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戈尔巴乔夫是无知且快乐地将国家送入坟墓的人

 

　　1626. 大版图，尤其是具有主体板块的大版图国家之所以有较久的历史，并不在于它们的扩张能力，而在于它们深厚的防御能力。俄国是世界各国中最大版图，因而战略防御纵深最广大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又使俄国在世界各国中成为防御而非进攻能力最强，因而几乎是打不垮的国家。

　　1627. 19世纪是以帝国群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中华帝国，印度帝国等——大面积坍塌和毁灭结束的。对此，恩格斯在1887年曾有精彩的预见。他针对德国的未来结局说道：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1]

　　国家政治，如果是浮夸式地增长，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如果遇到一丁点外力，它就会象一堆堆吹起的气球，瞬间破灭并回归到其本原形式——正如电脑将格式文件还原到无格式的文本状态一样，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迅速回归文本的政治。

　　恩格斯的预言是准确的。20世纪初，一堆庞大且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只通过一次大战，就纷纷解体，历史真是回到了“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的时代。

　　1628. 外资拉动型经济发展与沙俄帝国的大毁灭

　　在俄日战争之前，俄国国内经济政治因迅速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获得巨大的发展，同时也因这种片面发展而形成巨大危机。　　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世界经济高涨，是在重工业空前加速发展下推动的：世界的煤采掘量增加了65%，生铁熔量增加70%以上，而钢产量增加将近两倍。[2]从1890～1900年，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跃进”[3]——这次“工业跃进”可以说是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的先声。“在维特推行的俄国经济政策中，对重工业的鼓励占有突出的地位”，“财政部负责进行庞大的铁路发展计划中，钢铁工业的发展受到特殊的重视。俄国消费和重型金属制品市场的稳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由于俄国于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同时又借助法国贷款对财政进行了全面调整，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有利和可靠的投资市场”[4]。

　　但是，俄国工业这时的巨大发展并不是基于国内民族资本和国内消费的拉动，而是“整体上得益于外国特别是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慷慨资本流入。如果没有这些资本，我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将会十分缓慢。”[5]1891年至1903年间的资本投资总额达30亿卢布，1900年投入工业的外国投资有9.11亿卢布。[6]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在回忆录中说：“在我管理财政期间，我增发了将近十亿卢布的国债，用于修筑铁路和向国家银行支付无息债务”;“我国借到了数十亿(不少于30亿)卢布的外资”。[7]当时有人反对外资大量流入，维特回应道：国家银行中能够发放的工业贷款“总共不到五六千万卢布，想用这么些钱来人为地兴办俄罗斯帝国的工业真是贻笑大方”。[8]

　　另一方面，俄国将这些巨量投资兑现为内化的国内生产力的效果却是有限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大，但它多是靠政府大量的铁路和海军军事设备和原料订货维持的。“如果没有政府设备采购的刺激，市场仍然是有限的。”作为支撑工业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地区是用木头建立起来的，“它们的扩张是工匠的事而不是现代工业的事”[9]。结果导致俄国工业能力严重过剩。“外国贷款的过分膨胀和突然紧缩，当然会引起经济的衰退”，“这种不景气或经济衰退虽然不是很急剧的，但却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之时”[10]。关于19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国的这场工业化运动的后果，美国历史学者巴巴拉·杰拉维奇评论说：

　　虽然俄国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也进入工业化时期，它的内部结构反而迅速地退化。经济上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安，而没有增加国家的力量。导致1917年俄国政权崩溃的正是这种军事上的衰弱和政治上的失调。[11]

　　1629. 列宁论工业化改造俄国意义

　　与19世纪维特依托外资和国外现成技术推进俄国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应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思想既继承了俄国近代——实际上从彼得大帝就开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维特时期主要靠资本和技术引进带来的教训，同时也吸收了德国李斯特经济理论及其在德国产生的成就[12]。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著名的利用国家垄断强力推进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后面，我们就会挨打。”[13]那么，新的俄国将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发展经济呢?列宁回答说：

　　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4]

　　列宁将这个电气化计划称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个党纲”，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

　　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15]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6]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贫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的国家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马上。[17]

