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加佳：扫除文盲

山西省万荣县村民们一边送粪一边学习。

1954年哈尔滨铁路管理局颁发的《识字证书》。

1955年石景山区冬学教师集训合影。石景山区党史办提供

几名妇女在家里自学。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革命战争年代，冬学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但各地冬学水平参差不齐，教材、师资和组织形式也千差万别。许多冬学还存在重视政治教育、轻视文化教育的状况。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

　　来自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教育部成人教育司处长李吉元就是其中一位。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令李吉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七天时，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会议能够吸引毛泽东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于扫盲工作的重视。

民校开课了

　　1950年底，与全国各地一样，京西石景山区也开始着手创办民校。那时的石景山远非今天一幅城市景象，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民校开办之初，寻找教师成为工作人员最大的难题。

　　一天，石景山区麻峪村的村干部，找到了正在村上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李芳华，问她愿不愿意到民校当老师。村干部的提议让李芳华吃了一惊。当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5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小丫头。解放前，李芳华跟着父亲在北京城里做小买卖。“城里孩子不像农村，都上学，没有在家呆着的。这么着我才上了学。”李芳华说。就是那几年的城市生活，使她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1949年，家　　里土改分了田地，她又跟随父亲回到了老家麻峪村。

　　麻峪村位于石景山区最西端，当时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除了少数人在钢铁厂和电厂做工外，大多数都在家务农。村里虽然也有个小学校，但上过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此时李芳华已经成了村里的文化人。

　　可让她一个15岁的小姑娘，教村里一帮婶子大妈，李芳华心里还真有些打鼓。村干部给她打气：“上过小学就够了，能当老师。”于是，李芳华成了石景山第一批民校教师。

　　不久，她与区里其他几位民校教师一起参加了石景山区在麻峪村组织的民校教师集训。李芳华回忆：“集训由麻峪村小学老师主讲，主要是学人家怎么备课，怎么讲课，还要试讲。”

　　当时参加集训的还有石景山区北辛安镇的刘兰。刘兰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的父亲就是老师，从小看父亲备课、教书，耳濡目染，刘兰不但学会了文化，也有了些当老师的心得。不过小小年纪教一帮成人，刘兰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上好课，她没少蹲在自家院里练板书，“一块方砖写三个字。我把课文里的生字都自己练好了，上课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

　　尽管准备充分，头回上讲台刘兰还是有些发慌。“我班上的学生都比我大，有些还街里街坊地住着，见面都得叫二婶、舅母什么的。现在，他们都坐在教室里，喊我老师，真有点不好意思。”

　　学生们的认真劲，很快就让刘兰进入了状态。“每天上课，班长都带着全班起立，喊‘老师好!’跟正规学校一样。”对于学生们的配合刘兰至今心存感激。

　　李芳华教的班学生都是麻峪村的妇女。每天中午，小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她们便集中在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课。妇女们孩子多，家务重，来民校上课很不容易。家里活多，迟到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让学员们调整心情，赶快进入上课状态。每节课开始时，李芳华都先组织学员们唱歌，前文提到的《夫妻识字》就是学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的学员孩子多，上课时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子不像大人能安安静静地听讲，时间一长全坐不住了。很多人反映，教室里乱哄哄的，根本听不见老师讲课。为了这，学员们写作业时，李芳华还得把孩子们拉到院子里做游戏。

动员老乡进民校

　　解放前，上学读书是有钱人的专利，而今免费的课堂开到家门口，村民们别提多高兴了，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扫盲。不过，也有一些人思想老顽固，觉得农民土里刨食，靠天吃饭，学认字没用，对于上扫盲班并不积极。这种情况在经济和观念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加明显。

　　1950年冬天，山西省芮城县开始布置了这年的扫盲工作。芮城县仅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东岩村接到县里布置的任务，开始为扫盲班忙活起来。

　　东岩村位于山西最南端。解放前，这里的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县上派来的扫盲工作队员和村主任，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娘娘庙里。他们把娘娘庙的墙壁、房顶、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课桌，他们请人和些泥巴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他们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他们就在西边山墙上搪出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边还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这么一收拾，一个破庙顿时变成一间富有文化气息的课堂了。

　　学校有了，可村民们上学的热情并不高。有人说：“白天黑夜喂犊牯(牲口)，凑空挑些垫圈土，好天上山割柴草，雨天还要绑笤帚，哪有时间上民校?”有些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不让自己的姑娘、儿媳上扫盲班。她们说：“男人女人黑夜上民校搅和在一起，有什么好?棉花见火哪有不着的?”

