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死灰复燃，只是表，而非里

　　惊闻近日某位“大导演”导出了一部鼓吹、美化代孕的片子，本不信，但查阅部分片段和介绍后，发现确有其事……只能说，让人叹愕。

　　这位大导演可以说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竞标失败之后，一路烂片开道，再无《霸王别姬》之巅峰。

　　当然了，《霸王别姬》本身也不过是一部为自由化风潮铺路垫石的污史之作。因而，结合经历及其文艺画像，他能够为「代孕」这种反人伦、忤人道的资本社会淬生出的底层低级商业交易站台，也就不奇怪了。

　　第五代导演的通病就是惯于聚焦放大某一局部的悲怆，进而以一种极端清新圣母、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感动的镜头语言，去描摹出一幅“反思”“沉思”“深思”的憋屁感，以达到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充斥反智主义的“个体呐喊”的景观。

　　包括这类导演在内的一大批价值观塑成于80年代的“文艺知识分子”们所打造的太多“众人吃饭、我偏食屎”的作品，其根本目的除了满足虚幻的卓尔不群的伪自满感，更重要的还是以文艺渗透舆论，为瓦解社会主义的公共秩序提供情绪支持，乃至法统支持。

　　矛头所指，不仅仅是传统的公序良俗，更是建国以来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铸就的阶级平权。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入场、贫富阶级拉大。

　　1.

　　犹记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大放厥词，认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力挺东莞!”，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一切皆可自由化，而鼓吹所谓自由化，其造福指向实质为是「私有制」。

　　所以所谓“自由”，向来都是资本需要去鼓吹的。

　　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舆论场每每高擎“自由大旗”，要么为被收买的资本走狗，要么为拎不清现实的精神资本家，即过分高估自己一旦真的被扔进一个“自由化”了的市场环境里的抗压抗榨能力。

　　资本及其代言人用以洗脑、挑拨、煽动的“自由”，其实就是拉动贫富阶层分化之合法化。

　　因为在一个绝对自由的资源竞争环境里，手握资本的一方和手无寸金寸银寸铁的一方，看似都获得了公平的“自由”，但是鸡蛋和石头碰撞之结局将无需多言。

　　此处之自由，还是自由吗?这是毫无异议的阶级压迫。

　　就拿眼下硝烟弥漫的社区团购来说，菜贩子们，和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手握巨型流量平台和前期砸钱补贴诱惑消费者的互联网巨头，大家都是“自由竞争”，然而菜贩子在巨头们面前真的有活路吗?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因而，资本鼓吹自由，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是蓄谋的暗战。而那些精资小萌新们也跟在屁股后面叫嚷着“皿煮滋油”，属实可怜可悲。

　　2.

　　同理，卖淫自由、嫖娼自由、代孕自由……这一系列鼓吹社会全业态“自由化”的结局，会是什么?

　　代孕、卖淫这些一旦合法化、资本化，那么新中国建立后被毛主席那一代人用尽全力扶起的女权高度，将会再次的、彻底的破碎。

　　在毛主席的妇女观中，女性必须参加社会劳动，包括学校学习知识、公社农社锻炼等，绝不可如旧社会中的女子“拿生殖器换馒头”。

　　原本改开之后，近四十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是一路走低、大有向日韩两国靠拢的趋势，如若再开放代孕和卖淫，那么靠拢的方向恐怕就不仅是日韩，而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了。

　　雷霆手段取缔妓女妓院、成立专项卫生组整治女性性病、大力开展扫盲运动、鼓励女性入学接受教育、宣传女性参加工业劳动、甚至喊出封建男权社会里大逆不道的话：“妇女撑起半边天”——这些毛主席一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送给全中国女性的礼物，在七十年后的今天难道要开倒车了?

　　不孕夫妇、LGBT、丧偶人群……这些也许是代孕产业的诉求发端，但是当产业合法化之后，他们一定不会是规模最大的运作势力。

　　届时境内外的资本合流，你根本无法控制。

　　昔日卖血猖獗、导致劳动力尽失、艾滋泛滥的惨剧，还不吸取教训吗?

　　3.

　　当女孩们可以用身体去快速地换取金钱，当这条灰色的捷径无限的被美化、被粉饰、被褪去它原本的羞耻……那么，对于女孩们、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孩们及其监护人而言，是选择接受怀揣大把钞票的恶魔，还是选择义务教育的十年寒窗苦读?

　　我想答案显而易见吧。

　　长此以往，中国必将拉美化、东欧化。

　　事实上在今日中国，“三个世界”已现端倪：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这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改开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对于女性来说，买卖器官、贩卖子宫卵子，与接受校园教育与现代知识相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问题很难想通吗?

