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共：关于“神圣事”莫犯“幼稚病”

　　学术研究，也要求真务实，不能吃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比如，研究儒学的，一说起来，就一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架势，鄙视一切，特别是一提起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简直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也立马穿越回去，登台授课、大放“厥词”。可是，我们从各版本的教科书里，大概都晓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什么意思，背后不就是“民不聊生”吗?老子为什么说兵事是凶器，孙子兵法为什么说“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是从夏商周以来的翻烧饼的“流血漂杵”把黎民百姓折腾得太苦了、太惨了。国人的花天酒地和野人的食不果腹，是同时态存在的，就看你，站在哪座山上，看哪边的风景。毛主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其中大概多多少少是有这点意思的。

　　不要把两千年前的文化界、思想界那些大牛想得无所不能，就像同样不能无知地嘲笑孔夫子、荀夫子不晓得“全球化”、不会玩X兽，一样。自然的道理是，人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也正因此，任继愈先生有过睿智之言，“幼年时期的民族，认识世界总要带些天真和幻想，带有不成熟性。我们后来人，不必过多地替古人完成本不圆满的设想。”(任继愈：《竹影集》)可惜，现在的很多文章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结论先行，每次开会都是围绕着圣人无错论展开的，不要一点辩证分析，不要一点历史分析，一股脑地跨越千年去曲意维护，反而弄得不伦不类。结果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不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扬弃，而是不由分说、不容置疑地继承继承再继承，直接回到“周文周公”时代去，这怎么可能呢?亲爱的!且不说回到“当时还有周天子”的齐国鲁国去，就是回到北宋，回到“民国黄金十年”，我们今天的人们会在那朝堂上找到什么位置?有没有机会活着躲过一次次的分崩离析、丧权辱国?难道真的是想回到那一次次夜宴欢歌的现场去端个盘子、当个门童，聊以叨点高贵者的光?真的浪漫主义，不是这么玩的，这是一种不敢戴着口罩出门复工复产、为家人为社会打拼现代生活的孱头行为。开玩笑的，大家都是说说而已。

　　可是历史不能说说而已，也不是闹着玩的。1948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全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打倒蒋介石，就是解放生产力，其间有一个“从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的过程，说“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强调地主和旧式富农“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社会财富”，提出“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并且“对地主要安置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老人家还语重心长地提到全国胜利后，不会出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问题，民族统一战线，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会场上的同志们应该都是听懂了的，只是现在，我们可能未必真懂。不是有人作为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几十年了，还在想方设法地做恶霸大地主的翻案文章，不遗余力地翻土改的旧账，报私仇吗?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共产党宣言》所遭遇的质疑，也同样延续至今。正如当年就有资产阶级学者说什么“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今天的部分认识的话语依然未能超出私有制条件下那种以“占有”为基本存在方式的人的自私观念和偏狭心理。所谓照着自己手持一叠来路不明的钞票的样子画“美人”，你以为你是谁?这种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滞后想象(借用《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一书说法)，可能永远理解不了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而螺旋式上升“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样一种“懒惰之风”根本无从说起的共产主义生活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导致了，极个别没有改造好的地主的后辈儿孙，居然把自己可能吃了一点苦的那点账，全都算在了已经无言的毛主席和还在沉默的劳苦大众头上，非要呶呶不休地喷个不停。说起来，也很可怜。井蛙观天、蜗角之争，无聊得很。得势时咄咄逼人，你以为你是谁，大事不妙时，又祭起道德和同情的法器，让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农村有句俗话，抓住了叫爷，放开了胡莂呢，说得就是那些借着有美爹撑腰而牙尖嘴利胆气虚的人们。说白些，你以为连自己国民中的劳苦大众都不管不顾、死个十万八万都算“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的西洋大人，有朝一日如你所愿地被你带着路“登堂入室”，就能封你个二品诰命看门丫鬟了?看看，历史上哪个叛徒、卖国贼、带路党有过好下场?

　　最恨那种毫无原则底线的中庸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你跑到关东军大本营或者汪伪政权去搞统战，还是去纳投名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葬送掉的自己人还不够吗?解放战争时期，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切唯蒋某人是从，是杀是剐不哼不哈，你就平安无事了?历史只有在蠢货和脑子坏掉的精蝇分子眼里，才是个这玩意儿那玩意儿，在劳苦大众心里，那是三千里山河寸土不让、五千年文明舍我其谁、一面面红旗血泪凝聚。

　　1878年1月中，恩格斯沉痛地说，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份向全世界散步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手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他才以杜林为标本做了那样详细的分析。140多年过去了，这话让我们脸红，也该让有点做人常识的部分公知感到不适。《反杜林论》，还得捧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