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编者按：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因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以及双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斗争又如何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读后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认识，以便于分辨是非，弄清事实真相。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以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
风起青蘋
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1965年11月—1966年4月)
郭建波
目录
(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成为文革发动的突破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2、围绕能否批判吴晗的剧本——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江青提出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康生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
(3)毛泽东提出区分两派海瑞及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4)江青在北京遇到重重阻力后，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3、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1)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上海?
(2)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如何产生的?
(3)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是如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的社会反响。
4、围绕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知道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在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3)在以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方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4)在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5、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载后，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进行的斗争。
(1)张春桥在上海以《文汇报》为阵地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
(2)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制定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
(3)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
(4)中宣部对《海瑞罢官》进行应景式批判。
(5)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
(6)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6、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1)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问题。
(2)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3)田家英和胡绳封锁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
(4)彭真执意将《海瑞罢官》纳入学术批判的范围。
(5)一个似乎没有出场的角色。
7、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1)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2)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必然结果。
(3)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突破口。
(4)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5)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8、围绕《海瑞罢官》斗争的简要评述。
(三)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一——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
1、从《海瑞罢官》的斗争说开去。
2、《二月提纲》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1)从七个材料说起。
(2)起草《二月提纲》。
(3)党中央内部在《二月提纲》上存在严重分歧。
(4)《二月提纲》下发执行。
(5)《二月提纲》评析。
`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1)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2)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发执行。
(4)《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析。
4、撤销《二月提纲》，清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紧箍咒”。
(1)《二月提纲》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紧箍咒”。
(2)毛泽东发表系列谈话，拨正文化革命的航向。
(3)中央政治局在京一线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4)起草“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
(5)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被解散。
5、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6、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简要评述。
(四)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二——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
1、关于彭、罗、陆、杨的问题。
2、关于彭真的问题。
(1)彭真问题的缘起。
(2)彭真背离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
(3)关于彭真问题的若干认识。
3、关于罗瑞卿的问题。
(1)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状告罗瑞卿。
(2)从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
(3)罗瑞卿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4)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原因、方针及其它。
(5)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若干认识。
4、关于陆定一的问题。
(1)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
(2)关于匿名信问题。
(3)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若干认识。
5、关于杨尚昆的问题。
(1)关于秘密录音问题。
(2)关于泄密问题。
(3)关于杨尚昆问题的处理。
(4)杨尚昆对毛泽东态度的两面性简析。
6、对彭、罗、陆、杨问题的评析。
(五)为全面发动文革进行的斗争。
1、斗争的总结。
2、斗争的原因。
3、斗争的影响。
(1)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动。
(2)人事变动是进行文化革命的组织保证。
(3)斗争反映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4)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斗争打开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突破口。
4、斗争的评析。
(1)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2)文化大革命既包括文化革命，也包括政治革命。
(3)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生重大变化。
(4)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缘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5)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6)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7)毛泽东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8)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矛盾在缓和中埋下隐患。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拉开序幕的。具体说来，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才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徐徐拉开的。那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为什么会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又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呢?
(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成为文革发动的突破口。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造成的。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上层建筑。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说来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中，一般说来，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说来，上层建筑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3]由于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对政治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因而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就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仅论述了意识形态方面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而且还鲜明地指出了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阶级斗争激化的突破口。这是一个英明的论断，反映了斗争的规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此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了。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早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意识形态方面就进行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这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5]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通过批判和斗争，宣传了辩证唯物论，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有力地配合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敢想、敢说、敢干，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同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个时候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产生了一九五九年的右倾，以及后来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纲领，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6]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战线上，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为了高扬社会主义理想风帆，反击国际上的帝、修、反，警惕国内的修正主义，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毛泽东提议编辑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该书在毛泽东指导下，于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精神上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 斗志。[7]可是，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宣扬鬼戏的《李慧娘》就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廖沫沙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为其摇旗呐喊，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为鬼戏唱起了赞歌。这种状况的出现，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城乡阶级斗争的反映。[8]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可是，当江青提出批判鬼戏时，却没有得到中宣部、文化部等领导人的支持。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文章还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写出来的。[9]
不仅如此，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文艺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作为主人公的工农兵尚未占据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哲学、文学、史学、美术、音乐等领域无产阶级尚未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确立，一句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这种状况却没有引起中央主持一线工作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的警觉和注意。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并进而改变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毛泽东才鲜明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批判了“三风”，纠正了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思潮，提出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做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支持了意识形态方面一系列的批判活动，进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0]
在这个背景下，为了践行毛泽东的指示和号召，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文艺革命的过程中，在江青主导下，通过对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艺术形式的探索和革新，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进行文艺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教育革命、史学革命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革命。在柯庆施支持下，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一文，对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深入的严厉的批判，打响了文艺革命的第一枪。[11]
为了进一步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定陆定一为组长。陆定一以自己“见事迟”为由，转而提议彭真当组长，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彭真为组长，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工作。[12]
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13]这一系列的批判，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批判活动，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尚未真正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未真正确立，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颠覆性破坏，因而才提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指示，指导着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批判不仅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支持，却遭到了它们的抵制。一九六四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和吴冷西)座谈，提议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这些影片包括《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等。当时大家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才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为了遏制正在进行的批判势头，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初开会讨论此事。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14]这种抵制与批判京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乃至于文艺革命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了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就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从思想战线入手，控制上层建筑，进而颠覆经济基础，因而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要从社会意识形态入手，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突破口的原因。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党内斗争趋于激化，文化大革命的大幕被拉开，于是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既然这样，那么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呢?为什么对这个剧本的批判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呢?围绕这个剧本进行的斗争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吴晗写作评海瑞的文章说起，看一看吴晗是怎样从撰写评海瑞的文章到谋划《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有感于大跃进以来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尤其不敢批评领导人的缺点，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精神。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又名《五女抢板》)，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便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看，并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泽东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进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来给他吃，他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还让周恩来也看看，并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找几个 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来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把吴晗找到家里，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并向他讲了毛泽东介绍看《海瑞传》，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还说现在缺少海瑞，等等。吴晗是研究明史的，说他愿意写点文章。谈话中，吴晗说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演过戏，写过戏。胡乔木就又要他考虑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吴晗说不一定能写好，可以试试看。
谈话后，吴晗很快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大体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意思是突出一个“敢”字。接着，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拿给胡乔木征求意见。胡乔木在八月中旬庐山会议结束后看了这篇文章，提了一些意见，并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的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话，告诉了他。于是，吴晗在文章的结尾加上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话，经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此前后，各地陆续演出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如上海京剧院创作和演出的《海瑞上疏》、辽宁京剧院演出的《海瑞背纤》等。一九五九年冬，北京京剧团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由他演海瑞。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去写。经过七易其稿，于一九六○年底写成，剧本原名《海瑞》，反映的是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时做的一些好事。后接受他的好友、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剧本没有写海瑞的一生，只是写了海瑞除霸退田，引起乡官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的一段事。剧本刊登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北京文艺》上。二月，由北京京剧团公演。[1]
由此我们看到，吴晗最初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的背景下，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提议，开始撰写评海瑞的文章的。《论海瑞》一文是吴晗在胡乔木建议下，为了配合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在该文结尾加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假冒海瑞的文字以后才发表的。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写作，是吴晗应马连良的要求经过七易其稿于一九六○年底写成，而后于一九六一年初发表并上演的。《海瑞罢官》是吴晗在好友蔡希陶的建议下由剧名《海瑞》改成的。这就是吴晗关于海瑞文章的基本写作概况。
吴晗是如何构思《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呢?这个剧本在创作中又经历过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海瑞罢官》的主题和故事情节，前后有所改变。剧本初稿主要是海瑞逼乡官退田，除霸只是作为退田的陪衬。其后围绕退田这个主题四易其稿，不少人提出意见，认为海瑞逼乡官退田是改良主义措施，意义不大;剧本故事情节是以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来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有历史但没有戏，缺乏曲折的故事情节。自第五稿，主题方由退田改为除霸，通过曾任宰相的徐阶第三个儿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农民赵玉山的独子，又在清晨时节抱走赵玉山的孙女赵小兰，毒打赵玉山。赵小兰的母亲洪阿兰到县衙告状，县官王明发庇护徐家，不予受理。这时受任应天府巡抚的海瑞上任，途中从洪阿兰和乡民口中，了解了徐瑛逞凶的案情和当地人民被乡官霸占土地的情况。海瑞到任后，决心平反冤狱，判处徐瑛死刑，并要徐瑛退出强占的民田，海瑞亦被罢官。剧本宣扬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主演海瑞。公演以后，深受好评。[2]
从中可以看到，剧本是围绕除霸展开的，退田是作为除霸结果出现的。除霸是为了退田，退田又可以削弱霸主存在的经济基础。除霸和退田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构成了《海瑞罢官》的主旋律。这处戏鞭笞了明朝的贪官污吏，揭露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刻画了海瑞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是以颂扬海瑞除暴安良为民作主为主题的。剧本发表和该戏上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艺界和学术界对剧本和戏迅速作出了回应，进行了高度评价。吴晗“三家村”的村友廖沫沙首先出来捧场。
繁星(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又说：“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就这一点，我得向你祝贺，以便鼓舞干劲。”
常谈(侯外庐)则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专治思想史。他写了一篇《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表示“佩服吴晗破门的精神”，并说：“海瑞一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从破门起，步入堂奥。”
史优在《也谈历史剧》一文中，虽然也是讨论历史剧的，但他认为“吴晗老兄以历史学家破门而写历史剧，这就是极令人兴奋的事，对历史学家，对戏剧工作者，都有很大鼓舞。”并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攻史搞戏，都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
可见，不论是史学界，还是戏剧界对吴晗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一剧都是欢迎的。在当时也发表一些就戏评戏的文章，如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读〈海瑞罢官〉散记》和邓允健的《评〈海瑞罢官〉》，这两篇文章都对《海瑞罢官》作了肯定，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在历史真实和合理想象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3]不仅如此，《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等报刊就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史和戏的关系展开讨论，一度成为文艺界、史学界议论的热点。[4]
我们可以看到，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后，在文艺界、学术界赢得了喝彩。这个剧本是一九六○年底写成，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年二月上演的。这个剧本产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经济遭到困难之时，因而对剧本和戏的鉴赏就不能不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于是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反映，认为这处戏存在着严重问题，主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这种批判提出后，在开展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围绕能否批判吴晗的剧本——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现后，江青、康生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江青是在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遇到重重阻力以后，才到上海寻找批判力量的。
(1)江青提出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演以后，虽然得到了不少人的喝采，却引起了文艺战线上流动的哨兵江青的注意，[5]并引发她的进一步深思。这个时候江青认为不仅仅是鬼戏，而且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进行批判。
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就谈到了当时她的这种心情。她说：“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6]
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说：“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7]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江青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大背景下来批判《海瑞罢官》和《李慧娘》的。她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海瑞罢官》和《李慧娘》不过是当时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对象而已。但是在文艺批判的过程中，江青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仅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鬼戏的批判无动于衷，而且还对批判《海瑞罢官》置之不理，[8]中宣部、文化部这些主管部门也是这样袖手旁观，致使鬼戏难以批判下去。第一篇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北京搞不成，还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上海组织批判文章发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是这样。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为此曾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过，但是却遭到两部部长们的冷落。[9]
不仅如此，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江青提议中宣部召开会议研究批判《不夜城》、《林家辅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等十部影片。许立群、林默涵等五位副部长以及江青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会议。当时没有一位副部长同意江青的意见。吴冷西、姚溱还以搞电影批判会影响调整成就的宣传为由予以反对。[10]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江青提出批判这十部影片是在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批准在全国一百多个中等以上城市公开放映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两部电影以后，而且还表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的背景下遭到阻止的。[11]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江青的进一步深思。
(2)康生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也引起了中央意识形态方面重要负责人康生的警觉。
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提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汉毛泽东还说，“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属康生。康生对此也并不讳言。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康生也坦率承认一九六四年他同毛泽东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12]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康生在与胡志明谈话时也提到：“我曾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13]
看来，“要害是罢官”这个判断是康生一九六四年向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样《海瑞罢官》就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了，争论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学术上的分歧变成政治上的问题了。其实，康生的目光是敏锐的。一九六二年九月，他就向毛泽东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14]
康生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状况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实际，从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基本观点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强烈反差中，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时向毛泽东反映问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利用小说反党”和“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提出表明，康生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警觉的。这种高度的敏锐性和警觉性不仅在中央领导层，就是在中央意识形态方面领导人当中也是罕见的。
(3)毛泽东提出区分两派海瑞及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毛泽东对于海瑞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是他在党内提出要发扬海瑞精神的。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著)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15]
这个时候毛泽东希望让党内同志阅读《明史•海瑞传》，就是希望全党要发扬海瑞敢言直谏的精神，下级敢于批评上级，坚决顶住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将纠“左”进行到底，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正确的轨道。
但是，庐山会议期间党内有一些人打着纠“左”的旗号，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实。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他在谈到海瑞问题时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指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员。——引者注)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我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中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1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明了他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提倡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纠正党内出现的“左”的错误，属于左派海瑞;打着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号，以纠“左”为名，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实，属于右派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区分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决定的。毛泽东说的发扬海瑞精神，是指欢迎左派海瑞，而非右派海瑞。弄清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倡海瑞又反对海瑞的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后来有人说毛泽东首先提倡海瑞，可是出现海瑞后，又自食其言反对海瑞，在海瑞问题上出尔反尔，弄得下面不知所措，因而对毛泽东进行攻击，诋毁毛泽东，行翻案之实。如果不是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关于欢迎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的这段讲话，就打了这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讲明了他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就是欢迎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区分是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塑造的海瑞到底是一个左派海瑞还是右派海瑞，直接决定着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那么，在剧本《海瑞罢官》发表和历史剧《海瑞罢官》公演以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海瑞罢官》公演以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的文字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按近群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17]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剧本的撰写还是戏的演出，当时毛泽东对《海瑞罢官》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后来他同意批判《海瑞罢官》是迥然不同的。至少到一九六四年九月以前，毛泽东还是坚持不要点名批判吴晗的。[18]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剧本《海瑞罢官》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同年二月上演的。毛泽东在住地看海瑞的扮演者马连良演出，并请他吃饭，应该是在一九六一年《海瑞罢官》演出后不久。但是，此后在克服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党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趋于激烈，出现了严重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党内高层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出现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要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接着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批评文艺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先后做出了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指明了文艺革命方向。江青进行的文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文艺革命的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海瑞罢官》态度的变化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其题材上来说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范畴，而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同时，就其内容来说，以清官海瑞而不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人公，则是《海瑞罢官》这处戏存在的又一个缺点。更重要的是，《海瑞罢官》宣扬的退田、平冤狱又是与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实行单干，翻庐山会议的案。这样《海瑞罢官》所塑造的海瑞就不是一个左派海瑞，而是一个右派海瑞了。
起初，在这处戏上演不久，毛泽东请马连良吃饭称赞剧本和演出的时候，是将戏中塑造的海瑞按左派海瑞看待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对戏中海瑞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以后，引发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深入思考。毛泽东从这处戏产生的时代背景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认为《海瑞罢官》并非孤立的一处戏，而是与庐山会议具有密切关系，关系到中国是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道路，还是退回去实行单干，这样剧中的海瑞罢官也就难以逃脱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的影射之嫌了。因而《海瑞罢官》塑造的海瑞就是一个右派海瑞，而不是左派海瑞。康生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根据长期的考虑，认为吴晗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舆论的。[19]这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前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人的抵制，康生一九六四年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问题是罢官”，不过是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严峻性，引发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思考的导火线而已。
(4)江青在北京遇到重重阻力后，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抵制，但是江青并没有气馁，仍然在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这个工作，寻找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起草者。这个时候她找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李希凡。
李希凡在一九五四年与蓝翎一起写过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文章，遭到学术界大人物的压制，最后是在毛泽东和江青的支持下才掀起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李希凡因此声名鹊起，成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斗士。因而江青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顺理成章的。现在有人说李希凡拒绝了江青要他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有人说没有这回事。那么，李希凡到底答应江青没有?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还是从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中来分析这件事。
陈丕显回忆道：江青曾经对他说，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20]
果真是李希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江青布置的任务吗?
对此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21]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江青没有给李希凡布置写《海瑞罢官》的任务，李希凡也没有拒绝江青写《海瑞罢官》的要求。那么，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看一看李希凡自己的回忆吧。
李希凡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据说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海瑞罢官》事件时，说江青先是找我写批判文章，我拒绝了。这是高抬了我，我只是自己弄不懂，没接这个茬儿，何况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我不想旧话重提。”[22]
其实，早一九六四年初江青就找李希凡谈过话。李希凡回忆道：江青说：“你近几年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有的还好，有战斗性，有的简直就是书呆子气，像和吴晗辩论历史剧问题，他的《海瑞罢官》，就是宣传‘三自一包’单干风影射现实，批评吴晗，要批在点子上，什么历史真实，什么艺术虚构，哪个历史剧不是迎合现实的某种需要，借古讽今，不要书呆子气。这个‘意见’他向李希凡反复讲了好几次……。”[23]
后来，李希凡下去参加“四清”前，江青又与李希凡谈话。李希凡认为江青是要和他谈“四清”问题，就主动向她汇报了听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报告的体会。李希凡回忆道：“她虽然并没有打断我，却明显地表现出不感兴趣。只说了两句，有时间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好事，可以去掉点书呆子气，于是，话题又转到了历史剧和《海瑞罢官》，批评我的书呆子气。我仍然想不通，《海瑞罢官》不像个戏，就演那么几场，没多少人看，它能有什么影响。何况同‘三自一包’、单干风也联系不起来，我反正写不出这种文章来，只好还是不搭茬。”[24]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李希凡说：“我自然一看就看出，这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出的。我就问我的主任王揖同志，是否看过了这篇文章。他说，看过了，倒是不以为然，说北京市委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说，这意见可能不是姚文元的。”“我又提到江青和我的两次谈话。王揖似是不想在我面前表示什么，我也就不便再说下去。我打电话给默涵同志，他好像也心事重重，只说了一句：‘你看她找你了，你又不写，赶快检讨吧!’我默然，而且想到这可能不是江青个人的意见，也不简单是《海瑞罢官》的问题。”[25]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确实为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找过李希凡，但是在谈话中她也没有明确说明要李希凡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本来就有江青所批评的“书呆子”气，在江青与他谈到《海瑞罢官》存在的问题时，李希凡不仅没有表现出积极应对的态势，也没有主动表示要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是表情漠然，没有搭茬儿，这显然令江青大失所望。从江青与李希凡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的谈话来分析，江青的意向是明显的，就连林默涵都已经觉察到了，李希凡也不会没有感觉到，但他还是没有答应江青的要求。江青可能认为，由一个对批判《海瑞罢官》态度消极的人去撰写文章，不论从文章的选材、立意、切入点还是从联系现实进行政治批判的深入分析上，都是难以写出逻辑谨严说理透彻声情并茂而又有份量的文章的，这样也就难以适应政治批判的要求，承担起政治批判的重任。也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不得不打消了让李希凡撰写政治批判文章的念头。
戚本禹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谈到当时江青为什么没有找他撰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说：“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有找你，你自己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26]
戚本禹当时曾经自觉地参加到史学革命的行列中，撰写了与史学界权威罗尔纲论战的文章《评李自成自述》，引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注意。当时由于戚本禹忙于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参加“四清”运动和后来身体的原因，江青才没有找戚本禹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戚本禹自己还是主动地参加进来了，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这是后话。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什么人来撰写文章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不过，可以想见，批判遇到了重重阻力，难以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到上海寻求支持的。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曾经不只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27]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28]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是在北京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遇到重重阻力，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去组织了以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
这里有一个疑问，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谈话中说，他并不知道江青开头组织人搞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年五月的谈话中又说，是他建议江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两种说法从表面上来说显然是矛盾的。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结合江青的一个讲话才有助于揭示出事实真相。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30]江青在这篇讲话中还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31]
现在我们结合江青的讲话来分析这个问题。批判《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出关于文艺工作两个批示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江青是不会得不到毛泽东支持的。同时鉴于《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当时在北京文艺界影响很大，对他批判以后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因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非常谨慎的，在组织批判前不会不报告毛泽东，自己擅自行事。这从她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至于毛泽东在修改江青讲话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句话，不过是从斗争策略考虑所作的文字上的修改，并非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是江青提出来以后，经过毛泽东同意以后实施的，至于如何组织批判及批判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不见得知道得那么清楚。这从戚本禹的一个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戚本禹说：“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32]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早在一九六二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四年康生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江青是在征得毛泽东同意以后，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遇到了重重阻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到上海寻找批判力量的。
3、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
江青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遇到了重重阻力以后，就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为什么要到上海而不是到别的地方批判《海瑞罢官》呢?姚文元是如何成为批判《海瑞罢官》的不二人选的呢?他又是如何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首先产生于上海?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由上海首发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排头兵。
在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斗争中，柯庆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张春桥起草的，贯彻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后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33]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印象很深，以致于要求柯庆施带报告起草人一起来参加杭州会议。柯庆施和张春桥见到毛泽东时，他手中正拿着上海党代会的报告稿，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支持我呵!”[34]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柯庆施积极响应，走在了运动的前列。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以后，在柯庆施指导下，张春桥撰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发表。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亲自起草了编者按，要《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人民日报》于十月十三日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又就这个问题开展了连续两三个月的讨论。[35]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柯庆施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指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但是却在上海市文艺界和北京文化宣传部门遭到了冷遇。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遭到抵制后，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搞出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等剧目。北京上演鬼戏，有人为此擂鼓助威，江青在批判鬼戏遭到重重阻挠的时候，又是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起草，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修改，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一文，打响了批判鬼戏的第一枪。[36]
从这里可以看到，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就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了。
(2)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如何产生的?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是如何撰写的呢?
