苏联成为可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共的垮台，苏联也突然解体，出现“亡党亡国”的惨剧。

　　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怎么会突然垮台呢?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应该说问题出在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苏共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体制犯了错误，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他们脱离广大群众，利用权力图谋私利，最后与知识分子中的亲西方精英结合起来，抛弃社会主义方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干出了集体背叛的罪恶勾当。

　　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当然，这里所说的官僚特权阶层并不是指苏联的全体干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苏共和国家的决策机制方面，惯于实行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在任用干部方面，出现 “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现象;在经济领域，盛行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在党群关系方面，因干部特权严重而导致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官僚特权阶层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尽管如此，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始终墨守陈规，不愿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戈尔巴乔夫起初说要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在这一过程中，除一小部分干部起来抵制和反对之外，多数干部却听之任之，随声附和，许多干部甚至起来充当“改革”的急先锋。例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叶利钦更具典型性。叶原是苏共的一个州委书记，后来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以“反特权”起家，起先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同戈闹翻，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不久，他夺取了俄联邦的政权，并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导致苏联解体。其实，叶利钦同戈、雅、谢等人一样，都是官僚特权阶层发生质变的典型代表，目标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了。这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已经目标相同，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苏共推向“亡党亡国”。1990年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一批苏共党员宣布建立“民主纲领派”，决心制造苏共的组织分裂。2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同意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时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被反对派夺取，苏共在很多地方沦为在野党。1991年“8·19”事件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随后，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下令没收苏共财产。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联体，正式宣布苏联解体。总之，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原先的苏共高官。这个“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