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引言）

[1973年]

　　目录
　　
　　引言
　　一、红旗渠
　　二、农业方面的科学
　　三、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
　　四、研究机构
　　五、文化革命以来的学校
　　六、保健制度
　　七、心理卫生
　　八、计划的制订与街道委员会
　　九、结论

　　
　　“科学为人民”团体简介

　　“科学为人民”是美国科学工作者一个并无严密组织的全国性团体，在美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分会。其基本目标是想使美国科学“脱离图利的逻辑”，重新指导科学研究的优先程序。它是从一个以大学校园为基地，反对秘密战争研究的团体而发展出来的。但后来把它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诸如取消科学的职业化，发展以社会——政治为内容的科学教学材料，对现行科学课程、教学方法及学校结构进行批判，以及在科学界提出重要的妇女问题。

　　本书供稿者

　　代表团成员：

　　玛丽.阿顿多夫明尼苏打州，明尼亚波里斯
　　
　　大卫.阿罗诺 马萨诸塞州，渥塞斯特
　　
　　约输.多夫 马萨诸塞州，布洛克林
　　
　　米娜.葛尔法卜 纽约，杰弗逊港
　　
　　吉格.葛尔德勒 纽约州，纽约
　　
　　茱迪.格林堡 加州，旧金山
　　
　　马文.卡尔克斯坦 纽约，东塞多基特
　　
　　弗兰克.米雷 马萨诸塞州，剑桥
　　
　　吉利.斯丹勒 马萨诸塞州，布洛克林
　　
　　文顿.汤普逊 伊里诺州，芝加哥
　　
　　编辑人：
　　丹.康乃尔 马萨诸塞州，特鲁罗
　　
　　丹.葛维尔 马萨诸塞州，波斯顿
　　
　　致谢
　　
　　本书如果没有其他许多人的帮助，那将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们最热烈感谢中国人民使我们这次访问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可回忆的岁月。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他们不倦地工作、良好的意兴和耐心的解释，使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预想的更多。但是，我们更少要列出我们正式的东道主周培源及科技协会外事局的同志们的名字。他们是潘纯、朱永行、苏凤林、邓定宇、钱皓、朱进宁和蒋琦。
　　
　　也要感谢艾塞.辛纳，欧尼斯特.柯葛斯，诺葛.威尔治，驻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香港中国旅行社以及旧金山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他们对我们的旅行都做过事前的协助。
　　
　　我们在中国时，王耀华、汤反帝、寒春、阳早、舒格禄及马海德大夫诸位都抽出时间来讨论和解释我们从西方人角度所看到的某些事物。
　　
　　我们回国时，又得到无数朋友的协助，他们阅读、校正和批评本书的初稿，特别是彼得.梅雅的帮助。南施.霍德和凯滋.拉查鲁斯在弄清中国拼音方面做了极好的帮助。定稿则是吉娜.阿贝勒斯，阿伦.巴隆，费利斯.康奈尔和艾伦.凯莱诸位完成的。
　　
　　最后，我们要谢谢“科学为人民”会员，特别是在波斯顿、纽约、芝加哥、明尼苏打、柏克莱和圣路易斯各地分会的协助，他们帮助我们筹备这次旅行，在我们回国时又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曾见过的某些事物。

引言　　

　　中国突然成了美国的注意中心。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被隔绝几近二十五年，不能获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手资料。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对我们来说，是素昧平生的一大群。我们已有过的对中国的形象，不管怎样，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的。　　然后，忽然之间，旅行之门敞开了。旅行者的报道开始出现了。旅行者有新闻记者，有学者以及寻常人。那些报道，使我们感到喜出望外。一个有关新中国的形象形成了。那形象和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一律贫穷、愚昧、剥削和疾病的地方刚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报道，中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粮食充足、疾病不多、人民可以得到卫生照顾、犯罪减至最低程度、孩子们都上学校。而且这个社会，在工业，农业、科学和军事力量各方面，正在大步伐前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的一幅图画，已开始形成。看来它是制度大不相同的图景之一。即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由于图景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完整，许多人便这样发问：中国人的经验，是否可以供美国社会某些迫切的问题之解决作借镜。

