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论国家兴衰与社会革命—应避免坠入六大误区

　　作者按：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烟波浩渺的互联网上曾涌现出不少的革命理论，但研究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御用文人的目的常常是要帮助国内外的现存政权阻止革命条件的出现，或者帮助这些政权将有可能出现的条件予以改善;草根志士则大都是为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的“政治北伐”做准备。

 

　　据笔者总结，有关于此的惊世之作可以分为以下9类：其一是聚合-心理学理论(aggregate-psychological theories)，这一类理论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诠释国家兴亡与革命的契机;其二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systems/value consensus theories)，这一类理论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其三是政治-冲突理论(political-conflict theories)，这类理论认为，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之时，必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在每一种视角下，都曾经产生过弥足珍贵的著述：聚合-心理学方面的是托德-格尔的《人们为什么造反》;系统/价值共识理论方面的是卡尔梅斯-詹森的《革命性变迁》;政治冲突视角方面的是查尔斯-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以上三类虽都难免西方学术“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有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如果潜心品究，仍不失可堪咀嚼之处!

 

　　令人忧心的是另六种幼稚、肤浅的狭隘视野，它们分别呈现如下特征：1.把革命的发生寄希望于政治强人的领导和偶然事件；2.以简单的政治道德作为衡量国家兴衰和社会革命的标准；3.以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来推定革命的成败利钝；4.用“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推论作为“起事”依据；5.过分忽略国家的潜在修复能力；6.以个人情绪、一己好恶来预言革命。这六种价值观假若不加纠偏，任其发展，势必遗患无穷，所以笔者不揣冒昧，妄议一二，希图正本清源。

 

　　一，在判定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以及会否发生社会革命时，应竭力避免坠入六大误区。　　

　　1.革命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强人或偶然事件。

 

　　近来，颇有些研习传统文化的学者引用《易·革·彖辞》中的警句，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援引《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而后莽下结论说：“既然如此，我们只需要顺其自然，静静等待就好了!”

 

　　言外之意，是说革命的产生必须由像商汤、周武这样的政治强人加以领导和策动方有可为。这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首先，这一观点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要知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活动，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历史的结局。

 

　　其次，这一观点严重背离现阶段的国情和百姓需求。《韩非子·难势》中曾说：“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一个很多天没有吃过饭，眼看快不行的人来说，如果非要等到珍馐玉馔、美味佳肴、鸡鸭鱼肉才肯动筷子，那非饿死不可;对于一个掉入河里快要下沉的人来说，如果非要打电话联系外国的世界级跳水冠军来救他，那非淹死不可。同理，假使认为非要静待一位“政治强人”的出现，“革命”大业才有转机，那“饿死”、“淹死”的人就堆积如山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距今为止，不过百年而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再次出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那样的“命世之才”?!

 

　　与“祈盼政治强人横空出世”遥相呼应的是相当一部分仁人志士所谈的“偶然事件”理论。他们仿佛玩牌九的赌徒一般，把筹码都押在了邪僻小道之上，希望有朝一日变生肘腋!

 

　　岂不知殷鉴不远，在夏之后!荆轲刺嬴政，事败而名扬;专诸杀王僚，身死而功成!然而侥幸行险，何益于大局?!

 

　　概而言之，“政治强人”论与“偶然事件”论虽然在表面上略有不同，实则情出一脉。在二者光鲜浮华的辞藻下，都掩藏着提出者不劳而获的惰性思维——不想自己亲力亲为，循序渐进的播撒火种，而是想要别人栽树，自己乘凉，同时还妄想着“毕其功于一役”！　　

　　2.不能以简单的政治道德作为衡量国家兴衰和社会革命的标准。　　

　　在新儒家学派内存在一些文人墨客，试图从“人伦道德”的角度入手，发明创造一个“公式定律”，之后理所当然的认为，凡是符合上述原则的政权，都会万年长青;凡是违逆其中要义的，就会即刻垮台。

 

