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由来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一般都知道，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协商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那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它们有怎样的关系?这个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对此，有必要进行历史的梳理和考察。

　　从国共重庆谈判到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其间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武装、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结束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1月，中共倡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但多疑的国民党则提议召开“政治咨询会议”。其实，无论是“党派会议”，还是“政治咨询会议”，其内容和形式都类似于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举行重庆谈判，双方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后简称“旧政协”)，会议通过的包括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等决议虽然不久便被国民党撕毁，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精神和名称却被我党继承下来。

　　1948年春天，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并且取得了重大胜利，成立新中国的事宜已经摆在中共领导人的面前。4月27日，毛泽东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写信，要他转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等，中共拟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中公开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在给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指出，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首先要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后一段时间里，中共和民主人士又使用了“新政协会议”等名称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立即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为了和“旧政协”加以区别，中共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团体在宣言或声明中使用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新政协”“政协会议”“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等名称。

　　如中国民主促进会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的名称，致公党和马来西亚侨团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台盟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使用了“政协会议”的名称，中国民主同盟使用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新政协”等名称，农工党使用了“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泰国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柳亚子、章乃器等，则使用了“新政协”的简称。

　　1948年6月，民主人士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标题，大都使用了“新政协”的名称，如张伯驹的《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沈志远的《开展新政协运动》、陈演生的《新政协之前提与任务》、邓初民的《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等。

　　这一时期，中共方面则主要使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的名称。8月1日，毛泽东在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的复电中，对他们赞同中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表示钦佩。10月，中共中央把和民主人士协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发给东北局，使用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文中使用了“新政协”的简称，在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中写道“(1)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2)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3)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偶然使用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如1948年12月30日，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或“新政协”的名称，但明确把反动分子排除在政协会议之外，这样的政协会议实质上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其中使用的是“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后，“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当时正式的表述。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中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使用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毛泽东说：“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朱德说：“今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了。”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在讲话中，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沈钧儒在讲话中，除使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以外，还使用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新政治协商会议“新”的含义就在于它是没有反动派参加的、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中共和民主人士协商，将“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政协”和“旧政协”具有本质的不同，“旧政协”是民主和伪民主妥协的，“新政协”是民主的各阶级、各阶层共商国是，把反动派排除在外;“旧政协”是反动集团做主体，“新政协”是共产党主导的。因此，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认为，只是使用一个“新”字和“旧政协”相区分，还不能反映两次政协会议的本质不同，于是，有人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大家觉得文字太多，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拟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1949年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中，“新政治协商会议”便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

　　9月7日，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中，对政协会议名称的改变做了说明：“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二天，民主人士谭平山向大会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与主要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解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因：

　　新政协筹备会授权第二小组的，最初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后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政协是针对着旧政协而言的，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带有妥协性，新政协把国民党反动派除外，是革命性的，为了一新人民的耳目，故有改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二是这次会议出席代表六百六十余人，就成分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这是四面八方的大团结，诚为中国人民空前的一大盛会，故应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能名副其实。

　　谭平山从“新政协”和“旧政协”的本质区别、新政协代表的广泛性两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将“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便一直沿用下来。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