　　为什么我们（包括本书的诸位作者及“科学为人民”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中国的科学这么有兴趣？试思想片刻：科技进入我们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吧。我们阅读过有关医学之惊人的发展。但我们很难得到紧急的照顾，不管我们能够付出多少钱。并且我们都担心疾病持久之庞大的开支。我们并不惊异先进科学农业的生产力，却担心杀虫药的污染。我们试图应付螺旋式的粮价上涨。我们读到有关第三世界饥荒的消息。工业生产品源源出厂，为我们的物资福利提供了基础。但在同时，工业污染了和破坏了我们周围的环境。而这种事情依然在非人道地重演着。运输上的先进，使我们的机场一片嘈杂，交通挤迫，燃料短缺使我们的房屋变得更冷和行车更慢，但对集体运输却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学的发展其结果却造成大规模使用“安非他明”以控制“过度好动”儿童的行为。计算机（俗称电脑）本来被誉为魔术般的思想机器。却被用作在东南亚打一场不在场的战争。电脑在国内则编制了千千万万反对这种战争的人的姓名表。激光本来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却被用作去指示轰炸由电脑选定的目标。然而，游击队的原始武装力量却能够以机敏的方法，而占了上风。一般人都知道激光和电脑是作非军事性的使用。但它们的技术之研究与发展首先受到鼓励且获得开办经费的，却是因为它们具有军事潜能。正如我国社会多数科技进步一样。这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周围的全部专家都拥有学位，他们穿着白色的外衣，出来解答问题，他们试喝迫使我们不求甚解而去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似乎只能导使我们脱离一个危机而面对另一个新的危机。难怪越来越多的在科学方面工作的人，不满意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滥用。“科学为人民”组织之所以成长，是因为所有科学工作者及受技术结果所影响的其他人士，开始去分析这些矛盾。并对矛盾有了反应。
　　
　　原名“科学家与工程师为社会和政治行动”团体（英文简称SESPA）最初露面、是企图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个“不作战争研究”的议案。这组织是从一个反对保密战争研究的校园团体中演变出来的。后来这团体逐渐扩大，包括有十二个分会和全国许多个别人士，他们都承担了重新指导科学为人类需要而服务的任务，因而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会员们在反对印度支那战争运动中，变得很活跃。并且进一步怀疑美国对整个第三世界科技政策的运用问题。
　　
　　由于都是科学工作者，我们开始分析科学的潜在价值及其实际效用之间许多互相矛盾的问题，并对这些矛盾表示了意见。对我们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西方科学之真正成就因其目的在图利而变得模糊起来。同时也因不作合理的计划而变得模糊起来。“科工社政行动”（SESPA）于是开始想到“科学为人民”的问题.因当时技术界以外的个人和团体都开始提出这些科学滥用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已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问题是从社会上之政治与经济控制这个基本问题而冒出来的。我们曾获悉。技术服从利润的逻辑。并获悉经费的控制决定科举工作的方向。总而言之，在（美国）这个社会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活动都不是不讲价值的。
　　
　　“科工社政行动”会在大学校园的会员曾设立了课程，以探讨科学工作之政治控制。并曾批评了大学本身的科学实践。在中学方面，我们曾组织了工场及批评性的课程，并搞出一些原始材料从社会与政治着眼来讨论科学。在校园外面，我们曾集中于环境、食物调味品、职业卫生、心理外科术及污染控制以及其他问题。在工作场所，科学工作者碰到了同样的职业安全问题、工资标准问题及对其他工作者的歧视问题。“科工社政行动”会的会员曾尝试组织团体，把这些工场问题跟对公司或实验所整个方向的板心，联系起来。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我们尝试实践人道价值和集体决定。
　　
　　我们的基本目的是要打破流行于美国的：科学是非政治的、是仁慈的这个神话。我们觉得中国人也正在奋力发展另一种做事的方法。我们对于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有兴趣于取得第一手的亲身观察。由于数年前已开始实行了交换访问，我们想派遣一个代表团去中国或许是可能的。于是，我们便写信给北京的科学院。我们并在波斯顿地区组织了一个团体，开始研究中国、并与一个全国选出的团体配合行动。并邮寄通报给全国各地的分会。并在“科学为人民”的双月刊上刊登了通告，但在做出正式的安排之前，我们要等待中国人的回音。足足一年之后。我们才接到一个请柬，要我们派遣一个十人代表团前往。在两星期的短期通知下，从波斯顿、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明尼亚波里斯各地分会选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团员包括一位化学家、三位心理学家、一位曾做过与科学有关的组织工作的母亲（做福利工作的）、一位大学理科教师，一位电脑程序主持人、一位生物学研究生及一位护士。成员们在职业卫生，监狱改革、“科学为越南”（属科工社政行动组织）、集体心理卫生、求存计划、工场组织，环境运动及教育改造各方面都有着政治性的活动。
　　
