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教育家杜斌丞

　　杜斌丞1913年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期间，结识了旅日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17年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并于1918年任校长。

　　期间，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聘请名师到校任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魏野畴、李子洲等。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开创了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刘志丹、谢子长、叶瑞禾等都是他的学生。为发展地方教育，他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女子师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为陕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到陕北，因找不到出路而异常苦闷。杜斌丞和杨虎城接触颇多，便给予杨虎城很多启迪和帮助，还把魏野畴介绍给杨虎城。杨虎城听了魏野畴的革命见解后，思想大为开阔，坚定了其革命信念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米脂县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积极倡议兴办中学，杜斌丞极力赞助和热情支持。通过杜斌丞的积极活动，取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后，报经西安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省教育厅立案，在米脂兴办中学，经杜斌丞推荐，由杜立亭担任校长，于1927年4月13日成立米脂县立初级中学（后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张汉武、朱敏、尤祥斋等人均在此就读过，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1927年2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庆祝活动，在西安会晤了国民联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并将他带来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离开西安，赴洛阳、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国内政情，寻求革命真理，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30年，杜斌丞回西安任杨虎城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后又任陕西省清乡局局长。曾设法营救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共产党人，资助陕甘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他在西安的住所，也成了共产党人的掩蔽部和避难所。杜斌丞建议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并多方努力，协助达成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议。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杜斌丞联络下，杨虎城部与中央红军建立联系，达成互不侵犯协议。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接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起草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并任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多方奔走。

　　抗战期间，杜斌丞积极在国统区进行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秋天，杜斌丞在重庆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并被指派为陕西小组负责人。1943年杜斌丞前往昆明，广泛接触西南联大等学府的著名人士，他和爱国人士畅谈国事，向大后方的爱国将士讲述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向他们宣传八路军的敌后抗战事迹。1940年，杜斌丞被以“通共”嫌疑遭受搜查，此后即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专心致志投入抗日民主运动。

　　1942年，杜斌丞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参与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抗战结束后，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公开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要求当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自己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杜斌丞的言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等人逮捕。杜斌丞在狱中虽受尽各种折磨，但始终坚持斗争，初心不改。

　　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英勇就义于西安玉祥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