北京没有人愿意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就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柯庆施、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上海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姚文元。他们之所以推荐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不仅具有扎实的写作功底，还在文艺界的斗争中，忠实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卫兵。
姚文元出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被毛泽东看中，指示《人民日报》六月十四日转载了这篇文章。[37]
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写作能力，还是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悟程度，以及过去文艺斗争的实践上来说，选择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都是适宜的。
姚文元接受写作任务后，看了江青带来的一些材料，包括《海瑞集》两册，《北京文艺》上发表的《海瑞罢官》的剧本，一个手抄的海瑞年表等。[38]由于姚文元批判的吴晗是明史权威，对明史有着极深的造诣，因而要使批判文章能够站稳脚跟，具有说服力，就必须写出在学术上驳不倒的文章，以扎实的学术考证来为政治批判服务。但是姚文元过去主要撰写文艺评论，从明史的学术功底上来说显然不是吴晗的对手，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写出经得起考验的高质量的批判文章，上海市委指定复旦大学教师朱永嘉帮助姚文元搜集、研究史料。[39]
朱永嘉在复旦大学任历史教师，是研究明史的，还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姚文元接受写作任务后找到朱永嘉，对他说，市委要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有关的文章，要朱帮助找些资料。当时朱永嘉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将身边与海瑞有关的材料是作为正面资料提供给姚文元的。
后来朱永嘉又到图书馆中找出《明史》、地方志和笔记中的相关资料提供给姚文元。看了这些资料后，姚文元要朱永嘉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朱永嘉就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40]
在对海瑞的史实作了细致的梳理以后，姚文元就着手起草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从三月初动笔，写了十来稿，每写一稿，先送给张春桥，张提了意见再改，有时张也亲自改。在此期间，送江青三四次。[41]
这篇文章是在高安路华东局的机关里写的，五、六月间写完第一稿，九月完成第八稿，直到这时朱永嘉才看到这篇文章，知道这篇文章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第八稿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定稿了，以后的修改都是局部性的修改，即材料或提法上的改动。朱永嘉还与姚文元讨论过这一稿。[42]
为了使姚文元的文章论证严密，说服力强，被人驳不倒，张春桥还将姚文元的文章排出清样，邀请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他亲自主持会议，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对姚文元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意见不一，见解各异，让人颇受启发。后来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43]根据会议提出的不同意见，姚文元斟酌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意见，又对文章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逻辑上更为严密，论证上更为有力，史料的选择和应用更为精当，使文章增辉不少。
在姚文元的文章起草期间，中共上海市委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市委领导人是如何对待这篇文章的呢?
前文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姚文元执笔起草的。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文章还未草就，大力支持该文的柯庆施却于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病逝。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又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并将《海瑞罢官》在北京难以开展批评才不得不到上海以及这个事件的相关情况告诉了陈丕显，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支持她，并要陈对这件事都保密，不要让别人知道。[44]
一九六五年九月，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给陈丕显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时，张、姚已经七易其稿，他们交给陈丕显的已是第八稿了。陈丕显事后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这一回他当了一次“信使”。以前几次都是张春桥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
一路上，陈丕显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虽然江青曾经交代过批《海瑞罢官》这件事要保密，但是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却不同北京市委打招呼，陈丕显觉得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于是他与魏文伯商量后，觉得最好还是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此事，看一看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陈丕显如释重负，消除了后顾之忧。这就是他亲眼看见毛泽东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就批判吴晗的问题向彭真打了招呼。陈丕显认为既然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同意批判《海瑞罢官》了，也就没有必要再找周恩来和陈毅汇报了。他和魏文伯相视一笑，心中的忧虑也就涣然冰释了。[45]
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后，正式发表前又在上海市委书记处进行了讨论。十一月三、四或五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朱永嘉。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坐，一会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文元，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这样看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早晨，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姚的文章发表了。[46]
江青后来也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她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47]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是在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组织《海瑞罢官》文章的。张春桥利用到北京修改样板戏的机会，将批判《海瑞罢官》的草稿带到北京，进行讨论修改。有人对此感到蹊跷，认为张春桥到京与批判《海瑞罢官》有关。看来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对方并非蒙在鼓中，而是非常敏感的。江青解释说，当时之所以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了，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江青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
这篇文章送到北京后，给江青看过，也给毛泽东看过，但是却没有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在后来的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说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48]
同年五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出去发表。[4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50]
当时，这篇文章只给毛泽东一个人看，而没有给周恩来、康生看的原因，是因为如果给他们看的话，按照组织原则也要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中央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看，而他们是反对这篇文章的。这样的话，姚文元的文章有可能发表不了，批判也就开展不起来了。如果只送给周恩来、康生看，而没有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中央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看，又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就容易被对方以违犯组织原则的名义，将姚文元的文章压下来。本来，是毛泽东提议将文章送给中央领导人看看的，但是江青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在向毛泽东讲清原因以后，才将这篇文章只送给毛泽东一个人审阅，而没有给其他领导人过目。毛泽东在收到姚文元的文章后，认真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了，才让江青拿出来发表。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视的。
由此看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实际上是江青在毛泽东同意后，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朱永嘉提供史料，姚文元动笔起草的。这篇文章修改了十来稿，不仅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之间反复修改，而且还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又在上海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中间征求过意见，最后经过上海市委书记处讨论定稿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3)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是如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姚文元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的结论。
第一部分是“《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姚文元批评吴晗把海瑞塑造的十分完美、高大，是人们的救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为了塑造海瑞，作者用三场戏来安排海瑞的出场。虽然吴晗说剧本以除霸为主题，但是戏剧冲突还是围绕退田展开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告诉人们，在封建剥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就能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穿衣吃饭问题。剧本还着重刻画了海瑞杀贪官、平冤狱，农民只是消极的喊冤，没有作为，海瑞自己孤零零地搞了一场大革命。吴晗在剧本中塑造的海瑞形象，到底是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他凭空编造来的一个人物呢?
第二部分是“一个假海瑞”。姚文元指出，戏里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江南地区土地高度集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朝廷和官僚地主之间、官僚地主与中小地主的矛盾也趋于激化。海瑞是要乡官退田给中小地主和富家，而不是给农民，也不是让徐阶退田给自家佃户。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增加财政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海瑞只是想缓和阶级矛盾，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平冤狱也没有事实依据。历史剧当然需要艺术加工，但是历史人物在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要符合事实，不能歪曲、臆造。《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吴晗为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这个形象已经脱离了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属于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第三部分是“《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姚文元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对国家的阶级本质进行了分析，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由于复杂的原因，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分歧，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也会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因而决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可是，《海瑞罢官》却告诉我们，海瑞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一方面以保持徐家佃户和贫苦农民利益的英雄出现，将清官和贪官的矛盾描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将清官看作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不用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有靠清官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样吴晗同志就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四部分是“《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作为一个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有远见的历史人物，看到了本阶级内部的某些腐化现象是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海瑞向本阶级内部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既然这样，退田、平冤狱就是围绕这个根本目的进行的具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宣扬退田、平冤狱究竟要人们学习什么呢?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有些人以反乡愿为名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那么联想到剧本产生的背景正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自然地就将退田、平冤狱与当时鼓吹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揭示出《海瑞罢官》就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而《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51]
这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主要内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的社会反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于姚文元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赞成的人中，既有政治观点上的，也有学术观点上的;反对的人中也是两种观点皆有，而以政治观点上的居多。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反响，主要的还不是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在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现在《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否与单干风、翻案风有关系。那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怎样的攻击和反对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又说：“姚文元的文章乱来一通，不使人害怕吗?是够吓人的。学术批评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人，让别人翻不过身来。”“把别人放在绝对错误的地位，认为别人都是资产阶级。假若一个人是这样想，这样做，那末我敢说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文学家赵景深说：“姚文元前半段都在理，但后面一段提出的几个问题，使人感到汗毛凛凛。”史学家柴德赓说：姚文元的文章“有些以声势取胜，前后不接气，后边的高度，有点突然，令人吓一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耿淡如说：“文章的前三部分是很有说服力。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得似乎凶了些。要把剧中海瑞的‘退田’与1961年要求公社退田联系起来，恐怕吴晗主观上绝无此意。”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史学家杨宽说：“姚文中说：‘要退田吗?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这几个问号，使原来不敢写文章的老先生更不敢写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说：“姚文的后半段分量太重了，好像硬拉去与1961年结合似的。”
翁独健教授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经济史专家李平心说：“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就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宗白华说：“有一种人批评别人，专门去追究别人的动机，等于在哪里‘逼供’。我们应该反对那种‘深文周纳’的人，这是一种待人刻薄的反映。姚文写得过火，说得刻薄，不符合党的政策。”辽宁大学历史系教师杨士孝说：“如果姚文元的文章能够成立，我姓杨的把脑袋拿下来!如果他的观点对，那么我国历史学界将完全陷入僵局、混乱。”他质问说：“姚文元分析吴晗让我们学习什么?分析的结果，吴晗起码是思想反革命?我看这是在扣帽子，这是姚文元对吴晗的侮辱和中伤，这是讨论问题的态度吗?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目的是否定吴晗，我看最后被否定的不是吴晗，而是姚文元。”[52]
从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人还对姚文讲了不少激烈性的话。当时上海《文汇报》的记者艾玲在北京采访，了解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但是却没有能够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53]这表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我们也分明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从学术上经受住了考验，人们不仅没有能够提出什么问题，甚至还有人对此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分歧主要集中在政治上，也就是退田、平冤狱到底与单干风、翻案风有没有关系。这直接决定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究竟是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那么北京又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4、围绕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党内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具体表现为是否转载、是按政治批判还是按学术批判转载以及是在报纸上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上。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究竟是被蒙在鼓里还是本身就知道要批判《海瑞罢官》。
(1)彭真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知道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总是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背着包括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康生除外)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为了证明这件事，甚至还引用了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的话作证据，以此来说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不正当的行动。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能道听途说，靠主观想象来解决问题，而要从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得到结论。虽然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乃至于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见得知道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何时何地由谁撰写并予以发表，但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他们是清楚的。因为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给彭真打过招呼。况且上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又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因而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们也不应该感到意外。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召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54]
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彭真打了招呼的。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时曾经参加这次会议，又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带给江青审阅修改的陈丕显后来有一个回忆，更为形象准确地描绘了当时毛泽东向彭真问话的情形。我们引述如下：
陈丕显回忆说：“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面对这句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陈丕显在柯庆施去世后，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熟悉党内运行程序和活动。对于毛泽东的发问，他自己也认为：“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55]
我们注意到，陈丕显的回忆中说毛泽东问彭真可不可以批判吴晗，而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毛泽东在问彭真的时候到底是说对吴晗批判还是批评呢?从当时的态势上来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用批判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记载上得到证明：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5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由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当时不仅与会的大区第一书记知道要批判吴晗，而且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从陈丕显的回忆看，在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毛泽东向彭真征求了意见，打了招呼。陈丕显也是这样认为的。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彭真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招呼还是重视的，随后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成员是知道这件事的。[57]
其实，我们还发现张春桥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就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由于张春桥和邓拓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彼此相识，而且还处得不错，因而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58]
一九六二年江青跟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中宣部长陆定一是身临其境的。[59]在毛泽东向彭真打了招呼，彭真随后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作了传达的背景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不会不了解批判吴晗这件事。[60]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从李希凡与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通话中可以看到，林默涵知道江青曾经找过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因而劝李希凡向江青“赶快检讨”。[61]这说明林默涵是知道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江青还曾经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吴冷西，要《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却遭到吴冷西的拒绝。吴冷西还将这件事告诉了田家英。[62]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向彭真打招呼批判吴晗的事，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吴冷西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由此我们看到，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告诉彭真的，彭真也将这件事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传达。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毛泽东向彭真打了招呼一个月以后才发表的。况且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又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当时帮助姚文元搜集批判《海瑞罢官》材料的朱永嘉，后来也说：“当然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不会很明白毛泽东话的含义，但姚文元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会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63]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又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亲自向他打了招呼征求了意见的。中宣部的领导人陆定一、林默涵等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并非不清楚这件事。因而说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搞突然袭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2)在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表面上是在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的反映。
① 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本来，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以后，彭真就立即向北京市委书记处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是知道要批判吴晗的。对于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见报的当天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请示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是否转载此文?郑主管工业和新闻，用他的话说，因忙于工业，对意识形态方面不太注意，以为人家批了北京市的人，我们转载就是了。他让范瑾征求一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意见。邓拓不赞成转载，说我们自己可以写批评吴晗的文章，不必登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他是不同意姚文元文章中政治批判部分。邓拓打电话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真说暂缓转载，待他回京后再说。[64]
我们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范瑾还是非常敏感的，意识到文章来头不小，立即向北京市委书记处报告，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姚文元文章转载的问题上，北京市委书记处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郑天翔同意转载，邓拓反对。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邓拓请示在外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真做出了暂缓转载的指示。
其实，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彭真从电话中得到消息时是十分气愤的，他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65]后来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66]
这就不仅让人感到诧异，彭真为什么这样火气冲天呢?他这样发火又有什么道理呢?固然，上海《文汇报》是在没有报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姚文元文章的，在姚文发表前也没有正式向北京市委打招呼，但是从前文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张春桥曾经给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一个月以前，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就批判吴晗给彭真打了招呼，这是有目共睹的。与会的陈丕显当时就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向彭真征求意见，打个招呼。[67]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指示，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上海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吴晗，但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在没有和北京市委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点名批判，如果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就会水落石出了。试想，如果没有来头的话，姚文元以及上海的《文汇报》怎么可能在没有和北京市委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呢?熟悉党内运行程序的彭真不会想不到这个问题。
既然这样，彭真又为什么发问呢?看来，他还在照搬过去不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吴晗的老皇历，但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亲自给彭真打了招呼，就表明这个老皇历已经被打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彭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组织程序和批判性质这两个方面。从组织程序上说，上海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前没有正式向他打招呼，报他批准，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从批判性质上讲，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是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批判。这才是彭真发怒的真正原因。
十一月十三日，彭真从天津回到北京。同日，邓拓召集李琪、范瑾等开会，商定从高校等单位抽调一些人员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由邓拓任组长，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并决定向《文汇报》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来由。但范瑾等询问一无所获。[68]其实，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先后两次询问上海《文汇报》负责人，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69]结果并没有什么收获。
彭真回京后，召集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席会议的有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以及李琪、范瑾等。与会人员对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认同。他们认为，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是可以的，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则不能接受。这是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彭真还不放心，问吴晗是怎么入党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没有联系?刘仁是吴晗入党的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张友渔)，他介绍了吴晗入党的过程，说是毛主席让发展吴晗入党的，还说看不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什么联系。这次会议对是否转载姚文没有作出决定。彭真说，还要考虑一下。
会后，市委派副市长崔月犁同吴晗谈话，并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有没有关系。调查证实，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两人除在天安门上见过面外，从无来往。吴晗把他写的《论海瑞》原稿交给彭真、刘仁，说明这是胡乔木让他写的，并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后来，彭真又把此件送给周恩来、邓小平看。[70]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回京后就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会议确定了对吴晗批判的方针，进行学术批判而非政治批判。由于姚文元文章对吴晗是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如果转载姚文元文章，实际上就意味着认可了姚文元文章中对吴晗批判的定性。这是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确定的批判方针背道而驰的。因而彭真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次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没有作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定。
由此看来，当时彭真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是抵制的。他询问吴晗的入党问题，《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关系问题，吴晗与彭德怀个人的联系问题，以及吴晗是如何撰写海瑞文章的，就是为了防止在这些问题上出现漏洞所做的调研式的排查，力图在弄清悬疑的同时，又为保护吴晗搜集必要的证据，以便将对吴晗的批判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
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对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态度。这个时候彭真还指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既不要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也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彭真表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红旗》更不要着急，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必转载。[71]当时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72]
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人们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特地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结果发现“对姚文的意见基本上是采取否定态度”。《文汇报》记者在事后写的一份“内参”中说：“从记者访问的这些人看，总的印象是他们对姚文反应十分冷淡，甚至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似乎姚文不值一看。”[73]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看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态度。
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将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消息告诉他。吴冷西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第二天上午(即姚文发表后的第二天上午十一月十一日，—引者注)，姚溱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出了大事，问我知道不知道。我问什么大事。他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上海打了北京一棒。”随后姚溱向吴冷西扼要介绍了文章的内容。吴冷西接着回忆道：“姚溱同志一再要我不要只看到《文汇报》和姚文元，要考虑可能有什么‘来头’。当时我不以为然，过后回想，真佩服他的政治敏感。”[74]
吴冷西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又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江青以前曾提议《人民日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却被他置之不理。[75]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像他说得那样“不以为然”的，也不会在这件事上掉以轻心，而是要向彭真请示《人民日报》应该怎么办。吴冷西后来回忆道：“几天后我见到彭真同志(邓小平去西南三线视察，彭主持书记处工作)，向他请示人民日报对‘姚文’如何处理，是否转载，是否也组织文章加以评论。彭真同志说要跟中央同志商量商量。我也乐得暂缓处理。毛主席对我说过，人民日报归中央常委管，日常工作可请示中央书记处。”[76]
从吴冷西的回忆看，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是负面的。这不仅表现在江青提议《人民日报》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时候他置之不理，而且还表示在“暂缓处理”的态度上，更是与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具有密切关系。
吴冷西后来曾经坦率地说出自己当时在这篇文章上的真实态度。他回忆道：“我不赞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不但因其中也批评了人民日报1959年发表的赞扬海瑞的文章(这是乔木约请吴晗写出并亲自作了修改的)，而且主要是认为此文超出了文艺评论范围，从政治上批判此剧借古喻今。”[77]
尽管如此，他也认识到姚文元的文章来历不凡，需要慎重处理，不能自己擅自作主，因而就向彭真请示对姚文元文章的处理办法。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倒也是无可厚非的。彭真以向中央同志商量为名将姚文元的文章压了下来，这透射出彭真在姚文元文章转载上的作为是得到了中央一线领导人支持的。
其实，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对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还是警觉的。在该文发表后，他就找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探情况。
吴冷西后来回忆道：“我马上找家英商量。我说，上海报纸(不以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出面，而以《文汇报》出面)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所为何来?家英说，《文汇报》此文涉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1962年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这不能看做是京沪两市的事。他提到我谈过江青曾想要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说此事很可能是江青策化的，她过去同上海的人熟悉，现在也在上海。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对此我将信将疑。我说，此事我已经请示中央书记处如何处理，彭真同志说要商量商量。小平同志已去三线视察，彭可能是要跟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主席当时在杭州。
家英说他日内去杭州，因毛主席已通知他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等去杭州，商量读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序的事。家英说，关于《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一事，他到杭州可能打听到一些情况，到时将打电话告诉我。”[78]
从中可以看到，吴冷西找田家英打探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情况，田家英告诉吴冷西姚文元的文章很可能是江青策化的，这不仅仅是上海和北京两市之间的事，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田家英谈到这篇文章涉及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是在暗示吴冷西姚文元的文章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内部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和斗争。还表示他到杭州打探到新的情况后再告诉吴冷西。
两个星期后，姚溱和吴冷西陪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乘飞机到上海庆祝她的80大寿。行前，姚溱告诉吴冷西，说许立群(当时因周扬生病他接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向上海宣传部询问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碰了钉子，对方回答说“不知道”，这次我们到上海，是否再打听一下。吴冷西犹豫好久，与姚溱反复考虑以后商定：如果上海方面不提“姚文”一事，我们也不主动打听，因为许立群已经碰壁了。如果上海有人问我们如何处理，可据实告以已经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尚未获答复;在毛主席接见斯特朗时，不主动向主席请示对“姚文”如何处理。因为当时吴冷西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毛主席对地方报刊中他认为较好的文章甚至新闻，从来都向他招呼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在上海的三天中，我两次碰见张春桥。他当时是上海市宣传部长，1950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本来很熟，可这次他绝口不提“姚文”的事，我也无意谈及。姚溱也见到几位上海熟人，彼此都王顾左右而言他。[79]
由此我们看到，本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利用到上海参加斯特朗寿宴的机会，不仅有机会弄清姚文元文章产生的背景，还可以当面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转载此文。但是他们虽然在是否打听姚文元文章背景的问题上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以许立群碰壁为由，做出了不打听姚文元文章背景的决定。而且还商定在上海方面打听对姚文元文章如何处理时，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尚未得到答复为由，搪塞过去，掩盖了他们对姚文元文章的真实态度。他们意识到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不仅涉及到上海和北京两市之间，而且其背景还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主动放弃了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机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众向彭真打招呼要批判吴晗，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人员、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他却认为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与毛泽东无关，还以以前毛泽东遇到地方上好的文章就推荐给《人民日报》转载，而这次却没有说话为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是耐人寻味的。
这个时候在外地因病休养多年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却是分外留意此事，他以职业宣传家的敏锐意识到北京和上海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严重对峙。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眼看半个月过去了，《人民日报》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却未曾转载。胡乔木思前想后，对此感到惶惑不安。这个时候，他的秘书商恺回北京办公室值班。胡乔木让他找吴冷西，提醒《人民日报》要注意学习《解放军报》，同时表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关切。
吴冷西见过商恺后，于十二月一日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托前往杭州的范若愚带交胡乔木。吴冷西告诉胡乔木：“前天彭真同志要我转告您，关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已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决定展开讨论，主要是引导大家讨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学术问题。关于姚文中的政治性问题，也可以讨论，但不是着重点。姚文中点了人民日报《论海瑞》。彭真同志说，此文政治上没有问题，但对海瑞评价过高了。人民日报本来不准备公开批评吴晗，因书记处曾决定吴晗同郭老、范老、茅盾、翦伯赞等人可不在报上批评，而在内部批评。但文汇报批评开了，人民日报也要讨论。此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因等候中央决定，拖了二十天，有些被动。昨天发表了，按语是经过彭真同志和总理修改过的。准备还组织一些文章，展开讨论。彭真同志嘱我告诉您安心休养，不要为此事分心。”[80]
从中可以看到，由于胡乔木过去和吴冷西一块共过事，还是上下级关系，因而在发现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对峙后，非常着急，特意提醒吴冷西要学习《解放军报》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吴冷西在信件中告诉胡乔木，当时没有及时转载是因为过去中央决定不对吴晗进行公开批判，在《文汇报》公开批判后，《人民日报》因等待中央的指示，因而才拖了二十天。吴冷西在这里显然说了谎。他没有把他不愿意批判吴晗的意思全盘托出，却借口过去中央不要公开批判吴晗或等待中央指示来搪塞。这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在毛泽东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情况下，试问过去不对吴晗批判的规定还有效吗?毛泽东已经打了招呼了，还要请示哪个中央的指示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冷西显然是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指示情有独钟，而对毛泽东的指示却是置若罔闻。他说《人民日报》按语是周恩来和彭真修改过的，显然是在强调他的作法是获得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支持的。至于说他告诉胡乔木《人民日报》下一步主要是开展学术讨论，政治讨论不是重点，显然也是传达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决定。从信中看，吴冷西是将胡乔木的建议转告了彭真的。从彭真要吴冷西给胡乔木在信中的捎话看，则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这是要吴冷西转告胡乔木安心休养，少管闲事。这表明彭真对胡乔木的提醒是不满意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及转载问题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仅是在思想上站在了彭真一边，而且还从组织上与彭真及一线中央领导人保持了一致。中宣部副部长姚溱也是站在了他们一边的。