　　全团于一九七三年二月首次集合于旧金山，而飞往香港。我们于二月二十一日进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深圳。今后的四个星期，我们作了中国科技协会的客人而度过。我们访问了广州、北京、和上海各城市以及河南、山西及湖南省的一部分。我们参观过科学研究所、学校以及大学，工厂和农村公社、诊所和医院。我们跟科学工作者、教师、政治干部、学生、医生以及寻常工人和农民谈过话。
　　
　　可惜，我们代表团中没有一人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虽则我们中间有一位约输.托夫曾有初级的中国语文知识，并能教我们简单的句子。可是，总的来说，在整个旅程中，我们要依靠译员。读者应当知道，在我们的访问限制以内，无法使这种访问对中国的科学能作全面的研究。因为时间、地理以及我们自己知识的缺乏，我们在四星期中所看到的太少，不能冒称有这种全面的成就。虽然我们看到了科学活动之重要横断面，反映了我们代表团的特殊兴趣所在。
　　
　　我们看中国，是依照中国人显示给我们看的。并且愿意承认。我们是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读者也许觉得我们写出来的缺乏客观或怀疑的因素。如果是这样。那或许因为我们被新中国的印象深刻感动之故。而我们的印象，一部分无疑是基于明显的政治偏好。
　　
　　成为一个正式代表团的成员这经验，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崭新的。由于新奇之感逐渐消失，我们觉得，我们是属于中国人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他们尽力把我们想带回去的有关中国的资料给了我们。我们东道主的一般话题是：“有成功，也有缺点。如果你们只讲有关中国好的方面，人们一旦看出真相就会变得失望。”我们注意到这个意见，所以在报道我们对中国的观察时，结合到我们作为美国科学工作者的经验，务期做到公平。
　　
　　但是，同样也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不应当对中美两国科学的具体歧异，做直接的比较。在物资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个很穷的国家，现在还只是正在经历相等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我们的工业革命。可是，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花了一个半世纪才完成的东西，中国人还不到二十五年便完成了。他们在全面科技水平超过我们之前，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但是以他们正在前进的速度而论，这样的一种可能，并不如看来那么遥远。因此，我们的注意和我们的热忱，并不那么放在中国人的具体成就方面——虽则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成就是应当兴奋的——而无宁是放到发展的速度方面。以及放在助长这种改变之特快、速度之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方面。科学在中国从其有系统地调查和解决问题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正在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而且是正在把一切问题统一于科学方法上，诸如生产、技术、教育、医疗、社会关系、基本研究、设计等等问题，都是采用科学方法。中国人的理论、科学并非是那些有特殊训练者的专有地盘，科学的发展也不限于只提高已有高水平的那部分经济，而在过程中涉及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参加。而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却是多数西方国家在实行的态度，中国是决心要避免的（即是中国要使广大工农也参加科研）。
　　
　　科学在中国，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中国的古代传统知识通过正常的科学渠道，与较现代的进步相结合。另一条腿是一向被否定接触科学发展的广大人民群众，如今他们也研究科学。基本上两条腿走路的观念意即，宁使发展不足的一条腿多多运动，而不是把一切的资源用在较强的一条腿上。这不是说。把较强的一条腿砍掉，以有利于较弱的一条腿。有如某些西方观察家所暗示的那样。
　　
　　许多外国记者报道文革后（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就曾有过这种误解的例子。在我们未去中国之前，我们曾听说所有高等院校都关掉了，所有各学系的学生都被派到工厂和农村去受工农的“教育”。大学只是逐渐地重开，只有有限学生入学。要再隔七八年，才会再制造出毕业生。这些说法虽有着某些事实根据，但教育完全停顿之说，从我们所发现的看来，那就不再是事实了。
　　
　　在我们旅行期内，我们所见所闻，描述的很多是文革以后所做的事情。我们与之谈话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和他们跟同事、学生、工人、农民的关系，如何因文化革命而有了改变。我们开始看出，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社会之最深刻的斗争。这个运动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它的后果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工厂、学校、公社、研究机关、保健机构、政府以及共产党。
　　
