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美国社会

　　202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两党之间和党派内部各种形式的党争本来就因选举而日益激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党争交织，使得美国社会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因地区、阶层、种族、党派、代际等因素的不同而区别较大。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邦、各州与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多个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也在发挥积极作用，但迄今未能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社会，不仅有可能普遍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以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为代表的社会分裂将更趋恶化。

　　一 差异化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的大流行对经济社会活动造成了重大破坏，广泛冲击着社会各个层面。新冠肺炎病毒不分种族和社会阶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从核酸检测到治疗，从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率到死亡率，从失业情况到工作状态等，不同人群所受到的冲击和应对疫情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经济不安全感激增

　　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国各州相继推出“居家令”措施和临时关闭非必要的企业生产，美国的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状态，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或者裁员，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数周以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累计超过3000万人，远高于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以来的就业增长总数(2244.2万人)。截至4月11日一周，美国全国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597.6万人，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千万级别的初请失业金数据，之前的纪录为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时的69.5万人。2020年4月，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20.6%，这是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9年以来，美国企业大规模举债回购股票等已经在不断增加美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新冠肺炎疫情和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双重影响因素同时爆发，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迅速陷入动荡之中。2020年3月，美股在两周内熔断4次。尽管美联储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托举股市，但并未能有效刺激实体经济，美国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潮和企业债评级下调无疑将带来股市和债市的进一步动荡。股市是美国最核心的资产池，金融市场动荡将导致中产阶级的财富更趋缩水。

　　美国既是工作社会也是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危机和金融动荡，使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安全感激增，对社会的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

　　(二)阶层、种族不平等导致健康不平等加剧

　　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长期表现为阶层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相互交织。富人、名人和有权势的人在新冠肺炎的检测和治疗等方面享有优先权，这进一步暴露出美国医疗卫生保障系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能否安享居家隔离，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社会阶层的差异，这一差异加剧了按照阶级和种族划分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上层人士不仅能优先得到核酸检测和相应治疗，而且有些精英利用疫情获利。例如，数名国会参议员比公众更早获得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并利用这些内幕信息在股市暴跌前抛售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

　　“居家令”之下，美国中上阶级可以躲到地广人稀的郊区，或者选择在家工作，会有快递工人将食物等物资送货上门。护士、地铁工作人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杂货店收银员等被视为“基本工人”(essential workers)，这些以非洲裔和拉美裔为主的中下阶层被迫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乘坐公共交通外出工作。并且，他们大多居住在高密度、通常是几代人共同居住的住宅单元中，在这些贫穷的社区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是不可行的。所以，他们的聚居区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区域具有高度重合度。

　　在消费经济模式和30多年来贫富悬殊持续恶化的趋势之下，有40%的美国人的存款低于400美元，难于应对意外事件。美国目前的高失业率意味着这些穷人只能依靠失业救济、食品券和食物银行等维持生存，如果被病毒感染将很难支付治疗费用。另外，遍布美国各州的50多万无家可归者(流浪汉)更是最难管理、最有可能成为流动的传染源却又得不到救治的群体。

　　2020年4月8日，纽约市公布的早期调查结果显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和亚裔纽约居民的两倍。芝加哥七成以上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是黑人，死亡率是其人口占比的两倍多。对此，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局长亚当斯(Jerome Adams)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率远高于美国新冠肺炎的总体死亡率，这不是基于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黑人由于社会因素更易受到感染。这种现象被批评为是以居住隔离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强大驱动力”——对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代际冲突凸显社会伦理危机

　　近年来，受困于学生贷款激增的“千禧一代”和早已完成财富积累的“婴儿潮一代”在财富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早已存在代际冲突。这种代际冲突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更为凸显。“千禧一代”被批评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难以有效控制的责任者之一，在疫情期间仍然举行新冠肺炎狂欢等，被贴上“享乐主义”“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等标签。由于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一些有仇老心态的“千禧一代”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把新冠肺炎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Boomer Remover)。

　　“婴儿潮一代”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美国养老机构已累计报告近70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约占全美境内1/5的新冠肺炎病亡人数;全美共有约4100个养老机构已经陷入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甚至还发生了密歇根州66岁的新冠肺炎患者达根(LouAnn Dagen)在养老院隔离期间，多次向语音助手求助无门后逝去的惨剧。