那么，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光明日报》在转载姚文上的态度如何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又听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应，有人建议转载。穆欣说：当我就此事向中央宣传部请示时，迟迟没有得到答复。11月19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召集北京各报刊负责人研究文艺评论问题的会上，有人提出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主持会议的同志答复说：过去中央规定对吴晗不批判，现在中央报刊是否刊载，要请示中央。[81]
为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江青还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你看过文章没有?为什么北京报纸不转载?”林默涵说，这事要请示中央，我们不好做主。[82]
我们看到，在《光明日报》编辑部有人建议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下，《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向中宣部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得到答复。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中宣部对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不论是十一月十九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还是林默涵对江青说的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要请示中央的话，都是在敷衍塞责，支应差事。虽然过去规定不对吴晗点名批判，但是毛泽东早在十月份就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向彭真提出要批判吴晗，这就说明过去对吴晗不批判的老皇历已经不顶用了。中宣部的领导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我们不禁要问，在毛泽东已经就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吴晗解除了禁令的情况下，还要请示中央，难道毛泽东就不代表中央吗?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宣部领导人所请示的中央，不是指毛泽东，而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由这里可以反映出在批判吴晗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中宣部领导人是紧跟中央一线领导人的。
我们看到，在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中宣部的态度是抵制的，还以向中央请示为名抵制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在转载姚文上的态度，那么中宣部长陆定一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陆定一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83]
这个时候陆定一讲话为什么要大反斯大林呢?从陆定一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以斯大林晚年曾经犯错误为名，打着批判斯大林的旗号，矛头指向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抵制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陆定一的观点在他后来的讲话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84]
从中可以看到，陆定一也在会议上责怪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跟他打招呼，这表明他对姚文元的文章是持反对态度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了政治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和彭真的观点是一致的。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他们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处理姚文元文章上的作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获得了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支持。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与会常委的面向彭真打了招呼要批判吴晗的。[85]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当时与会常委是知道的。既然知道这件事，当有人向他们请示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他们却不及时发出转载的指示，就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采取支持态度的。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明确反对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指示，但是我们可以从后来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要求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被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一致通过上反映出来。[86]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对吴晗的态度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当彭真对邓小平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
邓小平照样和吴晗打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87]
从邓小平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政治和学术要分开，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没有什么问题。不仅从政治上肯定了吴晗，还在生活上安慰吴晗，照样和他打牌，劝他要乐观，不要怕，又表示要帮助吴晗顶住这股批判的风浪，渡过难关。这种态度显然是与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邓小平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真实态度。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是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姚溱等人也是这个态度。《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保持一致。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和成员吴冷西在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彭真领导下的中共北京市委、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和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多数成员，在批判吴晗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凝成了一股绳，背后则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为他们提供了后盾。
② 具体组织姚文元文章的江青、张春桥和支持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在扩大姚文元文章宣传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严峻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采取了抵制态度。而且他们实际上还获得了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支持。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具体组织姚文元文章的江青和张春桥是什么样的认识呢?支持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呢?
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围绕《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斗争时说：“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88]
从江青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什么批吴晗批不下去呢?这是因为吴晗是这张千丝万缕联系的网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在吴晗的背后还有人，这些人被资产阶级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斗争非常艰难、激烈，一方为攻，一方为守，围绕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双方进行斗争的一个突破口而已。江青是在经周恩来点拨以后才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仅遭到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抵制，北京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学术界、文化界也对姚文元的文章抱着冷眼相观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主动出击，一方面在读者来信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另一方面派人深入到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中去，向他们组稿，借以引起讨论，打破静默的局面。这个时候一个上海中学生马捷的来信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马捷原名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他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认为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是“断章取义”的，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文汇报》编辑部将马捷的这封信加上按语予以发表。按语连续照登了六天，第一天刊登的是马捷的反对意见的文章和编者按语，后面五天并没有重发马捷文章，但是按语却照登。在按语的引领下，羽白、遇罗克、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等人先后写文章参与了争论。同时，张春桥还把上海学术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蒋星煜、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澂、陈守实等人请到《文汇报》编辑部进行座谈，将座谈会讨论纪要整理后发表，以此将讨论引向深入。[89]
对于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张春桥是气愤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各报都不登姚文元文章，我们很气愤。为什么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竟会遭到这样的待遇?这是谁向谁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和彭真有关系。不是统一布置，怎么会这样一律?[90]
张春桥在讲话中谈到对于当时北京报纸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是气愤的，认识到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遭到这样的封杀，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从北京各报对姚文元文章的一致行动中，不能不让人产生彭真统一布置的认识，否则的话，北京的报纸怎么会采取如此统一的行动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春桥的判断是准确的。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给彭真打了招呼的。姚文元的文章也是经毛泽东审阅后才发表的。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巡视途中他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思考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时候《光明日报》编辑部编印的反映吴晗等人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情况简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十一月十四日，吴晗见到《光明日报》记者的时候，情绪激动而又颇为愤慨地谈了自己对于姚文元文章的看法。翦伯赞则说姚文元的文章乱来一通，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的。他们的观点被分别编入了《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这两期《情况简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这种风气不好，怎么随便找个靶子就乱打!”“姚文元说我写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平冤狱是为了替反革命分子翻案。这还了得!如果有人再赞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岂不是要被说成是号召人民向共产党起义了吗?”“这种批评文章我是不理的。不过我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对开展学术讨论不利。”[91]
他又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92]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93]
《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的另一期上刊有《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划了三个圈。[94]这期《情况简编》上还有其他人评论姚文元文章的话。沈尹默说，姚文元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罗稷南认为，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意思，只能引出一批拍马屁和好出风头的人。也有人认为姚文元观点正确，但是这样来谈当代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似乎有副作用。还有人认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直接反对现实生活的，和其他的历史小说不同。这个《简编》毛泽东阅后批退江青。[95]
到上海后，毛泽东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讲这番话的。他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96]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9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晗极为不满，认为姚文元给他扣了帽子，破坏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他以不和姚文元争论来表明自己对姚文元文章的蔑视，表示要给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写个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看了这期《情况简编》后，气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把这期《简编》批示给江青阅读，还让江青读后着人送到杭州住地。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件事是重视的。同时，毛泽东还对《情况简编》上登有翦伯赞观点的文章画了三个圈，也表明了他的重视程度。这些问题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
由于北京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决定让上海印小册子。印小册子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来说，还要报经北京批准，上海自己是没有权力擅自决定印小册子的。[98]可是上海在没有被北京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出了订单，这实际上就是给北京敲响了一个警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99]
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上海新华书店二十四日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数时，北京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拖到了二十七日，北京新华书店才用电话订购五千册。二十九日，北京新华书店又用电报正式答复同意订购。[100]
针对毛泽东说的关于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不发行小册子的话，后来有人为此辩解说，毛泽东十一月二十日下令出小册子时，除上海《解放日报》外，全国还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华东六省报纸是在华东局打了招呼后，才从二十四日起开始转载的。说“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也不符合事实。北京新华书店二十四日接到要求订购小册子的电话，二十七日即用电话回答订购五千册，二十九日又有正式答复，其速度比平时还快。在此期间，北京新华书店曾请示过北京市委宣传部，李琪让答复：这件事，请他们请示中宣部。[101]
乍一看，这段辩解的话似乎有着几分道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关于印发小册子的话是在事后讲的。这是针对北京市委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态度所作出的画龙点睛式的说明。在这个谈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市委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抵制态度。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固然在毛泽东说印小册子的时候，除了上海《解放日报》外，其它报纸尚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各地没有及时转载是与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转载的抵制态度密切相关的。如果当时北京各大报及时予以转载的话，各地又怎么不会出现风起云涌地迅速转载的局面呢?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对姚文元文章抵制的整个历程来看，只有北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的转载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其它省市自治区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在北京各大报转载后比较顺利地刊登了。从全国各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姚文元文章转载的情况来看，北京报纸所持的抵制态度是毫无疑问的。因而毛泽东关于北京不转载的谈话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至于说订购小册子，由于小册子就是根据报纸上发表的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印发的。北京市委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待小册子的态度。既然北京市委抵制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那么就必然会对根据姚文元文章印成的小册子采取抵制态度。这是没有疑问的。北京市委宣传部作为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机关，当然要执行北京市委的指示。因而北京新华书店就订购小册子请示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时候，李琪却虚晃一枪，让书店越过他们直接请示中宣部。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向中宣部请示，可是他们却袖手旁观，让书店越过他们直接请示中宣部。这表明北京市委宣传部在这件事上敷衍塞责，在玩弄踢皮球的游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在批判《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态度决定的。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委不发行小册子的谈话，实际上就鲜明地点出了北京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和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抵制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发行小册子上的谈话是有着史实依据的。他在谈话中做出的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市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抵制态度，从而突破了感性认识的局限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将北京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真实态度揭示了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论是江青、张春桥还是毛泽东也在观察着北京的反应。北京如何处理姚文元的文章，反映出双方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问题上是否存在共识，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有没有根本性分歧，还直接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斗争策略。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不明确指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样不就避免了这种不愉快的后果了吗?
其实，认真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没有下达这样的指示是有缘由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到人们世界观的深处，要在这场大革命中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谈话，还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当时中央宣传文化部门的政治责任。况且，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当时中央一线常委也是参加了会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就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了，还用得着毛泽东再打招呼吗?
本来，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和声望，通过组织手段指示北京报纸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并不难，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就是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毛泽东制定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以后，能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就成为对于文化宣传部门领导干部党性和革命性的真正考验。考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够进行，革命斗争实践是检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采取组织的手段尽管能够使文章得以发表，但是又怎么能够使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干部的革命性得到检验呢?
只有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文化革命，才能发现、清除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敌对分子，培养无产阶级文化权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建立起来。这个任务是仅仅采用组织手段难以完成的，必须在文化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毛泽东就是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组织革命的左派队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因而毛泽东才没有采用组织的手段要求北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而是通过斗争来鉴别、选拔革命干部。其实，毛泽东不仅对彭真等人是这样，就是对待红卫兵领袖也是这样。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派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蒯大富却认为是要镇压他们，在毛泽东召见他们时提出要抓黑手，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要抓的黑手就是我。[102]这与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转载上所持的斗争策略是一样的。
这里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尽管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向彭真打了招呼，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和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几乎同时都向上海打听姚文元文章的背景，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招呼，范瑾和许立群是知道这件事的。既然他们知道这件事，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还要向上海打听文章的背景，说明他们两人是想准确地知道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关系。从当时的态势及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联系就要进行压制，如果有联系再做定夺。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得到确切的消息，因而才将姚文元文章的转载拖延了下来。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围绕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江青、张春桥之间进行了对峙和斗争。这种对峙和斗争反映了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常委与毛泽东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和矛盾。那么，北京和上海的对峙和斗争又是如何打破的呢?
(3)在以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方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姚文元的文章持否定态度，北京的报纸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个时候，与北京报纸对姚文元的文章默然置之不同，华东诸省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03]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文章的转载上，华东诸省与北京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现了对峙的局面。
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打破这种对峙局面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不陌生。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就对吴晗说：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后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104]过去的印象仍然存在，这次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和上海之间出现的严重对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从陈丕显处获悉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后，周恩来就立即采取措施，打破双方之间的僵持局面。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为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的朗诺。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觉得双方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他和罗瑞卿工作来往较多，相互很信任，彼此也很熟，就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见到罗瑞卿时，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泽东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忧虑，还与罗瑞卿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早晨，陈丕显到锦江饭店南楼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周恩来一见到陈丕显便握着他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个事，我已经知道了。”“感谢你，丕显同志!”直到这个时候陈丕显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105]
我们看到，陈丕显将北京和上海在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对峙与毛泽东的态度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了解情况以后，向陈丕显表示了感谢，他回到北京后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还趁着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问题。在获得确实的信息后，罗瑞卿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06]
其实，罗瑞卿是要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他自己亲自打电话向彭真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彭真却未给明确答复。第二天一早，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了他给彭真打电话的内容。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我也还没有看。”说完便将罗瑞卿那一本拿走，说要在飞机上看。[107]
当时罗瑞卿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主管军报宣传工作。当他获悉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就让《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当然，他和彭真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意识到北京和上海之间出现的对峙，因而这个时候就给彭真打了招呼，告诉他毛泽东是看了这篇文章的，《解放军报》要转载这篇文章，还向彭真建议北京报纸如果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是却没有得到彭真的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不会感觉不到面临的巨大压力， 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继续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于是，彭真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开始商讨转载的对策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对吴晗肯定要批评，但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要组织队伍写文章，对的要肯定，错的要批评。对姚文元文章也是如此。要树立良好风气，不要一批判什么人，就臭了。会议认为，如果必须转载姚文元文章，则应加上按语“表明我们的态度”。[108]
我们看到，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属于敌我矛盾。这是彭真对吴晗问题的定性。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彭真在对吴晗定性上的分歧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吴晗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见得一定是敌我矛盾，一般情况下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还是把吴晗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比如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虽然被罢官，彭、黄、张、周等人虽然被定性为右倾反党集团，但是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和彭真在吴晗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在吴晗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中我们看到，彭真虽然在讲话中作了让步，表示可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却说出了自己在吴晗问题上的底线，就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属于敌我矛盾。这说明彭真虽然被迫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却对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持有不同意见。这在转载按语中显露了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要彭真通知首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彭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09]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军报》是由罗瑞卿直接安排转载的，北京其它大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由彭真部署安排的。军报和其他首都大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都加写了编者按，但是按语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军报支持姚文元的文章，北京其他报纸反对姚文元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军报与北京其他报纸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了出不同态度。
我们先看《解放军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直接呼应姚文元在文章中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出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110]
我们看到，军报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突出政治，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全力支持姚文元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批判。
我们再看《北京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直接听命于中共北京市委。彭真及其主持的北京市委是在顶不住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起草一个编者按来“表明我们的态度”。[111]
这个编者按是如何起草的呢?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找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一位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干部。范瑾说：《北京日报》决定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们得做些准备，请你们二位起草一个按语”。并说：“上海的调子很高，我们还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提倡学术问题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他们两人一边凑字句，一边写，只十几分钟就把按语写成，因为只有一二百字，而且是个草稿，没有费太多时间斟酌。范瑾看过一遍，就匆匆带着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按语是彭真和邓拓亲自逐句逐字定稿的。[112]
这样看来，这个按语是范瑾找人起草好了以后，经过彭真和邓拓亲自逐句逐字修改后定稿的。这个按语与姚文元的文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上同时发表，特别强调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113]编者按语回避双方斗争的政治性质，引导人们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吴晗进行批判，将人们在《海瑞罢官》上的分歧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编者按就具有这样鲜明的性质。
我们再看《人民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就指示《人民日报》要转载《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并要《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草拟一个编者按语，转载姚文元文章时刊出。吴冷西起草了按语，送给彭真审阅。彭真要吴冷西到他家中商量修改，然后送周恩来审定。[114]周恩来审定时在按语的最后一段，加写了几句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115]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中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116]
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在《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的当天，就打电话给吴冷西，说了两个字：“晚了。”
后来姚溱又同吴冷西谈及此事，特别提醒吴冷西，虽然毛泽东接见斯特朗时没有提到姚文元的文章，但江青出席午宴，值得注意。她可能与上海发动批吴晗有什么关系。周恩来从上海回来才指示转载，可能是在上海得到什么消息。吴冷西对姚溱说，已经转载了，但从周恩来修改过的编者按语看，还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问题。吴冷西要姚溱不要过分担心。[117]
我们来看《光明日报》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光明日报》编辑部向中宣部请示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有关人士告诉他们，可以先把他们转载时用的编者按送去看看。当天晚上，有关人士将经过审改的编者按清样退回《光明日报》编辑部。[118]
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同时也加上了经中宣部审定的《光明日报》编者按，口径同《人民日报》的按语基本一致。[119]
我们看到虽然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了，但是转载时所采用的编者按是截然不同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是在彭真主持下撰写的，就是不同意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政治批判，而将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范围。而《解放军报》转载时的按语显然是在响应姚文元的批判，为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批判擂鼓助威。这是彭真不能容忍的，随后彭真就将这种不满表现了出来。
十二月六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120]
本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按编者按发表的先后顺序来刊登的，并不见得是特意安排，也没有出现过失之处，但是却引发了彭真的不满，责怪上海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放在前面。这种不满有点像《伊索寓言》中的狼指责小羊一样可笑。其实，真正导致彭真不满的是，《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对姚文元文章的支持态度。这打破了他苦心经营的学术批判计划，在随后的讲话中又表现了出来。
彭真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军报》的按语说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北京日报》的按语不那么凶。最后《人民日报》搞了个按语，是总理和我、冷西定稿。”[121]
本来，《北京日报》编者按是彭真主持定稿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是彭真和周恩来、吴冷西共同定稿的，《光明日报》在转载了《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同时，还刊发了本报编辑部起草的经中宣部审查过的编者按。由于这些报纸的编者按是按照彭真确定的学术批判的方针起草的，又是经过彭真和中宣部的审查后发表的，因而彭真对这些报纸的编者按是满意的，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在未经彭真审查同意的情况下就刊发了，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又是持支持态度，这样自然就招致了彭真的批评了。
在北京几大报纸转载以后，除湖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22]这样对姚文元文章禁止转载的封锁最终被打破了。
从中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抵制姚文元文章的，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双方都在观察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对峙局面被周恩来打破了，罗瑞卿领导下的《解放军报》在其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当然，这种打破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北京报纸转载的两种不同方式上：一是《解放军报》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对姚文元进行的政治批判持肯定态度;一是《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转载时加写的编者按中认为是学术争论，实际上否定了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政治批判。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文章不得不转载的情况下，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加写编者按表明态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力图将吴晗的《海瑞罢官》从政治批判拉入学术批判的范围。
(4)在同时转载还是分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进行的斗争。
从当时大势上看，彭真觉得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已经难以抵制了。这不仅是因为罗瑞卿已经打电话告诉他《解放军报》要转载，而且建议他指定一家北京报纸和军报一起转载，还在于周恩来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同时从各种迹象上判断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表的。在这种情况下，彭真要想对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继续进行抵制已经很困难了。但是彭真在转载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可能地淡化文章的影响，于是想出了北京大报不要同时转载，而要分期进行转载这样一条妙计。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彭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首都各报负责人会议，研究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要北京各报错开日子转载姚文，不要集中在一天，以免压力太大。[123]
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意见，中宣部要求首都各报不要同一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要分个先后。原定计划是《北京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为十二月一日。但军报却没有按照这个安排，擅自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而且自己写编者按语，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124]在以前计划被打破的情况下，为了削弱姚文元文章的影响力，才不得不将《光明日报》的转载日期一再往后挪动。
不过，我们从《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说法，他回忆道：彭真考虑，如果北京各报同时转载，震动太大，决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迟一天转载，即十一月三十日见报。二十九日晚上，中宣部有关人士退回经过审改的《编者按》清样时，又通知说：《光明日报》可以再晚一天，到十二月一日见报。十一月三十日夜里，中宣部有关人士又打电话来说：《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应再推迟一天。这样，《光明日报》于十二月二日见报。[125]
虽然穆欣的回忆和前文引用的吴冷西的回忆有不同之处，但是要求北京三大报纸错开日子转载以及《光明日报》被安排到最后转载则是确定无疑的。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中宣部那个打电话的人士其实就是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姚溱就是转达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过大为由，才致使《光明日报》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转载姚文的。[126]
由于《解放军报》提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且还刊发了支持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打破了彭真在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上的总体部署，《光明日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被一再推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
由此我们看到，彭真为了避免引起较大的震动，淡化因转载姚文元文章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在《解放军报》脱离实际管辖的情况下，指示中宣部要北京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文文章时要错开时间，不要同时进行，分期进行转载。这是在抵制转载姚文元文章失败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削弱姚文元文章的影响采取的又一办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耳闻，只是不太清楚这件事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关系。由于姚文元的文章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政治批判而非学术批判，因而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采取了抵制态度，拒绝在北京报纸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还要加写编者按表明自己的态度，力图将批判《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同时，为了避免对文艺界、学术界造成较大的震动，进一步减小姚文元文章的影响力，彭真还作出了北京报刊分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定。
在姚文元的文章转载以后，双方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逐步走向激化，那么双方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呢?
