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市区攻坚战：“为了人民的上海”

　　1949年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

　　担负进攻市区任务的主攻部队中，有聂凤智军长指挥的三野第27军。第27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中，多次承担主攻作战任务，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作风。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王济生的话来说，“陈毅司令挑27军打上海市区，是因为27军纪律严明，他们执行命令很坚决，这一点是有传统的”。

　　“总前委决定，进入上海市区作战尽可能不使用火炮和炸药。陈毅同志还提出‘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打不中敌人不打、有人民群众不打’。”上海战役时任三野第27军79师235团3营7连指导员的迟浩田，在回忆文章《为了人民的上海》中这样写道。

　　受 阻

　　一开始，市区作战十分顺利。至5月25日上午8时许，27军一鼓作气打到了苏州河边，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然而，就在苏州河边，解放军遭遇到了未曾料想的巨大难题。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宽约30米，河上有十几座桥梁。27军下属有79、80和81三个师。部队一字排开，分头前进，却都在苏州河桥边受阻于敌军强大的火力封锁。

　　最先到达外滩外白渡桥的是79师235团1营。打头阵的3连7班14名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紧接着，第二个班冲了上去，也全部牺牲。在与敌人激烈对峙达两个小时后，1营接到转移命令，先打四川路桥。

　　攻打四川路桥也同样受阻。敌军占据了桥边的邮政总局大楼作为据点，居高临下构成凶猛的火力网，解放军突击的勇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包括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军79师235团1营3连2班的12名战士。“苏州河的水全是红的。”时任27军侦察营排长的徐法全老人这样回忆。

　　指战员们被激怒了。有人抱怨说：“哪有陆军作战不让用大炮的?这好比拳击，只让用右手不让用左手，这意味着我们的战士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有部队把山炮营拉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面对这一情况，处在第一线的部队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要不使用炮火夺下桥头，的确十分困难;但一旦批准开炮，上海的建筑群很可能顷刻化为灰烬。

　　怎么办?部队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

　　有同志尖锐地说：“我倒要问问首长，是我们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部队领导告诉大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安危。而且，我们把这些大楼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以后，它们就是人民的大楼。

　　经过反复讨论，部队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用我们的鲜血和牺牲换取上海的完整、人民的安全，是值得的!

　　突 袭

　　27军很快改变了战术。

　　一部分部队在苏州河正面佯攻，另一部分主力拉到侧翼，天黑后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袭击，抄敌人的后路。

　　在西藏路桥北岸，是当年淞沪抗战八百壮士孤军奋守的四行仓库。5月25日夜里，迟浩田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在四行仓库里上演了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好戏。

　　迟浩田将军后来这样回忆：“部队被拦堵在南岸，真是心急如焚。我焦躁地在地上转圈苦苦思索，无意中踩到一个下水道盖，我从前没有见过这东西，问房东这是干什么用的?房东说是下水井，雨水、涮锅洗碗的水都从这里流下去，顺着排到苏州河和黄浦江。我想：‘能不能从这里钻到苏州河?’”

　　他和两名战友跳入下水道，“里面一团漆黑，污水熏得人简直要昏过去。十几分钟后，我们高兴地从排水道口钻出来一看，是苏州河”。他们三个人偷偷渡过河去，抓了一个哨兵，并让哨兵把他们带到了四行仓库里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师部。他们不费一枪一弹，抓获了敌军副师长，迫使其师部及三个营1000多个敌人放下了武器。

　　当时20岁的迟浩田，后来被评为甲等战斗模范和华东三级人民英雄。

　　策 反

　　历史的变局，常常是出于偶然事件。

　　5月25日上午8时许，27军81师一路打到苏州河的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同样被北岸敌军的火力网封锁在南岸，无法前进。时任81师政委的罗维道把师指挥部安在了桥南的第二劳工医院。

　　这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同志骑着自行车也来到第二劳工医院。他同时是沪西护厂大队的大队长，护厂大队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接上头以后，他们一起商量如何避免巨大伤亡，尽快打过苏州河去。当听说对面的国民党守军是51军时，田云樵马上想到一个联系人王中民，他当时在伪海关工作，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已被上海地下党争取过来，几年前曾指派他策反过当时51军的军长王秉钺，可惜未成功。田云樵提出了策反国民党51军的方案，罗维道立即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送王中民过桥。

　　田云樵的儿子田海涛告诉记者：“据我父亲回忆，王中民当时是有很大顾虑的，我父亲极力说服他，希望他戴罪立功。最后王中民对我父亲说，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请我父亲照顾他的老婆和3个孩子。我父亲答应了，他这才同意过河去。”

　　当时，双方仍在激烈交火。王中民敲开了桥墩下的一家烟纸店，买了纸和笔，写了大大的“和平使者”四个字，举过头顶，小心翼翼地上了桥。对面看我军先停了火，也就停止开枪，王中民很快顺利过了河。

　　王中民被送到国民党军部，见到的是接替王秉钺的51军军长刘昌义，原来王秉钺已被解放军俘虏。当时，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上海市区，刘昌义成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时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

　　王中民说明来意后，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和劝说，刘昌义答应过河到81师指挥部谈判。其后，双方再到西郊虹桥镇解放军第27军军部商谈投诚事宜。次日，刘昌义投诚起义。其所部4万余人在江湾、大场地区集结待命。

　　解放军大踏步地过了苏州河，顺着四川北路向北，直捣汤恩伯的大本营。罗维道的女儿罗愤说起当年的情景很兴奋：“当我父亲冲进汤恩伯的办公室时，整个办公室一片狼藉，外套、手杖、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我父亲缴获了汤恩伯的望远镜，作为战利品一直带在身边。”

　　虽然过程坎坷，但上海解放的历史潮流终究势不可挡。5月27日下午，解放军第27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残部，上海全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