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医生以身试药，市场化的医疗唯利是图

　　疫情以来，有的人艰难度日倾家荡产，有的人则日进斗金一夜暴富，生产疫苗的北京科兴生物公司就是后者中的佼佼者。

　　科兴生物202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公司的销售额为 11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6770 万美元，翻了 162 倍;净利润为 51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

　　其利润主要来源是新冠疫苗，半年卖了25亿支，虽然也有出口，但是国内注射科兴疫苗的人也不少。

　　令人惊奇的是，这么一大笔利润，竟然大都流入了外资的腰包。其股权结构显示，科兴生物的最大股东是持股比例达15%以上的日本软银公司。据一张网络流传的图片显示，科兴生物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还有一家疫苗供应商是北京生物，这是一家国企。北京科兴和北京生物的疫苗是可以混打的，是同类疫苗，效果差不多。虽然我们打疫苗免费，但却要靠医保支付，本质上来说是全民买单。

　　所以我好奇的是，在效果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利润流向了“外企”北京科兴而不是国企北京生物呢?

　　人民在受难，资本家却大发横财，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时代的疫苗研制。

　　一是我们熟悉的顾方舟“糖丸”，即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建国初小儿麻痹症危害很大，使成千上万的患儿瘫痪和死亡。当时美国有疫苗，但是成本高效果差，而且也不会提供给中国，所以只能自力更生研发疫苗。为了测定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决心以身试药，为了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冒着风险把自己的孩子当小白鼠。“糖丸”疫苗终于在1963年投入使用。

　　从此之后，我国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逐年降低，从一九四六年十万人中有四个患儿，到一九九零年的十万人中不足一个，直到在我国本土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临床实验的第三阶段，我国生产的糖丸疫苗，高达54亿多份，不光我国的孩子全面接种，还走出国门，走向了全世界。

　　二是乙肝病毒疫苗研制。

　　人类是乙肝病毒的唯一宿主，感染乙肝后可能会演变为肝硬化和肝癌。我国曾被称为“乙肝大国”，是全球乙肝病毒感染和乙肝患者最多的国家，几乎每10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乙肝携带者。

　　在“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米勒的帮助下，70年代初我国开始乙肝疫苗研制工作。米勒是德国人，像白求恩、阳早和寒春一样，他战争年代来中国支援革命。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一直在国内从事医学工作。

　　在米勒的鼓励下，陶其敏开始研究乙肝。经过努力，终于在1975年7月1日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疫苗。但是由于买不起做活体实验的大猩猩，陶其敏毅然带头实验乙肝疫苗。后来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将研制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推广给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三是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制。

　　众所周知，屠呦呦因为研制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但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也离不开社会主义体制的支持和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

　　据统计，全球每年有2-3亿人感染疟疾，200万人死亡。20世纪60年代常用抗疟药因为抗药性疟原虫的出现效果不再，当时疟疾的重灾区东南亚和非洲对新型抗疟药的需求更为迫切。

　　当时许多国家都在投入力量研制抗疟特效药，为什么偏偏是毛时代的中国第一个发现了呢?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志愿军抗美援越，和所有交战国的士兵一样，他们也饱受疟疾的折磨。当时因疟疾失去战斗力的人数远多于真正倒在枪林弹雨中的，越南胡志明主席向中国提出研制抗疟新药的援助申请。抗疟特效药成了决定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投入巨资，筛选了20多万种化合物也是无疾而终。

　　毛主席十分关注此事，于1967年5月23日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研究工作，联合研发抗疟新药，该项目被命名为“523”计划。

　　全国43个单位、1000多名科学家投入研发。在地方上，仅云南省就有1400多个生产队搜集民间抗疟疾中草药单方和验方4300余个。各地研究组在1967年到1969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中草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屠呦呦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

　　为了验证效果，屠呦呦以身试药。

　　这些堪称辉煌的医疗成就足以说明毛时代的医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在国家的组织下靠社会主义集体协作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和现在的医疗市场化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些杰出医疗成就用来靠老百姓的健康谋利，那所谓的科兴生物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但我们没有这么做。

　　“莆田系”恶名远播，为了利润不惜忽悠患者，甚至在手术台上“抢钱”，履遭打击却死不悔改。以谋利为主的市场化医疗队弊病在疫情中暴露无疑，甚至还出现了郑州金域医学涉嫌投毒这样重大的案件。

　　因为医药研制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当年青蒿素的研制甚至没有申请专利，最后被外国资本家窃为己用大谋其利。在市场化医疗体制下，还能出现这种舍己为人的医疗工作者吗?靠资本家办医疗，除了几十万元一针的天价药，老百姓还能获得什么呢?

　　新药研制要做实验这是科学的必然要求，今天几乎看不到愿意为了人民健康而以身试药的医疗工作者，取而代之的是几十万冒着生命危险的”试药人“据报道，2011年，中国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涉及人群约50万人。这些人在中介的层层盘剥之后会拿到看似比打工高一点的薪资，而最大的获利者无疑是资本医药巨头。

　　通过毛时代的医疗和市场化的医疗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社会主义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高度觉悟的先锋模范愿意为群众而牺牲个人，从整个社会来看，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成就;

　　而私有化和市场化却是靠掠夺大多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满足少数资本家的腰包。

　　孰是孰非，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