　　裸贷裸聊裸播和校外陪酒，都已然在今天中国不少二三流大学高校内明晃晃大行其道，代孕和卖淫一旦再放开，某些社会性的场景你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资本变相的奶头乐。

　　古往今来，王朝的崩塌无不源于阶级的分化和统治阶层资本的压迫，代孕和卖淫的口子一旦打开，说句一点不危言耸听的话，亡国灭种近在眼前。

　　4.

　　人类生物，看似一样，大家都是四肢一首、五官七窍，但是从「阶级性」这个人类的第一性来说，整个历史上有两种人群是在不断被剥离出「人」的：最上层与最底层。

　　只不过前者是主动，而后者是被动。

　　最上层的人不想做人，从生理层面他们渴望长生不老，从权力层面他们渴望面积与力度双重的加大统治渗透。

　　同样，最底层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亦被不断地“开除人籍”，他们在统治阶级(即资本之人格化)势力的眼中，向来人不为人，而是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工具人”。

　　人本能里的欲望只有两个：食欲和性欲(或许还有求生欲)，除了这两个之外，恐怕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一切行为都是可以“代”的，不就是付钱嘛～

　　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吃人”，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剐骨刀”。放在今天这个擅于包装和扯淡的社会，就是“996福报”、“商业是最好的公益”等等等等。

　　最可耻和无力的是，资本对于利润的贪婪，决定了他们在攫取了剩余价值之后依然不满足，还要占用你包括身体、人格、尊严在内的“全部价值”。

　　代孕产业合法化的构想便应运而生。

　　如马克思那段被引用了太多遍的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2014年7月时，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出钱让一名曼谷女性代孕生下双胞胎，但生育成功后他们只愿意将其中一个孩子带回家，而要留下了那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

　　那位澳大利亚父亲戴维·法内尔当时表示，他宁愿当时孕妇停止妊娠，“我觉得任何父母都不想要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

　　他和妻子要求曼谷的中介机构，“把钱还给我们!”

　　巴谷格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革颂·翁姆尼当时直言：“代孕是较发达国家的富有夫妇利用贫穷、弱势女性的行为，这是道德堕落的象征，也是人们推崇金钱至上的象征。”

　　5.

　　或许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在飞黄腾达、纸醉金迷的改开4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会有人渴望用代孕来“脱贫”“致富”……她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她们的生计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如同那些特殊场所里的三陪女子，我们在对她们嗤之以鼻、悲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往往也不得不疼惜她们：都是为了讨生活而已啊……

　　所以，这其中伦理体量、财富体量、阶级体量的三重下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或许才是真正该去深究的。

　　这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2014年8月人民网在报道泰国代孕产业时有文，一名56岁泰国妇女直称有人开价35万泰铢，要她26岁的侄女成为代母。为了养活一家十口，侄女立刻答应……当时，他们一家住在狭窄、破旧的小木屋里。

　　住在那位老妇隔壁另一个村的泰国老农卢穆(70岁)也说，当地农民的收入不多，有些人为了赚钱而不得不成为代母。

　　根据2007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在湖南祁东县，代孕公司首先会给当地代孕成功的妇女们发放一套价值500元的假证件：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准生证。“教官们”还会传授她们“如果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露出马脚，一定要咬定肚子的孩子是情人的……”

　　在最初的1到22天，“志愿者”姑娘每天需要服用补佳乐6颗，注射黄体酮3支，随着时间推移药剂数量会逐渐减少，整个服药、打针时间长达72天。

　　很多姑娘臀部两侧布满针孔，每天需要定期敷上冻土豆和热毛巾止痛。

　　每当她们注射一针，会获得30元的额外补助。

　　除了湖南、四川、贵州等西部山区，珠三角地区在十几年前同样代孕泛滥。

　　这些女人当中有相当大部分是来源于东北三省——她们从上世纪末的东北国企下岗潮里走出，来到“美丽的南方”谋生。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在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中，马苏饰演的在云南大理从事三陪服务的女人，即操着东北口音。

　　不知是否宁浩有意为之，但电影场景颇具黑色幽默。

　　在欧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捷克女优——经历了国家解体的捷克，和中国东北地区如出一辙：遭遇了社会制度变革、休克经济疗法，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基础毁于一旦。

　　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女人，往往就会成为时代翻覆的最直接牺牲品和最现实写照。

　　跋.

　　四十年来，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后前三十年，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只是后来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改开时代已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

　　与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华奢丽的城市森林的阴暗面：各种农村问题的频现——留守儿童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代孕问题，以及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童养媳与黑社会问题……都缠绕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国的许多基层乡镇地带。

　　马克思有云：“技术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并非技术奴役了人，而是人的社会关系利用技术奴役了人。技术的‘本质’需要靠技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确定………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