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三）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1

　　

　　一个平等的社会不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或者两种道德标准；但统一不能由上面来强行规定——上面可以进行引导和领导，但不能采用压制手段来强制实行。在信念、价值标准和文化方面，统一必须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来维持。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一九六六年，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和清洗。这是对文化革命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解释，文化革命是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党内斗争，而且从各种含意来看，它确是一次革命。我推荐我丈夫的最后一本书，即最近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长期革命》，这本书对文化革命作了简明和有说服力的叙述。
　　
　　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使中国人民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回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曾为他们而进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并创造不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产所统治的新型文化。大学和中学完全停办了，以便让学生——革命的接班人——能够同农民一起劳动，向仍在从事仍然十分艰苦的劳动、生产国家所食用的粮食的农民学习。同样地，那些倾向于坐在沙发上和在课堂里讲理论的教员和教授们，也可以通过同劳动人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了解生活的现实，并了解他们自己对这些生活现实所负的责任。
　　
　　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一次彻底的震动，对国家发展过程中被歪曲了的根本概念作一次再审查（这个新的体制仍然处在演变、试验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方法的交流）。基本上，这是重新强调实践同理论相结合，学习同劳动相结合——教员、学生和成为工人教员的有经验的工人之间互相合作。例如，中学生上物理课时，在工人教员和正规的物理教员的帮助下学习物理基本知识，并一起制造自己的车床，又一起用这些车床生产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教员教学生爱护和珍惜机器，并教他们使用机器的方法。上植物课时，学生学习和运用理论知识，同时为学校的食堂生产食物。化学课教变废为利——许多学校经常利用废品生产自己用的粉笔、纸张、食品和设备，或者为附近同本校挂钩的工厂生产产品（例如北京大学向国家出售自己生产的胰岛素和抗生素），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防止最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乡差别——不再有“乡巴佬”和“油头粉面的城里人”（——根据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教导）。应当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学校，知识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性别所特有的权利。中国也正在按照自己的体制解决我们这里所泛滥的各种问题——青年的苦闷；缺少哲学上的动力或道德基础；才能遭到浪费而不能用于建设性用途；由于经济条件、缺少机会、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而造成的歧视；维持教育机构、设备和教学人员的巨额开支。中国的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再是依赖别人的消费者。
　　
　　不仅是青年在学习——成人也在学习。在中国，每一个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在文化革命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各个组织全部直接联系和参与它们所为之服务的人民。五七干校产生了，这些学校是在农村的劳动学校，是由知识分子和干部自己在荒地上建立起来的。医务人员、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官员和一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解决为谁服务的大问题，在一个大而穷的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把不公平减少到最低程度。
　　
　　有些从未见到过五七干校的人把五七干校看作为“劳改营”，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是不能同在铁丝网后面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相比拟的。在这些学校里，人们辛勤劳动，吃得很好（如果他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的话），在假日可以回自己的家。我们参观过几所五七干校，在那里城市官员在养猪，或者站在没脚的淤泥里种水稻。当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就有了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经验。医生、教授、艺术家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受过西洋训练的小提琴家去农村作巡回演出，向农民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而农民过去从未听过这种音乐。他本人还满以为他是为农民服务呢。农民从周围几里远的地方赶来听他的表演，但在乐曲的进行过程中，听众慢慢地、悄悄地溜走了，他继续演奏到最后，这时他的听众只剩下了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小个子老太太。当他坐在凳子上在场子中间演奏完时，老太太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放下琴弓，对她说：谢谢你一直听我演奏。老太太说：“没什么，反正我得等着拿回你坐的凳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为谁演奏的问题。
　　
　　在上海市舞蹈学校，我同青年舞蹈演员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过去曾经看过他们精彩地演出中国芭蕾舞《白毛女》。这些演员表演了卓越的技巧，他们是自觉的，也是同我所了解的任何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辛勤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既是跳舞也是体力劳动，他们在农村里度过好几个月，向农民学习。这些年轻人对我说，在文化革命以前，他们害怕做任何会影响他们身体的事情——他们象特殊人物似的受到保护和对待。他们说，现在他们不仅不惧怕劳动，而且认识到同劳动人民结合可以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艺术家，更好地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
　　
