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1973年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红旗渠）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1973年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红旗渠）

　　

　　由吉普车和长途汽车混合的我们这个车队，经过雪盖的蔚蓝太行山脉，绕着峻峭的转弯，倾斜前行。车上载着我们自己，我们的东道主和翻译、和我们刚参观过的西沟大队的成员以及我们的专业司机。全是峻峭的有条痕的岩石山边，使我们想起了（美国）犹他州的大角山脉。流到下面干枯多石峡谷的滚滚春泛，要拍摄这种镜头，倒是容易的。往往车子绕着岩石路的一个转弯处，忽然出现用人工劈开的悬崖峭壁，这时我们会碰到几个农民在耕种一小块土地的冬麦。他们对这种介于公路与悬崖之间的耕作，看来已颇能适应。有时，一个山村出现于一个盆地下面。我们见到山边挖了许多窑洞房屋，这种洞屋的墙壁，是用未烧过的土砖砌成的。洞口外面是像哥德式的拱门，和周围褐色的土相映成趣。
　　
　　吉普车在跳动着，难于从车中拍摄照片。但我们对于日晒风吹的农民，处在这种艰难险阻的风光中仍然一派乐观的形象，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几年以前，青年们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些高山上以鹤嘴锄为武器，用绳子把自己从悬崖上吊下，在硬石上凿出靠脚趾的洞。我们在一部影片上看到了这些农民，我们从他们身体的侧面看去，只见他们一个个像跳慢动作芭蕾舞，悬吊在空中。他们每个人在轮流向前推动，中间保持一个距离，以便于在石头平面上工作。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和土制的炸药，逐渐在周围约七十公里的坚固的山顶上，凿开并炸开一个蜿蜒的岩架。有时，周围都没有出路，他们只得从山中挖洞，挖出一条通路，成为长达半英里的隧洞。当他们在工作时，成千的其他农民，用鹤嘴锄和凿子，凿开山的其他部分，慢慢地形成千百万块石板。在悬崖峭壁上劳动的农民和在下面山谷中的农民，有一个共同的憧憬。下定决心实现这个现在必然是世界上伟大工程的奇迹。他们称它为红旗渠。它是手工砌的工程，如果把它形成一度高厚各一公尺的墙壁，将长达绕地球赤道之一半。
　　
　　这些农民住在林县的一个盆地。其地在河南省的西北角。多世纪来，这个大盆地五百多个小农村苦于无穷无尽的干旱。遥远的漳河急流而下，流到山的另一边便停止了。这个盆地，每年总有一两次洪水，几条河流的水倾泻而下，流入峡谷。水经之处，一切都被冲走。而一夜之间又变成干涸，根本无法将活命的水作任何利用。对这二百多个农村来说，甚至连饮水也要走到十公里以上的外地去取。农民们谈了很多渴死和自杀而死的故事。灌溉是谈不到的。最坏的季节，人民相率离开他们的家。只有到落了季节小雨，几口井盛满了水时才回家。农民想尽了办法，到处去寻水，然而却曝徒劳。连八十公尺深的井都干掉了。有着雨水和雪水的贮水池不久也都干了。唯有埋怨漳河离得太远，可望而不可即。那里的水终年常流。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所着手要达到的目标，非旧社会所能做到，甚至非旧社会所能想象。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国广大群众在大规模建设中曾取得特别的大成就。林县农民干吗不这样大干一下？每个人都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的有名故事，这是一个大力士式的砍山艰苦故事。青年人中间有一个受过几年工程教育的青年谈及从山间开凿一条运河。跋涉了几个月，测量有无这种可能。最后，他向县官方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求从城里派一个专家队再去覆查一番。
　　
　　这些工程师们查后回来，对农民的想法大摇其头。宣称开运河计划行不通。难道因“专家”骂农民愚蠢，农民便放弃他们的计划吗？抑或他们像成千的“愚公”那样，也移动他们自己的山呢？争辩很激烈。最后，共产党支持了开运河的计划获胜。当时，中国的经济受到暂时的挫折，全国发生了两条“路线”的争论。毛泽东主张人民自力更生，作为解决困难的方法。但是，许多居高地位者跟着刘少奇走，想恢复私人企业的经济战术，并依靠专家的知识。这些人认为开运河没有希望，并且是浪费的经济冒险。然而，农民却反对这种看法，决心要追从他们的计划。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建了七十公里的运河干道。官方曾下过四道命令，着即停止工程，（后来那些官员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的供应品都被扣住不发，并且视察组进来视察，看看工程是否已经停止。可是人民拒绝倒退，爆开隧洞的青年志愿者，躲到山上，等视察组去了以后再出来。在下种和收获季节，多数农民在贫瘠的田里工作。不需要下田干活的。便不倦地在粗具雏型的大运河里工作。在农闲季节每个人都投入工作，在悬崖上的英雄事迹越来越多，更鼓舞了农民的工作热情。