　　列宁把发展重工业看做是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几乎用与李斯特同样的话语告诫俄罗斯：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重工业。[18]　　列宁在临终前还口授日记，对苏维埃俄国的新发展道路从哲学的角度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说：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19]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0]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21]

　　1630. 斯大林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对于苏联的意义

　　与美国立国不久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相似，[22]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出现了大争论。斯大林针对苏联版的“造船不如买船”观点(即一些思想仍停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反对派”所主张苏联应是生产原料和粮食并从国外输入机器的农业国，因而苏联应利用“道威斯计划”[23]压榨德国低价向国外出售重工设备制造品的时机，装备苏联重工业的观点)，指出苏联工业化“总路线”对苏联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深远意义，他说：

　　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两条基本路线，即两条领导路线或总路线。我谈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什么是农业国呢?农业国就是输出农产品和输入装备而不能自力生产或几乎不能自力生产这种装备(机器等等)的国家。如果我们停留在只输入装备和机器而不能自力生产装备和机器的发展阶段上，那我们就不能担保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抱定在我国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24]

　　道威斯要求的是什么呢?它要求德国从国外市场，主要是从我们苏联市场榨取金钱来偿付赔款。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应得出一个结论：德国将卖给我们装备，而我们将输入这些装备，并向国外输出农产品。这样，我们，也就是说我国工业，也会处于依附欧洲的地位。这也就是道威斯计划的基础。[25]关于这一点，我在报告中曾说，道威斯计划损害我国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筑在沙地上的。为什么呢?我当时说：“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因为“我们自己要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我们应当设法使经济工业人员的全部思想和意图都集中到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国从一个输入装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这种装备的国家。因为这是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我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索柯里尼柯夫[26]不愿意了解这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他们这些道威斯计划的制定人，想使我们只生产花布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花布，而且要生产制造花布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汽车这种物品，但是这对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汽车，而且要生产制造汽车所必需的机器。他们想使我们只生产皮鞋这种物品，但是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要生产皮鞋，而且要生产制造皮鞋所必需的机器。[27]

　　斯大林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作为弱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他曾对俄国历史上的外贸垄断制度作过积极的评价，他说：

　　伊凡雷帝[28]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从而防止了外来影响向国内的渗透。

　　彼得一世也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听任俄国德意志化。叶卡德琳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再往后看，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吗?不，他们的宫廷是德意志的宫廷。

　　伊凡雷帝采取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实行这种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个，列宁是第二个。[29]

　　1631. 如果我们将苏联建国事件放入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研究，就会认识到，作为苏联的开国领袖列宁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是他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他汲取了近代大国崛起的成功及俄国维特改革的失败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正是维特时期大量引进的外资导致的工人生活大面积恶化和农民大规模破产，才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使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历史进程建立在独立自主生产的而非大量引进的“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一点，那苏联的社会主义命运很可能就是19世纪俄国“民粹派”[30]所主张的及后来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曾尝试并失败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列宁拒绝依附的思想又为斯大林强力推进并由此使苏联在短期内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与19世纪后半叶维特靠引进推动的俄国工业化运动的后果形成云泥之别：19世纪末期俄国的工业化运动的结果是俄国对国际资本和技术的严重依赖，在1899年夏天世界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俄国重工业遭受了时间最长、后果最沉重的打击：大约有一半炼铁高炉和45%的石油钻井停产。钢铁、机车、车厢的生产特别急剧减缩。[31]相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却在1929年至1933年有史以来世界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上，苏联——与维特的工业化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正好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考验并赢得了这场战争，成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国家之一。

　　所有这些成就，都归功于列宁提出斯大林完成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使俄国成功地避免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设计好的“拉美式”即依附型的发展陷阱。

　　1632. 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建设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32]

　　1633. 1943年初，斯大林、罗斯福就开始考虑如何给德国以毁灭性打击的方法。1943年11月29日，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就德国战后处理问题与罗斯福交换意见说：德国能够很快地恢复起来。为此它只需要15年至20的时间。如果对德国不加任何控制，德国很快会东山再起。德国不需要很多年就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在1870年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在1871年结束的。这次战争之后仅仅过了42年，也就是在1914年，德国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21年之后，即1939年又一次发动了战争。看来，德国为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正在缩短。这个时间今后显然还会缩短。不管我们给德国施加什么禁令，德国人都能够有办法绕开它。我们禁止它生产飞机，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家具厂。可是大家都知道，家具厂可以很快改为生产飞机。我们禁止德国生产炮弹和鱼雷，但我们不能让它关闭钟表厂，而每个钟表厂都可以很快地转而生产炮弹和鱼雷的最重要部件。所以，德国可能东山再起，重新侵略。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让它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不能重新发动侵略。[33]