　　对此，美国德克萨斯州副州长帕特里克(Dan Patrick)敦促尽快复工，认为“老年人应该自愿为拯救经济而死”。这种以保全“多数人”利益为由，主张牺牲死亡可能性很高、主要是部分老年确诊患者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凸显美国社会的伦理危机。代际之间对立的价值观、对疫情的不同理解和处事态度、“经济优先”还是“生命优先”的价值抉择等，都是美国社会伦理危机的具体表现。

　　(四)疫情冲击的地区差异明显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进程体现了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和政党倾向所形成的地区差异。疫情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都会地区，特别是纽约已经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长期以来，由于就业性质和政府规划等原因，美国中下阶层聚居在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社区，这些社区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区域，而小镇与农村对于该病毒威胁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都会地区基本是民主党主政，是美国最融入全球经济的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的种族构成更多元，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例如，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中部的小镇与农村地区基本是共和党主政，人口密度低，白人居民的人口占比相对较高。

　　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差异等因素决定了美国城市、郊区与小镇以及农村不同地区对于病毒威胁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小镇和农村地区缺少检测，就少确诊病例，循环式地助长了应对疫情不积极的既定现象。即使这些地区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他们获得有效治疗的资源也相对较少，或者距离医院等距离更远，这都决定了公共卫生资源的空间差异。地区差异也是美国不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存在各种差异甚至冲突的原因之一。

　　二 纾困措施和相关机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公共卫生事务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州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但联邦政府可以统一调配医疗战略储备和给予地方政府补助等。2020年3月13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启动500亿美元紧急资金储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此后，联邦政府对疫情防控的整体协调和采取措施阻隔疫情扩散等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除了灾难救济基金和医疗物资战略储备库，联邦与州联合运作的所有公立医疗保险和公共卫生项目等都被动员起来应对疫情防控。

　　截至2020年4月底，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四轮纾困措施，累计资金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其中第一轮主要用于帮助医疗系统和疫苗计划等;第二轮主要用于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测试，为受疫情影响者提供带薪假、额外的医疗补助资金和食品援助等;第三轮主要用于扶助小企业支付工资和福利，为美国人发放现金共计3000亿美元，扩大失业保险，支持医疗机构和国家战略药品和医疗用品储备等;第四轮主要用于薪资保护计划，支持医疗机构和增加冠状病毒测试能力等。

　　为了缓解个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在联邦政府层面所采取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和相关机制有：

　　1.经济刺激支票(经济影响付款)。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个人将获得每人1200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

　　2.失业保险计划。因疫情而失业的工人可获得为期39周的失业救济，包括独立承包商、零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和被暂时解雇的人都符合救济范畴。此外，在2020年7月31日前，每周增加600美元的失业救济。

　　3.联邦所得税申报和缴税延期。将2019年纳税申报的最后期限推迟到2020年7月15日，该推迟也适用于税款支付和2020年的预计税款支付。

　　4.按揭还款宽减。那些拥有联邦抵押贷款(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管理局、弗吉尼亚州、住房和城市建设部或美国农业部的贷款)的按揭购房业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失业导致陷入财政困难时，可以申请最长180天的宽限。

　　5.带薪假。确诊或强制隔离的员工可以有两周带薪病假，需要照顾感染新冠病毒家庭成员的员工，或子女学校停课的员工可以有两周带薪病假，那些孩子学校已经停课的员工可以有最长12周的带薪家庭假。

　　6.学生贷款援助。2020年9月30日之前，暂停支付联邦学生贷款。在此期间，联邦学生贷款不收取利息，借款人的还款被暂停，利息也被免除。

　　7.不需要支付罚款的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账户提前支取。本人或配偶被诊断患有新冠肺炎，或任何在经济上受到新冠肺炎不利影响的人，都可以从他们享有税收优惠的退休账户[如401(k)账户或IRA账户]中最多提现10万美元，不需要支付罚款。

　　8.新冠肺炎健康保险。要求私人健康保险公司承担与新冠肺炎病毒检测、住院治疗和未来任何疫苗相关的所有费用。

　　9.对美国公立学校系统豁免，允许将学校午餐资金重新用于在疫情期间为儿童提供膳食。

　　此外，各州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类似食物银行等社会慈善组织在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的各大实验室和相关企业在开发新冠肺炎检测新技术、相关药物和疫苗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在快速上升、大面积失业还在持续、救治资源的瓶颈还没有得到解决等说明，上述措施和机制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