　　对此，早就有更厉害的人物想在了他们前面，并付诸实践，遗憾的是，历代接踵而至的悲惨事实让他们的“公式定律”成为空话。

 

　　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为治国的纲纪准则提供了参考标准：“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翻译过来就是：“治理国家有四种纲领：礼、义、廉、耻。失去一种国家就会产生动摇，失去两种国家就会发生危险，失去三种国家就会被颠覆，四种全部失去国家就灭亡了。动摇了可以扶正，危险了可以拯救，颠覆了还可以恢复起来，灭亡了就再也没有什么举措可以拯救了。”

 

　　时过境迁，骨鲠之臣魏征也向唐太宗条陈十项，作为衡量社稷存废的不二绳墨：“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而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并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开门见山的强调：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就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江山就危如累卵。)

 

　　翻译过来就是：“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

 

　　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三年，大理少卿康澄为“国家兴衰和社会革命”量身定做的条目就更细化：“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水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笔者注：康澄所谓不足惧，非果不足惧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甚于可惧者。)

 

　　打眼一看，就知道三人所说大同小异。然而他们兜售的“公式定律”管用吗?

 

　　不太灵验!

 

　　众所周知，唐敬宗李湛年少即位，奢侈荒淫，沉迷击鞠(古代马球)，喜欢半夜在宫中捉狐狸(打夜狐)，史称“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以致宦官王守澄趁势而起，把持朝政，勾结权臣李逢吉，排斥异己，败坏纲纪。

 

　　康澄所提的“深可畏者六”，在他身上就违反了足足五条。然而，即令李湛惨遭横死之日，大唐国祚依然稳如磐石，民间也并未发生足以改天换地的“武装起义”。不仅如此，其身后尚有十位皇帝将“九五之位”薪火相传，过了八十余载，王朝才寿终正寝。

 

　　再说正德帝朱厚照，为政期间随心所欲，沉湎豹房，长驻宣府，恣意南巡，刚愎自用。《明史》载曰：“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其倒行逆施的程度，也算是把管仲、魏征二人所立的“帝王之范”破坏殆尽了。

 

　　可是，终武宗一生，虽然“国势浸弱”，却未至于“亡”，朝野间不仅没有丝毫沸反盈天的“末日景象”，反倒闪出几个跳梁小丑阿谀奉承他，恬不知耻的谈什么“奋然欲以武功自雄”。其逝世之后，明朝仍能一传八帝，享国120余年!

 

　　言之至此，我们不得不说一句：古之名臣和当代大贤以政治道德作为衡量国家兴衰和社会革命的标准，其发心是质朴无私的，目的在于令手握国器者慎终追远、兢兢业业、严于律己。政治道德中所倡导的“福祸相因，天道好还”也极具思辨。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诚是此理，但这个话，必须从长远去印证才能成立。如果单单截取某个时间点来看，可能会出现“暴虐不仁者安然无恙，修身进德者反而不得好死”的怪象，这是因为其所行的“善”与“恶”尚未积累到一定程度，不足以形成“质变”的缘故啊!

 

　　若然看到些许劣迹，就立时按耐不住，疑惑“行恶者”何以没有速亡，这就跟一个瘦子只吃了一顿饭，就问别人‘我胖了吗’，一样糊涂可笑了!对于一个政权的判定就更是如此。

 

　　假使我们依旧满怀书呆子气的以“政治道德”为纲，作出过于理想化的武断“预言”，那么在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面前，短期内注定难以一语成谶。

 

　　3.不能以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来推定革命的成败利钝。　　

　　我确信，过分的分析性简化不能让我们对革命做出有效和充分的解释。

 

　　在知识分子队伍尤其是初、高级教师当中，经常有人试图向自己的学生这样解释革命的“成败利钝”：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当中，最终能够取胜的一定是“与生俱来具有先进性”的那个阶级。

 

　　毋庸赘言，在此等“由果索因”的世界观指导下，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显得愚鲁而粗暴，是经不起推敲和反证的。

 

　　笔者有幸历巡全国十三所重点高中，发现这类教条主义者多如牛毛。譬如有一名学生就“辛亥革命何以能够推翻大清王朝”进行提问。

 

　　该名任课老师直接不加思索、断章取义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学说，回答道：“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跟封建势力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所以终能跛鳖千里，凯旋得胜，这是历史的必然!”