5、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载后，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进行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围绕如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上海的张春桥继续以《文汇报》为阵地将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中宣部进行了应景式批判，关锋、戚本禹进行了政治批判。双方围绕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进行的斗争，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张春桥在上海以《文汇报》为阵地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尽管遭到了抵制，但是毕竟还是被各地报纸转载了。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如何沿着政治批判的方向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行下去，就成为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一步工作的目标了。他们以《文汇报》为阵地，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结合起来，以学术批判来引发政治批判，以政治批判来推动学术批判，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进行下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开始刊登讨论文章。《文汇报》为此刊发的编者按语是张春桥自己写的，说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处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这篇编者按连续登载了六天，这是非常罕见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当天《文汇报》发表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来信，主要介绍了各自单位对姚文元文章的各种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几篇文章都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事先组织好的，待北京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才刊登出来。接着几天《文汇报》刊登的主要是不赞同或者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论，这样讨论也就可以展开了。十二月六日，《文汇报》又在第一版将各地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排列出来，并转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以这种方式将对待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来。
十二月七日起，《文汇报》开始陆续刊登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和赞扬这处戏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为此，张春桥又专门写了编者按，号召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下去。围绕《海瑞罢官》一剧，上海最初主要还是从学术方面组织文章，着重于清官和贪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与单干风联系起来讨论呢?因为一联系单干风就马上成了政治批判，讨论就无法开展了。所以主要还是围绕历史事实与理论的是非问题展开讨论，这样各种观点就都可以表达出来，以便于了解动态，进行辩论，分清是非，展开斗争。
从《文汇报》所刊登的文章中可看出当时上海讨论的重点。写文章的作者有各种观点，但发表哪些文章则是编者有选择有目的的。《文汇报》内部的《参考资料》还按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研究的方法等专题将相关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标题用的是《问题讨论》。当时张春桥还将批判让步政策被毛泽东赞赏的孙达人从西安调到上海，与他面谈一次后，就让孙达人住在《文汇报》编辑部写文章。[127]
这个时候张春桥还在继续观察着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变化。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以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学术界对《海瑞罢官》和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收集必要的素材，为下一步批判提供鉴介，张春桥邀请上海的学术权威周予同、周谷诚、蒋星煜、谭其骧、李汉俊、陈向平、束世澂、徐德嶙、杨宽、魏建猷、张家驹等人到《文汇报》参加座谈会。从当时《文汇报》摘要的发言内容看，这些学者、教授也是真诚地出席这个会议的，并真心实意地想在这个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勉强和虚假成分。
从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内容看，基本上反映了有关这个讨论的两个走向：其一，经过五十天的讨论，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没有人公开站在吴晗一边了。大部分学者在发言中都批评了吴晗检讨不深刻，说他大部分内容是在为自己辩解，是“以辩解代替检讨，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其二，专家、学者们在批评了吴晗检查不深刻的同时，仍然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澄清一些学术问题。发言者对清官问题、海瑞问题谈得较多。[128]
举行这次座谈会既是张春桥对学术界在《海瑞罢官》和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和看法上的一次调查，为开展下一步批判提供依据，又可以通过学者们的讨论，在探讨中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以此为契机，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从座谈会的发言看，这一阶段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是有成效的，学术界的认识正在转变，支持姚文元观点的人逐步增多而且占了上风。虽然是形势使然，却也是人们认识能力提升的反映。这个座谈会对促进人们对姚文元文章认识的深化，推动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为了进一步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张春桥等人以《文汇报》为阵地，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调查材料。为了引发讨论，消除人们的顾虑，不仅发表支持姚文元观点的文章，还发表反对姚文元观点的文章，开始刊登的文章还是以学术批判的面目出现的。根据形势的发展，张春桥又通过组织座谈会，了解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断推向深入。张春桥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更是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到底是应该沿着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方向走下去的问题。那么，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又是如何呢?
(2)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制定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确立了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第二天，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上传达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开会，由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在报刊上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讨论的意见。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学术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的讨论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要贯彻自由讨论的方针。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也可以发。还说，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现在学术界比较紧张，如果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是有人会写文章的。[129]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彭真在意见中没有提出禁止政治批判，但是进行学术批判的意向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再结合这次会议前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彭真这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只有学术批判的文章才能在报刊上发表。这里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彭真没有明确说出禁止进行政治批判的话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发表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而且来头不小，并且使北京乃至全国报刊都进行了转载，而且自己也在抵制转载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从当时斗争策略出发，彭真当然不便于直接说出禁止发表政治批判文章的话，而只能在两可中表达了进行学术批判的坚定意向。
吴冷西作为彭真意见的传达人，又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当然贯彻了在《人民日报》执行彭真关于学术批判的方针。《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回到报社后，立即向报社编委作了传达，大家都赞成这个方针，当天就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指示的精神，制定了《〈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讨论的计划》，决定在报纸上围绕《海瑞罢官》开展学术讨论。当时除了首先刊载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上海《文汇报》以及《解放日报》等极少数报刊外，其他报纸大都照此精神办理。[130]
既然如此，那么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也就要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批判了。
(3)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按照《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按所确定的学术批判方针，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就调配人员，组织写作班子，着手从学术角度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这次批判是在彭真的领导下，由邓拓具体组织实施的。彭真要求北京市的高等院校和学术单位，有意识地组织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讨论文章，引导这场批判。他还为这次批判作了指示，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批判。他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首先是学术问题”，“不展开讨论就不能解决，不能一言为定，主席看了也允许人讨论”。他要求，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131]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转载姚文的第二天，北京市委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院等高等学校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抽调了七八个人，成立了《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邓拓任组长，领导这个小组的写作活动，范瑾直接联系这个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日报》办公大楼四楼。
写作组报到的当天晚上，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确立了写作组的工作方针。不论是姚文元的文章，还是吴晗的文章，都可以进行讨论。对姚文元的文章，不管是观点还是史料，都不要直名道姓地进行批评，要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文章内容不限，不研究选题，不采取命题作文的形式，以个人名义撰写。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一共发表了五篇文章，都是批评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没有一篇是批评姚文元的。[132]
北京市委对批判吴晗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邓拓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批吴晗的历史观。
为什么由邓拓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呢?这是因为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就是在邓拓任主编的《前线》上发表的，吴晗认为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邓拓不同意吴晗的意见。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有它明确的特定内容，都是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而绝不能加以继承。同时上面一九六四年曾经考虑过是否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进行批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会引起过多非议。[133]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邓拓撰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在《北京日报》上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续论”，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理论，即‘道德继承论’。这个理论曾经是他所作的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邓拓对吴晗发出呼唤，他说：“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134]
文章发表以后，为了引起呼应，形成一唱一和的氛围，邓拓迫切希望吴晗从学术上出来迎战，于是又亲自给吴晗打电话，要他写文章，把自己的观点充分摆出来。吴晗接受邓拓的建议，很快写出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日报》发表。[135]
吴晗的文章分四个部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效果和立场。
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有关研究海瑞的文章排列了一个时间表：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
四、《海瑞》发表于1960年《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
1960年11月13日的第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月间加上一个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目的是想说明他研究海瑞和1961年以后的“退田”、“平冤狱”无关，因为他不能未卜先知，1959年写文章去影射1961年以后发生的“退田风”和“翻案风”。但是这样一来，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他研究海瑞都是在庐山会议前后，这样就对庐山会议有影射之嫌了。[136]
由此看来，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的目的，是为了撇清自己在《海瑞罢官》中称颂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联系，意在说明自己一九六○年以前写的文章不会去反映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这是在为自己申辩，反驳姚文元在文章中进行的政治批判。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吴晗这样做却顾此失彼，开列了这个时间表后，就必须交待清楚庐山会议前后特别是会议后为什么如此密集地发表有关海瑞的文章，还写了剧本《海瑞罢官》，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吴晗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一九四三年他写作的《由僧钵到皇权》(即《朱元章传》)就是为了讽喻时政，影射蒋介石的。[137]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写的《屈原》、《虎符》等剧本，也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实行黑暗统治的。虽然这个时候他们写的作品的矛头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建国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但是用影射来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方式则是相同的。吴晗在构思《海瑞罢官》的时候，不会信马由缰，而是围绕特定目的来进行创作的。这就要求吴晗在自我批评的文章中讲明他写这个剧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这却成为吴晗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以古讽今，鞭挞黑暗，塑造人物，表达意愿，是以前写作历史剧嘲讽现实表达政治诉求的惯例。吴晗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解释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如同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在搞影射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因而吴晗就要竭力避免这样作，却又不得不讲他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只好搪塞地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其实，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既然《论海瑞》是反右倾的，《海瑞罢官》就不可能连“目的性”也不清楚吧![138]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吴晗在《自我批评》一文中对自己创作《海瑞罢官》的辩解是自相矛盾的。他开列的时间表是为了说明他与随后兴起的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却由此暴露了他写作的系列海瑞文章、剧本《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联系，为别人批评他搞影射提供了证据。为了掩盖这个矛盾，他才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当时是“糊涂的”，创作《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不清楚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更是作茧自缚般地将他自己和庐山会议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为下一步发动对他的批判提供了切实有力的证据。
至于吴晗说他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海瑞罢官》在前，而单干风、翻案风发生在后，自己没有本事预见后来发生的事，说他为单干风、翻案风张目是子虚乌有，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从形式上来说，倒也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他写的文章和剧本在前，单干风、翻案风发生在后，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党内在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分歧并非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才出现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存在，具体表现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在一九五○年刘少奇和高岗东北互助合作上的争论、围绕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的争论和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中表现出来。这种争论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得到了解决，取得了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但是争论的另一方却没有善罢甘休，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存在于党内领导干部的头脑中，直到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说他没有放弃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观点。[139]
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道路，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党内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虽然由于庐山会议在组织程序上得到了解决，但是仍然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以后更是如此。这在后来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以及随后出现的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表现了出来。
不仅党内是这样，社会上的情况更为复杂多变。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小生产的自发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农村中还普遍存在着阶级斗争，富裕农民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广大贫下中农则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因而不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特别在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想回过头来进行单干，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市场。吴晗写作系列海瑞文章和《海瑞罢官》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普遍出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那样的单干风、翻案风，但是这个时候不论在党内还是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气候，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实行分田单干，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错误的，要给彭德怀翻案，为他正名。他们认为只有为彭德怀翻了案，才能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扫除分田单干的绊脚石。吴晗论海瑞的系列文章和剧本《海瑞罢官》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管吴晗的动机如何，他写的文章和剧本在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吴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要判断他的动机如何，还是要从他的思想意识入手。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吴晗与他秘书的一段谈话说起。吴晗曾经跟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140]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吴晗是有情绪的，想不通的。彭德怀虽然被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确实不能算作敌人，吴晗这句话说的还算靠谱。但是在彭德怀由于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已经犯了严重错误的彭德怀又怎么还算是白璧无瑕的“好人”呢?
吴晗的这段话表明，在思想意识上他和彭德怀是相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就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不论是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还是说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从政治思想上来说的。正是由于政治思想意识的一致性，才将吴晗和彭德怀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思想联系的内在根源。从社会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吴晗写文章和剧本的时候，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虽然还没有大面积地表现出来，但是并非不存在，而是处于地下状态，蛰伏于社会上和人们的头脑中，不过是没有登堂入室，不易为人察觉罢了。我们不能以单干风、翻案风还没有登台，就否定它们的存在，而要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考察，找到它们与海瑞系列文章和剧本的内在联系，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姚文元在文章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有关，并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从他们思想上存在的联系出发，经过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这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从中可以看到，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对自己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外，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他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想堵住姚文元对他在“退田”、“平冤狱”方面进行的政治批判，却暴露了与庐山会议的内在联系。为了否定这个联系，吴晗又说自己对写作目的“是不清楚的，糊涂的”。不仅如此，他在引用史料为自己进行辩解的同时，还一再表明自己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正是因为这样，姚文元才说：“他不写这个自我批评还好些，一写激起气愤，这个人垮定了。”[141]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在吴晗文章发表的这一天作了这样的记述：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142]
十二月三十日，彭真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虽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却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143]
按照北京市委的计划，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李琪的文章是批评吴晗的自我批评一文的，三个标题分别为：一，吴晗同志的历史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二，夸大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文章对吴晗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只限在批判吴晗的历史观。[144]
吴晗除了对《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评以外，还积极响应邓拓的号召从学术角度来回应邓拓对道德继承论的批判。其实，邓拓十二月十二日在《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后，就让《前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去找吴晗，让他把在一九六四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
这样吴晗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一文，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吴晗在文章中说自己“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讲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但不管怎样，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认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以经过批判，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14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就组织写作组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邓拓率先撰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于十二月十二日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前线》上发表，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146]
吴晗响应邓拓的号召，先后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和《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两篇文章，分别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在第一篇文章中，吴晗不仅为自己进行辩解，还说自己写作《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在第二篇文章中，吴晗从学术上进行了有力的回应。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文以李东石的笔名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这些文章的发表，从学术上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企图将《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虽然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对姚文元进行了回击，但是邓拓等人组织的文章却只是批判吴晗的文章，而对姚文元的文章默然置之。这是为了使批判能够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防止向政治批判的方向转移，企图以此使政治的批判偃旗息鼓所采取的掩耳盗铃般的实际行动。尽管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还是被人看出了破绽。当李琪的文章发表后，被人看出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是“按照邓拓的调子跳舞的”。这是在“假批判真包庇”。在这场批判中，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147]这是对他们进行的双簧式批判的生动写照。
(4)中宣部对《海瑞罢官》进行应景式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的问题上，中宣部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这种抵制态度不仅表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拒绝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而且更表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其他几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等人都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时候，中宣部也进行了应景式批判。
这种应景式批判，介于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之间，实际上接近于学术批判，是为了完成任务表明立场所采取的行动，并不一定反映批判人的真实态度。这种批判是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安排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转载后，周扬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龚育之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他同于光远、林涧青和龚育之一起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判《海瑞罢官》，一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龚育之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约请戚本禹、关锋写作的两篇文章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看由龚育之主要执笔的这篇文章。这是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该文署名方求以《〈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篇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当年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组织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是否搞了政治影射，他们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得往政治上联。他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是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略约听到了毛泽东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跑来告诉写作组，要他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148]
应该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北京各报发表的讨论文章中，上纲是比较高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也是比较有分量的。特别是文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小标题“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一个体现。
方求的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想讲明清官的本质，批判吴晗把“清官”海瑞说成是农民的“救星”，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从“清官”维护封建法律的本质来揭露“清官”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同时也承认清官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149]
在写作过程中他们还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吴晗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还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从政治上批判吴晗，说他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写作组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文章”。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还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
方求文章在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当时写作组的人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中宣部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是因为写作组在讨论和修改文章时，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乒乓球台上，影响了大家打乒乓球，故此得名。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说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论”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见”“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才被说成周扬和中宣部对吴晗《海瑞罢官》是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150]
康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大事记》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151]
其实，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有新的话要说，就再写一篇吧。不久，写作组较详细地听到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批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这算是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152]
由此我们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被转载后，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时候，中宣部在周扬的指导下也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周扬已经敏锐地发现，用罢官来影射庐山会议更能够鲜明地点出《海瑞罢官》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鉴于姚文元在文章中没有指出这个问题，他们也就乐得将这个问题避开。他们是在听到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才在周扬的要求下在方求的第一篇文章中加写了几句话，后来还写了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的第二篇文章。由此看来，他们在批判中的态度是动摇的、被动的。在这场大批判面前，中宣部既要投入到批判的行列中，不能置身事外，同时又不愿脱离学术批判的轨道，还要表现出政治批判的热情来，方求应景式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表现在虽然文章对吴晗的《海瑞罢官》上升到了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是却用“走错房间论”来为其开脱，反映出他们对吴晗进行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
(5)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中宣部进行了应景式批判，这都是在学术批判的范畴内绕圈子，没有对姚文元的政治批判作出回应。真正从政治上回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写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还是北京《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到北京采访，了解北京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反映。当时艾玲跑遍了整个北京，也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艾玲听江青介绍过戚本禹的情况，就分别找了戚本禹和关锋等人采访，了解他们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戚本禹也是从报纸上看到姚文元文章的，当时他和关锋还不在一起，两人也没有商量过，但是由于他们都和姚文元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践行毛泽东倡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彼此不约而同地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他们的意见后非常高兴，在北京学术界集体默然的情况下，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了支持，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毛泽东、江青知道了关锋、戚本禹的态度后很满意，关锋、戚本禹也就成为北京的左派。[153]
当时围绕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关锋、戚本禹等人和姚文元都是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彼此立场一致，因而关锋、戚本禹等人就商量：“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戚本禹还认为：“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搬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154]
其实，戚本禹、关锋和姚文元一样也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标兵，坚决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自觉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就写出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积极投身于史学革命的洪流。关锋也是这样，他写的文章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好评。因而他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是具有必然性的。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戚本禹就在写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批判《海瑞罢官》，但是却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宣扬的历史主义。从思想观点上来说，翦伯赞和吴晗是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时候，翦伯赞不仅公开站在吴晗一边，还为吴晗据理力争，抵制史学革命的洪流。[155]由于翦伯赞和吴晗思想观点的一致性，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遥相呼应，因而戚本禹在文章中对翦伯赞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回应与支持。那么，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是如何发表的呢?戚本禹又是如何构思这篇文章以及该文的主要内容如何呢?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如同《评李秀成自述》一样是他自发写作的，而不是有人授意的。那时他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而史学界的翦伯赞却离开阶级观点来宣扬历史主义，认为应当充分评价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往往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对帝王将相的评价低了，对农民革命的评价高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戚本禹认为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于是他就想写一篇文章来反击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戚本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但是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观相一致，戚本禹的文章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后，事实上就成为呼应姚文元的文章了。[156]
戚本禹的文章认为，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不同的阶级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都会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依据本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纯客观”的研究标准。为革命研究历史，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孔夫子以来人们都说造反无理，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造反有理。
文章接着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倡导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研究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文章认为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具有根本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在历史主义方面，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用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反对用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
文章接着对历史研究中对地主阶级(帝王将相)和农民阶级两种不同的评价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了无产阶级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存在着根本不同，进一步指出史学界弥漫的历史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文章最后指出历史研究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去占领这一重要领域，为完成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157]
从戚本禹的文章可以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史观，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不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建立不起来。翦伯赞倡导的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批判翦伯赞倡导的历史主义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做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由于翦伯赞在史学界的地位，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戚本禹在文章中没有对翦伯赞进行点名批判。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了进行应景式批判，曾经约请关锋、戚本禹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关锋、戚本禹将写好的文章，交到了中宣部。中宣部约他们写的批判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是要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而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当时中宣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因病住院作手术，就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负责此事。许立群说，这么大的政治问题他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158]于是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就被压下来了。
从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并转载后，处于阶级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对姚文元文章进行的政治批判作出了回应。这种回应不仅表现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发表上，还表现在关锋、戚本禹直接撰写从政治上来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上。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进行的学术批判以及中宣部的应景式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与上海进行的政治批判保持着高度一致，这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转载后，围绕《海瑞罢官》的批判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一是政治批判的方针，一是学术批判的方针。政治批判以上海的张春桥和北京的关锋、戚本禹为代表。张春桥仍然在上海以《文汇报》为基地组织文章，召集座谈会，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引发深入，北京《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撰写文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学术批判在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主持下进行，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严格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中宣部的应景式批判实际上是学术批判)。这就是围绕《海瑞罢官》出现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批判方针。
6、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姚文元的文章转载以后，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虽然具体表现在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中宣部，与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北京的江青、《红旗》杂志的关锋、戚本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实际上则是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究竟如何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毛泽东和彭真之间表现了出来。这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问题。
姚文元的文章在各地转载以后，围绕对《海瑞罢官》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彭真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北京市委以及中宣部主张进行学术批判，而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主张进行政治批判。双方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斗争趋于激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要害是“罢官”的重要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59]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160]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16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了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和五十年代放映的影片《清宫秘史 》，这说明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峻性。
由于吴晗、翦伯赞是史学革命的对象，姚文元、戚本禹积极参加史学革命，因而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他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对吴晗和翦伯赞进行了指明道姓的批评，提出吴晗要到基层去下放锻炼，高度评价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同时，又指出了它们的不足，戚本禹的文章没有点出翦伯赞的名字，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只是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而没有对姚文元的文章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这说明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联系单干风、翻案风进行的政治批判是肯定的。尽管这种批判的性质和方向是正确的，却没有抓住《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之间的逻辑联系，因而影响到文章的论证和说服力。毛泽东在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了要害是“罢官”问题。这样就抓住了要害，深刻地揭示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的内在联系，将吴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用意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使人们认识到这是比姚文元在文章中说的更严重得多的政治影射。、
这里有一个疑问，姚文元的文章在发表前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自己也说是在看了三遍以后才拿出去发表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没有指出要害问题，要他们修改以后再发表呢?