　　据我们所听到的，文化革命似乎是因为对中国所走发展道路的总方向，有了怀疑。它重新调整政治领导层对普通人民的关系，并暴露了共产党最高层的根本歧见。这种歧见发生于党领导层是否已脱离了群众。某些党的干部已开始利用地位为自己及他们的家庭取得特权。党本身在走向特权阶级的途中。这部分领导层已变成如所周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当权派”。他们赞成使用经济鼓励，来代替政治动员。并强调在都市中心发展重工业.后来才知道走资派就是当时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
　　
　　早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警告，反对在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并抨击党的特权阶级的滋长，要建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层。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公开示威、反对市当局拥有官职者未能批评一出反毛泽东思想的戏剧。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开始指斥有特权思想的党干部。学生们受到毛主席的正式接见，毛主席要他们“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当权派司令部”。
　　
　　重要的政治变革发生于这段时间。刘少奇终于被取消权力。资本主义在党的领导层失去了影响力。在上海方面，由工人领导的一个群众组织，夺取了市政府的控制权。当权派与工人和学生之间的斗争，在全国爆发起来。为了解决他们，一九六八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联合和团结社会各方面互相争执的力量。这种革命委员会，工人平均占了百分之五十，政治干部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人民解放军代表平均占百分之十四。这些革命委员会监督多数社会团体的重建及党的委员会改造。在我们旅行期内，革命委员会仍然很多都存在，通常负责管理各机构的日常事务。
　　
　　跟我们对谈的科学工作者往往描述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跟文化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大变革的关系。一般来说。文化革命看来是反对特权者的专门化和特殊化，回到依靠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强调重心的转移，从以城市为中心，改变到以发展农村生产和社会机构为中心，因绝大多数人口都住在农村。关于科学方面，文化革命导致对应用科学的重视，使研究迎合当前的需要。又实施机构上的改革，使之便于进行科学活动。科学家对我们说。他们现在比以前从事较多直接生产工作，他们走出实验室和院校，去跟工农业中人开会，使工农业中人受到他们工作的影响。他方面，工人和非专业者进入科学机构，参加他们的决策。科学教育看来变得比较多实用而少专门，并且也多直接涉及生产。学生学习各科的目的，是要具有工厂或农场工作的背景，这样，他们才会对他们所将服务的人民有较佳的了解和共同的感情。在北京的清华与北大、以及在上海的复旦，我们跟很多学系的成员和学生谈过话。那些学生及他们的院校跟整个文化革命都曾有过关系。他们的活动跟同时期的美国学生运动的活动有其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显然不同。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大学里多的是学生权力的要求，免试入学哪、少些考试哪、多些与实用有关的课程哪。大学制度仍然有着旧阶级结构的根源。即是依据特殊的课本和方法去教育特权阶级。这是跟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容的，因此甚至自己是特权阶级的学生也起来造反。
　　
　　文化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守旧者”而是要把他们每一个人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科学家或教授。这些专业人员在取得改造的过程中，都曾有过困难的时间。但是，我们遇见过的那些人都比较适合于当人民勤务员这一新职务，而不再是你争我抢的饭碗主义者。
　　
　　我们参观科学研究所和大学时，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知识分子间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尝试去了解中国经验的意义。这问题是，中国科学家抛弃他们的研究去迎合科学上的优先工作，离开他们的实验室、被指派到农业或工业方面工作、是不是有困难？我们所得到的答复，一般是对我们的发问，表示很有趣。在北京的一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告诉我们。他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令他兴奋。他的研究环绕着不同植物种属杂交，对遗传学作反复的理论研究。当他被派往农村时，他发现“农民走在理论家的前头”。盖农民受增产需要所鞭策，已成功地使蓖麻子与棉花作物杂交，这两种植物都是产油的作物。遗传学理论家会向他们提意见。不要浪费精力去尝试，在理论上，这是行不通的，但农民却尝试成功了。现在，谈教授每年花一部分时间出去跟农民在一起，向农民学习。这样，他就可以把新的资料带回到实验室。有时，农民跟他一道回到实验室去教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工作。反过来学生也到农村去跟农民一起工作。谈教授仍然是个知名的科学家，但他却已培养了一种处理农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使他自己的研究更加发挥作用，也更加有益。
