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永吉：这一天，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

（访苏期间的毛泽东）

　　内容提要：

　　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也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这次访问经过曲折，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其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当时新中国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格局的基础。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访苏期间的毛泽东）

　　1949年10月2日，苏联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

（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乘专列赴苏访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他带着山东的大白莱、大萝卜，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等礼品，准备为斯大林祝寿。 图为临行前同送行者愉快地交谈。）

　　出访苏联，可说是毛泽东近年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　　在这以前，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而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又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

　　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废除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车站，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

　　经过10天的颠簸旅行，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12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6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并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接过话头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的大会上）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13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3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这时也忍耐不住了。一次，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答记者问1月3日在报纸上一发表，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1月2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1月3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精神也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1月11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九五○年一月十一日”。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和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

　　毛泽东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这次出访，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巴拉威赫疗养院看望正在这里治病的任弼时）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首次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毛泽东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的城市和工厂。进入国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