 

　　的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比之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着实蕴含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这并不代表说，资产阶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遭遇比其落后的“势力”都能披荆斩棘，无往而不利!

 

　　简单的用“先进”和“落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名词来解释各种势力交锋中的成功与失败，不能不说是一种只图省事、流于空泛的作法。

 

　　在中国历史上，属性“先进”却胎死腹中，属性“落后”却飞扬跋扈的事例并不少见。

 

　　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内结地主，外通洋夷”，更兼有“南雷”以承其绪，自号“东林”。可谓是标准的“资产阶级枝桠”。(注释：南雷，此处指黄宗羲。其所书《明夷待访录》被清末民初的马叙伦、刘师培、正木敬山等中外学者赞为“《民约论》第二”。黄宗羲本人则被国粹派先驱邓实主办的《政艺通报》说成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香港回归后，更有林林总总的英籍学者研究其孤本残籍，认为黄宗羲在书中所勾勒的“政体”与现今的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所实行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被众所青睐的力量，先受挫于浙党，又折辱于阉宦，一败再败，最后干脆乞食于清廷!(除了个别有气节的戮力死战，殉国而亡)

 

　　按照适才那位教师所说——“先进”的一定如愿以偿，“落后”的一定灰飞烟灭，似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由此可见，在多方博弈、较力的汹潮暗涌中，真正的“革命者”最终能否所向披靡，不仅仅取决于他自身是否“先进”，还要考察他所占有的“天时”、“技能”、“势位”、“人心”。如果对这四项因素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得出的结论必定难逃“本本主义”的陷阱！

 

　　4.不能用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推论作为“起事”依据。　　

　　古语云：“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中国文人素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能耐，这值得赞赏。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度，不能太过分，否则就成了小题大作、虚张声势。

 

　　对于“革命”的预判尤是如此，那些自命为“先驱”、“导师”、“大V”的人，影响非凡，举足轻重，所以更要“看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不能仅为痛快，盲目夸大“有利形势”，甚至妄谈革命预期!

 

　　自笔者儿时起，“预言革命”的论调便纷沓而至，但迄今为止，无一实现。

 

　　早在2003年，邻家深孚众望的“学者型”大叔便来煽惑：“要革命了，你不知道吗?!”

 

　　我因为年纪尚轻，对其话中所指难以索解。

 

　　邻家大叔异常激愤的解释道：“陆庄征地拆迁出大事了!自2002年开始，陆庄村经过数次征地拆迁，现在已经变成灌云县城区一部分，包括灌云县政府、灌云县文体中心、灌云县星级酒店东园国际大酒店、水街商业步行街，还有一些未有施工的工地，没有被占用的土地只剩下几百亩。在陆庄城市化过程中，陆庄村民由于不满征地过程中不透明、协商不充分、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低、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进行过多次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发生过三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被判刑、劳教、拘留、被办学习班等人员大约有1000人次以上，出现100次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流血冲突、喝药自杀、集体上访时有发生——这明摆着的‘革命契机’啊!”

 

　　乡亲听罢，都是热血沸腾，群情激越，枕戈待旦。可是过了许久，社会上仍然没有任何大规模“起事”的征兆。我们的生活又复归于平静。

 

　　N多年后，邻家大叔再来，声调和语气与上次别无二致：“要革命了，你还不知道吧?”

