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汪晖、刘健芝：埃及的运动

讲座后提问环节

        编者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是当代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他也是著名左翼社会活动家，曾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阿明多次到访中国，就学术与社会运动与中国学者讨论交流。阿明也十分关注并支持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次参加乡村建设领域的学术讨论，与温铁军教授、戴锦华教授、刘健芝教授等建立了深厚友谊。8月12日，阿明在巴黎逝世，为表达哀思与纪念，我们将陆续推送相关专题文章。今天推送的是汪晖教授与刘健芝教授2011年于塞内加尔对阿明教授的采访。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人文与社会”。

重刊此文，以纪念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年9月-2018年8月12日）

埃及的运动

对话萨米尔·阿明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

地点：世界社会论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汪晖、刘健芝采访

　　说明：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阿明：埃及人，1947年往巴黎留学，19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在施行“大计划”政策时邀其出任埃及计划机构研究员。曾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并任教于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校。1970年起出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阿明是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ird World Forum（“第三世界论坛”）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副主席，与阿明和浩达主编《抵抗的全球化》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昨天给我的关于埃及运动的提纲。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说法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苏东解体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当前的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那篇提纲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我想谈一下群众运动的成分与战略。　　反对力量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年青人。他们政治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动员的数目超过百万,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他们反对现有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至于是否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概念化了,但是他们反对的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平等。

　　他们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痛恨埃及向美国霸权屈服,因此他们也反对所谓的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拒绝容忍以色列继续实行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占领。他们追求民主,完全反对军队和警察的独裁。

　　他们有分散的领导班子。当他们给出示威的指令时,能动员一百万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内,全国有一千五百万人响应,连小镇和村落都动员起来。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即时地引起强大的正面的回响。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激进左派,来自共产主义的传统。年轻人并不反对共产党人,但是他们不想被置于有领袖和指挥的政党的框架里。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不错,完全没有问题。幸亏有大规模的示威,两者走在一起,不是谁领导谁,而是互相的配合。

切·格瓦拉

　　汪晖：也就是说，无论是青年运动还是左翼共产主义者，他们对现政权的批判、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不仅包含着对美国霸权的抵抗，也包含着对于现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批判。在传统左翼与青年运动之间有着相近的倾向，不同的地方在于运动的形态，即当代运动并不希望将自身组织在政党等高度组织化的框架内。这从运动拒绝各种组织试图代表他们的努力中也可以看到。那么，巴拉迪代表着怎样的力量？

　　阿明：他代表的是运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制度是那么充满警察与黑社会的暴力,不少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不断被欺凌。他们不属于左派,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与商业,甚至并不完全反美;他们不拥护以色列,但是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然而,他们也是民主派,反对军队、警察和黑社会的权力集中。巴拉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信奉“真正的选举”和尊重法制。他完全不懂经济制度的问题,只知道正在运行的市场，却不理解这正是社会崩溃的根源。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他是民主派。他在国外比在埃及更有名，但也可能快速地改变这一局面，成为转轨过程的一个参与者。但问题是如果军队和情报机构不放弃对于社会的高压统治，巴拉迪是否接受？

穆罕默德·巴拉迪

　　汪晖：巴拉迪要求的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民主，而对这种政治民主到底与怎样的社会形式相配合没有看法，因为他基本接受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问题，他曾经与美国有矛盾，但并没有另类的思想。那么，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怎样？西方媒体非常重视他们。

　　阿明：穆斯林兄弟会是第四个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公开的政治领域有群众的支持,但他们是极端反动的。他们不仅是宗教意识形态,而且在社会倾向上是反动的。他们公开反对工人的罢工,明确站在政权一边。他们认为工人应该接受现行的市场。

　　他们也采取反对农民运动的立场。埃及有强大的中农运动,他们受到市场和富农的侵害,他们要为保留他们的财产而斗争。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是反对中农的,说土地所有权是私有权,说可兰经支持市场是神圣的。

　　穆斯林兄弟会事实上是与政权合谋的。表面上,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是矛盾斗争的,但事实上他们是联合的。国家政权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三个主要的体系:教育、司法、国家电视广播。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机构。通过教育,他们先是迫使学校的女孩然后是全社会戴上头巾;通过司法,他们引入了穆斯林的律令；通过传媒,他们影响着舆论。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从来是腐败的、非常富有的政治领导层,他们一直接受沙特阿拉伯的金钱资助,也就是说美国的资助。他们在两个社会阶层中有重大影响,一个阶层是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害怕民众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穆斯林的统治不是坏事。这个阶层自发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在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阶层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流氓阶层招收他们的雇佣民兵。埃及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在开罗,一千五百万人口里面有五百万极贫人口。穆斯林兄弟会在其中很低政治水平的穷人中找到他们能够动员的民兵队伍。