　　斯大林的计划与罗斯福不谋而合，他们是想通过剥夺德国重工业能力从根子上摧毁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几乎与斯大林相同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他相信斯大林会为此买单。美国的军队在仔细考虑占领德国的情况后，制定了彻底清除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计划。国务院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但是赫尔和史汀生都不知道，在德黑兰会议上，几大巨头已经就有关问题达成过初步共识。[34]

　　1634. 1945年2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个旨在“使德国经济上也解除武装”即摧毁德国重工业的赔偿方案，其中第三条指出：

　　通过赔偿应使德国在经济上也解除武装，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保障欧洲安全。具体地说，这就是要没收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冶金、机器制造、金属加工、电机工业、化学工业等)。要100%地没收飞机制造业和生产合成燃料的企业。对战前已有或战时新建的全部专门的军工企业(枪炮工厂、弹药厂等)也同样应百分之百地予以没收。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剩下战前重工业的20%，就完全可以满足国内的，确实是经济的需要。[35]苏联提出的在经济上摧毁德国的方案最终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即《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1945年8月2日)加以确定。文件结论第二部分确立的“经济原则”第十一、十二、十三条认为：为消灭德国之作战潜力，武器、弹药、战争工具以及各式飞机及海船之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作战经济直接需要之其他物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且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述各项目的，并经核准之德国战后平时需要为限。核准后生产所不需要之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所拟并经有关政府批准之赔偿计划，将其迁移，如不迁移，则将予以摧毁。(十一)在实际可行之范围内，德国经济应早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十二)

　　组织德国经济时，首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之展开。(十三)[36]

　　《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37]如果将布莱克的批评用于波茨坦公报中的上述原则，也是贴切的。英、美、苏三国摧毁他国结构的“部位”集中于重工业和技术密集产业，也向我们反证了这些国家崛起的核心“秘密”。美国人因识破英国人的这个“秘密”而崛起，此后他们又合伙诱使拉美国家和印度陷入这种依附性发展道路而不能自拔;苏联斯大林因坚定拒绝英美人设计的上述依附性道路而迅速崛起，崛起后的苏联又与英美联合起来迫使曾沿自主型道路崛起的德国陷入依附型经济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苏要摧毁的这个国家恰恰是揭示出近代国家崛起秘密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故乡——德国。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38]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李斯特告诉德国人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39]

　　1635. 占领捷克后，希特勒曾对东南欧盟国的经济政策有明确指示。1939年2月27日，德国在制定与罗马尼亚经济关系的“四年计划”中规定德国的总任务“是要使罗马尼亚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德国”;关于农业，报告指示“罗马尼亚的农业生产适应德国的需要”;关于工业，报告提出与上述斯大林与罗斯福对德政策相同的指示，提出“限制基础工业，以保证向德国出口消费品”;关于军工生产，报告要求“罗马尼亚的武器装备将同德国的标准一致”。所有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多年制订共同规划，使罗马尼亚经济适应德国的需要，这样就能保证德国在东南欧占有统治地位”[40]。

　　1636. 20世纪的英国人对美国人有着相当深的成见。德国1933年退出国联后，美国的表现就足以让英国人断定，美国人眼睛盯着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和英国巨大的世界殖民地利益和财富。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写的《美国、英国与绥靖》一书对美国外交的极端自私性有着深刻的披露：