这是一个疑问，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过硬的文献资料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已发表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此前康生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过《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毛泽东当时是清楚要害是“罢官”的。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只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姚文元是不会不改的。在这种情况下，姚文元送审的文章在没有打中要害的情况下就予以发表，说明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提出要害是“罢官”的修改意见。
这里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毛泽东在审阅文章的时候没有指示姚文元按要害是“罢官”来修改文章，直到后来才点明这个问题呢?
有人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是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对文中联系一九六一年单干风、翻案风提出质疑，说一九六○年写成的剧本怎么会反映一九六一年的现实斗争呢?吴晗也说，《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这一反驳从根本上动摇了姚文元文章的根基，有使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意图落空的危险。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点出要害是“罢官”问题。[162]
这个解释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前文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必要的论述，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问题。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党内在农业合作化上的争论长期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又发生了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同时社会上小生产的习惯意识也长期存在，对农村集体经济抱着质疑、敌视的态度。因而我们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以来党内外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遇到困难时期这个特殊场景后的集中爆发。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吴晗写作系列海瑞文章还是《海瑞罢官》的时候，党内外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就已经存在。因而一九六○年写成的剧本怎么会反映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况且吴晗写作海瑞系列文章和《海瑞罢官》的时候，正是在庐山会议前后特别是此后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期，如此密集地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从写作时间上就暴露了和庐山会议的联系，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也是难逃影射之嫌的。因而这种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文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指出要害是“罢官”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姚文元的文章本来只联系了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庐山会议，在文章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毛泽东从保存文章基干的要求出发，就没有再提出新的修改意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件，也没有发现他说过姚文中的联系是错误的话，只不过是说姚文没有打中要害而已。当时斗争刚刚开始，具体应该如何开展斗争，还是要慎重对待。进行政治批判的时候，只是联系了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罢官”问题，这样做是为了投石问路，进行火力侦察，看一看文章发表后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采取的对策。因而毛泽东在审阅的时候虽然发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处于斗争策略考虑，也没有再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抵制，后来按学术讨论进行分期转载，又限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进行争论的情况下，才发表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的。毛泽东关于“罢官”的谈话是在斗争形势激化以后，从斗争形势要求出发提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那么姚文元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只是联系到了单干风、翻案风，而没有直接联系庐山会议，讲明要害是“罢官”问题呢?
朱永嘉后来回忆说：“徐景贤曾讲起，他问过姚文元，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163]
从朱永嘉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姚文元之所以没有在文章中打中要害，是因为他事先不知道要害是“罢官”。作为文章的作者、执笔人，不管姚文元知道不知道要害是“罢官”，是否从要害是“罢官”的角度来构思文章并不是姚文元所能够决定的，而取决于文章的组织者江青、张春桥的态度。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具体组织这篇文章的江青、张春桥难道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吗?其实，一九六二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四年康生向毛泽东报告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看出了影射是罢官。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要害问题的。既然知道这个问题却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要害是“罢官”，可能更多的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后来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出了真相。
张春桥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164]
看来，当时张春桥不是没有看出要害是“罢官”来，而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个问题。由于批判的吴晗是史学界权威，又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张春桥不愿意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冒然发起凌厉的攻势，导致在斗争中出现被动的局面。而是在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以后，再顺势而动，这样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与戚本禹在文章中没有对翦伯赞直接点名批判相似，是处于慎重的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姚文元在文章中没有点明要害是“罢官”的问题是有原因的。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江青、张春桥，他们不是不知道要害是“罢官”问题，而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个问题。因而江青、张春桥组织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要害是“罢官”问题，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也没有要他们作出这样的修改。当时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首先联系单干风、翻案风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然后再从斗争形势出发决定是否要从“罢官”上来进行批判。什么时候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当时双方斗争形势的要求所决定的。从斗争的历程看，毛泽东是在打破压制和封锁中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以后，才使批判不断得到升级的。
至于有人说要害是“罢官”问题是由《海瑞罢官》这个剧名引发的，这个剧名又是别人建议吴晗改成的，“罢官”二字正好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不谋而和，这样就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了，以此来说明要害是“罢官”的判断是由这个剧名引发的。这又是穿凿附会的解释了。其实，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主要的还不是剧名叫不叫《海瑞罢官》的问题，而是与吴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他所写的系列海瑞文章与《海瑞罢官》的内容，以及他自身的思想状况决定的，而与剧名本身并没有本质性联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姚文元的文章里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的。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却遭到了抵制、封锁、压制，转载后又被限定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直接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学术批判的封锁，占领政治批判的制高点，化被动为主动，将政治批判推向前进。
(2)毛泽东和彭真在要害是“罢官”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毛泽东提出要害是“罢官”的谈话是对中央的几位秀才讲的。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这个时候他住在杭州，召集几位秀才到杭州开会，要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为马列著作写序言。毛泽东在谈到当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展开的斗争时，画龙点睛地点出了要害是“罢官”的问题。
其实，毛泽东不仅对秀才们讲，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时，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165]
从中看到，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是当着彭真的面讲的，但是彭真却以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来反驳毛泽东，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论断是错误的。双方在这个问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
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说吴晗与彭德怀思想上一致，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当然，这种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性质上来说一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而彭真却是避开吴晗与彭德怀的思想联系，在吴晗与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上做文章，以他们没有组织联系来证明《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否定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论断。
客观说来，吴晗与彭德怀确实没有组织联系，彭真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撒谎。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组织联系，而是有没有思想联系，而这种思想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又会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形成组织上的联系。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是说吴晗与彭德怀有着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而彭真则是在组织联系上进行调查考证，以组织上没有联系来否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判断。这是用组织上的关系来转移思想上的关系，或者说用组织上没有联系来否定思想上的联系，从逻辑上来说这是在转移论题或偷换概念。
彭真的这种认识和说法后来遭到了康生的严厉驳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在批评彭真当面向毛泽东说吴晗同彭德怀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时说：“修正主义思想，并不要磕头拜把子，很多人不认识赫鲁晓夫，但同赫鲁晓夫有共同的修正主义思想。”[166]
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和彭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原因。
这种矛盾的产生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毛泽东和彭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是否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歧造成的。这种分歧的产生，既有立场的原因，又有认识的因素。抛开立场不说，从认识上来看，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67]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化。[168]虽然彭真口头上有时也这么说，但是从思想上却并不这样认为，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这是从认识论上出现的分歧，当然更有立场的因素。
不知彭真后来醒悟没有，反正在遭到批判时，他不无痛苦地对刘仁、郑天翔等人说：“我们这些人太老实了，吴晗和庐山会议的联系，不一定要有材料。”[169]今天我们看了彭真的这些话，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吴晗和庐山会议的联系，是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没有组织联系的材料并不能说明思想联系不存在，只要思想联系存在就可以做出要害是“罢官”的论断。思想联系的材料与组织联系的材料性质相似却有着重大不同，一个是虚的、无形的，一个是实的、有形的。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指的是吴晗和庐山会议存在着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自然就在没有组织联系的材料下做出了要害是“罢官”的论断。不是彭真说的他们这些人太老实的，而是他们的认识和立场决定了他们站在了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南辕北辙式的两条道路上，自然也就难以理解要害是“罢官”的论断，取得和毛泽东一样的共识了。彭真这个时候仍然浑然不觉，发出如此哀叹，就只能以一种可悲可笑而又可怜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了。
尽管彭真以通过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反驳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彭真觉得事关重大，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第二天，彭真应约同毛泽东谈话。据薄一波说：“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政治结论，所以才有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170]
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同志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171]
由此看来，十二月二十三日，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确实与彭真单独谈了话。中心话题还是围绕要害是“罢官”问题展开的，形式上是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际上则是对吴晗问题性质的认定，也就是究竟为吴晗做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从薄一波的回忆看，毛泽东和彭真对吴晗的政治结论是不一致的。彭真并不同意毛泽东对吴晗做出的政治结论，只是在彭真的坚持下，毛泽东才勉强同意了暂时不对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制定“二月提纲”，要求批判《海瑞罢官》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就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支持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以期造成有力的氛围，为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创造适宜的条件了。这是因为既然没有对吴晗做出政治结论，就应该允许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都进行批判，让这两方面的文章都能够发表，以期通过辩论，弄清是非，做出结论，但是彭真却是利用职权扣压戚本禹、关锋的文章，这不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与薄一波的说明存在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是否赞成彭真“放”的方针，一个是毛泽东是否说过对吴晗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那么，到底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彭真在造谣呢?
从《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可以看到，说彭真造谣就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这样讲，而是彭真曲解乃至无中生有地说出来的。从当时斗争的形势看，毛泽东是不可能同意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而不发表政治批判文章的。即使他赞成彭真“放”的方针，也绝不会是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不要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而是说不同观点的文章都可以发表，可是彭真却只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而对政治批判的文章却压了下来。这显然是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
至于说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或者是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就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因为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当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172]前后也就是一个半月时间，为什么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三日与彭真谈话时说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而这个时候又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呢?至于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从当时的态势看，毛泽东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也认为应该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怎么会在两个月内不让谈政治问题，说出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的话呢?由此可以看出，《大事记》对彭真的批判还是属实的。当然，在毛泽东健在的情况下，要说彭真公然造谣，恐怕也难以说得通，那么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和彭真意见不一致时，在彭真坚持自己观点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进一步表明态度，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而彭真却认为毛泽东同意了自己的观点。这与后来他们认为毛泽东同意(实际上不同意)“二月提纲”有相似之处。
这里可能有人发问，彭真对吴晗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为了保护吴晗，彭真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173]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姚文元文章的转载、如何转载和批判的性质上，以及直接向毛泽东说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等方面来看，彭真对吴晗都是袒护的。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他们是站在了同一个立场上的。现在我们依据相关史料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174]
虽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不同阶级面前，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真理的。至于彭真说“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不过说的也是原则话，从逻辑上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并不能由此证明他反对毛泽东。这里关键是他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是不是践行毛泽东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判断他是不是反对毛泽东的主要依据。彭真对吴晗的庇护就说明他没有与毛泽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也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不容质疑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晗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有时一顿饭连一两粥都吃不下，[175]这个时候彭真还在想方设法宽慰吴晗，为他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首都报刊负责人会议。会上，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报告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76]
不论是吴晗还是邓拓、彭真都知道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又一次提出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对吴晗表示出支持的态度。这说明彭真认为吴晗手上掌握着真理，因而底气十足就要坚持到底。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不论是立场还是认识上彭真和吴晗都是站在一起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把吴晗找到休息室，让他在沙发中间坐下来。彭真问：怎么样?吴晗答：我有错误，正在写检讨。彭真说：“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表示：我是有错误的，愿意检讨，愿意到工农兵中去。[177]
这个时候已经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进行了学术批判，彭真还鼓励吴晗说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检讨，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说明彭真认为吴晗手上仍然掌握着真理，因而对他表示出支持的态度。由于彭真在谈话中指出了吴晗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后来吴晗化名老李，当了“四清”工作队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78]
在彭真尽力保护吴晗，为吴晗进行开脱的同时，吴晗仍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冷嘲热讽，表露出对他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不满。吴晗曾对他的一个学生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179]不仅如此，吴晗还进一步表白自己写《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无关，坚决反对对他进行的政治批判。他对别人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有关系。”“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18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中可以看到，彭真竭力袒护吴晗，除了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下属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在立场和认识上一致的缘故。这种立场和认识上的一致性，是与毛泽东的立场和认识南辕北辙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是用唯物辩证法还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来分析研究问题。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社会主要矛盾及阶级划分标准上表现了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向彭真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置毛泽东说的吴晗与彭德怀存在思想联系于不顾，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否定他们思想上的联系，表明自己并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判断。鉴于事关重大，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谈话后，彭真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还放出二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的风来。这实际上就扭转了批判的方向，搁置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为学术批判创造了条件。
(3)田家英和胡绳封锁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
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彭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当毛泽东谈到要害是“罢官”时，彭真当场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根据他们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想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不仅如此，曾经参加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的田家英和胡绳也同样对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进行了封锁。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而胡绳在传达毛泽东谈话时竟然隐去了要害是“罢官”的内容。这说明在反对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和胡绳心照不宣地站到了彭真一边，他们协起手来阻碍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的传播，由此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我们首先研究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纪要时，是如何删除要害是“罢官”这段话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用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进行分析。(戚本禹、王力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但是由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是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的，因而是可以作为当事人来对待的。)
戚本禹回忆说：“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候，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很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181]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谈话时，当时关锋、艾思奇作了记录，事后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交给田家英。在田家英删除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这段话时，关锋和艾思奇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当这样作，但因田家英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才作罢。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参加了这次谈话，后来发现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去世了，就让关锋写了个材料交给江青，又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田家英就被审查了。
我们再来看王力的回忆。
王力说：“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来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182]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个谈话纪要最初是由当时参加谈话的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的。在谈话纪要送交田家英后，当田家英勾掉要害是“罢官”这段话时，艾思奇还进行了劝阻，他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整理出来，这段话要不要应该由主席自己定，我们整理纪要的人是没有权力随便删除的。胡绳支持田家英的意见，关锋当时没有说话。这段谈话最后还是被田家英删掉了。这件事是后来在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被关锋揭发出来的。
为什么田家英要删除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这段话，后来胡绳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胡绳说：“家英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都不必记入讲话纪要里。我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像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4个人在一起，这4个人中‘一分为二’，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5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关锋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并不是原来讲的主题，原来的主题以后再也不提起了。家英参加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同志，他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海瑞罢官》牵连到彭德怀同志，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183]
从胡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赞成田家英删去谈话纪要中要害是“罢官”的部分，当时关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事后确实向他们提出了异议，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没有理会才不了了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关锋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胡绳以艾思奇没有参加纪要整理随后因病去世为由，而讳言他的真实态度，就特别值得深思。从当时情况来看，既然艾思奇和他们住在一起，又参加了谈话，不论是从谈话整理的真实性、科学性，还是从文稿整理的程序和惯例，纪要整理好后都是不可能不征求艾思奇意见的。以艾思奇的党性、阅历和政治敏锐性，见到毛泽东要害是“罢官”的谈话被删去以后，也是不可能不表示意见的。
那么，田家英为什么要删除毛泽东谈话中要害是“罢官”的部分呢?胡绳认为这是由于田家英同情彭德怀的缘故，才不同意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执意要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这说明田家英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保护过关，却仍然不思悔悟，后来不仅主张分田单干，这次又利用职权，趁整理毛泽东谈话的机会，根据个人好恶，随意删除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重要谈话。这就不禁使人深思，作为秘书他不仅在立场、信念上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而且还失去了作秘书的操守，竟然根据个人意愿来封锁毛泽东的声音，他还适宜于在毛泽东身边继续工作吗?
至于胡绳说的田家英认为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是附带提到的，以及他们两个都缺乏政治敏感的话，就更加让人费解。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以瞒天过海的方式来掩盖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罢了。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就告诉他这不能看做是京沪两市的事，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还表示到杭州了解到新的情况后再打电话告诉他。[184]回想一下，当时围绕政治批判《海瑞罢官》、是否转载以及如何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仅出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严重对峙，还引发了激烈的斗争，乃至于出现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怎么会不清楚这件事呢?又怎么会认为是附带提到的而“缺乏政治敏感”性呢?因而我们说删去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决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政治敏感”性，更不是出自于疏忽大意，而是有意为之。胡绳在回忆中所作的解释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是田家英执意要删除毛泽东要害是“罢官”这段话的，胡绳支持他这样做，而关锋、艾思奇则表现出不同的意见。由于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负责保管毛泽东的文稿，又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而尽管由于关锋、艾思奇的反对，也没有改变田家英删除这段话的主张。后来，这件事被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发现了，陈伯达当时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参加了这次谈话，在发现这个情况后，为了搞清事实真相，通过调查了解，还让关锋写了材料，转告了江青，又报告了毛泽东以后才得以纠正的。
田家英删掉了谈话纪要中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无独有偶，胡绳不仅支持他这样做，还在北京传达毛泽东这次谈话时有意隐匿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样记载：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185]
这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彭真传》中也有记载：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会。会上，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那段话)。[186]
从中我们看到，在彭真召集的传达毛泽东谈话的会议上，胡绳效法田家英，竟然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这段话。胡绳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本来是应该忠实地将毛泽东的谈话传达下去的，但是胡绳却如同田家英一样在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时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取舍，隐匿了要害是“罢官”这段话。这到底是胡绳个人所为，还是别人授意的，或者是和田家英共同约定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由此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做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田家英公然在整理谈话纪要时删除要害是“罢官”这段话，胡绳回京传达毛泽东谈话时，竟然隐瞒了这段话，这种动向尤为发人深思。这实际上是封锁毛泽东的声音。他们这样做不论是从理论原则上，还是组织程序上，乃至于职业操守上，都是错误的。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胡绳，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将毛泽东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记录和传达下去，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进行剪裁或隐匿。可是他们竟然这样做了，即使抛开理论原则和组织纪律不论，单从职业操守上来说，也是不允许的。一个秘书或者下属，就要忠于职守，认真记录和传达领导的谈话，而不能弄虚作假，随意而为，这是职业道德的起码要求。田家英和胡绳这样任意行事，刻意封锁毛泽东的声音，阻止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的传播，不管是他们个人所为，还是别人授意的，都说明他们不仅在立场、信念、原则还是在组织观念和职业操守上都已经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而与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了《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部分)。[187]
毛泽东讲出要害是“罢官”的话，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北京封锁姚文元的文章，又是毛泽东指示上海印刷小册子的。后来北京按学术批判的方式分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还将批判纳入了学术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决不是附带说出，可有可无的，而是他对当时围绕《海瑞罢官》争论的明确表态。不论是彭真的当面反对还是田家英、胡绳的封锁，使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开展文化革命的艰难性。这对后来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彭真执意将《海瑞罢官》纳入学术批判的范围。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当面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要求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就说吴晗问题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还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188]这实际上是要搁置政治批判，只能进行学术批判了。这就是彭真确立的批判方针。而后彭真不论是进行谈话还是召开会议、批发文章都是践行这个方针的具体行动。
与毛泽东谈话后，并没有改变彭真的态度，这在他与上海市委同志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康生主持编写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样记载：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189]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彭真传》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真由杭州抵达上海。同一天，彭真同张春桥谈话，彭真说：“关于《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这是主席讲的。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过。”还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要坚持“放”的方针。上海转载北京各报的按语，把《解放军报》放在第一篇，妨碍了“放”。张春桥有意掩盖事实真相，施放烟幕，把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计划让彭真看。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说“事情搞完以后，我请你到北京吃烤鸭。”[190]
这两则材料大同小异，将彭真与毛泽东谈话后在《海瑞罢官》上的态度鲜明地揭示了出来。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同志已经告诉彭真，姚文元的文章是他们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的。如果彭真联系此前毛泽东对他讲的要害是“罢官”的话，这个时候不会不清楚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起来的。由于上海市委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发表文章的，因而彭真不便于对此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可是他又不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于是才“未置可否”，没有表示态度。这反映出彭真对这件事是不满意的。
但是彭真却并不讳言向阳生的文章是他让邓拓那样写的，也是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过的。向阳生的文章是按学术批判来讨论《海瑞罢官》的，而姚文元的文章则是按政治批判来讨论《海瑞罢官》的，彭真这样说就把他在两种批判上的不同态度鲜明地摆了出来。他在谈话中讲了“放”的方针，说要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划了界限，只能进行学术批判，不能进行政治批判。彭真在谈话中还反守为攻，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时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妨碍了“放”，则是他不同意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具体表现。这是在批判《海瑞罢官》上北京与上海之间进行的面对面的交锋。如果再结合彭真在毛泽东向他提出要害是“罢官”后，当面表示不同意见来分析，就进一步反映出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抗衡态度。
至于彭真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是左派，邓拓也是左派，不过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吴晗和邓拓都是积极参加革命的，应该对他们进行学术批判而非政治批判而已。其实这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过去的左派并不见得就是现在的左派，在战场上与敌厮杀的革命者解放后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乃至于腐化堕落的比比皆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蜕变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人就隐藏在共产党内。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要对准他们，革他们的“命”。如果因为有资历和功劳就不能进行革命的话，那么继续革命的对象又指向何方呢?