　　如果运动“成功”，“选举”进行，穆斯林兄弟会将成为议会的主要力量。美国对此是欢迎的，并认为他们是“温和的”。其实不过是易于驾驭而已，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战略，让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完全认同现行的“市场”体制，对外是依附的。他们事实上是统治阶级中的“买办”的同伙。

穆斯林兄弟会总部遭洗劫

　　汪晖：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着宗教性的政治力量，但按照您的分析，这种宗教性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提供关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另类选择，恰恰相反，宗教的政治化与市场体制的巩固之间并没有冲突关系。上述四个方面各有不同的取向、特征和背景，那这几个运动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阿明：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运动由年青人发起,激进左派立即加入,第二天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头四天是抵制这个群众运动的,因为他们以为警察会很快镇压平乱;当他们看到运动并没有被压下去的时候,领导层觉得不能留在外面,才参加进去。大家必须知道这个事实。

　　汪晖：让我们再谈谈美国的战略。您在短文中曾经提到，美国对埃及的战略与巴基斯坦模式非常相似，就是“政治的伊斯兰”与军事情报系统的结合。如果再加上一句，就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这样一种体制能够产生出民主吗？

穆巴拉克总统三十年

　　阿明：群众要推翻的是整个制度,不仅是穆巴拉克,但穆巴拉克是制度的象征。穆巴拉克任命苏力曼为副总统之后,不到几个小时,群众喊的口号是“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力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

　　奥巴马说我们需要软过渡,就像菲律宾当年那样。群众说,我们要推翻的不是一个罪犯,而是所有罪犯,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过渡,不要假的。群众的政治意识很高。可是,美国的目的是软过渡，怎么做?就是公开地与右派、中间派、穆斯林兄弟会以至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协商,同时孤立年青人和左派，这就是他们的战略。

　　不论他们是否达成正式的协议,穆巴拉克是要出局的。副总统苏力曼发起所谓的协商邀请,穆斯林兄弟会很聪明,拒绝了邀请,但是他们原则上是接受与制度协商的。

萨米尔·阿明

　汪晖：但目前运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运动和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工人罢工了，那是传统左翼长期活动的区域。那么，面对美国和埃及统治阶层的这种所谓“软过渡”策略，群众如何反应？

　　阿明：群众运动的大会每天都在讨论真正的过渡的规则:

　　第一: 立即解散假民主的议会;

　　第二: 立即取消戒严令,容许自由的集会权;

　　第三: 开始制订新宪法;

　　第四: 选举立宪议会;

　　第五: 不要立即或者很快的选举,而是容许一段长的自由时期。如果是立即选举,很多人会投票给穆斯林兄弟会,因为他们有组织力,有传媒,等等。可是,如果有一年的真正自由,那么,左派和年青人便可以自我组织。

　　这是一场漫长斗争的开端。埃及是革命长期进行的地方。1920年到1952年的长革命时期,有进有退。长远来说, 左派和年青人占了多数,有行动能力。可是,一个可能的坏前景是,穆斯林兄弟会和政权会用力打击左派和年青人，政权已经这样做了。这个制度是非常恶毒的。在示威期间,政权打开了监狱,释放了一万七千名罪犯,给他们支持穆巴拉克的徽章、武器、金钱,并保证他们不会重返监狱,让他们去袭击示威者。示威的群众并没有冲击监狱,是警察把他们释放的。

　　汪晖: 社会运动提出的口号之一是要求建立一个文职政府（civil government），即这个政府既不能是军人的政府，也不能是宗教政府。这也正是civil这一语词的真正含义。从策略上说，运动需要一定的准备时期，在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纲领和代表人物，以便直接介入大规模运动之后的政治进程。穆巴拉克的警察专制使得埃及社会缺乏政治空间，除了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社会处于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现在的任务是“重新政治化”，也正处于“重新政治化”的过程之中。“去政治化”既是穆巴拉克体制垮台的原因，也是今天社会运动面临的困难。如果“软过渡”策略部分奏效，即穆巴拉克下台，由军方和警察力量支撑，群众运动能否持续并形成更为清晰的目标，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您认为年青人是支持左派的,但可能右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也会试图分化年青人。最重要的是年青人和民主派不支持美国。民主派会怎样，他们能够提出什么目标吗？

　　阿明: 很多民主派是中立的,并不反美。巴拉迪很天真,以为美国支持民主。我们不断强调的是,美国的目的并不是民主。

　　刘健芝:传统左派运动与工人之间有密切关系。工人起了什么作用?

