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中国没有“脱亚入欧”——也谈“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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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3年10月，以色列以报复“阿克萨洪水”行动为理由，在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仅6-8公里，人口密度超过香港的加沙地带发起残忍的、长时间大规模“清剿”行动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哈马斯的声音，一直是主流。

　　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一贯的、传统的立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用一种奇怪的表述方式说，“冷静看看这14个月(他算错了，其实满打满算也只有13个月)中国铺天盖地的支持哈马斯/巴勒斯坦舆论，除了无条件站队和强迫别人站队、除了盲目煽情而把实事求是置诸脑后之外，有没有冷静、客观分析各方成败得失的?”

　　把支持、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称为“盲目煽情”，把站队以色列，站队锡安主义，标榜为“实事求是”，这是一种过分简单然而无效的辩论方式，因为前者绝非“盲目煽情”，后者也不是“实事求是”。

　　那么，中国人民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呢?

　　理由有这样几点：

　　第一，出于一种朴素的人类正义感。

　　以色列在加沙的“清剿”行动，明显属于种族灭绝行为。

　　早在2023年12月，南非就向国际法院提出起诉，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南非的起诉书列出超过750页的文字证据，并附有超过4000页的附件，揭示以色列种族灭绝行为的特殊意图，以及其对煽动和执行种族灭绝行为的纵容。

　　一年后的2024年12月，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不顾联合国的一再呼吁、国际法院有约束力的命令和安理会的决议，通过围困加沙、阻碍人道主义援助、有针对性的袭击以及杀害平民和援助人员，蓄意造成死亡、饥饿和严重伤害。报告强调，以军的相关行为符合“种族灭绝”的特征。

　　2024年12月31日，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超过4.5万人死于战火，其中一半以上为妇女儿童，另有约1.1万人失踪，实际上也已经死亡，另有约10万人逃离加沙。

　　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的人口较冲突爆发前净减少6%，并且还在继续减少，“整户整户的居民从民事登记册上被注销”。

　　报告还披露，加沙地带96%的人口处于“食品供应高度不安全”状态，6万名孕妇由于医疗条件匮乏而处于危险之中。

　　无论我们和巴勒斯坦人在肤色、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怎样的不同，但我们同属于人类——人类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被肆无忌惮地灭绝掉，因为这迟早会轮到人类的其他部分。

　　一个人，只要有一颗朴素的“人类之心”，就不可能不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就不可能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斗争;

　　第二，中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这一点，其实不用展开了，中国人民摆脱类似加沙巴勒斯坦人这样的命运，其实还不到100年。

　　我们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经历过“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经历过兽兵把婴儿挑在枪尖上……

　　许多人在看到加沙抵抗力量的领导人辛瓦尔在断粮多日后终于阵亡在废墟上，尸体并被以军士兵切割、展示的视频时，自然联想到悲壮牺牲的杨靖宇。

　　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所以当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经历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同情，这不是极正常的事情吗?

　　第三，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绝不仅仅是出于情感，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

　　尽管中国的处境远比巴勒斯坦，乃至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更为有利，但我们同样是受到西方围堵的国家，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和利益，打破西方的围堵，同样需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无疑，同情和支持都是相互的，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超越了许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但中国并未像甲午战争后的日本那样，“脱亚入欧”，被接纳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

　　在这种情况下，站队以色列，即等于站队帝国主义，等于支持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与打压，这种立场才是非理性的，是荒谬可笑的。

　　反过来，只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中国才能获取道义制高点，才能以高屋建瓴，游刃有余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02

　　最后，顺便谈几句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

　　叙利亚剧变后，以色列似乎缓过劲来，又神气活现了，一些善良的人也由此产生了失败主义情绪，觉得以色列又赢了。

　　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以色列在军事仍然占优势，这是事实。这一点，甚至在“阿克萨洪水”爆发时，就可以预见。

　　但在政治上，以色列已经输得一干二净，立国的道义基础也丧失殆尽，实际上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一是，“反犹主义”的魔咒已经失灵了。

　　现在，谁还会真正害怕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呢?如果“反犹主义”意味着反对种族灭绝，那岂不是变成了一个“好词”了吗?

　　二是，“大屠杀叙事”讲不下去了。

　　二战以后，“大屠杀叙事”成了一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故事。

　　讲述大屠杀，难道不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屠杀吗?

　　如果“大屠杀叙事”不仅不能使人类免于大屠杀，反而赋予了以色列搞种族灭绝的特权，那么还有必要继续讲下去吗?即便勉强讲下去，还能感动人吗?

　　现在，失去了“大屠杀叙事”庇护的以色列，相当于在敌意的寒风中行走，但自己脱去了棉衣，只能依靠自己的皮肤抵御寒风。

　　从今以后，以色列必须永远强大，永远战无不胜，不能有一次哪怕是战术性的失败……

　　以色列能做到吗?

　　也许上帝能做到，但以色列做不到。这一点概可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