张春桥向彭真展示的学术讨论计划，其实并不是欺骗彭真，而是上海当时确实制定了这样的学术批判计划，当然学术批判是与政治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实行的，有时强调学术批判，有时强调政治批判，有时以学术批判来引领政治批判，有时以政治批判来定性学术批判，而以政治批判为基调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朱永嘉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朱永嘉回忆说：“12月上旬，彭真来上海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为批《海瑞罢官》一事找过张春桥，张春桥对此是高兴的。他对我说，彭真问你们上海准备怎样做，张对他说批《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并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看了很满意，说等这一讨论结束了，你到北京来我请你吃烤鸭。实际上，上海批了北京的副市长，彭真心里是不会高兴的。但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上海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在张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化的，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制订的。”[191]
从朱永嘉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学术讨论计划，当然这并不表明上海不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了。彭真请张春桥吃烤鸭，是建立在上海进行学术批判而不进行政治批判基础之上的。从张春桥“对此是高兴的”和彭真请张春桥吃烤鸭来看，双方确有把酒言欢的意愿，但是这种意愿是建立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双方的矛盾就又会被激化起来，演变成激烈的斗争。
随后，彭真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及相关机构和报刊杂志负责人员参加的会议，要求践行学术批判而非政治批判的方针。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从上海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周恩来让他召集的。
彭真在发言中说，政治结论可以放后一些。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日报》按语不那么凶，点了几个人的名。有的人已撤职。《解放军报》的按语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讲，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
他说，现在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把思想战线—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好好搞一下。过去没有顾得上搞这个，这次要下苦功。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陆定一说：这是一次大争论，是同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斗争。重点搞到思想上比较好。这种思想许多人都有，要清算好久才行。(彭真插话：至少要一百年。)他还说，在方法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最后再搞政治问题，早了不好。(一月四日，陆定一又在中央宣传部主持会议时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康生也在这个会上发言。他说，吴晗的“自我批评”出来了，有人讲是“自我批准”。吴晗首先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跟“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他点题点到1959年上去了，同庐山会议联了起来。“罢官”，1957年，右派罢一批;1959年，党内罢一批。他说他恰在这个时候写的。这就同庐山会议、八中全会联系起来了。彭德怀1959年7月是骂，9月是罢。林汉达说，吴晗的检查出来后，斗争进入“新阶段”。有的文章会讲到八中全会，扯就扯吧。原来想把政治问题放在后面，现在他自己扯出来了。它的要害是“罢官”。
在会上发言或曾在别人发言中插话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他们各抒己见，当场尚无针锋相对的交锋。当彭真谈到对郭沫若、范文澜不要点名时，陆定一插话说：开头不点名好，政治问题往后一些。
彭真在讨论结束时说：这个批判，现在刚刚开始。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解决所有制问题不要那么长，思想斗争包括学术观点问题要一百年、二百年。思想斗争应该是波浪式的，打打停停。有些问题解决了，过个时期可能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冒出来。现在要“放”，展开这场讨论。展开越宽越好，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争论中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末尾最好有一篇像样的有分量的结论。可以不断吸收讨论中正确的论点，时间放长些，逐步修改。(陆定一插话：不要像日丹诺夫那样。到处做报告，以为解决问题了。)在讨论中不要戴帽子，要真正摆事实、讲道理。政治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搞学术问题。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单从这天到会人数众多也可以看出来。《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从当时的笔记本上查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全体成员：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以及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林枫、张子意、许立群、姚溱、林默涵、胡绳、田家英、郑天翔、陆平、李琪、范瑾、宋硕、陈浚、胡克实、郭影秋、蒋南翔、李曼村、肖望东、华楠、戚本禹、关锋、王力(这个名单还可能是不全的)。[192]
从中我们看到，这是在周恩来安排下，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还有中央意识形态部门和相关机构以及北京高校、报刊杂志的有关人员。会议发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主张先进行学术批判，政治批判以后再搞。陆定一随后在中宣部会议上又进一步明确说，这次讨论是学术性的。虽然他们都没有直接说出不能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但是从他们的发言看，实际上却搁置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只对学术批判开放了绿灯。而康生的发言则是从吴晗的“自我批评”说起，指出吴晗在“自我批评”中自己暴露了和庐山会议的联系，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害就是“罢官”，因而应该进行政治批判。由此看来，批判《海瑞罢官》上的两种不同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至于彭真在发言中说，现在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能扯多宽就扯多宽，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显然是不可信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彭真对《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按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就不能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呢?不仅如此，还要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予以压制而不发表呢?把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出来，平等地进行辩论，不是更易于弄清问题的真相吗?看来，彭真的话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能扯多宽就扯多宽，一旦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围，上升到政治批判的层次，就要予以压制了。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则是重点对着姚文元的文章的，而《海瑞罢官》及其学术讨论的文章则是令当别论。这样我们也就不能不说，彭真是以学术批判上的大规模行动来掩盖他在政治批判上的反对态度。彭真发言的本意就是在这里。
从会议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到，彭真他们转守为攻，说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周扬还点名对上海的《海瑞上疏》进行了批评。其实，彭真还对张春桥、姚文元说过：“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193]
上海报纸发表的错误文章当然应该进行批评，但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下彭真讲这个问题，不能不让人感到彭真他们具有反攻倒算的意向。至于说到上海的《海瑞上疏》需要批评，这里表达的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我们北京的《海瑞罢官》被你们上海揪住不放，还要进行政治批判，那么你们上海《解放日报》也推荐过《海瑞上疏》，还加了按语，同样是宣传海瑞，难道就不应该进行检讨吗?表面上看，倒还像那么回事，你们批评我们宣传海瑞，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宣传海瑞进行自查和检讨呢?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是非。其实，并不是说宣传海瑞就一定会受到批判，进行检讨。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宣传右派海瑞当然应该受到批判，宣传左派海瑞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要表示支持和称赞。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标准，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在海瑞问题上，不去区分海瑞的派别属性，认为只要是宣传了海瑞就一定要进行检讨和受到批判，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已经明确说明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情况下，彭真他们仍然混淆海瑞的派别属性，在上海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揪住《海瑞上疏》不放，还要反戈一击，只能说明为了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他们连起码的逻辑性也不顾了。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是彭真在周恩来安排下召集的。不由使我们想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候，双方发生严重对峙后，是周恩来打破僵局指示彭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人民日报》的转载按语还是周恩来和彭真共同审定后按学术批判的方式发表的。而这次会议又是在周恩来安排下召开的，仍然确定了学术批判的方针。由此我们看到，转载文章和召集会议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学术批判的方式进行的，在双方斗争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其中起着微妙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落实一月二日的会议精神，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194]
三报三刊是北京的主要报刊杂志，在当时新闻舆论界具有风向标的作用。许立群召集三报三刊负责人开会，是为了执行一月二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通过审查稿件和版面，将三报三刊发表的文章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将讨论《海瑞罢官》与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剧和道德继承等问题结合起来，以分散和转移人们在《海瑞罢官》上的注意力，防止讲要害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沿着学术批判的道路前进。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负责人已经根据市委指示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挂出了“免战牌”。
从一月二日和十七日召开的两次会议中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作出了要害是“罢官”的论断，还当面向彭真讲了这个问题，但是彭真却置若罔闻，他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是执行了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方针，又进一步发起了对上海的攻击。
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发表在彭真指导下写成的向阳生(邓拓)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195]
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北京日报》这样急忙发表，却没有加按语，实际上表明了对吴晗的支持态度。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该文时虽然加了按语，却在彭真的授意下没有对吴晗的“自我批评”作出实质性的揭露和批判。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196]
随后，按照既定计划，《北京日报》继续发表从学术上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吴晗也回应邓拓的号召，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北京日报》发表李东石(李琪)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一月十二日，吴晗发表了《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197]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毛泽东作出了要害是“罢官”的论断，当面同彭真谈了这个问题以后，彭真仍然继续在报纸上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还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批判的方针，压制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但是这个时候上海市委却没有按照彭真确立的方针办事，而是要求在全市展开要害是“罢官”的讨论。
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通知，布置全市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出现的一场大辩论，并加强领导。八日，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讨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市党员和工农兵群众，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值得注意的是，这样重大的举措，是在没有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实行的。[198]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姚文元领导的写作班子罗思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说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关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199]
与此同时，彭真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开始对文艺界左翼人士进行反击。当左翼人士写出要害是“罢官”的文章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压制，致使评要害的文章得不到发表。
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200]
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关锋站在了政治批判的前列，因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把关锋一九六二年写的《从陈贾说起》一文找出来交给彭真，说这篇文章有问题，以作为反击关锋的材料。王若水写了一篇要害是“罢官”的文章，提到了庐山会议，遭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的责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予以压制，不让其见诸于报刊。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给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201]
这两篇文章就是戚本禹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202]这两篇文章本来是他们应中宣部之约写的，[203]但是写成后交给中宣部却因为联系了庐山会议要害是“罢官”问题，被压住不能发表。于是戚本禹才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询问这件事，许立群明确答复不能发表。既然中宣部不发表，于是他们又将文章送给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审查，结果彭真以下乡工作忙为借口拒绝审查文章。由此可以看到，在主张学术批判压制政治批判的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立场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和彭真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仍然在《北京日报》、《前线》上发表了学术批判的文章，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和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置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于不顾，打着两个月后再进行政治批判的旗号，召开会议执行学术批判的方针，支持学术批判，压制政治批判，意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控制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从而与毛泽东确立的政治批判的方针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5)一个似乎没有出场的角色。
通过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一是进行政治批判，一是进行学术批判。在两种方针的背后，则是毛泽东和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中央书记处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很少表示具体意见。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只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安慰过吴晗，周恩来指示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召开一月二日会议，除此之外周、邓两人再也没有表示具体意见，其他常委也没有表示过意见。这到底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表示过意见，还是他们发出指示的文献资料尚未开放呢?
从逻辑上来判断，彭真对待姚文元文章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毛泽东向他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如果没有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仍然不听招呼我行我素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彭真与中央书记处和一线常委互动的文献资料，只是看到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已经走上了前台，而中央书记处和一线常委还隐现在后面，成为一个似乎没有出场的角色。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北京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却将文章纳入了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这在转载按语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后来毛泽东在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当面提出了不同意见，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除了这段话，胡绳却在会议上没有传达这段话。不仅如此，彭真、陆定一等还召开会议，不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的不同意见，继续坚持学术批判的方针，压制政治批判，力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康生则是鲜明支持毛泽东的论断，上海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要害是“罢官”的讨论。这样围绕《海瑞罢官》进行批判的问题上泾渭分明，出现了究竟是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两种不同的态度。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似乎是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
7、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什么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呢?前文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1)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方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认为应该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一方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多数成员，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联系，不能进行政治批判，只能进行学术批判。双方之间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是处于二线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在后面的斗争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分歧和矛盾的焦点表现在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具体在彭真和江青、张春桥等人之间表现了出来。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均遇到了重重困难，以致于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保密的情况下撰写出来的。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毛泽东向彭真打了招呼以后，北京仍然拒不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才特意加了学术讨论的编者按予以转载，还安排人撰写了一批学术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意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之内。即使毛泽东当着彭真的面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情况下，彭真仍然不思悔悟，固执己见，偷换概念，进行诡辩，说据他们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到，双方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激烈的斗争，主要的集中在对《海瑞罢官》性质的认定上，也就是《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究竟有没有联系，要害是不是罢官，从性质上来说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直接决定着对《海瑞罢官》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
由此看来，对《海瑞罢官》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是由于《海瑞罢官》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进行政治批判;如果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进行学术批判。从这里可以看到，《海瑞罢官》的性质决定着批判的性质和方式。那么，《海瑞罢官》从性质上来说，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和庐山会议有没有联系呢?为什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呢?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产生的背景出发，着眼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立足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来认识这个问题。
(2)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必然结果。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批判了鬼戏，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为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思想文化宣传部门负责人对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熟视无睹，还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抗衡和阻挠，致使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不仅体现在“大写十三年”、宣扬鬼戏、京剧革命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批判上，更表现在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中，又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一般说来，写历史剧往往是有影射的。比如，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历史剧《屈原》就是以歌颂屈原追求正义光明爱国为名，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颂扬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后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这样。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其实也是这样。[204]那么，《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在影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罢官呢?这就要从《海瑞罢官》写作的历史背景上来进行分析。
虽然吴晗写作《海瑞罢官》剧本以及上演这出戏的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海瑞罢官》是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写成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罢了他们的官，随即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个时候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反右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而不是县以下继续纠“左”，结果导致纠“左”进程中断，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党内外、国内外有些人把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直接联系在一起，企图以此来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还注意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庐山会议期间存在，即使在会议后也存在着，特别是由于经济形势出现困难后又趋于激化，直到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吴晗的《海瑞罢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当然，在京剧革命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历史剧就不能上演了。好的优秀的历史剧还是可以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出现的，不过要在演出的数量上予以必要的限制罢了。《海瑞罢官》并非古典剧，而是新编历史剧。这出戏以海瑞为中心构思故事情节，突出了清官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农民群众仍然在舞台上跑龙套，这样就颠倒了人民群众和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从本质上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问题。
我们注意到，《海瑞罢官》没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属于帝王将相系列。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吴晗不是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而是在帝王将相的舞台上翻跟头。虽然在他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没有提出要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毛泽东提出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吴晗并没有迎头赶上，热情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添砖加瓦”，而是抱着消极乃至于敌视的态度，为逝去的岁月唱葬歌。这成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态度上的真实写照，直接影响到对《海瑞罢官》性质的认定。
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上来说，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起到决定性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亡。从这里可以看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海瑞罢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因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存亡的角度上来分析，必须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这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吴晗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成的，他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上演后，毛泽东确实也说过称赞的话，但是毛泽东后来又为什么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问题是‘罢官’”呢?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呢?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对吴晗《海瑞罢官》态度的变化正是在提出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吴晗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持的立场，直接决定着毛泽东对吴晗《海瑞罢官》性质的认定。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欢迎左派海瑞提意见，反对右派海瑞以提意见为名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明确指出彭德怀等人是右派海瑞。[205]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他认为吴晗在剧中及其撰写的系列文章中塑造了一个右派海瑞，而不是左派海瑞。这个右派海瑞又与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从而作出了彭德怀也是海瑞的判断。[206]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联系是思想上的，而非组织上的，其内涵就集中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上。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吴晗在形式上也称赞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实质上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持否定态度的。
由此我们认为造成毛泽东认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吴晗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所决定的。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吴晗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已经和彭德怀等人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他关于“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就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出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在联系不是组织上的，而是思想上的。
(3)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突破口。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后，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才逐渐趋于激化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斗争是长期的，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分歧上，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一九五○年东北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和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是否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分歧上。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以贯之的，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斗争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一九六五年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上爆发了出来。具体表现在阻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拒绝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不得已转载时企图将《海瑞罢官》纳入学术批判的范围，以及要求报刊分期转载上，焦点是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的时候，不仅要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视野中来认识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同时也要通过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来透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既要看到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又要看到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突破口而已。
(4)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围绕《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党并没有孤立于社会之外，而是在社会中活动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社会基础。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就是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207]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208]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于失败，千方百计地谋求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旧的还没有改造好的反动分子以及其它剥削阶级残余势力仍然存在，这构成了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直接的反抗往往难以成功，于是资产阶级就采取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政权内部也会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或者是由于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意志衰退，腐化堕落，或者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背叛了革命的宗旨，不仅思想上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还成为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演化成党内的资产阶级，其代表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不仅要高度重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个时候不仅存在着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往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形式出现。为了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采取军事干预的方式，还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都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梦想将整个世界统一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这种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影响到国内来，成为国内阶级斗争乃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条件。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激化国内的阶级斗争，国内的阶级斗争又进一步影响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在党内发生的阶级斗争。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这种斗争不过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即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出现，在《海瑞罢官》的争论上表现出来了而已。
(5)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吴晗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的，他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上演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可是毛泽东后来又同意批判《海瑞罢官》，还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这不仅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了要害是“罢官”问题，更是因为康生的进言引发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认识到吴晗在关于海瑞的文章及剧本《海瑞罢官》中塑造了一个右派海瑞的缘故。吴晗之所以在文章和剧本中没有塑造一个左派海瑞，而是塑造了一个右派海瑞，是由于吴晗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所决定的。这又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国内外存在的阶级斗争具有密切联系。
我们注意到，围绕《海瑞罢官》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这种分歧绝不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有着深远历史原因的。这不仅是由于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更是由于在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的缘故。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纳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
党内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决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密切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既包括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包括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具有能动关系。围绕《海瑞罢官》出现的斗争，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站在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对立面，又是明史研究的权威，还在北京市担任副市长，与北京乃至于中央党、政、文化学术机构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遭到了中央文化宣传部门和北京市委的强烈反对，双方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斗争中使党内从地方到中央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逐渐卷入了进去，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因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半个世纪后，当年参加这场斗争的戚本禹对此有过一个精辟的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说：“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
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209]
8、围绕《海瑞罢官》斗争的简要评述。
现在我们把以上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江青是在北京遇到重重困难以后，才到上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姚文元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进行了政治批判。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毛泽东曾经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就批判吴晗征求过彭真的意见，给彭真打了招呼。但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却将毛泽东的衷告置之度外，他控制下的北京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周恩来是在获得双方对峙的消息又得知毛泽东看了文章以后，才指示彭真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这个时候罗瑞卿也告诉彭真《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彭真才被迫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为了防止震动过大，避免引起强烈反应，彭真不仅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还要求北京报刊分期转载。随后彭真又让邓拓迅速组织写作班子，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意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向彭真提出要害是“罢官”，彭真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田家英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竟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话，胡绳也没有传达这段话。彭真继续在报刊上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还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批判的方针，压制要害是“罢官”的文章发表。这时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表面上是在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进行，实际上反映出毛泽东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分歧和矛盾。
在研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强调和说明：
当年吴晗是在毛泽东号召下，由胡乔木提议撰写海瑞文章的。既然这样，后来又为什么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从毛泽东所讲的左派和右派海瑞问题入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讲过，海瑞分为两派，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他赞成左派海瑞，反对右派海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他鼓励人们发扬海瑞精神，是寄望于左派海瑞提意见，而不是右派海瑞发言。区别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标准是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弄清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开始提倡发扬海瑞精神，鼓励撰写海瑞的文章，后来又批判《海瑞罢官》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因为吴晗宣传的是右派海瑞而非左派海瑞，才遭到了政治批判。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海瑞罢官》的认识上是发生过重大变化的。《海瑞罢官》上演后，毛泽东是持赞成态度的。后来同意批判《海瑞罢官》，固然有康生一九六四年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但是康生的提议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正是在深入思考以后毛泽东才对《海瑞罢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一场政治批判而不是学术批判。
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吴晗和彭德怀之间有联系，是说他们之间存在思想联系，而不是组织联系。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和彭真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上存在分歧的反映。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阶级矛盾从性质上来说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阶级的划分标准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而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弄清了这个问题，《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要害是罢官，吴晗与彭德怀之间存在的联系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直接指出要害是罢官问题，而是联系到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毛泽东在审查时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没有打中要害的情况下发表的。要害是罢官问题，不仅康生提了出来，周扬也感觉到了，组织这篇文章的江青、张春桥也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论从张春桥事后的讲话还是从康生对毛泽东讲要害是罢官来看，他们都清楚要害是罢官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时候没有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毛泽东是在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才进一步指出了要害是“罢官”问题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彭真是在毛泽东打了两次招呼的情况下仍然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阻止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第一次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打了招呼以后，彭真阻止北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被迫转载时还是以学术批判的方式分期转载的。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向彭真当面提出要害是“罢官”问题，彭真以吴晗与彭德怀之间没有组织联系来进行反驳。不仅如此，彭真只准许在报纸上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扣压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毛泽东向彭真打了两次招呼的情况下，彭真仍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固执己见，任意而为，这说明彭真不仅是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已经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被撤销职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起到的微妙作用。当着北京和上海就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进行对峙的时候，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回到北京后就立即指示彭真予以转载。而后，在毛泽东向彭真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又是周恩来要彭真召开了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会议，解决批判的性质问题。从双方斗争的历程来看，周恩来在其中似乎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从他指示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和召开会议来分析，他从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从他审定过的《人民日报》按语是按学术批判的方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及一月二日会议仍然确立了学术批判的方针进行分析，他在思想上又是倾向于彭真一边的。这个时候周恩来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我们认为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是时常发生动摇而已。这在以后的事件中还可以表现出来。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引发了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种斗争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展开，在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和转载上表现出来，集中在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这是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随后就波及到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就既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要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文化革命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革命。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所以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这种斗争的序幕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这次斗争的焦点就是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要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考察，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一个需要争论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了，但是却被纳入了学术批判，而且不论是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还是他主持下的北京市委乃至于中宣部，都是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坚持执行学术批判的方针，只允许学术批判的文章发表，对政治批判的文章予以扣压的。这就不禁使人发问，他们要将这场斗争引向何方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而斗争并没有结束，随后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又一次显露了出来。
(三)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一——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研究了围绕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虽然斗争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又一次表现了出来。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从《海瑞罢官》的争论入手，来分析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
1、从《海瑞罢官》的斗争说开去。
从《海瑞罢官》的斗争中可以看到，表面上看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中宣部之间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一线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的焦点是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
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之所以会成为焦点，是因为双方在《海瑞罢官》究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所致。政治批判，针对的是政治问题，学术批判针对的是学术问题。对政治问题不能仅仅进行学术批判，对学术问题也不能进行政治批判。如果对政治问题仅仅进行学术批判，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样如果对学术问题进行政治批判，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的分歧，说到底是由于他们在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要弄清是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就要首先搞清楚《海瑞罢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既存在区别，又具有密切联系。学术问题只是学术认识的不同，而政治问题则是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亡和社会发展的走向。有些学术问题只是纯粹的学术认识上的分歧，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有些学术问题却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区分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的标准，就是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进行判断。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仅难以将政治和学术问题区分开来，还会在斗争中迷失方向。
其实，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分歧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
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存在着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面，但是从总体上说，还是不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要求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过是这种不适应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会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还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过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措施而已。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宏观背景出发，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则又具有偶然性。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正是由于双方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因而即使围绕《海瑞罢官》进行斗争的高潮业已过去，双方的分歧却仍然存在。这种分歧在围绕《二月提纲》的斗争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2、《二月提纲》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今后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对当时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为了抵制政治批判，将斗争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进一步“规范化”，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作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文件。那么，《二月提纲》是如何制定的呢?其内容又是如何呢?这个《提纲》对文化革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想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当时出现的《提纲》制定的七个背景材料说起。
(1)从七个材料说起。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分歧表现在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这种分歧是由于对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的认识上存在不同造成的。由于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在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系列问题上，就要求具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宣部有一个鲜明的态度。
这个时候中宣部具体负责学术批判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因病住院，因而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就暂时负责这一工作。在实际斗争中，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定性和批判，批判的时候怎样把握分寸，又是许立群犯难的，需要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报告。于是许立群要求工作人员将意识形态方面需要请示的问题整理了七个材料，陆续报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求他们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以便于指导文化革命。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却对此熟视无睹，默然置之，不仅没有主动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就是在许立群请示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够立即答复，做出决策，而让许立群望梅止渴般地等待着，以致于许立群听说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开会的消息时，竟然欣喜若狂，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龚育之：这下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1]这是耐人寻味的。
① 关于七个材料的述评。
这七个材料的具体内容又是如何呢?