　　阿明: 三年前,一个罢工浪潮橫扫埃及,那是五十年以来非洲大陆(包括南非)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官方的工会完全被国家政权控制,就像苏联的国家控制工会的模式.。因此,罢工不是由工会领导层发动的,而是由基层发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罢工是自发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埃及罢工潮

　　三年前,政权想调动警察镇压,但是资方觉得不行,怕把工厂都毁了。于是他们进行协商,罢工工人赢得的工资增长并不多,只有10%或多或少5%,连通货膨胀吃掉的都追不上,可是,他们赢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尊严和工会权利,譬如说,解雇工人要有工会认可。他们接着成立了新的独立工会。他们这次也参加了运动。

　　刘健芝：农民在运动中的角色如何？

　　阿明：相对而言,农民运动很难串联。农民运动从1920年以来一直很激进，他们要反对的既有大地主,也有富农。富农在农村社会里势力很强,他们不象地主那样不在地,他们跟政府、律师、医生都有密切的关系。另外的是中农、贫农、赤贫农和无地农民。无地农民的状况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恶化，因为他们出去海湾国家打工，赚了一点小钱，回来不够买地，但够他们在灰色经济里面做些小生意。赤贫的农民最受剥夺，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让他们给富农、新资产阶级地主和现代的埃及农业企业剥夺。他们最为激进，他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就是不知道。

　　汪晖：传统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中影响很大。但对于农民，埃及的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如何？

　　阿明：共产主义者的不足是一直没有去团结他们。其实，唯一去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共产主义者，没有穆斯林兄弟会，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可是，没有人对他们有影响，他们却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

　　汪晖：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动员和角色始终是重要的一环。农民有没有参加近期的动员？

　　阿明： 农民在农村有动员，但是没有跟大运动连接。他们没有参与讨论过渡的民众大会。

　　汪晖： 运动是否主要是城市的？

　　阿明：是的，也有在小城镇。

　　汪晖：埃及的运动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不同的力量突然地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这个运动与二十世纪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十分不同，也不同于单纯的阶级运动，尽管工人阶级和传统左翼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运动开始之后，许多政治组织和机会主义者试图代表运动出来与政府谈判，但大众运动拒绝他们的代表性。您怎么解释运动的自发性？

　　阿明： 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

　　民众也厌倦了美国的霸权。埃及人是民族主义爱国者。我们问，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卑微，每天每个事情都由美国领事和美国总统来独裁决定？另外，还有社会的衰败，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不断恶化的失业和贫苦，社会不平等极为严重。所有这些加起来的不满，让政府彻底失去合法性。民众说，够了！忽然就爆炸了。有人因此牺牲了，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你参加斗争，你是可能牺牲的。

　　刘健芝：民众的厌倦是长期的厌倦，忽然就爆炸，是两个当前的危机影响，一是高物价，二是高等教育青年的高失业率。民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

　　阿明：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因此，这次运动才带有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性质。这正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危机问题。只要这场大众的民主运动能够获得成功， 民众就会推进真正的社会经济进步，化解这些危机。

经济全球化

　　汪晖：萨达特在美国支持下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过去三十年，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对于阿拉伯世界有过重大影响。尽管穆巴拉克在巴以和谈中扮演特殊角色，但埃及的国际影响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昨天跟一位埃及朋友聊天，他对目前运动感到兴奋—世界终于重新认识到埃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格局十分复杂和微妙，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是那些亲美的、接受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专制国家。那么，埃及这场运动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对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社会运动会有什么影响？

　　阿明： 会引起回响，但每个国家是不同的。突尼斯亚国家小，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但是因为它小，在全球经济里面，它很脆弱。

　　汪晖： 好像突尼斯的民众组织更好，埃及群众更为自发。对巴勒斯坦肯定会有影响吧？

　　阿明： 肯定是的。对叙利亚也有冲击，那儿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很难知道对伊拉克的影响是怎么样。南也门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有某种激进左派的思想。但它也像南北朝鲜，北方落后南方发达。也门有可能再分裂，因为南方不能接受统一。