　　如果说艾登急于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那么伦敦的其他人则对英美合作并不那么重视。英国政界的上层人物往往把美国看作是“无可救药的孤立主义者”，从而把美国一笔勾销。不但在内阁大臣之中，而且在沃伦·费希尔这样的高级文官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明显的怀疑倾向。这些人士根据以往的痛苦经验认为，英国不能指望从大西洋彼岸得到多少真正的帮助。战后时期的历史表明孤立主义的舆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很大，因而要华盛顿作出真正的承诺是十分困难的。霍尔后来指出：“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是抱有很深的怀疑的，我们所怀疑的的确不是美国的良好意愿，而是美国是否准备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兑现其令人鼓舞的言辞。”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的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任外交大臣的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甚至亲美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林赛也说：“与美国人打交道是很可怕的。他们不会作确凿的承诺，但他们却用光明的前景使你高高兴兴地跟他们跑，然后当你承担了义务以后，他们就撒手见死不救了。看一看近期来的情况，很难想起一件与他们打的交道真正能使我们满意的。”[41]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对该区拥有主权。10月25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协定，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6日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就任首相，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0月5日，罗斯福发表倾向英法的《防疫演说》，对战争进行谴责，表示“和平的希望却在最近被预示有灾难的恐惧所代替”[42]，“仅仅用孤立主义或中立政策是无法逃脱这种现实的”[43]，他希望“身体的病毒传染蔓延时，社会同意也协力把病人隔离，这样才可以防止传染，保证社会健康”[44]。在表达了这些想法后，罗斯福话锋一转，对战火正在蔓延的欧洲和远东表态：“我决心遵循一个和平政策并且采纳各种可以免使我国卷入战争的可行措施。”[45]

　　在英国和法国相对处于弱势的时候，罗斯福决心不卷入战争的表态使张伯伦丧失了对美国的基本信任。张伯伦认为：“如果在一个与美国利益直接有关的地区美国都不进行合作，那么美国人还会有能力对欧洲进行长期干预吗?”他断定罗斯福是不可靠的，他在信中表示：“除了言辞以外不要指望从美国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46]　　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47]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48]

　　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是说：“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49]

　　1637. 张伯伦于1937年5月接替鲍尔温出任英国首相。他对与美国的紧密合作的前景比艾登抱有更大的怀疑。尽管他承认英美合作在理论上是有好处的，他也认识到把这样一个政策变为现实还有种种困难。在世界经济会议和后来的海军谈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使他对美国政策产生一种很深的不信任感。他在1934年9月就说过：“美国代表在私下强调，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以这种值得赞赏的精神让我们亮牌而他们却不亮自己手中的牌。在我们把所有牌都摊到桌子上以后，他们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并且十分遗憾地表示，他们相信，如果我们不作出更加适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的允诺，美国国会是不会理睬我们的。”[50]

　　1638. 斯大林面对核讹诈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51]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52]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53]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54]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55]。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56]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57]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58]

　　1639. 事后看来，张伯伦选择希特勒作为战略伙伴，在认识对手问题上犯了“秀才见了兵”的错误，张伯伦忘记了一个一无所有却又手持板斧的乞丐在财主家门口是不可用点剩饭就能随便打发走的道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看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之后的政策和二战结束后欧洲屈膝于美苏脚下的政治现实，就不能不说，在基于欧洲和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上，张伯伦的思考是极为深远的。《英德宣言》签署的当天，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在白金汉宫受到英王接见后，驱车来到欢声鼎沸的唐宁街。他应人们的再三要求，在唐宁街10号2楼窗口讲了话”，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体面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在群众欢呼后，隔了一些时候，他对听众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59]下院的一些议员们甚至争先恐后地去吻张伯伦的手，或抚摸他的衣边，气氛之热烈达到了顶点。[60]可以说，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张伯伦在英国的政治地位——尽管在下院也有不少人反对——几乎不可动摇，以至在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开进捷克后，面对英国朝野狂潮般的批评，张伯伦理直气壮地质问说：

　　我可以提醒你们，在第一次宣布我出访时，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对于这一努力，人人都交口称赞。只是在后来，当最后的解决方案使某些并不全然赞赏这些事情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只是在那时，才开始了攻击;即使在那时，所反对的也并不是访问本身，而是解决方案条款。[61]

　　张伯伦说的完全是实情，关于这一点，在1938年10月2日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就《英德宣言》在欧洲及英国国内的反响发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得到反证：

