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 卞江丨春晚小品的真正问题在于“势利”

        村晚年年有话题，今年到非洲。一个小品《同喜同乐》，瞬间激起千重浪。小品事小，如何理解中非关系事大。几乎是村晚刚一结束，一篇声讨村晚这个小品涉嫌“种族歧视”的文章就刷爆了网络。批评村晚的和为村晚辩护的又是一团混战，让本来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了。

        与此同时，马季与唐杰忠1973年关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相声《友谊颂》也在朋友圈火起来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只要看过村晚这次的小品，又看过《友谊颂》的人，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个小品为什么会让许多观众感到反感。
 

        这个小品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问题很大，但关键并不是所谓的“种族歧视”，而是“势利”。《经略》昨天的评论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就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难读出下面这几层简单的意思：

　　第一， 这个小品是有很大缺陷的，这是《经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的大前提；

　　第二， “种族歧视”是一整套的实践，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源流和具体指涉的；

　　第三， 也就是逻辑推论，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同喜同乐》的问题是不能用简单地用“种族歧视”来涵盖的，关键的问题在其他方面。

　　在今天的网上讨论中，铺天盖地的说的都是《同喜同乐》犯了“种族主义”的罪。但是，要问的是，用这套西方流行的“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幌子，能有效处理这个时代的真正问题么？《同喜同乐》硬要用一种“联姻”关系表现中非之间的平等；而《友谊颂》的平等则体现在中坦两国新时代的建设者们“同吃同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一种建设性的平等。两者之间的高下就在这里。种族问题的核心在于殖民地问题与民族压迫问题，而近些年流行西方的“种族歧视”这种身份政治的讨论，根本上掩盖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刻社会经济矛盾。

　　这些年的许多文艺作品网络狗血剧，不深入生活，缺乏对这个世界根本问题的了解，缺乏对周围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一味从市场出发，只看投资回报，广告效应。这一系列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发展方向，如果仅仅面对国内观众的话，至多会被人骂几句“狗血”、“炒作”。但是，一旦要让相同的套路“走出国门”，那就很容易让熟悉“身份政治”套路的“友邦”惊诧。不过，如果我们自己的学术工作者与知识分子，也不假思索地轻易用“身份政治”的套路，去理解这个时代的问题，那只会把水搅得更浑。

　　经略公号先前刊登的评论文章中已经指出了，同样是修铁路，上一次援建坦赞铁路，现在援建蒙内铁路，这种做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好事。只是在如何理解和解释在非洲修铁路这件事上，《友谊颂》和《同喜同乐》完全是两种不同方式的叙事。前者是一个“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发展”的平等；而后者表现的，至多只是一种富人照顾穷人，强者安抚弱者，精神导师指引无知少女的庸俗玛丽苏套路。

　　《友谊颂》强调了中非人民的友谊，强调了中国援建铁路是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工人在勘测过程中并没有像以前的殖民者那样享受特权，而是和当地人民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尊重，友爱团结，互助互利。同样，中国在当地所做的事是当地人民所需要的事，而不是像殖民主义国家那样，做自己需要的事和他们一厢情愿认为当地人所需要的事。而《同喜同乐》里面，分明讲的是一个援外技术人员的故事，但却穿着一身背上绣着花的西服，再加上小鲜肉的那个头型，哪里看得出来“源于生活”的影子？如果说是“艺术的夸张”，那这艺术也是《同喜同乐》编剧导演在家里看着《野性非洲》与玛丽苏电视剧琢磨出来的艺术。

　　作为一个有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国家，在199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多少都对国际主义耳濡目染，有所了解，对《同喜同乐》的叙事感到反感，不能接受，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一。

　　《同喜同乐》的叙事方式的真正问题，是几乎无差别的看低比自己更弱小、更贫穷的人和国家、地区，正如在这个叙事模式里，对比自己更富裕的国家、地区和人都非常欣羡。在这个叙事方式里，决定地位高低的根本不是什么肤色，而是富裕和发达程度。对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诊断是“势利”。