　　以下是2月13日穆巴拉克下台后通过电话所做的补充访谈）：

刘健芝：穆巴拉克下台了，您对最新的发展有什么评论？

　　阿明： 首先，穆巴拉克没有辞职，他是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政变赶走的。他跟他的副总统苏力曼都被赶走了。新的军队领导层声称它会执政，一直到新选举举行之后，然后，军队会返回军营。军队说在这个期间，它会处理过渡。

　　但是，群众运动大会继续工作，第一，推进新民主，要求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例如集社自由、传媒权利等等。

　　第二，群众运动大会将寻找新宪法的理念，以使选举的是立宪议会而不是立法议会，尽管政府想做的是部分修改现行宪法。

　　现在要知道新政府会怎么样处理情况，还言之尚早。再多等几天，情况就会明朗。群众运动还没有完成它的工作。军队领导层希望有一个强过渡，推进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将会取得多数。我们希望选举前有一个缓过渡，以让新的政治、民主力量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发展它们的纲领和工作，并能跟社会公众有交流。

　　汪晖：这也许是这场运动能否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关键。广泛的社会运动只有通过大会的形式才能形成自己的纲领和领导层，参与制宪过程，而现成的形式民主框架很可能导致在前政权下已经存在的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或军方推荐的人物占据议会和权力的中心—事实上，穆巴拉克政权也有某种民主形式，但它的代议制和选举制不具有代表性，而是专断的政治形式。一个通过大众民主而产生的真正的civil government能否成型，是未来埃及政治走向的关键。这对今天埃及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进步组织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阿明于2018年5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访华并讲座

讲座前

讲座中：阿明与刘健芝教授

【纪念阿明】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应NIAS之邀，我的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NIAS是北欧亚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的简称，地处哥本哈根市东南部的Amager岛上，那里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人文学院。但NIAS并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机构，而是一个由北欧五国政府资助的独立研究院。NIAS的院长Thommy Svensson教授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他同时还是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和欧洲东南亚学会的主席，这显示了NIAS在欧洲的学术地位。

　　刚到丹麦时，Thommy形象地介绍说，NIAS是一个以北欧二十多所大学为基地的伞状组织，它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视野研究亚洲社会与文化，致力于在专门的学术分科与综合的研究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大学中的学术分科是历史的产物，许多当代问题和当代的学术已经难以在传统的分科中得到说明，近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文化研究”可说是一种对于现代专门化的学术分科的反平衡。比如国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就不可能在单一视野中解释。

　　说来真巧，临行前有一次与朋友讨论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他提到阿明的理论，语焉未详。此次适逢联合国主持的环境与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及非政府组织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NIAS邀请与会的阿明教授演讲。他的议题从一个特殊方面涉及了所谓“全球化问题”。

萨米尔·阿明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现任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第三世界论坛研究所的领导人，以“依附理论”著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五十年代在巴黎接受教育期间，他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一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国际氛围，自那时起，在这个氛围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和国际的经济学家和发展学者。

　　阿明的兴趣一直集中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七年作博士论文时，他通过积累过程的分析论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指出它日益被组织在一种全球化的网络之中。大约十年之后，随着他的著作《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a L’echele Mondiale)的发表，他在发展理论研究内部，为一个全新的学派找到了基础。在这个关于全球资本积累的分析中，这一过程的前提、内容和方向被视为理解不同发展过程和南北社会结构的差异的关键性概念。

《世界规模的积累》

　　通过对“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的分析，阿明形成了他的“脱钩”理论(the theory of delinking)。这个理论的主要看法是，如果“不发达国家”要获得“发展”，他们就必须更加独立，并以自足为方向整合他们的经济活动。这意味着与殖民主义创造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决裂，还意味着建立以满足自己的内部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社会。

　　我怀疑他的这个理论曾经受到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发展理论的影响，因为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到过中国。阿明在讨论中国改革的成功方面时，特别强调这个改革是以毛泽东在五十——七十年代的成就为基础的，并以此解释印度未能获得中国的发展速度的原因。

　　阿明的理论不仅在中国可能引来批评，即使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也是最引起争论的一部分。然而这并未削弱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甚至他的论敌也使用他的关键概念。他就国际危机和世界经济写下了大量论著，最新的有《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1989)和《无序的帝国》(Empire of Chaos，1994)等。 阿明在NIAS的演讲题为《依附理论的状况与亚洲》(The State of Dependency Theory and Asia)，其主要的思想见于他晚近的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全球两极化的未来》(The Future of Global Polar-ization)，另一篇是《重新开始发展的条件》(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我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国际政治学家，阿明的理论之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他的论题与国内正在进行的所谓“全球化”的讨论有关，而整个的视野完全不同。换言之，我不是作为专家参与这个讨论，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作为一个关心当代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思考我们生活的境遇。这里以介绍为主，自然不是给专家看的。

