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抱怨房价高，是在“消解爱国主义”吗？

      知名“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想了一下，“先生”比“同志”更适合他)近日就住房问题又发表了一番高论，起因是一个网友在他的微博下面抱怨了几句房价太高，就被胡先生揪出批判他“不爱国”。

　　言辞之意，大约为指责这名网友在祖国一片繁荣之际、新春佳节喜庆时分，居然输出悲观情绪，“消解爱国主义”……

　　只能说，胡先生真乃一介高位喉舌。

　　事实上，国家一直都知道要为降房价而努力，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可这位主编先生倒是身先士卒、一副不容置疑的媚态，仿佛这火红江山都是胡氏一个人的——这样进行舆论工作，不怕适得其反吗?

　　

　　1.

　　先来瞅瞅胡先生这次都说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这番言论，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仿佛耳畔余音回响，曾有一位大佬也有过类似的发言：

　　“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

　　“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禁止炒房就是违xian行为。”

　　“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

　　“你们不要以为高尔夫球场害了农民，高尔夫球场创造的就业收入和产值比农民种粮高得多。”

　　“为最富的人服务，为最特殊的需求服务，才能创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务业。老说为刀耕火种的农民服务，能创造出什么高端服务业来?”

　　…………

　　说上述这些话的那位大佬，现在正在秦城监狱思考人生。

　　不知道胡先生有没有时间去向他再讨教几句关于住房问题的指点。

　　这种高论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超一线城市有超一线的活法，三四线城市有三四线的生活，人与人本就是有阶级壁垒的，不要想着打破和砸毁阶级牢笼，要认命!觉得大城市苦?你可以滚回县城或农村嘛，房价多低!」

　　对于超一线城市以外的年轻人而言，大都市意味着资源和晋升渠道的获取可能，说得直白点就是实现阶级跃升的希望。

　　但是高房价以及类似胡先生这样为高房价鼓吹合理的场景，却又在深度切割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

　　你要么留在大城市里成为一个过客、待到35岁时被驱赶出都市圈;要么就趁早熄灭自己的城市梦、滚回房价低的县城里“快乐地爱国”。

　　配合着极其反动的、完全是加固着代际之间阶级壁垒的「学区房制度」，胡先生的言论更显冰冷。

　　2.

　　马克思导师认为：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后果，马导师同样指出：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就是特大城市与特大财阀在资本主义运行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寡头的原因。

　　晚近四十年，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后前三十年，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只是后来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改开时代已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更多的是驱离和唾弃。

　　与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华奢丽的城市森林的阴暗面：各种农村问题的频现——留守儿童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童养媳与黑社会问题……都缠绕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国的许多基层乡镇地带。

　　只要你抛弃了集体制与公有制，在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境内，「经济寡头」的应运而生根本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其中，房产寡头更是成了中国改开以来的现象级时代产物。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亦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去年9月底，被超高负债压的喘不过来气的恒大集团就爆发了“逼宫粤府风波”。

　　

　　尽管随后以光速“辟谣”，但是熟悉“挟产业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会，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许老板是真的饿了。

　　根据2019年恒大财报数据显示，集团年末净借贷比率高达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团总负债达1200亿美元，合计8355亿人民币。

　　这是当今全球负债最高的公司。

　　根据合约，恒大必须在今年1月31号之前，偿还投资者1300亿到期债务，并支付137亿元分红。

　　而后来的结局都看到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扳动打着“福泽几十万员工与几十家下游企业”旗号的地产商。

　　令人异常无语的是，以深圳这个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为例，二手房房价曾连涨30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

　　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到东莞。

　　放眼望去，今天中国财富榜上还有几位富豪是做科技与实业的?华为被赶出深圳的侧面，是呼啸风云的电商财阀与地产巨鳄们垄断着福布斯排行榜，称为创业者和精神资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业投资已是负增长……不说远的西方，就说近的香港，从发达工业化到产业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3.