　　《同喜同乐》的叙事模式其实很简单，是用自己的模式去想像和理解别人的想法。村晚小品中经常出现农村来的保安爱慕小区里年轻貌美的业主，而这样的业主往往要么嫁美国人、欧洲人，最差也是台湾人、香港人。《同喜同乐》就像一个刚过上小康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想象着，中西部人民都梦想着到北上广来生活，就像他们渴望去美国、欧洲一样。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西部确实有人希望能够到北上广去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人民都渴望到北上广去生活，他们更希望的是在北上广挣钱，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生活。他们之所以来到北上广，只是因为在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和资源，只能跟着资本走，资本去哪里，他们就要去哪里。既然资本集中到了北上广，那么他们也就只能去北上广，这是不得已。

　　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在《友谊颂》中体现的就是，中国并不认为把非洲变成中国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不认为每个非洲人民都想要到中国来生活。它对中非关系的理解是，非洲和中国一样，都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中国的道路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非洲人民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并不是越殂代疱，给他们现成的方案，而是帮助他们去找到并实现他们自己的方案。

　　正如前三十年确实集中了全国的优质资源集中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城市，但同时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城市要反哺那些还很落后的地区，所以才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边疆”。中西部地区也需要工业化、现代化，但并不是要让中西部也变成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更不是让中西部的人民都到北京、上海来生活，而是要让这些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而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则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们实现。

　　《友谊颂》体现的是一种“授之以渔”的援助方式，同时也强调向非洲人民学习；而《同喜同乐》则带有强烈的暴发户心态，要越殂代疱，以自己的暴发户心态去理解和想像当地人的想法。而在这种理解方式的背后，则是对中非关系的想像模式中，一方面是把自己想像成美国，把对方想像成中国，另一方面则因为自己非常想去美国，就以为对方也同样非常想到中国。

　　修铁路确实是好事，但如何解释这种好事，并给出好的解释，是另一回事。承认修铁路是好事，并不意味着就要认同《同喜同乐》的理解方式，但批评《同喜同乐》，也并非只有向“种族歧视”这个西媒摆好的坑里跳这一种方式。

　　中国这些年来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何解释这种成就，究竟是模仿美国才取得的，还是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式和道路才取得的，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解释背后隐含的则是中国究竟如何想像自己的未来，是真的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还是要摸索出另一种模式？

　　随着中国的发展，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需要摸索，也需要讨论，当然也可能会出现错误，当然也就可能出现批评。

　　但应该肯定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在村晚这样的舞台上，开始重新叙述中非关系，这本身就已经是进步。至于这个叙述出了问题，当然该批评就批评，该改进就改进，既不要投鼠忌器，也不要因噎废食，一叶障目。

卞江丨“种族歧视”这种高大上的锅，村晚可背不起

　　导言：小品的剧情可能有些势利，但“种族主义”这么高端大气的罪名，加在《同喜同乐》编剧导演头上还是担不起。倒是有不少从这其中读出了浓浓的“种族主义”的人们，在走向高等人欣赏品味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因为村晚，“种族歧视”这个罪名在狗年的第一天就火了。加上几个洋媒迅速跟进，好端端的“中非友谊”，就这么被楼乃鸣画的一张黑人大妈脸带到了与“种族问题”“一线之隔”的新时代（BBC报道语）。

　　友邦一旦惊诧了，事情就大了。2018年村晚的这一出戏，不但让国内不少透过纪录片睁眼看世界、梦想穷游亚非拉的键盘侠们找到了批判村晚的新高度，更在洋媒体嘴里，让新中国建国伊始便坚持不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变成了今天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序曲。潜台词就是：看到了吧，我说你们新中国当初跟第三世界穷兄弟搞关系分明就是不怀好意。

　　罪分三六九等。“种族歧视”属于发达国家高等人的罪，比“看不起穷兄弟”这宗罪，先进了好几级人均GDP。回想当年，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欧洲19世纪科学发展与全球贸易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时期。欧洲那时候才阔起来不久，琢磨的主要是怎么把买卖做大做强。可是寰宇之内、放眼望去，要么净是些不争气的穷邻居，要么是些没文化的土财主。买卖做到那些落后地带不但那些不会说欧洲话、不理解现代生产理念、毫无时间观念的泥腿子不懂得怎么配合搞好现代贸易发展，那些穷乡僻壤的土路更没办法支撑大宗货物的转运。