　　据我所知，国内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与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关，但又很不相同。从内容上说，对全球化的讨论涉及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及其对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也涉及到信息和文化的国际化，个别社会学家则讨论了消费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已经有人把这个全球化看作是通达“大同”世界的可能性。我甚至听到有人将全球化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尽管对于全球化有不同的评价，但没有人怀疑这个过程的必然性。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或悲观或乐观，但在确认中国必须面对并进入这个世界性的竞争体系方面则没有分歧。悲观和乐观的分歧来源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有能力进入这个通向未来的全球历史吗？

　　阿明的观点完全不同。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他的观点，至少我们可以说他的理论提供了看待当今世界及其发展方向的一个特殊角度。 阿明所以要讨论“依附理论”与亚洲的关系，是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的现代化经验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　　据我所知，依附理论是以拉美的经验为背景而产生的。在这些国家，国内资本、国家机器和国际资本构成了一种三角联合(tripple alliance)，这是因为在拉美的社会结构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由同一群人构成。这些人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又将生产获得的钱大部存入外国银行，只有很少部分用于经济发展。当国内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时，这些依靠美元生活的精英从中得到的是好处，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还债压力最终落在百姓头上。在这个意义上，落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不能获得发展，而且国家的自主权也受控于外国资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明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有在与国际资本“脱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

《不平等的发展》

　　然而，在近二十年中，中国以开放的方式获得了发展，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东南亚国家也有相似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模式，阿明必须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依附理论重新解释。他当然承认中国经验和东亚经验的特殊性，但是他并不认为依附理论就因此没有解释力。问题是如何解释新的全球关系，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新的全球秩序是否提供了解决经济政治不平等的条件？所谓全球化是“全球秩序”(globle order)还是“全球失序”(globle disorder)？

　　阿明认为，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整个历史的特征，但只是到了现代，两极化才伴随着整个世界卷入资本主义过程而成为内在的特征。他将这个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化的过程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工业革命前的商业主义时期(一五○○——一八○○)，其特征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商业资本的支配地位和边缘区域(美洲)的制造；第二个时期是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古典模式(一八○○——二战结束)，与之相应的是两个后果：1.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外)、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边缘化，它们通过农业和矿业的生产而加入到全球劳动分工之中；2.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为其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这两个方面同时说明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工业化的目标成了解放、进步的同义词和“赶超”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启发之下以建立民族一国家为目标。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接受的。第三个阶段(一九四五——)是边缘地区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亚洲和拉美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主权。同时，自足的民族工业体系逐渐瓦解并被重组为一体化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构成要素。

　　这些转化过程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战后世界体系的均衡状态的解体，在阿明看来，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并没有产生以两极化的新形式为特征的世界秩序，毋宁是导致了“全球失序”(globle disorder)。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它并没有适应生产全球化的新的需求发展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一社会组织的新形式；

　　它并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美等边缘地区的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

　　它也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将非洲包括在内的新关系，后者至今仍在竞争性的工业化过程之外。这也是欧洲统一市场和相应的政治结构难以产生的根源。

　　正是从这些方面出发，阿明试图揭示被所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假象所掩盖的历史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阿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流行的霸权概念，因为他认为霸权概念不仅过于含混，而且世界霸权——如美国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越来越脆弱，伙伴之间的冲突将导致霸权的结束。

　　在讨论世界体系的新的特征时，阿明提醒我们要注意两个新的因素：

　　自我中心的民族—国家受到损害，伴随着政治社会控制的弱化，这导致了再生产的场所与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解体。 2.工业化的中心与非工业化的边缘之间的对比瓦解了，出现了两极化的新的方面。 从理论上说，阿明拒绝用所谓“理性化”(市场的客观规则)为标准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因为他把这种竞争力看作是由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复合物。

　　他用所谓资本主义中心的“五大垄断”向整个社会理论提出挑战，这就是： 1.技术的垄断， 2.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的金融垄断， 3.自然资源的垄断， 4.媒体和传播的垄断， 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 这五大垄断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了全球化的价值规则在其中运作的框架。所有这些方面瓦解了边缘地区的工业化的影响，降低了他们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过分地估价了中心从中得益的这些新的垄断活动的预定价值。其结果是导致了较之以往更不公平的世界规模的分配关系，这个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将边缘地区的工业降到次要地位，使他们成为承包者。这就是两极化的新的基础和未来形势的预兆。

