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精日”现象背后是阶级斗争的体现

　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之际，互联网上又刮起了一阵“精日”妖风。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引发的哭丧，到“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的举报者遭遇威胁，再到包括南京在内的国内20多地举办日本文化的“夏日祭”引发的舆论攻防战，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南京玄奘寺供奉的侵华日军战犯牌位

　　网络上被津津乐道的“安倍经济学”，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安倍晋三任上推出的“在日生活的日本人、外国人纳税人、无论收入多少、3-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所有费用全部免费，在初中毕业前学费全免、看病全免，每个月政府还发给1000多元人民币的‘儿童工资’”。

　　毫无疑问，初中以前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是一项利好日本底层民众的资产阶级改良措施，但我们不能脱离阶级分析来看待安倍的这项措施。

　　首先，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来讲，一切遵循市场买卖原则。“免费教育”、“免费医疗”都是需要有人买单的，要么是疯狂推高财政赤字，要么就是多征税、全民买单。安倍选择的是后者，从2013年-2019年，安倍两度推出增税计划，这个增税主要不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而是以提高消费税等手段向日本全民提高征税。

日本民众抗议安倍政府上调消费税

　　“免费教育”看起来很诱人，但不过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的买单人依然是日本民众；（这类似一些人感恩的“免费疫苗”，殊不知全民医保缴费在年年攀升）而且日本的教育产业化已经非常“发达”，私立学校的比重很高（以京都市的幼儿园为例，共有市立幼儿园16所、国立1所、私立99所），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医疗同样如此，日本私立医院占了83%，仅此于美国的85%。最后，全民买单、政府补贴的钱大部分落入教育产业资本和医疗产业资本口袋。所以，在不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新自由主义者痛斥的“免费的是最贵的”，貌似也不全错。

　　第二，与所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日本推行的也是一套精英式的教育。发达经济体支撑的福利政策固然可以兜底底层民众、保障其子女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我们实行的也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在日本想让孩子进名校，保持上等阶层或实现阶层跃迁，与中国一样，同样需要烧钱上补习班，这等于断绝了日本底层民众的阶层上升通道，阶层固化现象同样严重。

　　第三，安倍晋三推出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造人革命”，实质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困境的一项尝试，相应的安倍政府还将法定结婚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与之同时，那些被“解放”出来的家庭妇女，因为生存压力被驱赶到工作岗位，帮助大企业解决因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工资上涨压力。

　　但安倍的这项措施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2018年日本人口出生数为91万8397人，创下历史最低，并且在其后持续走低，2021年下滑至81万1604人。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阶层固化，广大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日本战后推行的高福利政策早已千疮百孔，以松下等企业曾经实施的终身雇佣制为例，1986年日本颁布《劳务派遣法》，当时只限于16个行业；到1996年扩大到26个行业；新世纪后管制不断放松，劳务派遣成为日本职场的普遍现象。

　　放松管制的做法使大公司获得了廉价和灵活的人力资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却使日本“打工人”陷入极端痛苦：要么为了养家成为职场打工人遭受资本残酷压榨、苦苦挣扎，哪里有时间“造人”？要么就是如很多年轻人那样，失去理想、没有欲望，宅文化盛行，不婚不育、靠充气娃娃解决需求……

　　而安倍晋三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从没打算改变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状况。

　　安倍经济学为了刺激萎靡不振的日本国内经济，大致推出了三方面内容：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促使金融机关向企业贷款，使企业有足够的成本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公共投资带动GDP和雇佣，以带动GDP增长；推出包括各种战略协定、放松管制和促进创新等在内的一揽子增长战略，刺激私人资本投资欲望，增加产业的预期收益。

　　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推出的“安倍经济学”实际推行的结果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日本央行释放出的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日本股市，导致日经股指不断攀升，股价的大幅上涨让拥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富裕阶层财富不断增加，富人越来越有钱，在日本整体消费下降的情况下，大型百货店的奢侈品等高档商品的销售量却在增加，销售额也大涨；与之同时，央行放水大大刺激了物价上涨，加之安倍提高消费税等因素，日本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反而在下降，大多数工薪家庭都感到生活压力比以往更大了。

　　安倍晋三被刺杀的原因看似有着很大的偶然因素——刺客山上徹也的家庭，因为其母亲迷信与安倍家族密切相关的邪教而陷入困境，最终毁灭了山上徹也的人生，由一个优等生堕入社会最底层，进而使得山上徹也怨恨上安倍晋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社会阶级压迫的结果，底层的怒火和自发反抗，最终烧到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安倍晋三身上。