　　
　　有一段时间，林县妇女只能做洗衣烧饭和男性助手等比较低贱的工作。不许她们走近运河地区。认为运河工地太危险。当我们参观红旗渠各部分时，它不仅包括一千五百公里的干道和流入盆地的支道，而且还有几百个水库、水坝、渡槽及电力站。我们的导游，是一个美丽的、眼睛明亮的二十三岁的年青妇女。她名叫韩永娣（译音）。她在中国远近以“铁姑娘”出名是一个三十个妇女组成的“铁姑娘队”队长。当我们坐车从运河一地到另一地的崎岖的林县公路上行驶时，她告诉我们下述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我们正在建筑一个很重要的隧洞，所有的男女都想参加工作。但是，领导人只准许男人去，不许妇女接近工地。妇女和女孩子都认为还是一种封建观念，那时候，我组织妇女和女孩子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终于当上“铁姑娘队”队长。毛主席教导我们，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工作，女人也能做。我们再向领导人申请。我们决心下坑。（那是向山下直挖，以便产生较多的平面，从平面再挖隧洞，以建立通空气的竖坑。）并用炸药炸山。最后，领导人准许妇女下坑和男人一起工作。
　　
　　我们妇女回忆解放前的悲惨生活。在中国有句俗语，男子可以走全国，妇女只能走庭院。我们没有政治权，也没有经济权。解放后我们贫下中农当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如果我们不去工作，谁去工作？毛主席告诉我们，女人顶半边天，男人顶另半边天。我们女人都认为修建水道是为了革命，有利于全国人民，所以，我们决心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已做的。
　　
　　最初，我们的队不叫“铁姑娘队”。许多男人和许多人并不以为我们能像男人一样，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付诸行动，并去注意男人所已做的。挥铁锤、拿凿子、以及后来怎样安置炸药和引爆炸药。最后。男人终于相信我们了。最初，我们不能真正地做许多这类事情。但是，得到男人的帮助，我们学会了。我们跟男人一起外出，我们站在后面，注意看事情怎样做，当我们有了问题时，我们就问男人。一直到我们学会做这些事情为止。大约四五天的时间，我们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我们参加工作。
　　
　　“铁姑娘”队人数不多，只有大约三十个妇女，平均的年龄是二十二岁。——但在辛勤工作之后，农民们给了我们这个光荣的头街。我们阅读科学书籍，得到某些科学知识。但是，多数的知识来自直接的实践。举一个例，我们怎样学爆破工作呢？我们曾要求领导人准我们做这种工作。但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做这种工作。当我们获准尝试时，一个女孩子得下坑立刻安置五根炸药，然后才能走出竖坑。我走下坑，但在仅点燃了四根炸药时便叫起来。“让我上去吧。”因为我怕再呆下去。我对工程人员说。只有四根炸药是好的，于是，女孩子们便想知道为什么五根炸药只有四根是有用的。在炸药引爆时，真正只有四根炸药爆炸。她们再问我，为什么只有四根炸药是好的，于是，我便解释，我怕再呆在那里，五根中只点燃了四根。男人和其他工人都称赞我。并说，“你不但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而臣也能做爆炸的工作”。我答这，“但是，我可做得不好呀，我仅仅点燃了四根炸药，并没有五根都点燃呀。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难也不要怕死，为什么我不敢放第五根炸药呢？”为了改变我的错误思想，我再下坑去点燃第五根炸药。因为如果我不去点燃，我想可能危及其他的工人。
　　