　　
　　在上海机床厂，普通的工人正午研究运筹学，这样，他们终将了解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理论水平。别的工人则在大学内设立了小工场以建立电子设备，并教学生和教授怎样建立它，为他们自己的研究之用。
　　
　　自行组织起来的家庭主妇们，成立了地方性的小工厂，制造纸盒。她们并进一步搞比较复杂的东西，像手电筒的干电池，甚至于还制造半导体收音机。她们受了“愚公移山”这类的寓言所鼓舞，这鞭策她们自己做更大的工作。现在已有制造电脑的街道工厂哩。
　　
　　林县是个大盆地，一度是很干燥缺水之地，该县的农民不顾专家的反对，设计了并修建了一条工程很大的灌溉渠，他们沿着七十公里长的路线，修建了成百个隧道和渡槽，水道的路线，迂回地越过崎岖的山峰。（译者按：林县的红旗渠，共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在修建过程中，削平一千几百个山头，凿通一百八十多个隧洞，架设一百五十多座渡槽，引来漳河水，筑成了人造天河。是新中国有名的最艰巨的水利工程之一。美国科学家这里所说的七十公里路线。或许是指的一部分工程吧。）农民们靠自力更生和决心，使这个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红旗渠不但是林县农民们努力的纪念碑，也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鼓舞。
　　
　　总之，在中国，科学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劳动人民经验的总结，应当属于劳动人民所有。科学属于科学家私有财产，这想法对寻常人民来说。是太深奥不易理解。因此，必须抛弃这种想法。代替它的，是全中国不分东西南北，正在广泛地分享知识，使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国务院科学和教育组组长刘希尧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们举行的正式招待会上对我们说，中国正在建立一支庞大的科学工作者队伍，同时中国也正在使广大群众参加科学发展。我们所亲眼见到的，正足以证明道点。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大学、工厂、公社及其他机构都参加了这种研究。我们的东道团体——国家科技协会负有为人民大众组织讨论和座谈会的特别任务。社会上的每一阶层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都存在着特别技术团体，以确保人人学科学和用科学。科学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之一。
　　
　　分享和传播科学知识（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的新方法，需要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有一种互信和尊重的气氛。过去给予任何有钱有势子弟上大学接受专业训练的特权，那是不合常理的。医生当然不信任老妇能担任公共卫生工作。教授也不会愿意接受他们学生的建议，或普通农民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科学实践，印象何以如此深刻的原因。中国尝试把专家与非专家的努力，在最大可能范围内结合起来、作共同的努力。我们逐渐地了解，中国使用了某些方法、实施人性和动机的改造。我们希望在以下各页、追述我们所获悉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及工农自力更生的成长时，再来传达一下这个问题。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发展落后的国家曾经首创过这样广大的统一全民使用科学和人道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这一种方法，既是统一社会的工具，也是利用社会资源为全民服务。因红旗渠的建设予中国人以独特的远见，又因其所用的政治的力量以克服科技上的障碍，故我们这本书一开始就记述红旗渠的建设。因此，这是一种触类旁通式的报道。在我们这次整个访问中都采取这种报道方式。
　　
　　继红旗渠道篇文章之后，我们以谈农业这一章，来对中国的科学作实质的讨论。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和中国大部分应用科学的焦点。从农业方面我们再转到应用科学其他主要方面——工业。然后再谈到我们在中国研究机构所观察到的较多理论的研究方面。再下一章谈学校，是过渡的一章，显示中国的科学如何通过教育制度、与大众文化打成一片。论卫生照顾制度和上海的精神病院两章是继续说明。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科学与政治互相联系的程度。最后，谈设计的一章，系显示在一般社会组织中科学方法的使用。我们用了一个简短的政治理论的总结，来结束这本书，以说明中国科学实践的背景，让读者去衡量美国科学对他或她的关系。
　　
　　虽然，下述的材料很多是我们的印象之集合——在某些情形上，对背景有较佳的叙述——我们并不曾寻求取得风格的一致。每一章都是把第一手的观察结合团中几位不同的团员随后的修正。在某些情形上，参加修正的多至七位团员。所以，我们有意避免把各节中任何一节，归之于某一位作者。像中国人一样，我们采取共同负责、功过与共的办法。
　　
　　我们中没有一人精通中国语文，在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拼音上，一定有一些错误。在文字翻译上，为了使美国读者熟习起见，我们尽可能求其和瓦特—吉尔斯（Wade Giles的拼音）制度一致。虽然，中国人自己已设计并使用发音制度，即拼音制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