 

　　这次又是为什么呢?他慷慨激昂的言道：“重庆万盛区出事了，这次闹得真挺大!去年10月(指2011年)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当地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些担心和具体问题，但一直未得到解决。当地群众反映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区县合并后经济会萧条，尤其是第三产业滑坡;二是由于原万盛区执行的医保标准较高，现在按照市统一要求，必须纳入全市统筹，执行同一政策，一些原万盛区群众每月医保费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区县合并后产生失落感，认为区县合并是错误的，希望‘复区。’因当地群众利益诉求未能有效解决，今年(指2012)4月10日，从中午开始，万盛经开区子如广场、高速公路路口、万盛公安分局等地先后出现人群聚集。这期间，部分聚集者向维护秩序的执勤警察和武警投掷石块和砖头，并有12辆警车被砸，4辆警车被烧。4月11日，聚集人群封堵了綦万高速路万盛路口——这真是一导火索!要重视啊!”

 

　　这次，大伙对他说的话就有所保留了，间或有微微颔首者，也不过是半信半疑。

 

　　就在去年的1月，他又来了，得到的却是大众的反感与鄙薄。这位“高士”自己却不以为意，滔滔不绝道：“这回真要革命了!是真的!据非新闻统计，今年1月，全国累计爆发大规模群众斗争2796起。斗争比较集中的省份有：广东280起，河南277起，河北238起，江苏229起，山东217起，陕西148起，山西136起，四川135起，浙江128起，湖北101起。涉及群体：工人占48%，居民住房业主占14%，农民占10%，各种社会融资投资参与者占4%，死者家属占4%，商户占3%，出租车司机占2%。引发原因：资本家欠薪引起的占43%，资本家商业欺诈侵犯群众利益引起的占13%，官商勾结强征强拆引起的占5%，资本家融资诈骗侵犯投资群众利益引起的占4%，资本家破坏污染环境引起的占2%，官员贪污腐败引起的占2%——大家赶快做好准备啊!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

 

　　我们就只好当成《笑林广记》来听。

 

　　不容置喙，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入，社会转型不断加速，社会多元格局进一步形成，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断进行此起彼伏的抗争。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下，虽然不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尝试，但仍然没有走出强力维稳的陈规旧套。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直面社会多元格局，直面社会冲突，构建一个和谐的新秩序，使中国真正走上发展平稳、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道路，已然成为中国的大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现阶段每一次的群体事件都能达到“大厦将倾，庙宇毁弃”的高度。

 

　　那种把每一次群体性事件都看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克起义”、“大泽乡起义”的人，起码有两重失算：其一是高估了国民的觉醒程度和团结意识；其二是低估了国民千百年以来练就的“逆来顺受”、“非危不战”的忍耐能力。

 

　　有鉴及此，专责研究“革命理论”的贤达迫切需要给自己灌注两种素质：一是“足踏千峰，头顶一日，风云万里，我自不动”的沉稳，二是“应权通变，相时而动”的颖慧。这样才算合格的“领路人”!

 

　　若然一意执拗，不思改善，他朝或会沦为“狼来了”的主人公，威信扫地!　　

　　5.不能过分忽略国家的潜在修复能力。　　

　　著名理学家奥托-米尔斯在研究“国家兴衰与社会革命”时曾着重强调：“你不能预言一个曾经屡次做过坏事的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审判和公义的问责，因为他有可能在‘惩罚’来临之前痛改前非、从善如流，使自身不致恶贯满盈而摆脱‘劫数’……正如你不能预言一个看似罄竹难书、行将就木的王朝一定会及时走向灭亡一样。事实上，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充分的可能递出两张好牌：李悝变法和开明专制……二者虽然不能改变政权的属性和本质，也无法使得统治阶级最终不湮没于公民大加挞伐的浪潮之中，但其作为续命的‘缓释胶囊’，却足可令革命的爆发延迟三十到五十年，甚至比这更长的时间……这是国家的‘潜在修复能力’，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和1807年的普鲁士就是这样使自己暂时免于危机，竟而活了过来①。”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是如何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门死死关上。外国人中仅有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从事商业活动，国民没有信仰自由。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统治者们却仍在加大盘剥和压榨。随着欧美侵略者的相继入侵，日本又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内外矛盾日趋激化，面临重重危机的日本，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日本民众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他们拿起武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

 

