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教授的童年记忆：美国农村的“集体化”之路

　　土逗公社：操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教授，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在此文中，他回忆了自己亲历的农场经营故事，日渐扩大的美国“朴素人”的集体化农庄，另类的乡村建设实践道路，或许是拯救我们家乡的希望所在。

　　作者 | 猢狲子
 

　　我爸爸是城里人，职业是卖保险。农业对他来说是一种副业。说的直接一点，农业是他把通过保险业挣的钱，进行投资的一个渠道，就像有些人炒股或炒房一样。同时农业又起了避税港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会贬值，所以把收入投入到农业就可以减税。这样把农业当作避税港，或者当作投资的机会，而非生活方式或者生产食物的方法，中国人在几年前可能会觉得难以去理解。但是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在中国也越来越普遍。这就是所谓农业的“产业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讲的一些故事，可能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诸如“农业产业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和社会矛盾，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中国人亦可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今天我想要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我爸爸开奶牛场的经历，这也许能代表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第二个是关于一些朋友买了我爸爸荒废了的土地以后，如何尝试把它用来建设一个自给自足、可持续的村庄的故事。

　　一、爸爸的奶牛场

　　我爸爸常跟我说，他小时候比较穷，他的偶像不是“蝙蝠侠”之类的超级英雄，也不是什么明星，而是唐老鸭的伯伯，“小气老鸭”（Scrooge McDuck）。小气老鸭的别墅有个游泳池，里面没有水而是装满了钞票和金币。小气老鸭忙完了一天辛苦数钱的劳动，就会跳进游泳池，钞票和金币就会到处飘飞。

这是我老爸的偶像

　　为了实现成为小气老鸭的梦想，我爸爸很小就考虑，挣了点钱以后，应该把它投到哪儿？最后他决定——地产是最保险的：就算你在某块地上经营的企业不景气，那块地还是你的，可以改变用途，而且地产在历史上基本没有长期贬值的情况。虽然我爸爸在一个小城市长大，但是他从小喜欢农村，经常去我奶奶的娘家干农活，带朋友到山里面野营什么的，于是他决定在农村买地。

　　当我爸卖了几年保险，买了一套自住的房子并积累了一点本钱和信用的时候，他就贷款买了一个“小农场”——162亩，18000美元。他和我妈做了几个月的修理，然后以27000美元的价格出售，挣了9000块。还完贷款以后，他又贷了笔钱，和一个比较富裕的朋友合资，一起买了个1000多亩的农场，其中有600亩耕地，接近5万美元。虽然我爸小时候干过农活，跟很多美国工人家庭一样，家里有个小菜园，但美国农业是个很复杂的商业领域，我爸和他合伙人都不知道怎么打理经营。

　　幸好，一百多年的美国农民运动产生了一整套为农民服务的政府部门，我爸就利用这些服务来建设自己的农场。首先，他去郡政府（相当于中国的县政府）的农业局，农业局就给他解释本地比较合适的种植模式，也给他介绍了两位比较靠谱的“代耕”农民。“代耕”（custom farming）有点像佃农给地主打工，差别在于代耕者比较专业，有自己的机械农具和现代农业技能，一般也有自己的农场，做代耕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昂贵的机械。与佃农相似的是，代耕者不领工资，而是跟地主分庄稼收成。我爸和这两位代耕者达成的协议是：我爸出地和农资，代耕者出劳力和机械，收获各分一半。我爸跟代耕者一起做了市场调查，决定了种什么庄稼、买什么农资，以及通过什么渠道卖农产品。后来他们还买了小粮仓（农业局会贷款给农场主买小粮仓），又一起调研决定什么时候把产品提前卖给谁，就是搞“期货交易”。

　　他们选择的种植模式是我们州中部比较典型的两年轮作模式，即第一年4月种玉米，12月收获；然后种小麦，第二年5月收；接着种黄豆，11月收；接下来种绿肥（小麦或者羊茅草），第三年春天把绿肥翻过来重新开始轮替。这个轮作制度的制定，是因为玉米比较耗氮，而黄豆能固氮，不过黄豆和玉米都适合春夏天种。

　　顺便提一下，我爸爸他们是从农资合作社购买的农资。那个合作社的结构和经营方式有点像你们的合作农资店，主要差别在于，一是规模比较大，在美国东南部几个州有几百个分店；二是美国的农资合作社是纯粹的经济组织，没有其他项目，所以利润会直接分给社员；第三，它卖的东西比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农资”要广泛一点，包括农用的各种生产资料，从农药、化肥、种子到农机乃至手套；第四，美国的农资合作社比较官僚化，虽然理事会是社员一人一票选举的，每年也会开全体社员大会，但是大部分社员不会参加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合作社跟其他农资店的主要差别，只是稍微便宜一点，而且现在美国很多农业社区基本上没有私营的农资店了，只是不同合作社互相竞争。