　　早些年，一些先富起来的欧洲大户们尝试过直接殖民，把人家的地界拿来自己管理自己建设。这么搞了百十来年，发现越来越不经济。这种直接殖民的办法不但管理成本太高，还容易闹出群体性事件。19世纪中期是工业资本主义与跨国商品贸易的世纪，这批当时的资本新贵琢磨出了做买卖的新道理。那就是你既不能不靠政府，又不能全靠政府；既不能直接殖民，又不能完全放弃管理。就这样，一批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公民”开始大肆推动一个新的世界“现代化”路径。用当年跑来晚清建海关的英国人李泰国的话来说，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资本先知们，需要帮助落后的种族与文明进行“现代化”。李泰国对他后来的继任者、大名鼎鼎的罗伯特·赫德谆谆教导道：“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倘若不强硬地迫使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那么唯一的后果就是英国得对中国进行直接殖民统治”。这“指引”二字道出了19世纪背景下，资本精英们的世界想象，更道出了在这种资本世界逻辑中，文明高低与种族论的歧视根源。

　　偏见与歧视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喜好”。它根植于时代的政治经济机理之中，就像皇帝的新装，似乎显而易见，但却又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法密不可分。同样，对偏见与歧视的认识与批判也受制于此。

　　在《同喜同乐》中，勾连起中非普通人感情的是一个关于相亲的误会。非洲姑娘追求理想，不肯结婚，要去中国留学。为了反抗娘亲逼婚，非洲姑娘随手指认了自己的领导、一个中国年轻帅小伙作为自己的心上人。非洲大妈一眼看中相貌堂堂、工作体面的中国小伙，一厢情愿要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把让中国观众陌生的“中国”、“非洲”两个词去掉，就立刻变成了今天风靡网络与电视的玛丽苏故事。于是，这个故事精简一下就变成了：下属姑娘与领导帅哥、相亲逼婚、去他乡寻找（财务）自由的现代都市白领言情狗血剧的基本套路。

　　这么贴近今天通俗文艺编剧导演生活、符合城市中产阶级休闲品味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把“乡下”、“外地”的标签改成了“非洲”（似乎“非洲”就是一个国家一样）之后，就在同样一群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不适呢？

　　小品的剧情可能有些势利，但“种族主义”这么高端大气的罪名，加在《同喜同乐》编剧导演头上还是担不起。倒是有不少从这其中读出了浓浓的“种族主义”的人们，在走向高等人欣赏品味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随着2018年村晚《同喜同乐》一起火的还有马季和唐杰忠1973年的相声《友谊颂》。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喜剧作品中，连接中国与肯尼亚（没错，不是非洲！）人民的则是一种穷兄弟之间同吃同住同发展、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工人阶级平等友情。激励马季加入支援第三世界建设浪潮的是“国际主义责任”。在象征友谊的轮船载着建设者们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后，建设者们没有住“宾馆”、没有住“饭店”、也没有住“大别墅”，而是像每一个建设祖国的劳动人民一样，“搭起帐篷”住在了工地上。

　　建设者们虚心向“勤劳勇敢、艰苦独立”的“非洲人民”学习他们的精神，也在劳动之于，努力学习斯瓦西里语。因为“语言的障碍”会阻挡中非人民“交流感情”。相比今天我们熟悉的充满尔虞我诈的都市言情故事，《友谊颂》中所描述的那种国际主义阶级联系则真正显得浪漫。而这种国际主义的世界联系，则是《友谊颂》诞生时代的真实世界图景。

　　在《同喜同乐》里，这两种真实之间也发生了联系。在小品末尾，非洲大妈表示，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源自于当年中国的援助医疗队。上世纪新中国在平等与互助基础上建立起的国际主义阶级友情多少还反映在今天中国海外的建设者身上。需要讲述这种故事的文艺工作者们走在了时代的后面。

　　村晚小品的剧情可能有那么一点势利，但“种族歧视”这种高大上的锅，那是村晚背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