　　回到开篇，胡先生用国际指标来为中国的高房价“开罪”，意图表达一种“众生皆苦，你又何苦?”的价值判断。

　　但这同样站不住脚。

　　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去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房价比较这有多么荒谬和讽刺，就说房价本身的对比，胡先生的论据也丝毫不匹实际。

　　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几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两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过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长21%;各大二线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长10-30%不等。

　　房租的飞速上涨，根本原因是彼时金融资本强势进入了租房市场——用今天官方的定性回顾，叫做“资本的无需扩张”。

　　首当其冲的，就是三个月前爆雷的蛋壳。

　　需要看到，高房租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也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以现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开发程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这是无法变动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温馨静谧的背后，都是滴着血的资本獠牙在时刻驱逐着异乡人。

　　此时，还要求年轻一代的打工人们去漠视房产资本的高压而封住嘴巴，这就是胡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吗?

　　4.

　　以蛋壳为例，在蛋壳与租客签订的合同里，有这样一则规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龄低于6周岁，或高于55周岁的，乙方(租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打造优雅环境，诱惑租客，从硬件来看，蛋壳从源头即杜绝了邻家孩童吵闹和一些古旧的生活习惯的侵犯。

　　不得不承认，蛋壳背后的资本非常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轻打工人的心理诉求。

　　95后的打工人们需要安静，更需要体面。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卧室中，“蛋壳小屋”应有尽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个白净带半身镜衣柜的标配，洁白的、粉刷过的墙，让房间看起来足够明亮，宜家风的家居风格……这就给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够的体面。

　　2019年上半年，蛋壳公寓CEO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

　　“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也动情地表示：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说，将洗脑术视为割韭利器的资本已然是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虑好了——乃至包括你用来“维持体面”的借贷。体面消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孤独消费”。

　　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对上万名大都市里的职场人进行“孤独感”调查，有近61.47%的人平时会感到孤独。

　　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租房)的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

　　他们孤身一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打拼，其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经济产业链，就是「孤独经济」。

　　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股市的持续低迷等因素，以“孤独”为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过六成就是80后、90后两大年龄群。

　　这样的群体情绪，或许都是官媒喉舌们笔下“消解爱国主义”的失序群众吧。

　　去年年末，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曾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的单身成年人规模已超过2亿，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预计到2021年会上升到9200万人。

　　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这也让今年春晚那则催婚为主题的小品显得分外尴尬，堪称一幅大型家庭群尬景观。

　　21世纪蜂拥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

　　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当蛋壳双手奉上的精致公寓——这种被资本用虚构和廉价的装饰所打造出的“伪体面”，在资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时，也就顷刻间碎的连渣都不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去年入冬以来，北上广深太多年纪轻轻的蛋壳租户们，踟蹰于破碎一地的体面和冰冷如霜的街头，望着繁华的大都市，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曾精准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这一课，作为反面教员的资本——那些租房金融投机客和地产财阀们，真的给打工人们上得太生动了。

　　5.

　　打击“投机倒把”，曾是新中国重要的立国之战，它曾经直接决定了建国建政的平稳实现。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当时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即发生了四次物价暴涨，其中上海物价上涨20倍，尤为暴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时规定以人民币为唯一货币，禁止黄金、银元、美钞流通买卖，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视法令而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币，并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

　　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了市场物价和人民币的地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火速查封了从事投机活动的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法办了金银投机倒把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银元之战”，也是陈云个人最功勋卓著的财政战绩之一，奠定了其建国后在党内的地位。

　　“银元之战”结束后，反动派又进行了粮食、棉纱、煤炭等民生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国民党特务曾说：

　　“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时，党中央将此视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米棉炭之战”，统一部署从各地调运大量粮食、棉布、棉纱、煤炭等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使涨风几天内迅速平息。

　　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一举赢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当时的那场斗争，毛主席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这其中，房地产行业尤为“获益”。

　　大卫·哈维在2017年的演讲中也点明过：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不过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早在1988年，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压不下来的物价，已是弄得民不聊生。但真正被载入1988年的史册并影响至今的，则是另一项发明创造。

　　那一年的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好奇，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

　　可是三十多年之后，当今天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大佬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那个亦黑亦白的1988。

　　从1988年的商品房出炉，到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再到1998年的国企大甩卖、工人大下岗……

　　历史的演进，是一条完整的粗线。

　　跋.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十年前，买一套房子，压垮一个中产阶级;

　　十年后，租一间小屋，就足以消灭一个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们却还要提溜着他们的脑袋，教育他们不准抱怨、不准诉苦，否则就是“消解爱国主义”、是给国家舆论秩序添乱的“带节奏者”……

　　只能说，无产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同志们，请记住列宁导师1917年5月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