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周世钊等人。前排右一为周世钊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1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