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人民装甲兵的毛泽东

　　人民装甲兵是从我军步兵和炮兵发展起来的。它孕育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成长于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培育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开始关注装甲兵的人才培养

　　肩负民族解放和建设发展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党以来，始终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关注着坦克装甲车辆这一新式武器的发展与应用。中国共产党人秘密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即是装甲机械化作战力量——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4年12月，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人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广州大沙头主持创建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选派20多名中共党员担任铁甲车队的领导和骨干，其中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分别担任正副队长，接受中共的秘密领导。

　　1925年6月，铁甲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后的全面封锁香港斗争，并与英法军队展开血战，取得消灭英军200余人的战绩。毛泽东此时正在举办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得知共产党员周士第率铁甲车队初显雄风、大败敌军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号召学员“向以周士第为首的铁甲车队学习”，并提出了尽早建立一支我党独立领导的“铁甲队”的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极为关注坦克这一新型武器的出现和军队机械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的条件尚不具备之时，就积极着手开展装甲兵人才的培养工作。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的著名论断，并指出“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任务”。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要努力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的数量，把创立机械化兵团作为全民族的一项任务。

　　1936年8月，为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建设培养骨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安排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许光达等部分干部转学坦克、炮兵等军事技术，组织了一个40余人的汽车训练班。训练班“除了学习汽车以外，还学习炮兵和坦克技术、战术”。后来汽车训练班改为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坦克特种兵分部)，主要学习坦克技战术，许光达担任分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以许光达为代表的这批干部，成为我党我军最早的装甲兵人才。

　　为了培养自己的特种技术学员，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我军准备成立一所培养特种兵干部的摩托学校。为了选调学员，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电示周恩来、袁国平、彭德怀、任弼时等，“现军委开办一摩托学校，由步校选调学生廿名，务于本月十二日由庆阳动身来延安。学生条件如下：一、政治坚定，党团员。二、年龄十八岁至卅岁。三、能看普通文件及会加减乘除。四、身体健康，有战斗知识或机械知识。”1937年6月，摩托学校正式开学。学校设在面临延河边的延安东关飞机场，刘鼎任校长。学习的课程除了马列主义和文化课外，主要是学习装甲和航空两个专业方面的汽车、坦克战术、航空以及修理等。摩托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为了未来的战争!”“为了大反攻!”

　　建校初期，军委把红军仅有的5辆破旧汽车集中到摩托学校，供教学使用，其中有两辆大卡车有时还要担负运送干部去西安的任务。1938年4月，延安摩托学校一期学员学业结束。这所摩托学校培养出来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了陆军、空军、装甲部队中的领导骨干。

　　1937年初冬，苏联东方大学军事训练队学习坦克技术的学员结束学业，自1937年11月起陆续经新疆迪化返回延安。1938年11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亲切接见了许光达等部分干部。毛泽东亲切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的故乡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学问噢!你们当中很多人学的是汽车、坦克和飞机，现在还用不上，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但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定能用得上。”毛泽东勉励大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了一批懂技术的干部，党还要培养很多哩。”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多次给新疆学习炮兵装甲兵等技术的“新兵营”指战员写信勉励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西征失败后，左支队余部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从迪化赶来迎接。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和苏联关系较好，一度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因左支队减员严重，仅剩437人，遂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取消原定的西路军总支队赴苏联学习的计划，改为在新疆就地学习。陈云了解到盛世才已利用苏军援助组建了一个机械化旅，拥有装甲车、汽车和火炮等装备，还有十多架侦察机和教练机，专门成立了一个航空队，均聘有苏联教官执教这一情况后，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指战员若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学习军事技术，将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10月23日，陈云郑重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利用新疆现有的条件，用3年时间为我军培养5000名军事干部的建议，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批准。随后，陈云又向盛世才提出请新疆军官学校教官和苏联教官帮助西路军总支队学习掌握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要求，得到了盛世才的同意。

