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警惕“人为”灾难！从灾难资本主义说起

　　2007年，加拿大左派学者娜奥米‧克莱恩出了一本叫《休克主义》，书名的副标题是“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本书通过对大量事实的深入分析，极具说服力地讲述了各个资产阶级政府是如何利用“灾难”，让“灾后”的人们处于恐惧与懵懂之中，然后再迅速地推进新自由主义，帮助大资本洗劫民众的;这本书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资产阶级的舆论机器并不能欺骗所有的民众，资本全球化(买办化)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所到之处均遭到了当地人民不同程度的抵制。“灾难资本主义”也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得以扩张的主要手段。

　　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几乎推平了美国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和医院。飓风灾害之前，当地教育局管理公立学校有123所，医院大部分也都是公立性质的。虽然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从英美出发席卷全球，但因为新奥尔良当地民众、教师工会以及医务者工会的强烈抵制，资本集团的“入侵”屡屡受挫，教育、医疗私有化进展缓慢。

　　一场天灾给大资本制造了良机，当新奥尔良的居民还沉浸在灾难的恐慌、无助与茫然的时候，资本集团以军事般的速度开始了私立学校和医院的建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进展迟缓。灾害彻底过去之后，整个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只剩下4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

　　然后，资本集团还开动起了舆论机器，大肆“表扬”它们如何迅速地帮助当地民众恢复了学校和医院，造福了当地民众。

　　在新自由主义推进的过程中，相比飓风这样的“可遇不可求”的自然灾难，我们更常见的却是资本集团在人为制造灾难。

　　如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在智利直接促成了野蛮的私有化进程;苏联解体换来的是内部官僚和跨国资本对苏联人民公共财富的洗劫;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不仅使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也直接促成了美帝军事职能部门的“私有化”，“黑水”和“哈利伯顿”这样的国防包商替代了大量的常规部队，为海外战场的美军提供安保、高风险运输、监狱、审讯犯人等方面的供给以及军队伙食、医疗等后勤保障，国防包商和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却将巨额的战争赤字转嫁给了美国人民……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看资本主义阶段甚至是整个私有制社会的人类历史，不难发现，“灾难资本主义”并非新自由主义出现的这近半个世纪的新事物，而是资产阶级体系化掠夺的惯用手段，也是个体资本家发家致富的秘诀。

　　此次持续了两年的全球大流行，对于全世界人民无疑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然而，对于Pfizer(辉瑞)和Moderna这样的全球制药巨头而言，却是一场空前的商机，它们正通过疫苗和单抗体药物获取巨大利益。

　　作为全球排名前三甲的医药资本巨头，辉瑞成长和崛起的商业神话背后，几个重要节点都跟战争和灾难有关：南北战争期间，辉瑞通过向北方供应酒石酸、碘、吗啡和氯仿等产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营收翻倍、生产线急剧扩张;一战期间，辉瑞通过购买食品化学家James Currie的人工合成柠檬酸技术，垄断了柠檬酸的市场;二战期间，辉瑞通过获得英国的青霉素技术，又大发了一笔“战争财”。

　　而此次的全球大流行，让辉瑞又一次获得了腾飞的机遇。财报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辉瑞营收同比大涨130%(至241亿美元)，增长主要靠C19疫苗。辉瑞透露不包含C19疫苗的营收为111亿美元，同比增幅仅7%。

　　病毒的不断变异，迫使医药资本和支持它们的媒体、医疗专家出来重新“定义”了疫苗的功能，从已经成为人们常识的“防感染”，变成了“防重症”。

　　然而，即便人类接受了这样的重新定义，进而确信疫苗对于对抗大流行是不可或缺的，辉瑞疫苗的惊人高利润，也很难让看到事实的人相信辉瑞这样的医药资本巨头正在“用科技造福人类”之类的宣传。

　　2021年上半年辉瑞公司收入335亿美元，净利润104.4亿美元，同比增长52.56%，这个净利润还是已经刨除了昂贵的营销以及政治游说开支成本，纯生产环节的利润率更是惊人。

　　与之同时，辉瑞却对其疫苗本身的安全性采取了掩盖的做法。

　　美国疾控中心2021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12月14日到2021年2月14日，美国共注射了5200多万剂疫苗，VAERS系统收到934份注射辉瑞疫苗后死亡的报告;

　　意大利药管理局AIFA今年4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累计接种1800多万剂疫苗，共收到超过5.6万份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后有223例死亡报告(67.2%为辉瑞疫苗);

　　日本2021年2月至7月也报告了超过350例接种后死亡的案例……

　　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科学态度，这些不良反应应该得到充分的调查以及损失追责，毕竟这是一款很短时间内推出的并不成熟的疫苗。然而，辉瑞却并这样做，到2021年下半年全球的公共媒体越来越少地聚焦于注射疫苗之后的死亡案例;针对之前统计的死亡案例，美国CDC的评估报告宣称，“死亡与疫苗接种没有联系”，CDC和FDA将死因归咎于高龄或基础病下的“偶合”。

　　2021年11月2日，《英国医学期刊》(BMJ)披露辉瑞疫苗临床试验数据存在造假行为;2021年10月份，国际费者权益倡导组织Public Citizen则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辉瑞与多国签订了疫苗购买的霸王条款，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沉默”的受害者，这些条款除了商业排他性要求，还要求签约国“按照纽约法律通过私人仲裁解决”，禁止展开“公共诉讼”，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无权对辉瑞疫苗导致的问题展开公共调查。