　　而国内互联网舆论存在的对安倍经济学的吹捧以及安倍本人的膜拜、为安倍哭丧现象，一方面是遭受职场压榨的小资产阶级对“安倍福利政策”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乏走狗们对安倍晋三这样的典型资产阶级政客形象刻意美化的结果。

　　他们一面塑造安倍夫妻的亲民形象，一面掩盖了安倍本身出身政治氏族、安倍妻子本身极度显赫的企业巨头——森永家族的小公主，其开小酒馆也只是为了消遣和结交上层而非“谋生”的真相。

　　这样的舆论塑造，不过是资本乏走狗们对资本压迫秩序和资产阶级的“日常美化”——他们同样会不吝笔墨去美化奥巴马和拜登，是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那就是网友们经常调侃的“日本外务省的宣传经费”资助出了一大批“精日”汉奸。而这又牵扯到了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安倍晋三的对外政策，无论安倍曾经“亲华”或者“反华”，试图摆脱美国控制，但从其任上矢志不渝推行的“修宪”举措，我们都不难看出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苗头，以及日本重新军事化和对外军事扩张的野心。

　　这是经济危机爆发、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之下，垄断资产阶级谋求对外转嫁矛盾的普遍选择。而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家族出身的安倍，在这方面显然有着更强的执念。

　　安倍祖上在幕府时代就已经靠靠贩酒成为豪门，又凭借着与岸、佐藤家族之间的联姻，成为日本三大家族。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洋子，其老爹岸信介和叔叔佐藤荣作都曾出任首相，岸信介是东条英机的得力手下，外号“满洲之妖”，他在东北掠夺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卖到中国关内，就连731的罪恶勾当他也有参与，可谓是恶贯满盈，最终被列为甲级战犯。

　　在东条英机等7个甲级战犯被处决的第二天，岸信介就给放出来了，而这背后离不开蒋介石的纵容和运作。

　　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蒋介石通过旧日本军队的人际关系建立了联系渠道，一方面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蒋介石与岸信介志趣相投，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希望借助旧日本军队的军官顾问和遗留在中国武器装备来打内战。于是，蒋介石在战后就放弃了对日索赔，将大批日本战犯放回日本国内，并在逃往台湾之后协助岸信介在日本政坛扶植起了一个“台湾帮”，将岸信介送上了首相位置。这样的现象，其实不过就是曾经刀枪相向的不同阵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可以为了反共反人民走到一起的必然现象。

岸信介与蒋介石夫妇

　　所以，在安倍死后，台湾的国民党要为安倍降半旗哭丧，笔者丝毫不感到奇怪。

　　而由这样的现象，我们再看回到“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也多少能够理解偶然性现象背后包含的必然性因素。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南京这个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荼毒最深的城市，却发生着一系列的怪现象：

　　如当地官媒在前年七夕整齐划一鼓吹的“江山为聘”：

　　前些年，有市政协委员建议“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改名为“中国南京国际和平中心”：

　　当地旅游委改“解放后”为“49年后”，改“淮海战役”为“徐蚌会战”：

　　解放后被更名为“解放电影院”的国民党时期的“首都大戏院”又被恢复原名原貌：

　　还有官媒出面鼓吹的“80年前的精英阶级”：

　　某些人在心心念念的“梦回民国”、“重回民国”，究竟要重回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体现。

　　而联系到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对日媾和的过往，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最深的南京出现种种“精日”现象，除了“日本外务省”和汉奸的因素，难道与某些为资本服务、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的纵容、默许就丝毫没有关系吗？而寺庙的商业化以及住持沦为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正是私有化、资本化的结果，这背后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体现。

　　在“小破站”、二次元、动漫领域，“精日”、“媚日”的现象同样普遍，笔者并不认为所谓的“文化入侵”是很大的问题，相反，日本人民创造的那些优秀文化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宫崎骏、藤子不二雄这样的泛左翼动漫人士更是进步文化的代表。

　　真正的问题反而是资本借助这些媒介引入毒害日本年轻人的宅文化、腐文化，一面在收割韭菜赚得盆满钵满，一面在制造精神鸦片麻痹年轻人，让他们对资本秩序甘之如饴，这背后同样是一场阶级斗争。

　　真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绝非安倍这样的垄断资产阶级代表，而只有中日两国的人民、两国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命运随着资本全球化已经被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