　　当时几乎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有识之士都断定日本必然发生“改朝换代”的大革命。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868-1873年出现了“明治维新”。这是日本政体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组。在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贵族政府所构成的幕府体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明治维新为明治寡头执政集团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发动的根本性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又在随后为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不仅使其国内的危机和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更让日本跻身于主要的现代军事强国之列②。

 

　　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答案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西达-斯考切波已经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指出，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中国，经济上富有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未充分官僚化的帝制国家组织体系内，获得了集体性的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吸干了本来应该由中央控制的国家税收，并据此而能够阻止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现代化改革的实施。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地主——大致类似于中国地主士绅和富裕的农民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也在经济上富足，并支配着地方性乡村集镇③。然而，像商人一样，这些地主也被排除在地方之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形成了私人经济财富和将军、大名及其众多武士等级代理人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分化。诸如地主贵族和商人等财富的拥有者，被禁止携带武器，只有在地方层次上才能担任政府职务，其活动在社区之内受到了武士长官的严格监督。与此相伴的是，幕府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作为一个前工业化的贵族政权，却实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官僚式理性化。从16世纪起，在所有的各个藩阀的领地内，领主的武士代理人就与直接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相脱离，他们也不直接管理农村社区，而是被聚集在城市要塞和行政中心。武士们因此而被排除了对土地的控制，其生活只能依靠中央国库定期发放的薪金和津贴。他们逐渐发现的一个无情事实是，他们已经从粗鲁的战士被改造成了受过正规教育的、常常是专业化的官员。在作为将军或大名领地内的官员而承担职责时，他们要受到严密的、而且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的精英纪律的约束④。

 

　　在地主——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日本在对西方的压力做出反应时，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的这种变化。领导维新的是武士阶层。他们在“外围”的长洲和萨摩掌握了行政和军事权力，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反对幕府将军的独立资源。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是地主或与地主并无紧密联系，这些人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政治集权化的纲领来追求民族救亡事业。“由于他们不是土地贵族，因此其抱负只能通过为政府服务中取得成功来满足⑤。”在德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要么参与明治维新运动，要么则默许改革，以换取他们能够在新的国家职位中取代被废除的官员。

 

　　同样重要的是，维新危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在既有官僚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是因为没有牵涉任何拥有政治权力而拒斥国家集权化的地主上层阶级。这种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在与法国和中国地主阶级的抵抗所造成的后果不同的是，在日本，地主阶级的抵抗不可能破坏专制政治的权威，不可能对既存国家职能形成挑战，不会瓦解国家对下层社会的控制。相反，在日本的整个维新危机期间，政治与行政阶层始终一致坚持维护常规性财政与政治职能的延续。明治改革者们与既存的结构与人员一道，一步一步地变革政治体制的整体结构。“尽管幕府与藩阀体制已经被废除，不过许多旧的权威渠道和既存的行政机器也可能被利用起来，因此就可以用微小的渐变来满足现代的需求⑥。”

 

　　或许明治维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苦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局面，恰似Hugh Borton 所说：“明治维新与农民无关。维新直接反对的是外来压力造成日本半殖民化的危险，它同时也反对德川政权，因为后者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它是由帝国宫廷内的政变促成的，农民则发现，他们自己成了武士支配阶级成员所发动和推行的变革的牺牲品……统治权力已经从一个主要的武士集团转向了天皇和支持天皇的西南藩阀手中。没有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情况，没有出现农民要求掌权，并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局面。”

 

　　但饶是如此，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所释放的改革红利已经足以惠泽百姓于一时，至少，它把统治阶级从濒死的红线上拉了回来。

 

　　普鲁士也一样因此幸免于难。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年)，普鲁士的体制成功地为七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从而使得普鲁士在那场战争之后突然变成一个大国。直到18世纪末，官僚机构都一直有效的提供着税收。但是，一旦普鲁士的领土扩大，腓特烈大帝决定性的协调和领导消失之后，普鲁士的行政机构和官僚团体就必然变得笨拙而僵化——这是鼓励官员放弃主动性而盲目服从规则所必然产生的恶果。当突然要被迫面对由全民投票产生的、迅速而灵活的拿破仑独裁体制时，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机器就显得力不从心。

