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机场的接收和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朱德总司令(左一)在南苑机场检阅飞行队。资料照片

 

开国大典受阅前飞行队在南苑机场待命。资料照片

 

　　2019年，随着纪念新中国70诞辰的日子临近，近年来紧锣密鼓建设中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将于近期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位于北京市南郊的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南苑机场的关停搬迁也提到了日程上。

　　南苑机场，是中国最早的飞机场，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8月，距今已经有109年的历史。1913年，北洋政府在南苑机场创立了中国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使得南苑机场进入第一个使用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南苑机场，经过扩建沦为日军侵袭中国华北的空军基地。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占领土为由进驻南苑机场。此后，南苑机场一直是国民党空军的军事基地，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

　　那是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期，东北军区指示东北老航校派人到解放区搜集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用于建设人民空军。同年12月初，由方华、吴恺带领的东北老航校接收组，挑选了7辆大卡车和1辆中吉普昼夜兼程赶到南苑机场大门口时，领队才发现门口站岗的哨兵仍然是国民党兵。此时，车队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毫不犹豫地冲进机场大门。国民党哨兵看到开来的车队是清一色的美国造，并不敢盘问，还给进门的车队行军礼。车队蒙混过了门岗，开到跑道南侧营房区内占领了一座平房。这时正是午夜时分，敌人大部分已经撤退，剩下的残兵败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机场就仓皇逃窜了。

　　1949年2月3日，正值北平举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际。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张雨农等4人从上海驾机起义，直接向北飞行到南苑机场降落。当他们落地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了解放军的热烈欢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南苑机场的丢失，更害怕人民空军的成长壮大。5月4日，在我军还未建立起有效防空之前，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出6架B-24轰炸机轰炸了南苑机场，投弹由东向西跟进，轰炸一线排列的油库、发动机库、飞机库以及宿舍区，炸毁了通信联络机2架，炸伤C-46、B-25飞机各1架，并炸毁机库1座，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使得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

　　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召见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谈到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空中安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呢?常乾坤局长回答说：“行!”

　　回到办公室后，常乾坤首先向王弼政委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并责成作训处处长方槐草拟了一个以P-51战斗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经研究，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10名左右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飞机，组建1个飞行中队。

　　8月15日，飞行中队正式成立，徐兆文任中队长。装备P-51战斗机6架，蚊式、B-25轰炸机各1架，PT-19教练机2架。由于该队驻南苑机场又称“南苑飞行队”，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当时飞行员穿日本式连身服，大家建议改夹克式，这种服式也沿用于今。

　　据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参加者阎磊回忆：“飞行队刚成立时，住在南苑机场北场中间位置，长长的一排平房，飞行人员、地勤人员和队部办公室人员都挤住在一起。宿舍都是大房间，每个房间住六七个人，一律是两条长凳支架起的木板床。”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9月5日，飞行队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天保持2至4架P-51战斗机昼间值班。从此，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视察南苑机场飞行队和飞机修理厂。在此之前的8月，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召开会议，商讨开国大典事宜。聂副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常乾坤局长作了肯定的回答。聂副总长高兴地说：“好!空中有飞机编队受阅，会给开国大典增光彩。”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要进行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召集华北军区航空处和飞行中队的负责同志开会，专题讨论空中受阅飞行的具体实施工作。会议确定受阅飞行训练由飞行中队负责组织，受阅飞行保障则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会后，方槐根据会议讨论草拟了受阅组织计划。几天后，队长徐兆文在河北省霸县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故障被迫跳伞，飞机坠毁。徐兆文跳伞后又因靴子摔落，脚掌被刚刚收割后的高粱茬戳伤。为此，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整，由第3分队队长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3分队队长则由赵大海接替。徐兆文给受伤的脚绑上绷带，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就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

　　原先华北军区就建议在不影响防御的情况下，“拟在南苑机场组织15架飞机届时升空警戒，并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聂荣臻认为准备参加受阅的飞机太少，需要增加。所以，此后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编队的飞机达到5种类型17架，即P-51战斗机9架、“蚊”式轰炸机2架、C-46运输机3架、L-5通信联络机1架、PT-19教练机2架。这些飞机都是国民党空军购买的外国货，除一部分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飞过来的外，大部分则是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缴获的。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被我党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进、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是从八路军、新四军中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另外，还有北平和平解放时被中共地下党真诚挽留下来的邓仲卿等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

　　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进行阅兵训练，也实地预演通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受阅的飞行员都立下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清楚地记得那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在此期间，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飞机呼啸声，都有点惊恐，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作飞行准备。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这才放了心，并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鉴于当时的敌情，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来偷袭，根据上级指示，阎磊、赵大海、邓仲卿和王玉珂等4人带弹参加受阅飞行。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参加受阅飞行的老同志阎磊，他说：“所谓带弹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是分离的。在空中飞行时，飞行员无法操纵机枪子弹上膛。特别是受阅前地勤人员要清退机枪子弹，并且有严格的检查把关制度，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开国大典带弹飞行，这在世界受阅史上是少有的。”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早上5点钟，飞行中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完毕，2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任务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4时进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起飞，相继升空后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邢海帆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蔚蓝的天空略有一点碎积云，地面清晰可见。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使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震撼着古都北京。此时此刻，受阅飞行员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从今天起，中国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将不再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受阅的第1、第2、第3分队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后，按地面指挥员的命令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那天，阎磊和赵大海在完成受阅飞行后，即升高到12000英尺，在北京东南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飞行编队依次在南苑机场着陆。

　　当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