　　西路军总支队立即转入对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学习和训练。1938年1月，“新兵营”正式开学。除部分年幼者继续学习文化，干部队学习政治、军事外，其他各队分别学习各种军事技术。学习装甲车的50人，编为第一大队第四排，在学习汽车技术的基础上再学习装甲车驾驶和实弹射击，又称“装甲排”。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心“新兵营”，由在中共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最早是陈云、滕代远，以后是邓发，再后是陈潭秋。陈云鼓励大家要刻苦学习技术，将来好建设自己的特种兵。陈云在调离迪化返回延安前告诉学习航空的吕黎平，他回延安后要当面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陈云还说：“新兵营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要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航空才好。准备在延安再选20名左右红一、二方面军的同志，来新疆学航空。”陈云回到延安后，亲自从抗大、摩托学校选调了19人到迪化学习。

　　1938年2月1日，邓发在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给张闻天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钢甲车的，理论快上完，现开始学开车，车上武器已开始学。学习非常努力。不过前十天曾翻了一个车，未伤人，其余未发生什么问题。”1938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电告邓发，要求“学无线电者望速送回工作，其余均在迪化加紧深造，均培养成为机械化兵团的干部……”1939年6月，“装甲排”学员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型坦克，但是一直也没有等到新式坦克。支队首长趁机组织大家到迪化城西去搞野营训练。周恩来从重庆去苏联途经迪化，特地到野营地来看望大家。周恩来给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现在敌人用坦克大炮来打我们，将来我们也要用坦克大炮来打敌人。他最后说：“不要看现在我们的底子薄，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周恩来讲出了大家的心愿，使同志们深受鼓舞。

　　在学习期间，邓发、陈潭秋不止一次地宣读过毛主席从延安写来的信，每封信都充满着对支队官兵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从延安来新疆的同志，总要给大家带来许多抗战消息和前线战友的问候，勉励大家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技术。9月，这些学员以参观的名义，在装甲车部队中参加盛世才部为期三天的联合兵种演习，不断按苏联顾问提出的情况进行判断和行动，见到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和无线电通讯的实际应用。年底考核时，驾驶、修理、射击等科目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为以后解放战争中能将缴获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开得动打得响打好了技术基础。

　　8月，新疆形势急剧变化，盛世才准备投靠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军已开始进疆。12月下旬，陈潭秋秘密传达了毛主席的来信，党中央根据新疆的形势变化，决定让同志们返回延安，以适应抗日根据地扩大的需要。1940年1月1日出发时，陈潭秋将学装甲车的40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配备了盛世才赠送给朱德的4挺苏制DT坦克机枪和4000发子弹，还向盛世才要来了30支三八式步枪，并再三叮嘱将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

　　“新兵营”干部于1940年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军委总政治部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在欢迎晚会上，毛泽东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讲了怎样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讲到我们要团结抗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毛泽东还说，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不要看眼前还没装备，我们有人就有办法，人是决定一切的。“新兵营”是我党在新疆建立的培训特种军事技术人才基地，为我军培养了技术兵种骨干力量，并对我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的建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党中央派留学生赴苏学习，到开办延安摩托学校和组建新疆学习支队，尽管时间短，教学设备简陋，学习环境艰苦，但毕竟为创立人民装甲兵储备了人才。在这期间学习过的很多同志，后来都成为了创建装甲兵的领导骨干。在苏联学习过的许光达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孙三、刘大祥为东北坦克大队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李国华首任战车师第二副师长兼教导团团长;在延安摩托学校毕业的林彬后来成为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在新疆总支队学习过的王崇国是华东坦克队首任队长。另外，参加学习的李志明、李春林、冯家树、夏云超、胡鉴等同志，都在装甲兵部队或机关担任过领导职务。

