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成功经验

 

　　《古田会议》（油画） 赵艳秋　绘

　　一

　　1928年4月底，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军队伍壮大了，战斗力增强了，但随之一些问题也显露出来。由于队伍构成、管理理念和地域差别等诸多不同，组成红四军的两支主力——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事关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解等重大问题上屡有分歧，争论比较激烈。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

　　这是一次充满了危险的征程。在进入赣南的半个多月里，部队连番遇袭，几次陷围，屡次受挫，几至绝境。几乎从不上战场的毛泽东也提起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也为掩护朱德而被捕牺牲。直到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才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最困难之时，2月3日红四军在寻乌县项山罗福嶂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此时的前委，全称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是党中央为领导红四军而专门设立的高级领导机关，毛泽东担任书记，系中央指派。在前委之下，红四军还设有军委，朱德担任书记，主抓军事工作。这种设置看似层级分明，在行军突围中却增加了决策成本，带来诸多弊端。为此，毛泽东在会上以前委的名义决定，暂停军委这个重叠的机关，将权力集中于前委，以利于指挥的敏捷、机断。没有了前委和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放开手脚，带领红四军先是赢得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大柏地战斗，之后连番告捷，短短数月间，先夺长汀，后克龙岩、永定、上杭，创下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可是，巨大的暗流始终潜伏在胜利的进军之中。

　　二

　　囿于当时思想认识水平，自罗福嶂会议以来，红四军内部就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1929年5月，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也加入并推动了这场争论，致使问题更加激化。5月底，红四军在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主要针对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前委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有无书记专政或家长制倾向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反驳家长制的说法是“形式主义的观察”，并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四军党内实际寻不出家长制”。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被许多人说成“权太集中前委了”“党管太多了”；甚至有人嘲笑说：“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此刻，一些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也对他表示不能理解，毛泽东面临着被孤立的形势。

　　更让毛泽东警惕的是，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在湖雷会议后居然召开临时军委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前所未有的。在6月8日召开的白砂早康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他的建议以36票对5票的优势获得通过。

　　但是，不正常的做法并没有消亡。毛泽东很快发现，自己作为党在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正在被架空：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不经自己签字认可就上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不通知他去参加……自己这个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不生不死”，尴尬无比。毛泽东索性向前委提出请求，要求辞去书记一职，离开红四军，“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

　　前委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请求。由于这一时期党内争论公开化，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反复讨论，各种不同的思想反复交锋，却得不出一个令众人都信服的结论，毛泽东和朱德的威信都受到削弱。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陈毅却当选。

　　陈毅时年28岁，原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红四军三位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面对领导层不能平息的争论，夹在中间的陈毅深感无奈。会议开完后，毛泽东因病离开了前委。而陈毅也于8月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寻求指示。

　　陈毅走后，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这期间，红四军领导三去其二，没有了政治中心和有效的集中，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各纵队长从自己纵队的观点、方向、立场出发，各抒己见，乱哄哄地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为了解决问题，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下，朱德和许多人一样，都急切盼望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尽快回来。

　　三

　　陈毅此刻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当时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非常重视陈毅反映的问题。在认真研判红四军发展历史和党内争论的情况后，周恩来断然选择支持毛泽东。他不仅赞成毛泽东把权力集中在前委的正确做法，还批评其他人在军队集权和分权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周恩来多次找陈毅谈话，耐心做工作。最终，思想完全扭转过来的陈毅带着中央最新指示信，一身轻松地回到红四军。

　　中央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是陈毅遵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九月来信”统一了红四军上上下下的思想。12月28日至29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得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成功召开。

　　古田会议，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胜利。纵观红四军历史，仅仅数月之前的6月和9月，才分别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和八大，七大近乎不欢而散，八大议而不决，为何3个月后就能召开“团结”“胜利”的九大呢？这中间原因很多，最为关键之处在于红四军领导层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批评。

　　首先是陈毅。当他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时，的确满心困惑，对红四军问题也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但当中央要求进行书面报告时，他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翔实地说明了红四军的历史和争论情况，既不歪曲事实，也不讳言自己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向中央请辞前委书记之职，态度十分诚恳。当他完全接受中央意见复返红四军后，也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主动向朱德表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连续收到陈毅和红四军前委来信后，重回前委书记的岗位。

　　而朱德也及时对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和理论，并且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争论的那些分歧。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曾经向中央作过报告，反映朱德等人对中央指示的态度。他在报告中说：“朱德同志很坦白的（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议，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最终，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统一了思想和意见，共同投入到对红四军的整顿工作之中，团结一致地做好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工作。

　　四

　　古田会议，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胜利。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新泉、古田等地深入连队广泛调查研究，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官兵座谈会，仔细了解情况，虚心听取意见，这本身就是一次党委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各单位召开党支部会议，对照“九月来信”精神对本单位问题进行检查，发动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人员都能毫无顾虑发言，查找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理顺各种关系。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是民主集中制真正扎根中国的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系列原则、制度，其中对民主集中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思想和方法。例如，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过去存在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等“极端民主化”现象进行了批评，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党的各级机关“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会议总结出的这些经验，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理论和制度创新，使这个由共产国际移植过来的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和确立，以后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推广和完善，最终成为全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