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铲除黑社会的土壤--从唐山菜刀队说起

　　昨天(6月10日)凌晨2点40分左右，河北唐山机场路某烧烤店内“一男子性骚扰一女子被拒后恼羞成怒伙同多名男子殴打该女子”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天下午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同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愤怒的不仅是这帮流氓恶棍的极端残暴、灭绝人性，周围男食客的冷漠同样令笔者愤怒。视频中上去劝架的只有一名男性(疑似烧烤店老板)以及几名女性，而这几名女性无一不遭到匪徒殴打。

　　同时愤怒的也有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微博评论区都被网友炸了，还在那里风轻云淡地发些“美好家乡”的无关视频。不知道你们的微博是不是也“外包”了，就算新媒体业务外包，你们自己好歹也及时审看一下啊?这样的搞法，不就是在给那些故意打拳、搞性别对立的人提供素材吗?

　　无独有偶，一则“男子实名举报唐山黑社会团伙”的视频冲上了热搜。举报者遭黑社会团伙骚扰是去年7月的事，举报是今年4月的事，借着这次女子被围殴的舆论热点，举报视频才获得了关注，不能不说同样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

　　如果举报属实，那就应该不仅仅是打掉几个黑社会团伙了，而是应该处理一批人了!

　　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笔者的心情与舆论的激愤是相通的，那就是希望从快从重处理，按照寻衅滋事罪或者故意伤害罪顶格严惩那几个恶棍。有些网友甚至回忆起了83年的严打，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帮恶棍都够得上枪毙了;即便按照解放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的标准，这帮伤害无辜群众的恶棍至少也该被公审公判，让他们抬不起头、老老实实做人。

　　然而，我们回过头来审视83年严打，是不是严打之后黑社会、暴力犯罪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以前出身的人对80年代至新世纪前十年的车匪路霸、“飞车党”、黑社会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罪大恶极、不知悔改的反动派以及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污吏，并没有杀多少人，连国民党的旧军官和溥仪这样的地主阶级头子都可以被改造过来。尽管毛主席主张的是“少杀、慎杀”，却奇迹般地让黑社会、黄赌毒在毛泽东时代彻底销声匿迹。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也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只有消除了犯罪的土壤，才能彻底消除犯罪。

　　提起唐山黑社会与严打，很多人都会想到39年前枪毙50余名“唐山菜刀队”团伙成员的画面：

　　其后，逃窜外地的六百多名菜刀队成员又被陆续抓获。这个在当时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成为当街欺辱女青年、抢劫杀人、为祸一方，折腾得整个唐山不得安宁的庞大黑社会团伙，才就此覆灭。

　　那么，“唐山菜刀队”是怎么出现的呢?某些学者或历史博主将原因指向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导致的失业问题，“大地震让这座繁华的钢铁城市一夜之间化为废墟，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失去了生存所需的工作，大量年轻人变成无业游民……”

　　事实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靠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唐山的救灾和灾后重建都是非常迅速和及时的，工矿企业和市政、住房在灾后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得到了迅速恢复。而唐山的工业产值在地震发生两年后就恢复到了震前水平，在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的情况下，地震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解释不了为何“唐山菜刀队”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和现象不仅仅是出现在唐山，而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

　　当然，失业问题的确是导致黑社会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失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1、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压缩。1979年开始扩大国企自主权之后，国企招工总体特征由六七十年代的稳步扩张转向收缩。1978年以前，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直占80%以上;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到1988年，城镇新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有单位的吸收比重迅速下降至31.7%。

　　2、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逐渐丧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广大农村地区依靠农业集体经济,特别是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吸纳了庞大的青壮年劳动者;并且这个吸纳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在千万知青下乡的年代，依然稳定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负责协调人口就业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主体不复存在，社队企业承包改制以后转而首先服务承包者的利润增长，而非社会稳定和共同发展。

　　3、70年代末，大规模的知青返乡潮，急剧增加了城镇地区的就业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我国城镇累计待业人口近200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

　　失业问题当时在首都北京同样严峻，北京市的一份调查称：

　　“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想自杀。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为了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各城市使出了浑身解数，办法大致有三种：1、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允许子女顶替;2、要求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分片包干，限期解决;3、组织待业青年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服务业，广开就业门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措施，那就是赶走“农民工”。不过，那时的“农民工”概念跟今天完全不同，那时的“农民工”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解决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稳步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定期定量从农村地区招聘工人，这些“农民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工作之后，大部分转为了正式职工，端上了“铁饭碗”。1979年4月，国家计委出台《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当年在已经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基础上，再清理压缩200多万人，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协议工、亦工亦农人员等都要坚决进行清退，今后不得再使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也转成了城市游民，是就业问题间接导致的结果……

　　但是，严峻的就业问题只是导致暴力犯罪以及黑社会在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滋生的原因之一，“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80年代初，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逐渐出现。

　　在实行承包制的农村地区，那些家里壮劳动力多的家庭以及从社队企业承包中获益的家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

　　而在城市地区，全面所有制企业开始逐步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9年各地的国营企业在招收的新工人中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到1986年《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出台，合同制就作为一项制度被彻底固定了下来。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国企工人却失去了话语权和管理权，最终导致腐败问题在国营企业内部愈演愈烈，贫富分化首先在城市工厂、企业内部出现。而同样因为权力腐败问题，城镇社会面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

　　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开始侵蚀到待业青年以及底层贫困家庭，由最初的小偷小摸，就逐步发展壮大为打家劫舍、组织黑社会活动……

　　83年的严打固然极大地打击了黑社会的嚣张气焰，但根本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上述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的失业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这些人再后来被逐步推向了个体经济、民营乡镇企业、服务业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中外合资企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78年城镇失业人员为530万，失业率为5.3%;到1985年，失业率降低到1.8%。但是，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萎缩、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由终身制转为合同制)、私营经济的崛起，失业问题成了后来的一个常态化问题。1989年，城镇失业人数又上升至378万，失业率达到2.6%;1996年的实际城镇失业率达到了7%。

　　到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大潮，3000万工人下岗，而1998年底全国登记城镇失业率却仅3.1%，同时随着农业的大萧条，一大批失业半失业人口被制造出来，构成了后来的“打工潮”主体。与之同时，比起80年代初刚刚出现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程度到9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导致严打之后犯罪和黑社会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茬又一茬出现的根本原因。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资本的活跃，黑社会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又与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越来越具有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反腐败以及打黑除恶，对于十年以前曾经横行的黑社会势力的确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昨天唐山发生的这一幕，这几年零星出现的恶性事件，黄赌毒死灰复燃的客观情况，仍然在警醒我们：想要消除暴力犯罪，根本上还是要铲除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