 

　　当时诅咒霍亨索伦王朝必然覆灭的专家不在少数。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一旦遇到外来威胁时，这一体制还是保持了迅速恢复的潜能。诸如史坦因(Karl von Stein)和哈登堡(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这样的职业行政官，以及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和格内森劳(August Neithardt von Gneisenau)这样的军事改革家都能够走到前台，将已经削弱的个人控制的霍亨索伦专制推到一边，并利用仍在发挥作用的现存政权组织来实施有限的措施，以使经济和社会能够更加灵活地支持军事专制。虽然贵族的头衔和特权并没有被废除，但是，也让一些能够购买地产或获得了在官僚机构中晋身所需的教育和庇护的平民出身的人，拥有这些头衔和特权的合法机会。农奴也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也开始实施普遍兵役制，这项措施使得普鲁士的军队突然膨胀。由于从新近的改革中获益，或者是由于法国的数年干预和财政勒索所引起的敌意的上升，军队受益于公民高涨的热情。所有的这些改革之所以都能够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是因为普鲁士的政权早已在社会中变得非常强大，也因为容克们再也没有从制度上阻止国家的具体政策动议的能力——尽管他们的现有经济和特权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改革相矛盾⑦。

 

　　这一改革成功的为霍亨索伦王朝续添了一百多年的寿命!

 

　　笔者无意赞颂统治阶级内部看似出于居安思危的目的而进行的所谓“明君贤相”式改革，因为这些改革措施无益于底层人民政治身份的根本转变，但不可小觑的是，这招杀手锏一旦递出，就意味着专制机器的统治模式已由明目张胆的“暴厉恣睢”、“敲骨吸髓”转化为“温水煮青蛙”模式，革命的进程将因此大大延时！　　

　　6.不能以个人情绪、一己好恶来预言革命。　　

　　春秋·孔丘《论语·颜渊》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是人之常情。

 

　　当普通百姓那份合理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满腔志愿得不到实现时，自然就要发些牢骚，放点狠话，这无可厚非。

 

　　郑当时、尹翁归、第五伦、和阳士是古代公认的豪杰，他们在遭遇困窘，受到讥谗时也会上骂昏君，下咒奸臣，把满朝文武批的体无完肤，何况是一般人呢?!

 

　　但我们要明白，“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不过是气话而已，何益于治道?说个一两遍就够了，不必让人听得耳朵起茧!

 

　　尤其作为公众人物，反复将一些鸡毛蒜皮、纤芥之疾的小事拿来咀嚼，并以此作为“王朝没落，革命来临”的论据，岂非误尽苍生?!

 

　　前些日子，就有大V在网上发出微博，三番五次的“预言”：“这个国家快完蛋了，没救了!”究竟何事竟引得这位仁兄如此感慨呢?

 

　　经过网友细细盘问，原来是该大V“高级教师”的职称没有评上。

 

　　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笔者倒不是反对他们发泄情绪，然而只顾一个劲地埋怨，并无药石之言以及可操作性的方案来帮助大家共克时艰、突破困局，复有何用?

 

　　要知道，特殊利益集团所构建的“铜墙铁壁”从来就不是光凭一张嘴就能骂倒的!　　

　　二，理性的分析视野应嵌入四个维度：上观金融政策，中观往代历史，下观基层组织，外观国际大势。

 

　　笔者批驳了六种常见的偏颇论调，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无法对国家兴衰和社会革命加以分析和推断。同样是对王朝的解剖或预言，大多数学者铩羽而归，JF-波舍尔、亚瑟-门德尔以及近代中国的康有为却真正做到了“嘉谋屡中”。

 