　　烟还没有消散，深坑中漆黑一团。在我下去时，我张不开眼睛，我的灯也熄了。我很怕。但是，我想到毛主席的话和其他工人的安全。最后，我点燃了灯也点燃了最后的信管。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上来。从这次经验中，所有的女孩子才懂得只有把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践，我们才能完成一切事情，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男子工人的帮助，所有的女孩子都学会挥锤和爆炸。我们在工地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不论何时，碰到新困难我们就自行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愚公移山）。并且学习许多我们的英雄的品质。
　　
　　我们听到“铁姑娘”的故事，我们对她的信念，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像中国其他许多人一样，把毛泽东的著作，日常应用到很具体的问题上去。“愚公移山”决不是一个寻常的寓言。它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被应用到去克服无能的情绪。如果人们不曾受过正式的教育及因此而产生的自尊心理，很多人是有无能之感的。当最高领袖告诉农民，他们的常识、他们分析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会使他们达到看来不可能的目标时，他们便有了新信心了。它不只是一种好情绪，也是可以把握着并使之成为真实的东西。每一块磨成灰而做运河的石头、每一公里的完成、都显示出，那使他们鼓舞的故事是真实的。在我们看来，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人几乎每一个对那个故事都有其真实感，并且具体地把它应用到最初看来不可能的某些任务上去。我们听到的故事使我们相信，每一项新成就带来了一种自由和信心的新感觉。这是人民想做事的自由，想使他们脱离封建主义而为集体求进步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毫无节制的，这是说。除非是他们已打破了愚昧和屈从的锁炼。自由在中国看来是了解具体情况的力量，以便于取得更大的成就以解决过去的问题。
　　
　　红旗渠上每一块新里程碑，使我们对（毛主席）这个教导感到更亲切。桃园渡槽延伸到一条洪泛河所经过的一个干枯峡谷。工程人员原计划就横跨一连串罗马式的高拱门，建筑一条露天的运河式渡槽。但是，农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之后，争论深河床难于渡过，为什么不在渡槽上面建一个路床，发挥一座桥梁的作用，因此，便修改了计划。这个具有双重作用的结构，成了对于身兼设计者、修建者和使用者的农民是一个动人的纪念碑。
　　
　　当我们从桃园渡槽沿水流所及盆地平面、渡回盆地时，我们注意到如何修建较小的分支灌溉渠，使其流到每一坑田里，再滴入约三英呎至八英呎的下一个水槽里。农民用这些滴水槽来驾驭水力，使之发电。我们停下来参观这些水力发电站之最小的一个，那是一间砖砌的建筑物，只有一部发电机，发出四十瓧的电力。在一个稻草和泥巴盖的屋顶上，树在粗木的电柱上有一个电表盘。在高高的中央电柱上，有一块不引人注目的黑漆牌子，上面刻着如下的字：“革命委员会（本地公社）修建，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在看守这个电站的一位满面红光的青年人对我们说，每一个生产队都派了一个代表到一间县立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学习如何建立并如何管理这样一间电厂。他说，在这个绵亘的空间十三个电站中，最大的一个电站发电三千瓧。目标是要建立二十六个发电站，充分利用这个支渠。这儿是个受到同伴鼓励克服落后、而自成工程师的农民。
　　
　　在我们爬回我们两架小型公共汽车时，“铁姑娘”又谈到在修建运河前后她自己的生活情形。
　　
　　在我成为“铁姑娘队”的队员之前，我仅受过小学教育。你知道在那时候，情况是很困难的。你得走上十多公里去取水。我下定决心不再回校，改去参加工作。因为在林县，工作才是人民的主要任务。现在，运河已修成了，我仍然在运河的管理部门工作。
　　
　　我们打算建更多的小型水库。夏天我们可以储更多的水在水库里，以便于在水流少的季节放水。通过修建红旗渠的经验，我们在本地的公社，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可以设计小型水库。我参加了这部分的设计工作，并且也参加建水库的劳动。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它自己的小型水库，有足够的水灌溉它自己的田。通常是有二十万到四十万立方公尺的水（林县共有十五个公社，每个公社有三十至四十个生产大队）。