　　报告截图

　　如果说全世界还有人或者团体不希望大流行尽快结束，那么无疑就是这些医药资本巨头了。只是这些已经是百年老店的巨头，早就深谙舆论操控的精髓，还不会蠢到像日本软银作为最大股东投资的某新兴暴发户那样直白地讲，“担心Y情减退、销售回落”。

　　之前关于病毒来源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说法，被普遍斥为“阴谋论”。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医药资本巨头们惊人的利润、看到大流行这两年一面是全球大多数人陷入生存困境、一面却是富豪数量和财富规模都在急剧增长，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遭毒”一说究竟是“阴谋论”还是“阴谋”了，换句话说，就是大流行究竟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

　　但是，不论是“自然”还是“人为”，资本巨头们正在利用“灾难”获取巨大利益，却是毫无疑问的。

　　笔者展开这些以前或多或少都谈过的问题，其实就是想让大家重新来思考一个传统的命题：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上，为谁服务。

　　促使笔者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1月12日凌晨2点，@平安许昌公布了一份“许昌警方通报”。

　　这份通报很快引起国人的巨大震惊和种种猜测。

　　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是从事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的金域医学旗下的子公司，是河南省最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河南省为1300多家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覆盖了全省 97%人口所在的区域。

　　而母公司金域医学来头巨大，从一家广州医学院校办企业做成了第三方医学检验资本企业巨头，并于2017年上市，上市前还获得过柳传志的联想系的战略投资，钟南山是其学术委员会主席……

　　其后，金域医学在12日中午及晚上连续发布了两份声明。第二份声明公开否认了“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等说法，自称“以守护人民健康为己任……严守质量、安全底线，颜革遵守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还声称要追究“恶意造谣传谣者”的法律责任。

　　这份声明的说法等于是给自己辩白，这让事件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我们看一下上面许昌警方蓝底白字的通报，非常清楚地写着“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我国现行法律讲究的是主客观一致原则，从主观上讲即主观无过错则无违法，所以“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主观上必须有过错。“实施”一词，表示存在着“主观过错”甚至是“主观故意”。

　　金域医学的问题显然是非常严重的，许昌至11日已开展了8轮核酸检测，前5轮都是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承接的，直到发现问题，才在后三轮换了另一家机构，而大量的感染者恰恰是后三轮才发现的。

　　相比涉事企业自辩的声明，笔者只相信许昌警方的通报。笔者也不去猜测具体问题了，“漏检误报”也好，“违规穿梭与风险区和管控区”也罢，许昌的病毒传播从下辖的县级市禹州的局部传播蔓延许昌城区，确诊病例急剧增长至超300例，“张某东”的主体主观行为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大流行的结果不仅让疫苗企业利润高涨，也让金域医学这样的第三方检测企业大赚了一笔，数据显示，2020年金域医学实现的营业收入约82.44亿元，同比增长56.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5.1亿元，同比增长275.24%。在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86.17亿元，同比增长47.87%;实现净利润16.72亿元，同比增长58.52%。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核酸检测服务收入约为33.56亿元。

　　当然，笔者依然善意地希望排除“主观故意”的可能，“主观过错”的话大概率是“偷工减料，节约成本”。真正令人愤怒的是，通过正常的核酸检测业务已经利润丰厚了，为什么还不知足?抱着侥幸心理，拿许昌人民的命不当命?这还是人干的事吗?这不就是利用“灾难”发“国难财”吗?

　　事实上，我们也从来不要指望资本家“干人事”。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核酸检测工作交给第三方检测机构、交给资本?

　　人手不够吗?这样的所谓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黑水”类似，也只是一个“包商”的角色，也是在外面找临时工：

　　这个案件具体的细节还需要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和公布，笔者唯一期盼的就是这个案件可以不受到任何干扰、一查到底、严惩不贷，不管它来头多大!

　　正如网友在平安许昌微博下的评论所说：

　　遥想当年抗美援朝，全国人民一面支援前线，一面进行经济建设，节衣缩食，努力生产，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偏偏有不法奸商却假“抗美援朝”之名，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将工人增产的价值全部攫为己有;许多奸商竟然昧着良心打起了从志愿军身上赚取黑心钱的歹毒主意。在他们的操作下，许多假药品、黑心食品、次品衣服等等纷纷流入了朝鲜战场，送到了志愿军战士手中。

　　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对于志愿军订购的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一直拖延不交货，将前线用不着的玻璃片、冷热水袋以及已经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导致数以千计的志愿军因为得不到有效治疗最终要么变为残废要么含恨殒命。

　　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本来负责替志愿军承做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然而他却将从国家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私吞，然后再从破烂堆、垃圾堆等地方弄来许多烂棉花，以次充好糊弄志愿军，致使许多志愿军伤病员因为伤口受到感染，最终不治而亡或变成残废。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两人，在为志愿军承做牛肉罐头期间，竟然买来一千斤臭牛肉和坏牛肉制作牛肉罐头，许多志愿军吃了这些坏牛肉之后，纷纷中毒、患病……

　　最终，王康年、李寅廷、张新根、徐苗新等一大批奸商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并促使毛主席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

　　然而，资本家的“奸商”本性是杀不掉的，为了利润它们可以去“冒绞首的危险”。资产阶级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腐蚀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坑害，最终促使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奸商”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才能彻底实现，否则在100%甚至300%的利润面前，它们只会不断制造并且充分利用“灾难资本主义”，这对广大人民来讲，才是真正的灾难。

　　今天，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就是病毒，核酸、中医药这是战胜病毒的有力武器，这样的科技武器不该交到资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