　　具体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中国的面貌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过去了解中国的人们来说，变化大得令人惊讶。我的丈夫帮助我看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他指出了农村的变化。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栽上了树木，修起了梯田，变成了生长庄稼的良田；过去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如今山电话、电视、广播和公路联结起来了；农村发电站、水坝、住房、医院、学校和各种供应构成了一派新景象，同过去农村贫困、城市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前中国总的凄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大大小小的公社构成了中国的农村。一个公社视其大小不同（可以很大，也可以比较小），包括一些镇和村子，下分大队和生产队，由当地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叫作革命委员会的行政机构就地进行管理。革命委员会中有党员也有非党员，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包括农民或工厂工人的代表、专职行政工作人员（干部）的代表和军队或民兵或技术人员的代表。三结合也意味着老、中、青都有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中总有妇女，而且妇女常常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然而妇女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不平等的。
　　
　　我们参观了许多公社，有时住在农民的家里。有富裕的公社，也有穷的公社——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地方工业和当地群众的需要和选择。（有一个穷苦的农村公社是由过去当过乞丐的穷苦人组成的，革命后在集体化的时候，这些穷苦人一共才有三条驴腿的牲口，另一条驴腿为一家富裕户所有，由于这一户拒绝参加集体，因此驴子的四分之一使用时间是归他们这一户的！）
　　
　　我简要地叙述一下我们参观过的位于华北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的一个大队——沙石峪。沙石峪这块地方，是中国革命前日本人和国民党占领的一个地区中唯一只有穷得把那里当作“栖身之所”的人才愿意去的地方，而那些人靠在山下富饶的平原乞讨为生。沙石峪大队是在多石的荒地上开辟出来的。成片的果园和松林的每一棵树，都是用人工在坚硬的石头上挖洞，在洞里填上从几里地外用肩挑运来的泥土的办法种上的。大队的水库也是用同样的办法修起来的，向过去从没有水的地方供水，农民的住房是石头盖的。我们住在有三个儿子的中年寡妇家里——两大间房，中间隔着一间堂屋，在堂屋里做饭。每间房里，都有一张很大的石炕，这是华北典型的炉床，炕是高出地面的一个石头平台，上面铺上花棉被，底下生火取暖。孩子在炕上玩，妇女在炕上做针线，客人在炕上坐，全家在炕上睡。炕很宽敞，很舒服。每间房有几把椅子，一张大桌子，存放东西的柜子，电灯，什物和摆设品。一间房里摆着一架收音机，另一间房里摆着一台缝纫机（脚踏的），一辆自行车放在堂屋的后部。室内没有自来水管，室外有一个很清洁的家庭用厕所，厕所也为公社服务，因为粪便被有意识地积累起来，经过加工施到集体的地里。屋前和道路之间隔着一道矮篱笆墙，屋子的一旁是猪圈，一大片菜地一直伸展到大门口，大门旁有一个水龙头——这是这一家的水源。
　　
　　镇上有一个饭馆，一座小医院，一个托儿所，一所小学校和一所中学校。一幢石盖的大厅既是剧院，又是电影院，又是会议厅。那个地区有一台电视机。主要的商店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价格是极其低廉的。中国人不但买得起必需品，而且买得起一些对他们说来是奢侈品的东西——收音机、手表、另一件上衣，漂亮的女衬衣，许多人对全家只有一件外衣，晚上把外衣折起来给全家当被子盖的日子，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这个地方整天都是熙熙攘攘的。成群成群的城市学生和农村的兄弟们一起修造长达几里的梯田，开垦荒地，修筑坝墙。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地劳动，很积极，他们吃得好，劳动的时候又唱又笑。他们喜欢我们同他们谈话，常常问候美国人民。一支部队的医疗队正在培训年轻的赤脚医生，那一天正在自己的胳臂上扎针教授针灸。午餐后（一切食品都是当地生产的，既新鲜又好吃），大家都休息了。然后工作重新开始。各个学习小组在树荫下讨论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课文，他们的发言讲得头头是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你看了大家在做什么以后，就会对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了不起发生疑问。
　　
　　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态度：在我们听起来是理想化的东西，在中国正被证明是可能的和有成效的。在中国，思想的变化正在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是硬要说——中国人也没有硬说——每一个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或者就不存在争吵和挫折。通向创造模范人物的道路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对一个全心全意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何况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全心全意的。我也不是说——中国人也没有这样说一一他们的制度就是美国应当采用的。他们常说革命不能输出。美中两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有各自的解决办法，双方都有很多东西可向对方学习。变革是需要时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在某些地区，封建意识的残余使这个进程放慢下来了。计划生育和妇女的平等地位在实践中还远远没有普及。毛泽东告诉我丈夫说：在农村，一个妇女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孩，她就想生个男孩；如果第二胎仍生个女孩，她仍想生个男孩；如果第三胎还是个女孩，她还想生个男孩……。我遇到一个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叫王三多——意思是多了三个了，她妹妹名叫四多。但是这些妇女已是五十多岁的人，而人们仍可以看到只有五十岁的缠了足的妇女在城市街道上行走。年轻人的包袱比父母一辈要少些；城市中的人的落后东西比农村中的人要少些。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生活仍然比较舒适些，尽管在一个初冬的清晨，我的丈夫从北京温暖的旅馆住房的窗户望着成千成万蹬着自行车穿过寒冷刺骨的黎明前去上班的人群说：这些人是中国的无名英雄。
　　
　　但是那些骑自行车的无名英雄中有工厂和银行的经理，也有工厂工人和银行职员，有军官也有战士，有去排演的演员，也有去上班的工人，有部长也有秘书，有外科医生也有医院勤杂工。他们一起坐在饭馆和点心店里，晚上一起坐在剧场里，在公园和现在成为博物馆和游览胜地的过去的皇宫的也是如此——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或休息，人们不因为地位高的缘故而受到尊敬，大家都一起为建设整个国家而工作。指导这一切的原则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中没有种族主义、征服外国或武装输出革命。它的确主张支持社会革命，但不主张通过武装侵略的办法这样做。对国内它教导要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权力来获得解放——包括对错误的领导进行造反的权利。
　　
　　外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只是最近，外部的猜疑和敌视才有所缓和；但今天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仍然集结在中国的北部边界附近；直到前不久，以前入侵他们的敌人——东北方的日本——还构成一种威胁；还有毗邻的印度。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台湾的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合法的国家元首，美国自身正在东南亚的中国近邻进行着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其原来的借口是保护它们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损害，而每当我们的轰炸机把死亡和毁灭带给农舍和农民时，美国实际上是在制造共产党人（例如在柬埔寨）。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树立了正直、勇敢、自我批评、自力更生和革命变革的榜样。正如韩素音在她的新著《晨潮》一书中所说的，中国的儿童“今天满怀豪情地走向建设他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早就有需要，而现在才有机会开始了解为什么——和为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