　　毛泽东在进入北平入城式和开国大典上检阅装甲兵部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9日，党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延安炮校校长朱瑞和政委邱创成率领学校大部分人员立即前往东北，接受装备，组建炮兵院校和炮兵部队。1945年12月1日，朱瑞在沈阳东陵马家湾子村召集炮校师生开会，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正式成立东北坦克大队，孙三任大队长，毛鹏云为政委，高克、霍舒亭、刘大祥为副大队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将搜集到的坦克、器材、油料和技术人员都集中到东北坦克大队，为东北坦克大队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拉开了人民装甲兵建设的序幕。从中央军委收集坦克的指示，到东北坦克大队正式成立，仅用了一个月时间。这充分证明组建坦克部队是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迫切需要，部队指战员对此有着极大的积极性。

　　东北坦克大队的成立，也为各战略区筹建坦克部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1946年4月15日到16日，在吉辽军区副司令员陈光和曹里怀指挥的长春战役中，吉辽军区2辆坦克参战。这是我军坦克第一次参加战斗。坦克在战斗中发挥了威力，支援步兵攻占了目标，对整个战斗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是装甲兵作战史的起点。

　　日本投降后，苏军原计划在大连建立一所坦克学校，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坦克专业人才。中共中央极为重视，积极从各地选调学员。1946年10月，毛泽东亲笔起草给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前已通知在山东挑选学生六百送大连学习坦克，……机会难得，望指定专人负责秘密挑选此项学生。一经选就，即开赴大连……”1947年3月1日，大连坦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但是旅大苏军后来态度改变，对培训我军坦克干部一直不置可否，百般拖延。7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和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到大连，亲自与旅大苏军领导交涉。苏军答复称不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工作，可派少数干部到他们部队学坦克。据此，刘亚楼和肖华决定坦克学校撤销，人员重新分配。除30人分配到东北战车团工作外，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大连汽车学校180名干部学员陆续调入坦克部队，加强了装甲兵初建时的骨干力量。不少同志还担负了领导职务，在装甲兵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为迎接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当日在西苑组织了隆重的阅兵活动。第四野战军第一师的40辆坦克、100辆汽车等装备，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领导人的检阅。

　　在渡江战役胜利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关于举行开国大典的决定，从1949年8月开始，战车第一师奉命组织部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训练准备工作。参加阅兵训练的装甲兵部队主要是战车第一师的3个团和华北战车团。各团在阅兵时间紧、训练要求高和装备老旧、故障频发的情况下，周密组织实车训练，加班加点抢修车辆，保证了阅兵准备的顺利进行。1949年10月1日15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式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装甲车部队、汽车部队以威武严整的队形，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方，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举国欢庆，世界瞩目。它既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又揭开了中国装甲坦克部队发展新的一页。

　　自1945年12月起到1949年底，仅4年的时间，我军坦克部队已从仅有1辆坦克、约30人的坦克大队，发展成为拥有2个战车师和2个战车团，计12697人、坦克375辆、装甲车272辆、工程车和汽车591辆的特种兵部队，成为我军一支新生突击力量。我军创建装甲兵的过程十分艰辛，从技术人才的准备到坦克队在战火中诞生，无不展现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和许光达等开拓者的光辉业绩。尽管战车师、团的体制还不够完善，编制不尽合理和统一，但坦克部队已发展到了师的规模，并正式列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这是人民装甲兵部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军陆军部队已开始向装甲化、机械化迈进。一支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坦克部队以及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人民装甲兵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点将”许光达组建军委装甲兵

　　1949年12月下旬，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奉命来京，协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不久，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军委建议，准备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但彭德怀认为，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许光达认为，“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彭德怀对许光达说：“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面也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许光达欣然表示：“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一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6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此，装甲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之中。1951年7月16日，摩托装甲兵司令部改称装甲兵司令部。当时，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部队，但人数、坦克都不多，坦克全是从国民党部队缴获来的。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自己的武器装备，缺乏技术兵种需要的指挥和技术人员，甚至连领导机关都没有。许光达可以说是个“光杆司令”。