　　
　　我们要求“铁姑娘”讲讲她个人的生活。她那玫瑰色的面庞变得更红了。她的答复常常被我们年轻的女译员的笑声所打断。一直到两人笑作一团为止。我们不知道是否全部谈话都译了出来。铁姑娘说：
　　
　　去年，我结婚了。我丈夫是我村中的一个工人，但他是在一间钢铁厂工作。我们每星期或两星期见面一次。（说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这不是很正常的，有时，我们每个月只见面一次。在组织妇女方面，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每一个大队，公社和县都有妇女团体。我在两个大队和县妇女团体工作。每一两个月，县妇女团体要开会，但大队的会是常开的。——每三天至五天开一次。我们讨论的事情，要看手头有什么任务。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我们的觉悟在几方面都提高了。以前，我们妇女只能做某几种的轻松工作。但在文化革命期内，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训练我们去做男人所能做的每一样工作。
　　
　　我于一九六九年入了党。现在，“铁姑娘队”五六个妇女也都成了党员。许多年轻人想替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他们申请入党。后来，县里的群众对于谁应入党的问题，提出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工作很勤劳，学习很用功，群众是会支持我们的入党申请。然后，党组织对我们入党的事再加以讨论。有的人是会被接受入党的。党的委员会还组织群众讨论这种事情，从群众中吸取意见。如果申请这到拒绝，党委员会及其同志将做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有了较多的进步，这样，在较后的时间，我们可能被接受入党。在党内，意即为人民工作更辛勤。入了党以后，我更多学习党的政策、到群众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人民中间实行党的政策。我尝试树立一个榜样，听取他们全部的意见——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我都把它们带到党委员会去讨论。我们的领导团体有六男和三女，平均大约是二十八岁，年龄的差距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不等。我们几乎每一个晚上都开会，总结当天的经验。在公社方面，我们大约每两星期开会一次。而往县方面，大约是两个月或三个月开会一次。在文化革命期内，我们往往组织了老中青三结合委员会。一般的党龄比现在年轻得多。并且里面的妇女较多。因为我们注意到妇女的政治平等。
　　
　　在党与人民之间，进行着这种方式的继续讨论计划和总结意见。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整个集体的一部分，以争取更大的成就。革命委员的组成分子，大约一半是党员，一半是当地选出的非党人士。这些委员会一方面计划，指导，他方面组织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委员会是党和人民之间正式联系的机构。这样的一个机构一方面实行自力更生，一方面反对非代表性的领导权，是能够设计和修建红旗渠的。所以林县现在成了一个一片翠绿的盆地，出产了很多的小麦、蔬菜，肉类、和水果，对供应人民的需要足够有余。
　　
　　当我们和农民坐在一起，看修建运河的电影时，看到了一生在干旱中生活的老农、首次把杯子浸入运河支流流入盆地的水中时，他们那份欢乐情怀，使我们不能不受到感染。
　　
　　诚如农民一再所复述的，水是农业的“活命血液”，通过这个运河，隧洞、渡槽的巨大连锁网而利用了漳河，使灌溉和电力两方面都变成了可能。而电力又使照明、通讯、肥料厂及其他新的生产方式变成可能。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事实是。本地农民——数千年来一个被敌视地带的受害者在很少技术援助的情况下竟然克服了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环境。最有力的工具，便是人民自己，他们受到毛泽东著作的鼓舞和指引以及追随毛主席教导的那些领导层的鼓舞和指引。这样取得的信心使前此是文盲的广大农民自己发明了科学，并且成了不折不扣的在工作中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