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揖、《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然后林涧青和龚育之整理了一份简报。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处。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一月十八日送上去，没有回音。[2]
第一个材料是一个会议简报。简报是根据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在首都主要报刊杂志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编写的。简报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三、四问题，虽然说的是文章写作的技术性问题，但是却可以透射出他们认为当时批判已经过头了，下一步要适度压缩批判文章的倾向;关键的还是第一、二个特别是第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和如何处理好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展相关批判的具体部署问题。中宣部及首都报刊杂志负责人迫切希望能够得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指导，及时确立批判方针，把握批判的正确方向，进行文化革命。但是在简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却没有得到回音。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许立群还要龚育之去查戚本禹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本禹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许立群把戚本禹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3]
其实，许立群在把这本小册子送给彭真的时候，还加了附言，说吴晗写了《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鸣不平，那么戚本禹写的孙承宗担任过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后来也是被罢官的，又该作何解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等人也要整风。
戚本禹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驳说：“他(指许立群——引者注)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4]
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到，许立群向张春桥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春桥则跟许立群请示，有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戚本禹、方求、向阳生，究竟应该怎么办。由于孙承宗担任过明末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有人就将戚本禹写的这本小册子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戚本禹在为彭德怀翻案，因而要批判戚本禹。为此，许立群还让龚育之找到这本书送给彭真参阅。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人要反击戚本禹了。许立群在信中向彭真汇报了这些问题以后，向彭真请示应该如何答复张春桥。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这三篇文章摘录后送交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许立群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5]
关于这个材料，当年在中宣部工作，参加整理七个材料的龚育之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6]
其实，这四篇稿件中的三篇是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组织的。署名方求的一篇，以中宣部工作人员龚育之主要执笔，联合中国科学院的林甘泉、邢贲思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一起起草的。这篇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另外还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关锋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观。[7]
署名方求的这篇文章很快发表了，这不过是一篇应景式的作品。关锋、林杰和戚本禹起草的文章因为联系了庐山会议，谈到了要害是罢官问题，关锋起草的文章将吴晗的道德继承比之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在发表时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他们的文章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畴，对吴晗进行了政治批判的缘故。当时许立群拿不定主意，才将四篇文章的要点摘要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里我们不仅要发出疑问，在毛泽东已经指出要害是罢官的问题后，许立群却拿不定主意，仍然要将联系庐山会议批判吴晗的文章去向彭真请示能否发表，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将毛泽东的指示抛于脑后吗?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他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不也就昭然若揭了吗?
后来龚育之对这个问题回忆说：“周扬确定组织的三篇文章，除了方求的一篇已经发表以外，另外两篇(加上派生出来的又两篇)都发生了有待请示解决的难题，又因周扬生病，向其他领导人请示无人回复，而一时搁浅了。”[8]这里我们要注意到龚育之在回忆中谈到的向人请示无人回复的问题。在中宣部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却让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9]彭真以此为由拒绝对文章表明态度，这实际上就将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压了下来。
其实，彭真将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压下来不是偶然的，此前彭真就写文章应该把握的分寸问题给关锋和戚本禹打过招呼。戚本禹后来回忆道：“他(指彭真——引者注)说：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有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10]
虽然彭真给关锋、戚本禹打了招呼，但是从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他们并没有听从彭真的话，仍然写出了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要求发表，但是中宣部却扣压下他们的文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关锋、戚本禹才将文章送交彭真以寻求支持，但是却遭到了彭真的拒绝。
七个材料中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的。
郭沫若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许立群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当时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沫若的《武则天》、《蔡文姬》。郭沫若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许立群要中宣部工作人员查查这两个材料，于是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立群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连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11]
从这几个材料反映的问题来看，第四个材料是郭沫若要求辞职的信。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个时候却提出了辞职，将这件事整理成材料上报，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当前的学术批判进行反思，是不是搞的过分了、扩大化了。
关于第五个材料形成的背景，当年参加七个材料整理工作的中宣部工作人员龚育之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文章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吧，也许是别的集子)，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许立群还记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12]
龚育之的回忆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第五个材料的形成过程。这个材料主要是他们为了反击关锋编写出来的。当时为了对吴晗进行批判，关锋不仅写了攻要害的文章，而且还批判了吴晗宣扬的道德继承观。这样就引起了许立群、龚育之等人的不满，他们才从关锋过去发表的文章中进行检索，终于找到了关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这篇论述道德继承的文章，以作为反击关锋的利器。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不过是为了抓关锋的把柄进行反批评才这样作的。言外之意是说，你关锋讲道德继承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吴晗讲道德继续就有问题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其实，龚育之在这里遮盖了一个问题，同样是讲道德继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又怎么会一样呢?关锋和吴晗虽然都是在讲道德继承，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主要的不是讲不讲道德继承，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讲道德继承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他们将关锋文章的观点摘要上报，实际上还是想通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来压制关锋。为了断定文章的作者何明就是关锋，甚至还进行了考证。后来康生批评他们为了整关锋，运用了考据学的方法，其来有自。[13]
其实，不仅是关锋谈论道德继承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关锋的其他文章也纳入了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攻击关锋的靶子。为了遮人耳目，显得公正起见，还拉上了邓拓来“陪绑”，以求消除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反批评的嫌疑。于是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就成为第五个材料列举的批判题目了。从当时关锋和邓拓的立场上来分析，在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中，关锋是站在姚文元一边的，而邓拓则是站在吴晗一边的，这两个人的立场是对立的。况且邓拓还是彭真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又按彭真的吩咐写出了为吴晗辩护反击姚文元的文章，是彭真在学术批判中的一员干将，与彭真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从当时斗争的态势上来分析，虽然在材料中将邓拓的杂文列入批判的行列，但是那不过是一个幌子，实际批判的矛头则是对准了关锋的杂文。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材料上列举的关锋和邓拓的杂文的数量上得到验证。从中可以看到，邓拓在《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中撰写的有问题的杂文绝不仅仅是一篇，为什么在材料中列举了关锋的几篇杂文，而对邓拓的杂文却仅仅列举了一篇呢?
第六个材料则是关于上海的《海瑞上疏》和辽宁的《海瑞背纤》的材料。这两个剧本都是反映海瑞问题的。整理这个材料意在说明，为什么北京上演了京剧《海瑞罢官》要进行批判，而上海上演了《海瑞上疏》却轻轻带过，逃避批判呢?同样是演海瑞的戏，为什么上海与北京就截然不同呢?
其实，周扬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就在彭真召集的会上谈到上海曾经宣传过海瑞，应该进行检讨、批判。他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14]当时在中宣部参加整理这些材料的龚育之后来回忆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他说：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15]
其实，这是在诡辩。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是否上演海瑞的戏，而是决定演出的人的立场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就如同理解毛泽东希望党内出海瑞，后来又批判海瑞一样。如果把他希望出左派海瑞，而不是出右派海瑞的原因搞清楚了，那么毛泽东在海瑞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也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和北京虽然同样演出了海瑞的戏，但是却是从不同的立场上(上海是左的立场，北京是右的立场)来进行的，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材料中将辽宁的《海瑞背纤》拿出来说事，其实这不过是把辽宁的《海瑞背纤》作为挡箭牌，以掩饰他们对上海批判《海瑞罢官》的不满和报复性行为罢了。
第七个材料是京剧《海瑞罢官》演员的检讨。不论是谭元寿还是马连良的检讨，都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的。[16]整理这个材料是为了说明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过头了、扩大化了，演员的检讨太多了。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汇总为七个材料报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经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龚育之和他的秘书听了以后，复印留底，将原信连同整理的七个材料报送彭真。[17]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许立群对七个材料作了说明，提出了一些建议供彭真在决策时参考。这些材料和信件成为后来起草《二月提纲》的背景，龚育之将这封信作为《二月提纲》的雏形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许立群是在向彭真请示下一步实行的方针政策，但是在信中表现出的意向则是明显的。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尽管许立群在信中谈到了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也承认对吴晗的政治批判是必要的，甚至还说过一些赞赏性的话，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这种批判是忧心忡忡的，没有信心的，仍然存在着不少疑问。他以前上报的材料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没有及时召开会议予以指导，这愈发增加了他的忧虑。
这里发人深思的是，在毛泽东已经指出要害是罢官的情况下，许立群却还要对谈要害的文章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对发表谈要害的文章心存顾忌呢?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他不会不清楚当时北京和上海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上出现的对峙，如果联系到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将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彭真进行要害是罢官的谈话时，彭真说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存在组织上的联系，那么许立群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也就水落石出了。后来毛泽东批评许立群，说杨耳(许立群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笔名)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其来有自。[18]
以上我们对这七个材料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从这七个材料的基本内容来看，第一个材料主要说的是如何处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的关系以及这种批判到底是扩大还是收缩的问题，收缩的意向是明显的。第二个材料问能不能对郭沫若、范文澜、戚本禹以及方求和向阳生的文章进行批判，实际上也是说的批判到底是扩大还是收缩的问题，有人要对戚本禹进行反击了。第三个材料中关锋等四篇稿件政治性提法的问题，实际上还是究竟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问题。第四个材料是郭沫若的辞职信，连郭沫若这样的文艺领导人都感到紧张了，那么这就说明当时进行的批判过头了、扩大化了。第五个材料是一九六二年关锋写的几篇杂文和邓拓写的一篇杂文，这是对关锋进行的反击，而邓拓的杂文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第六个材料是关于上海演出的《海瑞上疏》和辽宁演出的《海瑞背纤》，这是对上海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反击，而辽宁的《海瑞背纤》不过是一个“陪绑”的角色。第七个材料，则是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所作的检讨，说明当时的批判过头了、扩大化了。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第一个至第三个材料，主要说的是这次批判究竟是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批判是扩大还是收缩的问题，显示了收缩的意向。第二个材料的一部分、第五个材料和第六个材料则是对左派进行的反击，是对左派进行批判的反批判。第四、七个材料是说明当时的批判扩大化了、过头了，应该及时刹车，回到学术批判平和的轨道上来。
这些材料反映的动态和问题是清楚的：学术批判中左派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上海批判《海瑞罢官》很起劲，而对上海搞的《海瑞上疏》却只是一笔带过;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触动面在不断扩大和升级，参加《海瑞罢官》演出的演员检讨太多了。[19]
虽然许立群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整理了七个材料，向五人小组反映情况，请示下一步的方针政策，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总的来说，这七个材料反映出的主要意向是：当前围绕《海瑞罢官》到底是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表露出了学术批判的倾向;下一步是要扩大还是收缩这种批判，材料认为现在的批判已经出现了过头、扩大化的趋向，流露出了收缩的意向;要扭转这种状况，就要对左派进行反击。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当许立群把这些材料陆续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及时答复，这是耐人寻味的。
② 彭真将许立群的信及其附件七个材料印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上报党中央。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是反对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支持政治批判，因而彭真不便于直接反对毛泽东，就对政治批判持消极态度，力求将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在许立群将材料陆续上报后，没有及时得到彭真的指示上反映了出来。其实，在收到许立群一月三十一日起草的这封信以前，彭真就将郭沫若的辞职信和吴晗的信印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上报党中央。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彭真于一月三十一日将郭沫若的信和吴晗的一封信一并上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告五人小组的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和北京市委的刘仁、郑天翔。彭真在附信中只写道：“这次学术批判，涉及面很宽，对一些人震动很大，对思想改造有推动。”他没有说出自己更深的隐忧，而人们看了这些材料是不言自明的。[20]
我们看到，彭真在附信中将批判定性为学术批判，这是与他在批《海瑞罢官》上的立场相一致的。他虽然肯定了学术批判对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但是从他说的“涉及面很宽”和“对一些人震动很大”来看，再结合他转发郭沫若的辞职信和吴晗的信件来进行分析，彭真认为当时的批判已经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在彭真将郭沫若的辞职信和吴晗的一封信印发五人小组并上报中央的当天，许立群又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即前文介绍的那个信件)，从总体上对上述七件材料作了说明，并提出在批判中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二月一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连同上述七个材料上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五人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各一份，并报告中央，拟于后日(三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后向中央报告。[21]
当许立群听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开会的消息时，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龚育之：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龚育之后来也回忆道，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22]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许立群请示的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因而当时许立群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才感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正当他们感到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之际，听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开会的消息，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看来，当时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是存在顾忌的，否则的话，就会直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姚文元文章发表前毛泽东曾经专门就批判《海瑞罢官》与彭真打过招呼，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又在与其谈话时指出“要害”是罢官问题，这个时候彭真不会感觉不到毛泽东的意向。但是彭真却对毛泽东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不仅不赞同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还认为批判有扩大化的倾向。在双方意见不同的情况下，彭真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又不想立即发出公然对抗毛泽东指示的意见，才采取了默然的方式，将这个问题暂时拖了下来。
在彭真二月一日将许立群一月三十一日信及其附件七个材料上报党中央并印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又有什么样的反映呢?
我们先看毛泽东在收到这批材料后的态度。
二月五日，毛泽东阅彭真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23]
江青当时是文教方面流动的哨兵，不仅熟悉文艺界的情况，还直接参与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工作，因而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以后，才批给江青阅览，还要江青暂时保管这批材料。
毛泽东主张依靠左派，进行政治批判，通过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揭开意识形态方面的盖子，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提出了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批判是否过头了和反击左派的问题，这就与毛泽东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张背道而驰，因而毛泽东是不会满意这批材料的。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阅后将这些材料暂存江青处，以备将来使用。
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在收到这批材料以后，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明确表态的材料。但是这批材料是《二月提纲》的雏形，也就是说后来的《二月提纲》与这批材料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二月提纲》到后来一线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这个“提纲”来分析，他们这个时候对这批材料中表达的观点原则上是持赞成态度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党中央内部在进行政治批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是他们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分歧的继续。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一线中央政治局常委隐在后面，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和毛泽东的分歧才初见端倪，而后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那么，《二月提纲》又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起草《二月提纲》。
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整理上报的七个材料，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动态，还要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对当前批判的定性及其方针政策问题。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时候才召开会议，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简称《二月提纲》)，报经党中央批准后，作为处理意识形态方面批判的指导性文件下发。那么，这个文件是如何形成的呢?