　　许光达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要迅速地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与装备现代化的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靠这些破旧、落后的日、美坦克和装甲车根本是不行的;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要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尽快地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钢铁大军，只能学习拥有上万辆坦克，曾在二战中有辉煌历史的苏军装甲兵的军事技术与建设经验，只能购买苏联坦克装备，学习苏军装甲兵的经验。1950年9月26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苏联于1950年11月末向中国提供各型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468辆，各种卡车、牵引车、修理工程车、充电车等2000余辆，3个大中修工厂的设备，各种轻武器、弹药、器材等。在斯大林的过问下，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10个坦克团的装备于当年11月运抵中国。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但是，刚刚组建的人民装甲兵要不要参加援朝作战，与强大的美军一决雌雄?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定下决心：“往娘怀里躲的崽没出息，要在战斗中建设装甲兵!”为支援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人民装甲兵部队将分批赴朝参战。从1951年3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坦克一师、三师和二师大部，坦克独立一团、二团、三团、六团以及步兵第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四十六师、四十七师的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分三批轮流赴朝，并相继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的防御作战、1953年春季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的反击战役。刚刚成立的坦克一师先后两次奉命赴朝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马良山、沐浴洞伏击等690余次战斗。战场上，敌我双方坦克数量是10：1，骄横的美军坦克竟大摇大摆地开到我军前沿阵地射击。然而，就是这支并没有被对手放在眼里的部队，让美军吃尽了苦头。坦克一师与美军“王牌”部队——美骑兵第一师(即美装甲第一师)在“三八线”附近鏖战近一年，直接进行地面战斗87次，击毁击伤敌坦克24辆;高炮分队对空作战518次，击毁敌机24架，伤90架次。坦克一师以辉煌的战功显示了中国“王牌”装甲部队的实力，为刚刚组建的人民装甲兵赢得了国际军事界的惊叹和尊重。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装甲兵建设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南下路过徐州，接见了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刘涌和政委刘毓标。毛泽东问他们：“你们现在装备的坦克都是哪国造啊?”刘涌汇报道：“杂得很，有缴获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今年苏联援助的1个师的T-34坦克。”他接着简要汇报了华东军区装甲兵的主要编制装备和训练情况。当刘涌汇报到苏军1个坦克师连人带装备来交接时，毛泽东问：“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还很好吧?”刘涌和刘毓标说还好。听完刘涌的汇报，毛泽东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你们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是大刀、长矛。现在不同了，有了飞机、坦克、大炮，这些东西技术性很强。你们都还年轻，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把坦克兵搞好。”

　　1958年1月31日，装甲兵组成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支队部，负责组织装甲兵驻京机关、学校人员分批轮流参加修建水库义务劳动。5月25日，毛泽东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视察十三陵水库建设时，到北京军区某坦克自行火炮团工地，与该团官兵一起劳动、交谈，并挥笔题词，给全体官兵极大的鼓舞。

　　1964年，装甲兵响应叶剑英关于“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新水平”的号召，在全军装甲兵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训练比武竞赛高潮。1964年8月4日至19日，在北京南口举行了装甲兵比武大会。比武大会前的6月15日到1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亲临观看了汇报表演，在装甲兵训练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坦克独立某团五连和坦克自行火炮某团九连在南口装甲兵射击场分别表演了昼间和夜间坦克射击、坦克驾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坐在毛主席身边，汇报了装甲兵的基本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检阅，对装甲兵官兵是极大的关怀和鼓舞，把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对搞好装甲兵比武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和鞭策。

　　1965年9月14日，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23岁的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3岁。1965年9月16日，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和徐州党政机关群众7000多人，为王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根据他的生前愿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向王杰学习。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南京部队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为“王杰班”颁授锦旗。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亲笔为王杰题词，对王杰及“两不怕”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王杰事迹的热潮。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