常规的美国奶牛场

　　种了几年粮食，还了贷款，但没怎么挣钱，我爸就开始另想出路，准备对粮食进行加工增值。经过研究他发现，美国农业部（从19世纪末农民“平价”运动以来）会通过补贴的方法，保护各种农产品生产开支的最低价，但怎么定保护价的具体方法一直在变化。在70年代，只有牛奶一种农产品才会保持所谓的“平价”（parity pricing），即按照工业产品价格膨胀，经常提高牛奶价格。正好70年代通货膨胀很严重，我爸就决定开奶牛场。他去了我们州的农业学院，请专家帮他设计奶牛场（这服务也是农业部免费提供的），然后他贷款买了7个“小农场”，加上原来那个“大农场”，总计达6000亩左右，其中一个农场是奶牛场本身，其他农场则是用来给牛种粮食吃的。“老卜”即原来的代耕者之一，投资了奶牛场项目的一半，利润与我爸平分。老卜还担任奶牛场的在场经理，有工资。除了老卜以外，奶牛场最初有4个工人和100多头牛。十年之后奶牛场关闭的时候，有20个工人和800多头牛，一共投了几百万美元。

　　这么大的农场的关闭理由，可能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规模太小！这种比较传统的奶牛场难以跟万头牛、设备更贵的奶牛场进行竞争。与此相关的因素是国家政策的两种“新自由主义”的变动：一、为了控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在1980年突然提高利息率，从11%提到1981年的20%，同时政府支持信贷机构比较积极地收回债务人的抵押品（美国农民一般抵押的是地产）；二、农业部决定减少涉农的各种补贴和保护，其中包括了取消牛奶的“平价”政策，虽然农业部继续保护牛奶的最低价，但再也不会按照工业产品价格膨胀来定价。这两个政策变动加在一起，使得农场主的债务涨得比农产品价格快，导致了成千上万户中小规模的农场破产，尤其是奶牛场（从而引发了“农场援助”运动）。当时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农业市场自由化，信用市场严格化，就会把效率不高的农场淘汰掉，给比较能干的农场主提供发展的激励，同时也有利于消费者。实际上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农资及食品有关公司，他们可以从农场买比较便宜的食材，往往也会加入农场的生产过程，通过合同来规定农场从公司购买昂贵的机械和农资（电影《食品公司》中有介绍）。这使得只有规模比较大的农场才能承受这一压力，而消费者买牛奶等食品的价格并没有显著下降，只是更多的利润被食品加工和零售公司分走了。

　　当我爸爸和老卜在80年代感觉到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典型的：为了充分利用他们贷款买的地、农机等固定资产，他们就开始买更多的牛，并雇佣更多的人，直至达到奶牛场每天24个小时运营。当发现这样还是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他们就把土地、设备和牛都卖掉，并解雇工人。卖掉以后，债务还是还不完，我爸爸差一点宣告破产，幸好有亲戚借钱给我们渡过难关。不过我们的损失不算大，对于八九十年代破产的成千上万户美国农民来说，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财产，更是他们几代人恪守的家乡和生活方式。　　当时我十二三岁，我爸爸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做了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为了让土地增值，他利用当时的一项优惠政策，贷款把一部分地开发成居民区。我心里骂他，虽然我们的压力很大，尚不至于这样把如此美丽的农村生态毁掉。不过后来我爸爸做了一件好事，也许能够弥补前者：他把差不多2000亩地卖给了一群“朴素人”。

　　二、美国“朴素村”的农业集体化经营

美国朴素人的蓄力农耕

　　“朴素人”（plain people）是指北美洲的一些追求简朴的、与世俗分离的、自给自足生活的基督教群体，大概有几十万人，分布在美国四十几个州的村庄里，最出名的是“阿迷什派”（Amish），这一教派的历史根源是欧洲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长话短说，当时（由修道士、农民、市民及矿工组成的）“改革激进派”认为执政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会也好，16世纪初成立的改良主义“新教派”也罢，都腐败了，已经不是传播耶稣“为上帝服务”的垂训载体了，反而成为世俗力量牟利的手段。“改革激进派”主张与政府等世俗力量彻底分离，成立自给自足的村庄。这些村按照不同小教派的不同教义组织起来，但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追求某种“大公无私”的生活，甚至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有些还会取消婚姻及家庭关系，把孩子交给村民集体教养。这就是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根源，但这些村庄及其原则是参与者自发成立的，不像某些国家在20世纪自上而下集体化那样。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激进派”村庄跟现代国家建设和工业化毫无关系，它们一般会拒绝与世俗力量合作、纳税等，这导致了许多冲突（比如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17世纪英国内战等）。“激进改革运动”被镇压以后，剩下的一些群体在18世纪初逃到北美洲成立新的村庄，美国人把他们总称为“朴素人”。

