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跃：“秦桧之案”岂容翻案？

——《中国人历史误读》之“误读”

　　日前闲逛书市，在新书架上一本《中国人历史误读》的警醒书名和封面顶端的“我翻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鲁迅语录，让我毫无犹豫地为它心甘情愿地“破了费”。 然而，当我满怀地带着对标题的好奇求知欲望，尤其是带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诚服心态恭恭敬敬地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每一章还未读完，我的血压便直冲大脑中枢而不能再读了——真的，一种客观的历史文化对主观的荒诞文字的愤怒，刺激得我无法继续读下去。因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就让我劳神费点笔墨将《误读》第一章的大小标题原文抄录：

　　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

　　1、 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符号

　　2、 一位审时度势的大臣

　　3、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文化

　　4、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5、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勿需绞尽脑汁地琢磨，煞费苦心地推敲，一目了然——在为南宋巨奸国贼秦桧翻案!

　　不是说凡历史都是盖棺铁定的事实而不能探讨，不能有不同的声音，以至于不能翻案。但无论是谁，无论是对谁，无论是哪一段历史，无论是对哪一段历史——都务必理性地遵循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道德准则去解析认识，或去重新审视。这个准则说是：历史的准则，客观的准则，辩证的准则，科学的准则以及人格的准则!

　　然而，以“中国当代史研究”名义出版的《误读》著者綦彦臣(恕笔者不能称之为“先生”，更不能引之为“同志”)，却完全不顾“道德准则”，竟以“伪逆反心理”，哗众取宠地闭着眼睛说瞎话。所谓“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著者前言主题语)，岂不滑“历史”之大稽?滑“研究”之大稽?

　　“解毒”乎?放毒也!

　　著者是以秦桧的“上书”为由来颠覆秦桧铁案的。那笔者也就不妨仍以“上书”为据来捍卫本就是事实的历史本来面目!

　　“上书”云：“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张邦昌附权贵为政……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亦大金万世利也。”(全文颇长，如不全载)。

　　何谓“上书”?《辞源》有证：“上书：用文字向君主或上官陈述意见或反映情况。”“上者”即为君主或上官，试问，作为敌对双方而身为宋臣的秦桧对金人尊视为“君主”、“上官”，且一门心思只为“大金万世利也!”岂不是，秦桧早也已把自己作为“臣下”了?既为金之臣下，一副降臣的嘴脸，岂不已暴露无遗，昭然若揭了么?

　　“上书”云：“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白话言之即为“今天向上致书，并不是表明对原主子的忠心”。好了，既然不是为忠于宋主，只为“大金万世利也”，那自然就再明白不过——是向新主子表忠心了。如此而然，难道秦桧还是一个拯救大宋万民的忠君爱民的民族英雄?

　　“上书”又云：“张邦昌附权贵……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八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

　　“上书”事件起由正是因为金人欲立宋太宰、河北路割地使张邦昌为“楚帝”而起。秦桧之所以参与“上书”以阻张“称帝”，不外乎是朝廷内部权臣“两条路线”利益冲突的权利斗争而已。张秦素无交情，立场不和，完全属于非“一路人”，自然“立张则无秦利”。故尔，秦桧便以“上书”的形式把自己推荐给金人，并以金人的利害关系“终不为大金屏翰”为由“示爱”献策。由此右见秦桧的动机及其行为的实质正是“只反邦昌不反大金”。何谓“屏翰”?乃障碍隔离物是也。引伸为“防线”、“挡箭牌”!而且言必称“大金”(大者，下对上，卑对尊之称谓也)，反复谄媚以“臣下”屈就，以谋“大金”的“屏翰”之利，甘臣做一个“大金”的“儿臣”(借“儿皇帝”义引伸之)，难道只为“亦大金万世利也”者的秦桧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奸臣贼子?

　　众所周知——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期间，凡华人开口“大日本”，闭口“太君”者，无疑，必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十足汉奸!

　　著者称赞秦桧为“一位审时度势的大臣”。好一个“审时度势”!那就让我们再清醒而且清楚地看看这位“最优理性”(著者语：“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的“大臣”是如何“审时”，怎样“度势”的吧!

　　有史为证：秦桧在金营不事主不念归，“凄婉为文，缠绵致词”，“勤劳王事”(此“王”正为彼“王”，——自然已非宋“王”了)。而其妻王氏竟殷情下做为金兵“制造军衣，充当厨役”(至于王氏为金帅达懒的“献身事迹”暂且不论)。由于秦王夫妇双双“降敌”，“誓愿报效”新主，博得了金帅达懒及全主晟的“大加赞赏，格外优待”。“遂任桧参谋军事，兼随军转密使”。并“密约”秦桧为金秘使(间谍是也)受达懒计遣“纵使南归，令他主持和义，计害忠良。作了金邦的陪臣(儿臣)，宋朝的国贼。”于是秦桧夫妇“诈言杀死监守，夺舟回来”(一介书和，唯他夫妇俩能“杀”能“夺”?谁信呢?)好了，秦桧“南归”之后的“最优理性”的怀奸误国、盗弄国权长达十九年之久的频频“诈言”所造之孽就不用笔者赘言了。

　　“审时度势”与“识时务者为公俊杰”本为中性词。其贬义即为“投机取巧!登记贪生怕死!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卖身求荣!卖主求荣!以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这就是”宋江(实为秦桧)的投降最优理性”?

　　够了，够了!

　　试问：哪朝哪代、哪族哪国有这等“审时度势”和“和平使者”?有如此“最优理性”的“忠臣良将”?

　　若此——

　　“精忠报国”的岳飞岂不死的“活该”?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岂不死的“活该”?

　　再若此——

　　上个世纪在“关东军”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岂不是在为全东北父老乡亲谋利造福?

　　上个世纪在“大日本”操纵下“华北自治”和“武汉——南京”的“伪国民政府”岂不更是在为全中国人民“曲线救国”、“维护和平”?

　　那三千五百万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而亡的炎黄子孙的生灵，能安息么?

　　还是若此——

　　上个世纪在纳粹操纵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岂不是在保护法兰西的“和平”与“幸福”?

　　上个世纪在“大日耳曼”操纵下的德英“和平协议”岂不是在捍卫大不列颠的“独立”与“自由”?

　　那七千万在“二战”为抗击法西斯而亡的生灵能安息么?

　　倘若——历史是没有倘若的!但我们还是要来一个带血的——

　　倘若，没有“伪满洲国”，东北能沦亡吗?华北能失陷吗?

　　倘若，没有“国民政府”的消极消极政策，没有“协皇”的“伪国民政府”，华中、华东、华南能沦陷吗?

　　倘若，没有法国雷诺政府的妥协政策，纳粹的铁蹄能耀武扬威地踏过“凯旋门”吗?

　　倘若，没有张伯伦的“和平协议”，日耳曼蝗虫般的轰炸机能肆无忌惮地把英伦三岛变成火海吗?

　　还有——倘若，没有《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伟大的苏联人民需要付出三千万人民的生命代价吗?

　　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一样的事实先实告戒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是完完全全可以阻止并粉碎的!纳粹的“白色方案”、“蓝色方案”是完完全全可以阻止并扼杀的!

　　再试问——大声厉问：意欲为早已被中华民族——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 “平反昭雪”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著者綦彦臣，你是否还准备撰文洋洋万言再为汪精卫、东条英机、希特勒“歌功颂德”?

　　“翻案”是不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