　　首先，经济纾困优于抗击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是由于资产价格下降而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是因为需求消失而产生的经济衰退。不仅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对“抗疫经济代价”和“抗疫战线”的时长的容忍度较低，而且美国家庭的低储蓄率决定了整体社会抗压能力较弱，这就导致现有措施和相关机制更重视经济纾困，既没有对公共卫生资源进行强力整合，也没有做到尽快广泛进行病毒检测，采用重症病人进医院、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措施，结果是无法有力阻断病毒的无限传播。并且，特朗普政府和部分州政府在致力于推动尽快复工。贸然复工有可能导致感染完全失控，因而经济的重启只能是渐进式进行。

　　其次，党争不利于有效组织抗疫。疫情期间，两党关系持续紧张，不断相互指责对方应对疫情不力。美国联邦体制和两党党争所存在的政治张力对于处理疫情的负面作用明显。从疫情严重程度、核酸检测率、抗疫措施到复工进程等都因蓝(民主党主政)红(共和党主政)之别而差异较大，出现联邦政府与州、地方政府指令不一的状况。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即使“红州”内部的“蓝城”实施居家令，但无权彻底隔断“红州”和“蓝城”之间的人口流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各地的居家令没有采取使用包括警察在内的强制力量保障实施，而仅仅要求居民自觉配合，这就形成以追求个人自由为名的防疫漏洞，任由疫情从“蓝州”向“红州”蔓延、从大城市向郊区和农村蔓延。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推动不同党派、联邦与各州及地方政府、不同社会团体和企业等整合公共卫生资源共同抗疫，帮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老弱贫病群体渡过难关。

　　最后，多元认同不利于民众抗击疫情。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由复杂种族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集合体，美国内部的种族多元化和亚文化多元化等产生的文化认同张力早已存在。疫情爆发以来，从是否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到急于复工等，不同的文化认同导致的观念冲突频发。例如，从密歇根州保守派民众爆发抵制州政府推行隔离检疫的示威活动开始，示威活动正在向其他多个“蓝州”蔓延，而特朗普在推特上明确对此表示支持。这是美国内部的文化张力再一次与美国政党之争紧密结合，不利于民众团结起来抗击疫情。

　　三 社会前景判断

　　“一切为了选举”和“资本利益优先”是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的根本原因，也导致美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张力在疫情中持续恶化。一旦疫情持续时间过长，美国将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并有可能从两个方面引发社会危机。

　　(一)人道主义危机爆发

　　全美失业人数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企业和家庭的财务压力持续加重、消费需求持续抑制等，沉重打击第三产业在GDP占比超过80%的消费拉动型美国经济。不仅大量家庭将陷入破产甚至流离失所，而且美国将因按揭贷款、消费贷款、信用卡卡债等最基本的国民债务大量违约而可能陷入更严重的金融动荡。这不仅不利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而且会产生大批无力支付新冠肺炎治疗费用的患者，或者未经确诊直接弃疗的现象将普遍存在。

　　美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保险大部分都由私营部门经营，现有美国各级政府的抗疫措施并未撼动大医疗资本和私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根据市场理念来抗击疫情的结果只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因此，美国不仅会爆发基于年龄和健康状况而判断谁应该被放弃治疗的人道主义危机，更会爆发基于社会阶层和贫富状况决定是否应当治疗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有可能产生一批自带病毒而又看不起病的“超级传染者”。这些人道主义危机将从不同维度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二)社会分裂的持续恶化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且也加剧了人们的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敌意是针对外部群体的，特别是针对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少数族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带有种族成分的城乡冲突和对亚裔特别是华人的仇恨犯罪等在迅速增加。华裔尽管有“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但已经成为种族主义与仇外排斥(xenophobia)的目标，摆脱不掉“永远的外国人”的阴影。

　　由于两党精英和媒体从不同角度指责中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致力于“甩锅”给中国，根据皮尤中心于2020年4月21日发布的报告，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到历史最高点。虽然共和党人对中国的恶感超过民主党人，但持恶感的比例都超过60%，并且越年长者越对中国观感不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攻击对象，这必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

　　无论是向华裔泄愤还是“甩锅”给中国，都无益于提升美国抗击疫情的有效性。但是，美国的各派政治人物都在针对各自特定的目标群体发声，使美国的社会情绪日益朝两个极端发展，对新冠疫情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越发普遍。疫情之下的现实隔离与精神、观念等的隔离使得美国的社会分裂正在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抗击疫情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

　　*本文原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2期，文中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