　　为了改变农民们的落后观念，驻扎在东岩村的扫盲工作队员蔡纯没少给这些人做工作。现年71岁的赵鹏飞，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但蔡纯苦口婆心地开导村民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蔡纯说：‘我们的国家是新中国，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向工业化进军，没有文化不识字，将来使用拖拉机连说明书都看不下来，怎么能开动呢?’”

　　大会讲，小会说，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显然，那些向工业化进军和开拖拉机的例子，与农民们的生活距离太远了。

　　赶巧这年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她们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也不知是谁把这个笑话传了出去，很快全村都知道她们到厕所里买麻花的蠢事。”赵鹏飞笑着说。

　　几个妇女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她们知道这都是不识字惹的祸。于是，都积极要求上扫盲班。这下婆婆们想拦也拦不住了。蔡纯抓住这个典型的活教材，在村里好好宣传了一番，很快村民们都到民校报名了。

　　民校的学习，依照课本每天一课。隔三差五，县农林局还派人来给讲农业技术课。民校教师每天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些有关国家大事的文章念给学员听。赵鹏飞记得，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抗美援朝和党对农村的方针政策。渐渐地，民校变成村里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有些妇女嫌自己爹妈起的名字太土气，还请民校教师给起个文雅的名字。那些年，好些年轻媳妇都改了名字，像肖条条改名叫肖丽秀，李桃子改名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名叫王菊兰……”赵鹏飞说。“后来，肖丽秀娘家人来村里问肖条条家在哪儿?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肖条条是谁。”

　　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了扫盲班。据统计，这一年仅工厂工人，就有170余万人参加了学习。

　扫盲教材五花八门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没有统一规定。一直从事扫盲工作的李吉元告诉记者，由于条件所限，扫盲运动开始后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李吉元说，虽然也是以识字为目的，但扫盲教材与小学课本的内容有着很大差别。“小孩子们天真单纯，课本的内容也要与他们的年龄相符。扫盲对象都是些成年人，社会经验丰富，除了识字外还要有政治宣传和科普知识在里面。”

　　果然如老人所说，记者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几十种当年各地出版的“识字课本”。这些“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在一本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记者看到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从内容看就会发现这明显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每一课内容深入生活，极其实用，可见编者的苦心。为了方便妇女们学习，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其中，第二十六课课文还为人们保留了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公共交通的风貌，极具史料价值：

　　北京的电车很方便，

　　黄牌的，由北新桥到永定门，

　　红牌的，由西直门到永定门，

　　绿牌的，由宣武门到北新桥，

　　兰(蓝)牌的，由西直门到崇文门，

　　还有白牌的是环行路。

　　虽然各地的扫盲教材不尽相同，但记者发现它们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几部分组成。而拥护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

　　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

　　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在为学员们提供教材的同时，当时的编者们还为扫盲教师们提供了相应的“教学参考用书”。“教学参考”不但写明了本册教材的教学步骤、目的，还为教师们提供了许多具体实用的教学方法。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一课课后练习中，编者有这样一段提示：

　　这是本册第一次听写，要选一些口头常说的词，不要挑“吼声、诞生、属于”等词。听写的时候，教师要读得慢一些，读到有标点的地方，要停顿一下。一句话可以多读两遍，等到大多数学员都写完了，再读下一句……　

  　如此具体细致的教学指导，不难看出编者们的良苦用心。当年，扫盲教师几乎都没有过授课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教学参考中的提示，完成了教学任务。

速成识字法一天能认上百字

　　扫盲运动虽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不久教师们就发现，成年人记忆力不好，头一天刚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认识了。扫盲班的课是天天上，但有的学生来回来去还是只认识那么几个字。遇到困难，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有些灰心丧气。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妇女们在劳动之余学习。

大学数学教师童会文(右)，1955年时还是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扫盲教员。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李芳华向记者展示1955年获得的扫盲奖状。　　本报记者 黄加佳摄

　　早在1949年1月，祁建华就开始琢磨起速成识字法了。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11天学会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

　　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50个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500字。