　　JF-波舍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堪称目光独到：法国避开了大陆上的纠纷，在北美独立战争中遏制了英国海军。尽管如此，“为美国的独立付出的代价则是一场法国革命”。为了在财政上支持剥夺英国美洲殖民地的战争，王室财政官们（约在1774年至1778年之间）为了筹集新的借款而殚精竭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将王室的支出和债务急剧升到了一个天文高度。在1770年至1778年之间，支出飞升了两倍半以上，而到1778年时，“仅仅是偿还债务，就耗掉了年度支出的一半以上”。正当财政官员们在想方设法控制先前大战（七年战争）的债务时，美国战争的财政负担又扑面而来。“1780年和1781年曾实行过最后一次超额征税；在特权侵蚀其财政的原有体系存续期限间，经济再也不能承受重负了。”然后，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1770年之后，法国陷入了一次周期性的整体经济衰退——这种环境减少了税收收入和投资基金，并致使国家的财政代理人纷纷破产。　　

　　波旁王朝的每一次其他危机，都通过司法会议（一种特殊的司法程序）而最终得以解决，这个会议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会计师、包税商和其他金融家（王朝所有的捐纳官员，国王通常向他们预借税款）……将他们说成是渔利者，因此应该对困境负责……司法会议提供了一种合法的手段，以废除拖欠金融家们的债务，并强迫他们弥补巨额亏空。在会议上，国王利用金融家们的暂时的虚弱，以进行金融制度的改革……　　

　　但是，到了18世纪，包税人、收税人、大司库、承租人及其他高级会计师们，共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贵族，他们与支配阶级结合在一起的程度相当高，以致于国王无法召开反对他们的司法会议。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司法会议终结于1717年……那些试图做一些攻击金融家之事的财政大臣，尤其是特雷（Terray）、杜尔哥（Turgot）和内克尔（Necker），都在政治上受挫而被迫退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财政困境才发展成为一场重大危机。　　

　　与持续存在的财政危机相伴的是，许多基层组织中的军官在镇压反抗活动中的懈怠情绪，也是驱使王室最终屈从而召开三级会议的直接原因。而且，官员们的懈怠情绪也引发了大面积的行政混乱和军事崩溃。官员们来自于各种有特权的社会背景——富有的贵族、富有的非贵族和贫穷的乡村贵族——官员存在着各种长期累积的不满。有些不满直接针对的是其他官员，另外一些则是所有官员对王权的不满，因为王权从来就不能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但是，能够解释官员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事实上所有的官员都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因此，在1787年至1788年期间，他们许多人都认同高等法院。凯瑟琳-乔利（Katherine Chorley）在其经典性著作《军队与革命艺术》一书中，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前工业社会，军官们通常认同自己出身的特权阶层，并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该阶层的利益。直到法国革命的发动阶段，甚至在国王已经屈服并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之后，法国革命都是一场在富有的特权阶层领导下，将各阶层卷入进来反对王权的斗争。在这一期间，对基层军官及警察系统不愿意镇反的态度的预期，恶化了政府的权威性危机⑧。

 

　　亚瑟-门德尔对俄国革命的解剖也算得上一家之言，鉴于篇幅，仅淬炼数语：除了危险地聚集起了一个无产阶级、一个专业人员阶级和一群反叛的学生团体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工业化既激怒了这些新的力量，也惹火了基层的农村阶级。通过强制出口、垄断价格和实行累退性的税收——这些钱基本上用来支付现代化的费用——工业化彻底置换了身份意识强烈的士绅，并压迫着农民。它进一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中促成了旧有角色、旧有价值、旧有动机和旧有期望走向痛苦的崩溃……但是它没有留出足够的钱来改善糟糕的城市条件，而早已贫困潦倒和茫然失措的农民涌进这里之后，他们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尤其是，就像未来的事件将会表明的那样，在旧制度的最后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国内变化就是快速形成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工人的数量在俄罗斯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少，然而这一阶级却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非常致命的是，他们主要集中于包括欧洲俄罗斯的两个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内的大城市内。新兴无产阶级的成员都是新近才快速进入城市的，因而还没有完全断绝与农村的联系。或许，一开始，他们希望接触城市——工业环境的新鲜感，使得新加入无产阶级行列的成员很难提出抗议——尽管这些原来的农民也有可能把家乡的集体团结和抵制传统带进工厂。无论如何，不久以后，产业工人的群集就使他们获得了工业世界中的经验和认同感。加上他们所面临的环境——经济贫困、缺少社会服务、沙皇政权禁止基层合法工会的召开——已经为产业工人的“革命”倾向创造了充足的理由⑨。