　　阿明在他的演讲中不仅一再重申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声明自己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参加讨论的许多人的争议。我的房东Irene女士是这次演讲会的主持者，她是一位越南问题的专家。她一再地表示出对阿明的理论的兴趣，但也对二十世纪末年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表示怀疑。但是，阿明的普遍主义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觉得必须在一个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讨论世界问题，并把这种问题置于普遍联系的视野之中。这种理论企图使得他的理论在许多局部细节上不能充分展示问题的复杂性。Irene告诉我，阿明甚至写过一本有关中国、越南的书，但写得不好。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反过来说明在一个整体性的层次上思考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所谓总体性问题即普遍联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但每当有人试图面对这个问题，总是招来批判。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普遍主义者的阿明是怎样给出他的方案的呢？ 阿明认为，“经由市场而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为了反对这个反动的乌托邦，就必须在社会主义视野内发展出一种可供选择的人道主义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如果说民族国家曾经历史地代表国内市场的框架，而不只是这个市场的调度场所，那么这种全球政治体系也不是全球市场的仆从，而是用于规定这个市场的各种参数。这个全球政治体系将负担这样四个方面的责任：

　　1.组织全球性的裁军；　　2.在平等的状况下组织对地球资源的开发；

　　3.在各个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地区间协调开放而灵活的关系；

　　4.在传播、文化和政策等领域协调处理全球／国家的辩证关系。

　　在阿明看来，旧的世界体系的瓦解并未为新的秩序做好准备，当代的潮流毋宁是与上述方向完全相反的。许多人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陈旧意识形态对这种混乱状态加以合法化，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正是问题本身。欧洲统一计划在今天遇到的问题证明了这种“市场决定论的全球化”只是死路一条。

　　值得注意的是，阿明虽然不用霸权作为他的主要解释工具，但实际的世界状况——如美国在拉丁美洲、海湾地区的形式不同的存在——使他不能不考虑霸权问题。欧洲统一计划的受阻可能导致人们选择“德国轴心的欧洲”的计划，但在现实条件下，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轨道。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将人口最多的亚洲视为下一个可能的霸权。但是，阿明认为亚洲的情况十分不同，例如日本的成功使人们常常忽视其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根源于它对美国的依赖。设想日本成为地区霸权似乎没有多大的道理，因为中国、韩国都不会接受对于日本的附庸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依赖于这个地区的外部力量——美国。阿明预言说，亚洲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将得到加强，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将是未来的主要矛盾。美国将如何面对亚洲的兴起？这将是各种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逻辑是将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永久化。也许有人认为两极化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但阿明争辩说：被资本主义扩张边缘化的人民为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已经奋斗了超过半个世纪，在未来将越来越不愿接受这种命运。我国和俄国革命就是以边缘人民的反抗为基础的超越这种体系的努力，在今后这样的努力将会获得新的形式。他认为他的人道主义反应是理想主义的，但却不是乌托邦，相反，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通达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一种准备，各种思想的和政治的力量必须重新组合以对抗再生产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进而创造“相互调节”的条件。

　　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必须重新考虑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前沿问题：1.普遍／特殊的辩证法； 2.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所谓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的辩证法； 4.按照上述问题界定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政治方面，人们必须发展真正民主的世界组织形式，以便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关系。而当务之急就是在大的区域的基础上重组全球体系，这些区域将分散的边缘组织到一起；拉美、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和印度。这个重组过程也不排斥欧洲和前苏联国家。当然这个转换过程需要它的基础，如果没有在现存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任何有关全球化和两极化的讨论都没有意义。

　　但是，阿明并没有指明这些变化赖以发生的条件和制度基础，这对于一个试图在总体的层次描述问题的人来说，毋宁是过于复杂而多面的问题。 阿明的理论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方面是深刻的，但对未来的预言似乎仍然空洞。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阿明很少提及“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形态(至少在演讲中是如此)，而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换言之，“两极化”发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而不仅仅发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领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体系的格局发生重要的变化。 这些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是否会与非洲和拉美的穷国相互配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从阿明的理论中深刻地感觉到第三世界学者正在把中国及东亚当作一个第三世界的例外看待。但是，这个例外的程度到底如何？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市场的条件下，中国的情况与前十年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当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有其脆弱性)鼓舞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时，中国学者似乎也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当代问题：不仅以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为轴心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而且是建立不同于所谓理性化的视野来讨论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领域里的正义、公平与效率及其相互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