　　国内的情绪开始有些变化。在头两天，虽然在比较严肃的政界人士包括保守党人中很快就表现出不安以及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条件和局势的担心，但广大群众以为成功地避免了战争而充满了盲目的兴奋。很有意思的是，《每日电讯报》和比弗布鲁克的报纸一开始就持冷静态度，甚至是批评的调子。所有“左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闻记事报》《经济学家》等等)，迅速地、软硬程度不同地对四国条约进行了抨击。现在，庸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了，而来自比较有见识的阶层的怀疑和抗议在增长。由于和张伯伦政策不一致而引起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辞职，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如此，现在首相不仅在保守党内拥有压倒多数，而且还在选民中拥有压倒多数，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新的选举在最近几周内举行，张伯伦将可以有把握指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还指望扩大目前在议会中的多数。[62]苏联是对慕尼黑协定所持的批判态度最激烈的国家，因此，关于这个协定在英国的反响的情报不会有夸大之嫌，而英国人民对这个协定的支持也不完全是“盲目的兴奋”，而是对张伯伦战略思想尝试——尽管失败了——的认可和支持。1640.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头脑清醒而又不由自主地走向坟墓的人，法国总理达拉第就是这样的人，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无知且快乐地将国家送入坟墓的人。1641. 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曾有人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却化为废墟。1642.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63]

　　1643. 丘吉尔与张伯伦相比：前者考虑的是地区安全，后者考虑的是全球霸权;前者以德国为对手，后者以苏联和美国为对手;前者着眼于眼前判断，后者着眼于长远判断。事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欧洲制服了德国，却丢掉了世界，尽管丢得极不情愿和极其痛苦。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64]这句话透出此时的丘吉尔已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也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对张伯伦“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场世界大战好;万一发生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就会毁灭，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将沦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65]的话有新的理解。

　　1644. 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如果1939年初的日本能够预见德苏于当年年底会握手言欢的话，日本可能就不会做出与德国结盟的选择;进而言之，如果日本又能预见到德国在与苏联言欢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挥兵入侵苏联，日本就不会急于做出南下打击美英的选择。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可对1939年的日本而言，时间则是国运。不幸的是，这时间上的幸运点竟怎么也对不上日本的幸运线。

　　1645. 对德战略方向的误判使日本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前景充满美妙的幻觉，但当历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对苏战略相背离时，日本在战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困境。以至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说日本不想搞协定，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想拖延”[66];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也埋怨日本政府“签订协定的谈判因我方决心不定，方向不明，从而徒寄希望于德意，拖延了事态的发展，损伤了他们对我方的信赖”[67]。从后来的结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极不情愿地就范于其反英战略的。所以，希特勒将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骗的猴子”[68]，这对日本政治智慧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希特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在诺门坎鏖战正酣并对即将签署的德苏友好条约一无所知。希特勒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至于反苏，在希特勒——其实也包括斯大林——看来那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将德苏和解的信息提前会知日本，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苏联对德作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将其目前的反苏目标调整到德国、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来。

　　1646. 1939年的日本真是祸不单行!美国刚刚终止航海商约，在诺门坎日本又遭重创。8月20日，苏联军队集中飞机、坦克和重炮的优势兵力在诺门坎对日军发起总攻击，对日军形成大包围。日军近16000兵力，结果死伤近13000名，伤亡率达76%。日方和苏方对日方的损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是历史事实”[69]。诺门坎事件是日军在没有德国策应的条件下独立执行“反共产国际”战略的试探，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没有得到其盟国德国的同情。这些均对日本国内北进派的信心是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日军在诺门坎测试出来的德国反应是冰冷的。此时的希特勒对日本已厌恶之极。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告诉他的同事：

　　天皇相当于末代沙皇，懦弱，胆怯，无主见，但愿他为革命所淹没。我同日本的合作决不会受到欢迎。往后我们将在远东和阿拉伯策动骚乱。我们应想到我们是主人，而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骗的猴子，他们想要尝尝皮鞭的滋味。[70]　　将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恶果终于显现了。就在希特勒发表上面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德国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与苏联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给《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字国的日本政府无疑是当头一棒。

　　1647. 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当客人说到日共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今天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作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岸信介[71]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提出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册，第217～218页)

　　1648.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72]

　　1649.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73]

　　1650. 1965年7月16日，毛泽东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