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无力的苦心

　　做个海报，就这么点字都能整错…自己都特么慌得一批，还搁这叭叭的号召我们呢……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三孩政策”重磅出炉，大家皆已了然。

　　伴随着这一政策出炉的，是官方大面积的惨烈翻车：

　　之前我在分析七普数据时就已经写过，今天的90后年轻人已经被包括996、教育成本、房价成本、医疗成本等数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还要要求他们替国家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请注意，90后的生育恐惧、生育抵触，确实是导致我国严重老龄化的因;但是90后的生存困境，其本身又是社会阶层固化和生产内卷的果。

　　这一代人，他们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平均一对夫妻要供养4位老人，如今还要再抚养3个孩子，还要被资本996，还要在65岁时不得退休……

　　这已经是到了“不存天理、还灭人欲”的地步。

　　不论是节制人口的计划生育，还是增扩人口的鼓励生育，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既然名曰“计划”，那就要置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如此方才可以达到合理的按劳分配和资源共享。

　　如果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一个表面是劳资交换、实质是服务于资本增值的框架里，进行计划生育(尤其是极端的独生政策)一定会在现有人口存量的区间内扩大人均占有资源的滚积差距;待差距形成后又进行鼓励生育，则也会遭遇阻力。

　　都知道毛主席时代即开始进行温和的计划生育，但毛主席同样早有说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这里的“生产”，就是公有制提供的生产力增量和计划体制下的分配促进。

　　而今天的“生产”呢?如我之前举的例子，有的人已经在说“无产阶级拒绝加班，那就与先进生产力分离了!”

　　生产的直观意义在于回报，而回报如今却被高强度的内卷所稀释，这时候鼓励生育显然是毫无“刺激感”的。

　　回望1953年，那一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从1949-1952年，各年净增人口为1千万左右;后到1956年八大时，全国总人口达到6.2亿。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亲口指出：“我国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以上。”

　　新中国人口增长快速的一大原因是卫生医疗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霍乱和鼠疫在建国后很快被消灭，1952年底时全国90%的地区就已建立县级卫生机构。

　　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确立了以“农村卫生、预防疾病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为重点的方针;从1950年至1952年间，中国6亿人口中有5.12亿人接种了天花疫苗。

　　至今，中国上一次天花爆发还是在1960年，比联合国宣布消灭天花早了足足二十年。

　　除了医疗，合理的分配制度同样是人口高速激增的诱因。

　　毛主席时代的干部分为24级，最低级别干部即办事员为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工资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时期文官工资差距类似)。

　　但是在1956年调整后，最高干部工资已经降到是最低干部工资的13倍。

　　在企业里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为30元出头，相当于干部群体的最低工资;最高工人工资(8级)工为100元左右，已是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

　　工人群体中比较多的是二级三级四级，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仅仅为10倍左右。

　　《纵横》杂志2006年第2期和李强教授《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等论文，对此均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复制了。

　　不论是横向对比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东欧国家、或是资本主义美欧诸国，还是纵向对比今天的中国，「10倍」的差距量级，我称之为“奇迹”，不过分吧?

　　这在当时所有人口逾千万的国家中完全是独树一帜。

　　但是即便如此，毛主席本人都依旧不满意，因为建国后从党政内部所冒出的部分“端倪”，确实让他不安。官僚主义是一方面，小腐小贪又是另一方面。

　　为此，毛主席主动将自己工资从一级降为三级，404.8元的工资水平从1960年一直到1976年离开人世都未有变过。

　　在毛主席领导的二十七年里，我们极为被动、但是坚决果断迎战得打了七场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东南沿海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珍宝岛、西沙海战——这在1949年老蒋溃逃时连一克黄金都不给大陆留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同时实现工业化、国防核武化、人口增长4亿，这是无法想象的难度。

　　今天我们头疼忧虑的“城乡差距”、“农村被抛弃”的问题，在毛主席时代恰是最为重视和得以解决的国计民生。

　　在资源较多地投入重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农产品直接投入消费领域确实有限。

　　为保障人人有份，新中国必须对粮油等生存物资凭票供应，否则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囤积居奇。

　　今天中国的农民很多“羡慕”大城市的城里人看似奢华繁闹(实则光鲜得被剥削)的生活，但是在过往，既没有听闻农民艳羡城市的说法，事实上却又能诞生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然而，也并没有多少人因此而认为陈永贵实现了什么“阶级跃升”，他不过就是换个地方为人民服务而已。

　　那个年代于农民而言，如果学业好就去读高中大学，进而就能进本地机关;如果有手艺活儿，就进城当“自由职业者”(补锅的、磨剪刀的、紧绷子的、理发的、修脚的、做烧饼的、泥瓦工、木工、电工)，且家里还有自留地。

　　如果想报名支援屯垦戍边，更是可能改变身份;如愿服役，那就入党提干、成为职业军人或者转业到企事业单位。

　　现如今，农民要成为“市民”，就得放弃土地经营权。

　　很多农民宁可“暂住”，也不愿意“农转非”，因为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在繁华的都市里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同时买得起地产大佬们打造的售价百万千万的商品房呢?

　　总之，计划经济时代，区别的是身份，而不是待遇。

　　这样的阶层局面，是促使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社会因素。

　　为此，毛主席也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即开始思考“节育”的问题。

　　1957年3月1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曾指：“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1963年5月5日，毛主席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得知马里450万人口居住在1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毛主席赞道：“你们国家大有发展前途。”

　　他还拿江苏、上海来作比较：“马里有中国的十二个江苏省那么大，江苏省是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太多了，有四千八百万。上海市区和郊区共一千万人，只有不到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但是需要看到，毛主席的计划生育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是分层次的而不是一刀切的，这与后世1980和1982年中央连续发布的《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完全成为了两种不同的控制人口思路。

　　如前文所说，在一个表面是劳资交换、实质是服务于资本增值的框架里，进行计划生育(尤其是极端的独生政策)一定会在现有人口存量的区间内扩大人均占有资源的滚积差距。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去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所谓“流动性”，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成为“人上人”的难度越大，同时“人上人”们降落到底层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

　　以去年抗击新冠肺炎为例，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必须看到，教育是个人和个人背后的家庭实现阶级跃升的最普遍渠道，这条道路一旦堵死，也就是说「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列宁导师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也曾点明：“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历史总是真实的，报告并不夸张。

　　1980年时，北京8所高校进行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经达到78%，工农占比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说了，单单一个「学区房制度」，就已然硬生生切开了一道阶级划分的庞然鸿沟，让下游底层家庭根本连塔尖的一片灰尘都摸不到。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还包括了工资部分，中国的“工资公平”得分同样低得吓人：32分。

　　根据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简单点说，如果你2012年左右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经差不多打败全国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惊?然而这就是现实。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严谨到个人的话还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这是2012年的报告，数据多为2011年的统计数据，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

　　有人可能会说，“GDP增长好几倍，这个工资数据也得增长……”

　　话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国GDP增长就达1.33倍，但是由于杠杆等一些垄断企业的虹吸效应，事实的工资民态绝非如此...

　　最后，放一段毛主席的话和一张有意思的图作为收尾吧：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