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看过《零容忍》建议先对贪官恢复劳改

　　这两天“反腐大片”《零容忍》播出，看着一个个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铁窗里养尊处优，养得油光水滑、精神饱满，在镜头前气定神闲、侃侃而谈，半点不愧疚，跟作报告一样谈人生、聊理想，孙力军甚至还面带着微笑，网友们纷纷无法淡定了。

　　这哪里是认罪悔罪的态度，仿佛不是贪官落马，而是“创业失败”。笔者怀疑，这能对那些正想贪、正在贪的尚未落马的官员形成有效的威慑吗?

　　如果说这部片子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不是听这群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那里云淡风轻地分享人生感悟，而是迫切地希望看到他们“罪有应得”的样子，甚至恨不能让他们下地狱。

　　老百姓为什么如此憎恨贪官污吏?90年代，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大肆贩卖所谓的“腐败是润滑剂”的荒谬理论，能够被腐败“润滑”的只是那些通过官商勾结搞血腥原始积累的私人资本家，受伤害的却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

　　曲婉婷母亲的贪得无厌，毁了566个家庭，让多少下岗工人在东北的寒冬里绝望呻吟;江苏响水原副县长张善荣等几十名地方官员收受天嘉宜公司贿赂，最终酿成了轰动全国的“3·21” 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的惨案;青海原副省长文国栋为煤老板充当“保护伞”，在祁连山南麓腹地滥挖滥采形成的多个天坑，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极大破坏……

　　贪官们讲述腐败经历的时候，轻飘飘的一句“为了儿子”、“信念不坚定”、“一念之差”，你的一次“一念之差”的腐败行为，一个给资本家当“店小二”的关键决策或者“放水”，滋润了仅仅是个别资本家，却可能或是坑害无数底层老百姓，或是造成一方天地断子绝孙式的生态破坏，或是埋下会造成无数人无辜殒命的腐败工程的巨雷……此种行径早已经不仅仅是丧失党性，而是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丧失了对劳动人民苦难最起码的同情。

　　《零容忍》第三集“惩前毖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画面，曾于2006年-2020年间收取过资本家和其他贪官3.5亿贿赂的刘国强，重读他40多年前的入党申请书愧疚流泪。

　　笔者以为，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仅仅让刘国强读入党申请书是远远不够的。党性是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要求，刘国强触目惊心的贪腐行径，不知伤害了东北老工人家庭，他丧失的是对无产阶级最基本的阶级感情。

　　刘国强原本也是工人阶级出身，1953年出生，长在红旗下;1968年-70年，在辽宁本溪兰河峪公社当下乡知青，1970年-78年，成了本溪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国强考入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后返回本钢，从技术员、基层管理，一路提升到本溪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主持本钢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升任本溪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辽宁副省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退休3年后的2020年落马。

　　笔者相信，有过两年知青经历、五年工人经历的刘国强在大学期间写入党申请书的情感是真诚的。然而，80年代初厂长经理负责制实施以后，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习惯就被废除了;大学毕业后的刘国强在当上干部以后就逐渐脱离了一线工作岗位、脱离了工人、脱离了群众，这恐怕才是他走向背叛人民、背叛工人阶级的真正起源。

　　60年代初中苏论战，苏联变修的教训摆在眼前，毛主席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通过对大量材料的阅读、分析，毛主席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苏联的干部是不参加工人农民的一线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子承父业，苏联普通劳动者的子女很少能当党员、干部。这一现象在国内也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他们看不起工人、农民，还瞎指挥……

　　毛主席意识到，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败变质，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给《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作了批语：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另一份批语中写道：

　　这才有了毛主席在1966年提出的著名的“五七指示”，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5月7日，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成立，这是全国的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

　　“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形成了一个干部队伍真正风清气正的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毛主席让干部参加劳动，接受工人群众再教育，就是希望干部队伍能够深切体会劳动人民的疾苦，时刻保持与劳动人民密切联系。

　　试想，如果当初继续让国企领导与一线国企工人一起劳动、拿一样的工资、与工人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他们还愿意大笔一挥贱卖国有资产、让工人“从头再来”吗?如果让那些资源大省的领导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他们还敢放纵黑煤窑吗?如果让劳动监察部门的干部与拼多多员工一起加班，他们还能轻松地就认定拼多多不存在加班行为吗?如果让珠三角、长三角的干部进到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与农民工一起感受一下资本家的铁拳，他们还敢在台上风轻云淡地说给企业家当店小二吗?

　　反毛公知们造谣说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去接受工农群众再教育是变相的“劳改”，可去到农村只参加一些很轻松的劳动的杨绛、季羡林们，拿着比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还要高的工资，有这样的“劳改”吗?

　　2013年，在鼓吹与西方接轨的法律精英的一再推动下，国家终于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其实，对于犯错的普通劳动人民，劳动教养制度的确必要性不大;但是，对于那些骚扰妇女的流氓、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特别是早就脱离人民的贪官，还有那些未到法定年龄的少年犯，仅仅是说服教育能感化他们吗?

　　对于劳改，需要的其实不应该是简单的取消，而是改进其不合理的地方，减少冤案的发生。对于那些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取消劳改、让他们养尊处优、安享晚年，这等于大大减轻了对他们的处罚。

　　而劳改对于贪官的意义，不仅仅是处罚，更是为了让他们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疾苦、感受一下资本的铁拳，找回他们早已丢失的无产阶级情感和立场，如此才能实现“治病救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