 

　　康有为对于“庚子拳变”的先见之明更是令人心悦诚服，而且，今天重读他一百多年前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近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今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经纲教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恭贺太平，顷河之决不塞，兖豫之民，药折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窃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始欲以易人之民，其后以争取人之国。昔者立约时，未与定教律，故教案之难，天下畏之。　　

　　近者胶案割地累累,波及旅顺、大连湾、广州湾、威海卫、九龙,其他失权之事,尚不一而足也。偶有一教案,割削如此,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毁，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棼如，而彼勤扶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燎原。　　

　　故凡天下国家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凰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而过亦从之。此古今所以同轨，万国之通义也。中国圣人实属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孔子制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　　

　　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义，而后知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仆今发明之，使孔子之道有不借国力而可传者，但能发敷教之义，宣扬布濩，可以混一地球。

 

　　上述三人的经典论证之所以常被中外学者时时引用，且被视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独是其逻辑清晰，行文严谨，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分析视野中嵌入了四个维度：上观金融政策，中观往代历史，下观基层组织，外观国际大势。

 

　　个人认为，这其中，“基层组织”实为四者之中的重头戏。晚清以降，中国国家之无效率，就是因为基层社会缺少组织，于是，国家欲动员社会，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对此，南宋杰出的学者、政治家叶适曾有过金玉良言，大意是：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官与吏相加，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碎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当然不是没人治理，其实就是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的，他就是靠办事得好处费，党纪国法，能够治官，但却不能治吏，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不乱那才怪呢!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做“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贞革新以来，财权、兵权、人事权都渐次收归了中央，地方大员割据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没有封建和战乱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因为无权而无所作为了，另一方面，封建还有没有呢?有的，只是由贵族和地方大员的封建，变成了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罢了。这种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也就是说，官员们连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治理领域，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意思是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是永远在那里的，宋以来，中国封建的原因就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说的就是科级以下的权力太大了，因为他是直接办事的。无论你的改革理想多么好，顶层设计得多么完美，但到了基层就推不动了，原因在这里⑩。

 

　　因此，我们可以说，相比于其他三项因素而言，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更为广泛而直接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政府的寿命。也间接左右了其应对“革命”的能力强弱。

 

　　这一结论的得出对于正反双方具有双重意义，对于现政府而言，大力发扬百姓当家作主的精神，积极贯彻惠民措施，不断巩固党在基层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已是迫在眉睫（其施加的惠泽至少应该与目前的改革红利和反腐业绩成正比，且不能单单覆盖公务员群体）；对于革命者而言，最重要的则是深入到寻常巷陌、田间地头，给广大人民群众做深入而又细致的思想启蒙工作，同时，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把老百姓的共性需求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不是闭门造车，好高骛远，空喊口号，刚愎自用，不务实际。

 

　　参考文献：

 

　　①Mills Otto，Russian Revolution,vol.1,p.26.

　　②对明治维新的相关描述，参见：W.G.Beasley,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New York:Praeger,1963),chaps.5-8.

　　③Thomas C.Smith,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chap.11.

　　④参见：Hall，Castle Town ;John Whitney Hall，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Japanese Daimy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3(May 1961):317-329.

　　⑤Hall, Japan,pp.266-268.

　　⑥Hall，Japan，p.273

　　⑦Rosenberg, Bureaucracy,pp.218;and Craig,prussian Army,chap.2.

　　⑧Katherine Chorley，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pp.138-139.

　　⑨Arthur Mendel,in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pp.20-21.

　　⑩韩毓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2月下，复杂性治理的中国古代经验与教训。

 

　　作者 赵丹阳，九零后写手 QQ：794487361 微信号：wuleihua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