　　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调动起来。

　　在《速成识字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书中，祁建华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战士吕国丁原来只认识250个汉字，在使用速成识字法学习了7天后，他竟然认识了1300个字。在介绍经验时，吕国丁说：“第一天我学了40个，第二天我咬咬牙学了60，第三天又咬咬牙学了80，嗨!也都学会了。”

　　祁建华拿了一张报纸给吕国丁看，起先他还不敢看，但发现报纸上的字自己竟然都认识时，吕国丁高兴地大声朗读起来。

　　应用了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同时，全国各地也迅速办起了速成识字法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经过21天脱产学习，学员由每人平均识字400多，提高到2000多。北京东郊高碑店农民实验班，26个学员经过164小时的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初步能写信。

　　其实，“速成识字法”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注音识字，只是那时候祁建华使用的不是今天的汉语拼音，而是解放前就已推行的注音符号。

　　此时，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也开始用速成识字法教学生们识字了。“36个注音字母，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政府推广速成识字法，组织教师培训，我又巩固了一下。大人们学得快，忘得也快，开始一节课也就教十几个字。后来用上了速成识字法，先教注音字母再教生字，教材也都换成带注音的了，一下就学得快了。”李芳华记得，为了帮助学员们记忆，当时还有个歌：ㄅ ㄆ ㄇ ㄈ加油学，声母韵母同时拼，拼出来了是语言。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到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500至2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

　　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年仅33岁的祁建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部队文化教员一跃成为副部级高官，登上了他人生的顶点。但仅仅5年之后，在反右运动中，祁建华又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公职，遣送农村，强制劳动。他的新婚妻子也撇下刚出生的女儿，离他而去。一夜之间，他的人生又从顶峰跌入谷底。不过令人庆幸的是，他一手开创的“速成识字法”并没有因此被废除。

“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经过速成识字法的高潮，各地扫盲的热情多少有些降温。可各地的文盲数量仍然很大，还有许多人因为没有及时巩固出现复盲的情况。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颐和园一边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

　　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社员们学习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一名叫王守经的学员用小车往地里送粪，车襟往脖子上一搭，忽然想起“车襟”两字怎么写呢?撂下车赶紧去问辅导员。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把扫盲与合作化运动相结合的想法，带到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教育部成人教育司一直负责成人教育的李吉元和高教出版社的几名同志来到河北省农村实地考察，打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一套新的扫盲教材，以此给全国新教材做一个范本。可就在他们的新教材还没出炉时，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事隔多年，李吉元已经记不清教材中的内容了，但他记得这套教材最终没有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各地都用上了有自己特色的新教材。

　　石景山区麻峪村也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特征改进了教学方式。李芳华记得，那时他们把门上贴一个“门”字，壶上贴一个“壶”字。学员们在平时生活中就能巩固学到的生字。他们形象地把这个方法称为“拐棍”。

扫盲改变命运

　　1955年1月，由于在扫盲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石景山区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民校教师奖状。50多年过去了，老人一直把这个奖状珍藏着。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掀开衣角，把珍藏在衣服里的奖状拿了出来。奖状是用红色的绸子制成的，上面写着“优秀民校教师”几个金字。老人曾当过劳模，做过人大代表，一生中得到的奖状无数，但她最珍惜的还是这个优秀民校教师奖。

　　李芳华记得，1955年北京市优秀民校教师表彰大会在长安大戏院举行。当时，她刚刚生了大女儿在坐月子，没能亲自到现场领奖。“村干部去替我领回来的，还发了50块钱奖金。”没能亲自领奖，一直是老人的一个憾事。

　　有了孩子的李芳华，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了民校的讲台上。以前是学生们写作业，她帮着学生看孩子，现在却是她在上面讲课，学生们帮她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就这样，互相扶持着，李芳华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

　　扫盲刚开始时，中央没有确定脱盲标准。直到扫盲工作进行两年后的1952年，教育部才规定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写三五百字的短文，即可认定为脱盲。

　　根据这个标准，1956年石景山全区完成了扫盲任务。

　　在石景山区北辛安镇民校教书的刘兰也因为所教班级极高的毕业率，被市里评为优秀民校教师三等奖。刘兰还记得，其他村的教师来她课堂上听课，教室里坐了一片人，而她以自己高超的讲课水平受到了在场民校教师的一致好评。