　　这些“朴素人”在美洲成立的村庄，很多在19世纪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而解体，但一部分仍然保留下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朴素人口本身在增长（比如美国“阿迷什派”人口从2000年的16万增到2010年的25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外部的环保主义、嬉皮士等运动进行了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后者按自己的各种理想来成立新的村庄，这个交流主要是在“合适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上的分享。为了保护朴素村的简朴性和独立性，他们对新技术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一般来说，在引进一种新的技术或机器的时候，村民要开会，讨论该技术的利弊，决定要引进还是拒绝。这意味着，朴素村保留了美国主流社会早已忘掉的很多传统的、低碳的技术，比如畜力农耕、保存食物的方法（盐腌、烟熏、糖渍等）、手工纺织、用本地建材建房子等。

　　买了我爸爸土地的这群朴素人，知道我要来中国的时候，要求我帮他们买几台脚踏脱粒机（又称打谷机），他们听说中国有产这个的。北美洲只有（烧大量柴油的）联合收割机，传统的方法只有用连枷脱粒，所以对脚踏脱粒机的潜在需求很大，除了几十万朴素人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想搬到农村种地，当石油价格上涨时，他们也用不起烧柴油发动的农用机械。我在中国找了几年，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制造脚踏脱粒机的工厂。有些人见过这种机械，可是很遗憾，他们说似乎很多年没有人生产过这个东西了，而且他们很奇怪，美国那么发达，为啥还要进口这么原始的农具？最后那些朴素人自己找到了一台，按照它的模型开始自己制造和销售。

美国朴素人使用中国产脚踏脱粒机

　　有一位朴素老头总是跟我说，“把你人放在一块儿地上！”（Get on a piece o' land!） 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块耕地，知道怎么用它来种东西吃，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他们认为，再过几年能源危机会加重，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就会贵得根本买不起，我就不得不搬到他们那儿去生活。他们还预测，到时候城里的人都会逃到农村来抢东西吃，甚至采取了防御措施，买了几把自动枪和大量的子弹，挖了个坑，把它们藏起来了。但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猎枪，每户有几把，还有弓箭，用来打猎的。他们平常吃的肉，基本上是靠自己打的野味，每年每户会打几头鹿（还会把一头送给我家）。他们养的牲口主要是马和骡子，用来干活、销售、偶尔给旅客骑着玩（马和马车是朴素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有鸡，用来产蛋，老了可以杀来吃；还有山羊，用来产奶，多余的羊也可以卖（最初决定养羊而不养奶牛，是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养牛都必须用电子标签（RFID），他们反对这种技术，觉得它侵犯了他们人身自由；但开始养羊以后就发现，山羊奶比牛奶好喝）。

　　他们种的庄稼和我爸爸以前种的一样：玉米、小麦、黄豆的两年轮作，但朴素人不用农药化肥，只用牲口粪便，种子都是传下来的或与别人交换的老品种，而他们收的粮食都用来自己吃或喂牲口。他们也种高粱，但朴素人不喝酒，高粱是用来做糖浆的。高粱糖浆是美国朴素人的主要特产，为了买它，城市消费者会开车几个小时到朴素村，顺便买些有机蔬菜、鸡蛋什么的，还可以骑马玩——这就是朴素人挣钱的一个主要方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搞建筑，他们留传下来一些稀少的老木工和建筑技术，所以他们在外面搞建筑的工资，比一般的建筑工要高一点。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通过这些方法挣的钱还不够还完债务（为了买地，他们在银行贷了款）。他们这几年开始卖地，主要是卖给想加入他们社区的志同道合的人。我爸爸也把一部分他原来的土地买回来了，请他们给我们盖个房子。虽然我爸爸对他们“2012年”般的世纪末日预言保持怀疑的态度，他还是觉得以防万一。

　　我对其他“朴素”村之类的社区完全不了解，但我的印象是，虽然有些朴素村会面临经济的问题，还有年轻人流失的问题，不过，这种追求自力更生的、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及其与城里消费者直接互助的网络，目前都在增长。以上已提过，严格意义上的“朴素”人口最近十年增加了56%。与此重叠的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一种农产品预付款直销模式）在1984年才开始出席那，到2007年美国已经有一万多个农场在使用这种模式，占美国“生产并销售增值商品”农场总数的20%。而1995年成立的“全球生态村网络”现在拥有大概一万五千个成员村，包括一万多个改良过的老村庄，还有一千多个新村，其中有几百个就在美国。总之，这种“别样”乡村发展的尝试，也许已经或正在为人类未来有尊严的生存建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