　　1956年，石景山区完成扫盲工作后，民校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校教师们因其在扫盲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统一分配了工作。刘兰被分配到了市里的东方饭店工作。但那时她女儿刚刚出生四个月，因为单位离家太远，她最终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此后，她做过会计，当过教师，还做过石景山区百货公司的经理。

　　刘兰说：“其实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我自修了电大的课程。就是因为在民校当教师的经历，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提高。”

　　从刘兰手中毕业的学生前后一共有4批。原先他们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扫盲后他们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在村里做了会计。牛淑芬便是其中一位。

　　扫盲运动开始时，牛淑芬只有十四五岁，由于父亲早逝，兄弟姐妹众多，身为老大的牛淑芬早早地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可每天晚上忙完了家务，牛淑芬便会带着妹妹来到扫盲班学习。经过几年的学习，牛淑芬从一字不识成长为一名扫盲教师。白天，她经常把一些年纪大或家务活重没法去夜校学习的妇女组织起来，在家里教她们识字。这种形式，当时被称为炕头小组。

　　民校结束后，牛淑芬被村上推荐到市里参加拖拉机手培训。“当时开拖拉机可是件特别光荣的事。要求有文化，能看得懂说明书，还要会一些简单的数学。如果不是那几年在民校的学习，我绝对考不上。”不久，牛淑芬便成为了一名时髦的女拖拉机手。

　　后来，她又进了拖拉机修理厂，最后在首钢退休。牛淑芬说，她的文化都是在扫盲班上打的基础。

　　“现在回想真要感谢共产党，如果不是解放了，我们能识字，能参加工作，我还不知道早就嫁给谁了，生一大伙孩子，整天就是伺候公婆。是扫盲班改变了我的命运。”牛淑芬感慨地说。

“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信”

　　石景山区的扫盲工作全部完成了，但在许多偏远山村，扫盲才刚刚开始。

　　1958年春，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苏联“在十五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中国也掀起了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文化教育也要跃进。扫盲运动也随着这股席卷全国的洪流，开始了一场不切实际的“跃进”。

　　1958年2月，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如果要在5年内扫除文盲，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人。这比以往的速度快十倍。

　　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为了完成指标，浮夸、虚报的现象在所难免。1958年7月，在省城读高中的孟祥才回到老家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度暑假。他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秀才，首当其冲地被任命为扫盲骨干。

　　如今已是山东大学历史教授的孟祥才对那次村里的扫盲高潮记忆犹新，“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别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

　　走进公社大院，眼前的情景让孟祥才吃了一惊。主席台上红旗招展。写着“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苦战三个月，扫除全公社文盲!”的条幅贴了一墙。大会开始了，首先公社书记做动员报告，号召全公社敢想敢干，在三个月内将文盲扫光，每人都能识字三千，能读书看报。接着文教助理布置了扫盲的组织领导、工作步骤和检查验收等有关事宜。最后，几个大队代表上台表决心，调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证超前完成任务。

　　散会后，往村里走的一路上，孟祥才心里直打鼓：小孩6年小学毕业，还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读书看报。现在要求三个月扫光文盲，简直是开玩笑。

　　回村他向大队长汇报，说三个月扫盲根本完不成。大队长苦笑着说：“现在什么都跃进，上面怎么布置，咱就怎么干。反正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

　　第二天中午，孟祥才发现全村八九个树荫下的教学点都开始看着黑板学识字了，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起劲。他心里暗自高兴，觉得照这样下去没准还真能完成三个月扫盲的任务。

　　可到了第四天中午，大队长心急火燎地找到孟祥才，说：“坏了!咱们大队的扫盲落后了。人家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你快去大队办公室，用红纸写一份报捷的喜报，就说我们大队经过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扫盲任务。然后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公社。”

　　看孟祥才愣着不动，大队长急了，说：“快去办!再不快点，咱就更落后了。”

　　当天下午，孟祥才和几个年轻人就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公社大院。这时，他们才发现，公社大院墙上贴满了报捷的“喜报”，他们村还真落后了。

　　喜报送出后，扫盲班再也没人去了，北老屯村的一场扫盲大跃进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据当时报道，仅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主席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也经历了不少风雨和曲折，但扫盲运动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参考文献：《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山东的扫盲运动》、《速成识字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石景山区扫盲工作报告》

　　感谢：石景山区党史办的大力协助

　　资料照片除署名外由国家语委语用所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