① 彭真定下了起草《二月提纲》的基调。
起草这样的提纲，就是要从当前形势出发，对正在进行的批判予以定性，还要制定批判的方针政策问题。这场由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的批判，此前就出现过严重的分歧与对峙，彭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学术批判的名义转载了姚文元文章的。尽管如此，彭真的观点却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二月提纲》的制定。
彭真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对文化革命工作负有领导上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认识对《二月提纲》的制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月一日，彭真在他的住处会议室召集写作班子酝酿起草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参加的有许立群、姚溱、吴冷西、林默涵、胡绳、王力、邓拓、范瑾等。彭真讲了六条意见：(一)对吴晗问题的讨论，和对“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不一样。吴晗方面广，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主要是学术问题。要按“双百”方针，把不同意见放出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讨论是对事不对人，不要一棍子打死。(二)吴晗是世界观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能抓住一个人某年某月写过一篇错误文章，就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样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三)要有破有立，不能当爆破管。要写文章，到底海瑞怎么评价。(四)“放”是根本的，要混战一场。政治结论做早了，不利于“放”，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五)新的学阀也要反对，左派不能受资产阶级影响，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六)学术问题，要从学术上最疼的地方去刺它，这样可以在学术上彻底打垮他。[24]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吴晗的问题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不同，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还在讲话中主张有破有立，写文章评价海瑞要用学术批判的方法从最疼的地方去刺它，这显然是淡化政治色彩，倾向于按学术问题来进行处理。他指出吴晗是世界观问题，不要抓住某人写过一篇错误文章，就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讨论是对事不对人，不要一棍子打死，从原则上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但是用在吴晗身上却未必合适。因为吴晗的问题并非是一篇错误文章的问题，而是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反党分子，是当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25]彭真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显然对吴晗具有保护之意。
至于彭真提出的要按“双百”方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把不同意见“放”出来，“放”是根本的，要混战一场，政治结论做早了，不利于“放”，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就不仅让人生疑，既然如此，为什么却扣压关锋、戚本禹撰写的攻要害的文章不予发表呢?真理愈辩愈明。既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政治结论做早了不利于“放”，要混战一场，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发表攻要害、联系庐山会议的文章呢?通过辩论不是更有利于弄清是非辩明真理吗?不仅如此，彭真还对左派进行攻击，实行反攻倒算，将他们作为新的学阀对待，说他们老虎屁股摸不得，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从这里可以看到，事实并非象彭真宣扬的那样，要贯彻“双百”方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混战一场，而是打着这样的旗号，仍然按照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念行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执行了双重标准，这样就将他们的真实态度暴露了出来。
从彭真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尽管他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还是认为由《海瑞罢官》引发的这场批判是学术批判，对吴晗应该进行保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利用职权扣压左派稿件，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这是与他此前在姚文元文章上的态度相一致的。彭真的这个讲话就为起草《二月提纲》定了基调。
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彭真虽然在讲话中为起草《二月提纲》定了基调，但是这个讲话是针对写作班子来说的，五人小组中只有吴冷西参加了这次会议。要想以此为基调来起草文件，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还是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来进行研究讨论。
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的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围绕许立群报送的七份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讨论了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和队伍等一系列问题，开了一整天。[26]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上记载：
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27]
从中可以看到，这次会议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除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周扬因病住院缺席外，其他四名成员全部参加了会议，与会的还有写作班子和北京市委的两位书记刘仁和郑天翔。从记载中可以看到，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刘仁和郑天翔，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是为了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对吴晗进行批判的背景下，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给保下来。
会上以彭真和康生为代表，围绕批判的性质、要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学术批判是否过头以及是保护左派还是对左派进行整风等问题，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借鉴斯大林时期的教训，防止批判扩大化，这样就和彭真保持了一致意见。这里尤为注意的是，彭真是在毛泽东向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以后，仍然置毛泽东的告诫于不顾，要求批判《海瑞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的。不仅如此，他还向联系庐山会议批判《海瑞罢官》的左派发出了不要当学阀的警告。从中可以看到，彭真是在会议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要求许立群和姚溱按照自己的意见起草《二月提纲》的。
关于二月三日会议，《彭真传》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引述如下：
彭真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现在像郭老这样的人都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又说：我们领导运动，要坚持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方针，“放”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还否定了关锋等对邓拓的指控，并让刘仁、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彭真提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陆定一结合他个人的体会，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会上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康生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在许立群提到关锋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时说：要保护左派。但是，他却在日后的“五一六通知”附件《大事记》中说：“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当事人陆定一、吴冷西、胡绳、范若愚在一九七九年都写过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康生当时并未发表不同意见。[28]
从中可以看到，在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上，《彭真传》与《大事记》的记载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说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了，左派要进行整风。为了反击关锋，还要刘仁和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不同的是，《大事记》中记载康生的发言是与彭真针锋相对的，而《彭真传》却说会上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康生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康生虽然没有参与姚文元文章的起草，但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他一直是置身其中的。一九六四年他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康生在彭真召开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力排众议地作了“要害”是罢官的发言，[29]因而康生是一直主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当彭真在二月三日的会议上警告左派不要当学阀，许立群提到关锋几篇杂文有错误时，康生又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保护左派。后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吴冷西回忆时也承认，起草《二月提纲》时“许立群认为有困难，说五人小组会上就有不同意见。”[30]
由此我们认为不管康生在二月三日会议上是否明确表示过与彭真的不同意见，进行过激烈的发言，但是会议期间乃至于前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况且这种分歧和矛盾就连与会的许立群都感觉到了，致使他们在起草文件时感到困难重重，觉着无从下手。因而即使康生在会上没有做过激烈的发言，表示过与彭真针锋相对的意见，会议期间及其前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是存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大事记》这样的记载不过是把他们之间在学术批判上的分歧和矛盾鲜明地指出了而已，并没有违背当时的事实真相。这是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这样看来，二月三日会议上及其前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存在矛盾和分歧的情况下，作为组长的彭真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辩论中取得一致意见，还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进行表决，或者是利用职权，通过瞒天过海的方式来造成事实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③ 彭真要求工作人员按其意图起草《二月提纲》。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分明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彭真怎么办呢?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吴冷西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2月4日上午，彭真同志在他家里召集许立群、姚溱、胡绳和我等人，商谈要向中央常委汇报学术讨论情况和问题。他说昨天开完五人小组会议后，晚上打电话向少奇同志作了扼要汇报。少奇同志说他想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听汇报，要彭真准备在5日下午汇报。彭真同志谈了他设想汇报的几点意见，大家讨论了一下。这几点意见是：
(1)文化革命是在长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谁胜谁负的大事。
(2)目前学术讨论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观点充分发表，经过争论达到一致。
(3)学术讨论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要加以控制，要经过党委批准。
(4)组织队伍，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攻，不搞宗派主义。
(5)左派要团结互助，用整风方式在小范围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31]
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二月三日会议结束后，当天晚上彭真就打电话向刘少奇作了扼要汇报，刘少奇提出召开在京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为了起草汇报提纲，彭真才召集许立群、姚溱、胡绳和吴冷西到住地进行商谈，讲了他设想汇报的几点意见。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谈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继续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观点同时发表，在争论中取得一致意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势压人，点名要经过党委批准，对左派要进行整风。这次谈话中增加了报刊上公开点名要经过党委批准这一条，这是要控制批判，以便将批判的主动权抓在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手中，其余则与他二月一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和二月三日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既然彭真又一次强调学术讨论中要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观点充分发表，学术讨论人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那么为什么又将关锋、戚本禹等人起草的讲要害的文章扣住不予发表呢?特别是在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为什么他仍然不允许联系庐山会议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呢?他这样做能说是让不同观点充分发表，学术讨论人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吗?他言行如此不一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谈话后仍然执迷不悟，我行我素，与毛泽东对着干，坚持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立场的不同了。
彭真谈话定了《二月提纲》的基调，这个提纲又是如何起草的呢?吴冷西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会议结束后，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他们两人和我一起回到钓鱼台八号楼后，姚溱问我如何起草，我说按彭真同志的几点意见稍加疏理、充实即可，写了要点就行，不必过多展开，由彭真同志汇报时口头展开。许立群认为有困难，说五人小组会上就有不同意见。我说应按彭真同志的意见写，因为是他本人汇报，他是五人小组的组长。许、姚都说：‘好吧，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因为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于中央文稿的草稿，有缺点、错误可以指正，但起草人不承担政治责任。’
他们两人吃过午饭，不睡午觉，就在会议厅干起来了。从下午到晚上10时才完稿。我晚上看完电影回房看到一份清样稿。彭真秘书来电话征求我意见。我修改完了已到午夜，送到彭真同志手中时他已亲自修改完毕付排。”[32]
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彭真在谈了《二月提纲》的要点后，指定许立群和姚溱来起草这个文件。对于许立群和姚溱来说，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如雷贯耳，同时他们又分明感觉到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存在着不同意见，意识到起草这个文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觉得难度很大，向吴冷西请教如何进行下笔。吴冷西要他们将彭真讲的几点意见稍加疏理、充实即可，不必过多展开，但是许立群、姚溱仍然感到困难重重，无从下手。最后吴冷西不得不这样开导他们，说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他本人向中央常委汇报，因而就应按他的意见去写。在这种情况下，许立群、姚溱才硬着头皮，遵从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原则，起草了这个提纲后上报彭真。彭真和吴冷西又对这个提纲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
这里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分明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作为向中央常委汇报的《二月提纲》只是将彭真的主张向中央汇报，却没有将他们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向中央反映呢?这是为什么呢?
从吴冷西的回忆看，虽然他没有参加《二月提纲》的执笔，但是却知道这件事，还为这个文件的起草出谋划策，建议许立群、姚溱按彭真所讲的意见来起草提纲。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上却记载：
二月四日，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33]
从《大事记》中可以看到，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二月提纲》，这是与吴冷西的回忆相一致的。《大事记》中对吴冷西进行封锁的记载，却与吴冷西的回忆出现了不合。从吴冷西的回忆看，他不仅知道而且还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当时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为了争取吴冷西的缘故，或许是调查中出现误记造成的。
如果说当时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人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下面的记载则是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上却记载：
二月五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34]
但是《彭真年谱》却是这样记载的：二月四日，彭真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分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审阅修改。并在提纲上注明：“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指周扬未阅)，他们均批示或圈阅。[35]
两种记载都说明彭真在将提纲送交常委的时候，写了一个注明，不同的是《大事记》只说明是送给中央常委，而《年谱》则是记载同时送给中央常委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周扬除外)，还进行了批示或圈阅，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从《大事记》中可以看到，“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交中央常委讨论前并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传阅和商酌。五人小组成员周扬因病住院治疗，其他四人则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吴冷西。从现已发现的文献资料看，彭真、吴冷西是参与了提纲修改的，陆定一、康生则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当时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康生则是持有与他们相对立的另一种意见。
从年谱记载看，彭真在二月四日将《二月提纲》送交常委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的时候，特别注明“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是指周扬未阅，而不是说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他成员未阅。这就是说，在《二月提纲》送交中央常委前，除周扬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已经看了这个提纲。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在提纲送交中央常委前，除周扬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到底是不是都已经看过这个提纲呢?
我们认为年谱的这个记载是令人生疑的，不可信的。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当时周扬因病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虽然从周扬一月二日的插话看，他是赞成彭真意见的，[36]但是鉴于他没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那么会议上出现不同意见的双方是不包括周扬的。当时周扬正在进行住院治疗，没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因而文件没有让他过目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仅仅单纯是一个周扬没有看到文件的话，彭真何必在文件上注明“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呢?周扬作为五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和五人小组集体毕竟不是一回事啊!我们注意到，彭真注明的是“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从文件用语上来说，显然是在文件送交中央一线常委前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进行传阅并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二月三日会议上五人小组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在五人小组内部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二月三日晚上彭真就给刘少奇打电话要向中央常委汇报，此时文件尚未起草出来。文件起草出来后，彭真没有将文件在五人小组内部首先“传阅和商酌”，而是将文件同时批送中央常委和五人小组成员，这显然是希望造成既成事实，以使自己的意见能够获得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从而将另一种意见压下去。这也就难怪康生在收到这个文件后很不满意，竟然自己也没有动手，只是“叫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了。[37]
因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一线常委提交的汇报提纲，在起草完毕后应该首先在五人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和商酌，然后再向中央一线常委汇报。作为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彭真，不会不明白这个程序。鉴于二月三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的时候，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却仍然指定许立群、姚溱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起草文件，而后又亲自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在没有经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讨论的情况下，就将文件同时批送中央一线常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违背组织程序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彭真的意见是一以贯之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彭真后来曾说：“汇报提纲”就是根据我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起草的”。[38]由此看来，彭真是有意这样做的。在五人小组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他不愿意这个按照自己意见起草的文件在讨论时再节外生枝，遭受阻遏，而是同时将文件批送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得到一线常委同意以后再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执行。他写这个注明不过是为了消除有人借机在这个问题对其发难的口实罢了。这才是彭真这样做的内在动因。否则的话，他为什么无视毛泽东与他进行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置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存在的不同意见于不顾，而在未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的情况下，就将文件同时送交中央一线常委和五人小组(周扬除外)呢?
这不仅使人联想到此前面对许立群上报的材料，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没有回音，也不开会讨论的事了。[39]那个时候磨磨蹭蹭，这个时候却行动迅速，况且在五人小组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竟然将起草的文件未在小组内部讨论就以小组名义直接报送中央一线常委，这种动向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后来，毛泽东批评彭真“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其来有自。[40]
至于彭真在向常委汇报时采取许立群汇报彭真插话补充说明的方式，而不是由彭真自己进行汇报，可能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也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这是因为当时彭真和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同时这个文件在提交中央常委汇报前也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进行讨论过，因而彭真才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看来彭真也是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作出决定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彭真在汇报中没有谈到提纲中的关键问题提请常委注意，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党，这似乎是说彭真在汇报中避重就轻，有意在误导常委，以使文件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得以通过，然后再作为指导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予以执行。这样的记述固然符合当时彭真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实际情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似乎也有为若干常委开脱之意。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以及随后进行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中，除去周恩来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外(还是以学术批判的名义转载的)，并没有见到其他常委有过实质性的行动。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后来又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顺利通过，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若干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问题。在后来通过“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的背景下编写的《大事记》，就不能回避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但是从维护中央团结和服从集体领导的大局出发，《大事记》才作了这样的记述。当然这个记述是以彭真在常委会议上没有将文件涉及的关键问题以及要向全党下发文件这个事实为依据的。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彭真为了使正在进行的批判不脱离学术批判的轨道，将批判置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掌控中，就以许立群上报的七个材料为依据，组织写作班子，召开会议，发表讲话，为起草《二月提纲》定下了基调，但是在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却存在着不同意见。彭真竟然置五人小组内部存在的分歧于不顾，仍然指定许立群和姚溱按照自己的意见起草了文件。当时，起草文件的许立群、姚溱感到无从下手，最后还是在吴冷西的劝说下才完成这一工作的。彭真是将起草好的文件修改后，同时送交中央一线常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周扬除外)的。
(3)党中央内部在《二月提纲》上存在严重分歧。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彭真不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将许立群、姚溱按他的意愿起草的《二月提纲》修改后，二月四日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二月五日，彭真又对汇报提纲作了修改，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参加二月三日五人小组会议的全体人员，并送刘志坚、肖望东。[41]那么，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对这个文件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① 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赞同《二月提纲》。
由于彭真二月三日晚已经和刘少奇通过电话，约定五日下午进行汇报，彭真又将修改后的提纲及时报送给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因而刘少奇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彭真的汇报，讨论这个提纲。
二月五日下午三时半至六时半，刘少奇在他的住处中南海福禄居会议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范若愚、王力、刘仁、郑天翔、徐立清、肖望东等。许立群在会上作了汇报，彭真插话作了说明。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并同意这个汇报提纲，并明确指出：此次学术讨论不涉及庐山会议。会议同意五人小组关于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的意见，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任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会议并决定由彭真率五人小组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如果毛泽东没有意见，即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传达。[42]
关于这次会议，后来吴冷西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43]
他还回忆道：“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彭真率五人小组成员到武昌向毛主席汇报。他说，大家同意汇报提纲，但到会只有三位常委，不过半数，对学术问题并不熟悉。毛主席熟悉学术问题，一切由他定夺。”[44]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将文件提交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后，中央一线常委认可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这实质上就是说要进行学术批判，而不是政治批判。为了搞好学术批判，会议决定成立了学术批判领导机构，由许立群、胡绳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会议决定彭真率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由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二月六日，彭真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又对汇报提纲作了修改，批示“印发主席、少奇、总理、小平、定一、康生、冷西、许立群各同志。”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以特急绝密件电发湖北省委机要处转毛泽东。[45]
由此看来，中央一线常委是同意《二月提纲》的，那么彭真率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② 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表态。
二月八日凌晨，彭真率五人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乘专机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已讨论同意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飞机抵达武汉机场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来接，并要他们直接到毛泽东那里汇报。
在彭真和许立群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回答：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样当他的副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在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毛泽东还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46]
我们再看《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中对于这次汇报的记载：
二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范文澜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47]谈到对左派整风问题，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48]
有的文献资料还有着这样的记述：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当即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49]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向毛泽东汇报时，主要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对吴晗问题性质的认定及处理问题;对关锋杂文性质的认定及左派整风问题;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问题;对郭沫若、范文澜的批评问题。
毛泽东认为由于郭沫若、范文澜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要他们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从彭真当时的思想动向上来说，他想通过做政治结论为正在进行的讨论作出学术批判的定性，以使批判能够“降温”，而毛泽东则认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这样就在事实上否决了彭真以前宣扬的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对吴晗做政治结论的说法，[50]也表明毛泽东对批判“降温”的作法是不赞成的。
汇报中，毛泽东曾经两次向彭真发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1]这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而彭真则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这实际上就否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庐山会议给彭德怀的定性是反党、右倾机会主义，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即反党、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当时不会不明白这个定性。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在《海瑞罢官》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上。毛泽东向彭真两次发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在警醒彭真，也是在《海瑞罢官》的性质上要彭真表态，实际上就是说吴晗难道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是在向彭真发出的带有强调式的反问。
至于谈到关锋的杂文及左派整风问题，毛泽东说关锋的杂文写的还不错，写篇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这显然是否定了对左派进行整风，保护了左派。毛泽东后来也说过“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的话。[52]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当时否定左派整风，决不意味着袒护左派，也不是说左派当时没有缺点错误，而是在文化革命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仍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文化革命的任务异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左派大显身手进行斗争之时，是不适宜于对他们进行整风的。而彭真他们说的对左派进行整风，则是另有一番用意，抓住左派在斗争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扣上学阀的帽子，以整风的方式，打压下去，将他们清除出文化革命的行列。
我们还要注意到，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之所以点明“要害”是罢官的发明权是康生，而康生又礼让地说明发明权是主席而不是自己，就颇为发人深思。这既不是毛泽东要把责任甩给康生，将康生推向斗争的漩涡，也不是康生个人自谦，从得失考虑避嫌，而是在中央常委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赞同《二月提纲》的情况下，以此来告诉彭真等人中央内部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而已。
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当时谈话的关键还是对吴晗《海瑞罢官》性质的认定及处理，对关锋杂文性质的认定及左派整风，批判是“降温”还是要进一步搞下去的问题。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都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而毛泽东则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究竟有没有联系，直接决定着对《海瑞罢官》是进行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从毛泽东在《海瑞罢官》上的一贯立场上来看，他是不会同意《二月提纲》中扭转政治批判方向的条款的。《二月提纲》是要对批判进行“降温”，而毛泽东是想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对当时进行的批判到底是控制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双方显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左派是否整风上的分歧更是有目共睹的。
毛泽东在汇报过程中，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联系到毛泽东认为“要害”是罢官，以及吴晗作为共产党员也反共的话进行分析，[53]那么毛泽东对于“提纲”关于吴晗性质的认定以及扭转政治批判的方向是不满的。他肯定了关锋的杂文，否决了左派整风问题，则表明他是反对“提纲”提出的对左派进行整风的。他想通过批判掀起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潮，但是“提纲”却要对批判进行“降温”，从这方面来说他也是不满意“提纲”的。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提纲”表现出的这几个主要问题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因而我们说毛泽东是不会同意《二月提纲》提出的基本观点的。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没有直接否定《二月提纲》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这个提纲，毛泽东从尊重中央一线常委的组织程序出发，才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意见。这从薄一波的一个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2月8日，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54]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从大局出发，为了让政治批判的文章能够发表出来，才说了吴晗不再罢官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以确定下一步的斗争策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缓和紧张气氛，毛泽东才说了吴晗继续做副市长，就不紧张了，这样就可以放了的话。这不过是为了使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的文章都能够发表，以使批判能够进行下去而进行的策略性行动。要不是后来彭真以《二月提纲》为依据继续压制攻要害的文章发表，还对上海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提出责难，事情的发展或许会是另一种样式。当然这是后话。
由此我们看到，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党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不同意见。中央一线常委同意《二月提纲》，而毛泽东则持保留意见，没有明确表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在《二月提纲》上的不同意见，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诋毁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利器。当时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的王力就是其中之一。
③ 驳斥王力的两个谰言。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有些人就制造了数不清的谰言，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诋毁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就用表面现象代表本质，局部代替全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编造出了不少谎言。
有代表性的是这么几种观点：毛泽东不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离开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走上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骄傲了，搞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毛泽东晚年调查研究少了，不了解真实情况;中国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七年二十年间处于停滞时期，发展速度缓慢等等。
随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相关著作以及其他回忆录的出版，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正在不断地从文献和实践上将这种谰言击得粉碎，逐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这股否定文革的逆流中，当年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王力就投身其中，编撰事实，牵强附会，现身说法，以点带面，攻击、否定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选取《王力反思录》中提到的两个事件，驳斥王力对毛泽东的攻击与诬蔑。
王力在反思录中提到这两个事件，是为了说明毛泽东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毛泽东是因为和中央一线常委在《二月提纲》上存在分歧，才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和中日两党发表联合公报上否决了一线常委决定的。这种谎言业已被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以及对此进行的考证击得粉碎。
王力说的第一个事件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上存在的分歧。
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不顾以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党的反对，于三月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后，中苏关系分而不裂的局面已经定局。[55]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参加苏共召开的二十三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
在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三月份，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56]
当时和王力一起参加中苏论战文章起草工作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处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详细的回忆，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据吴冷西回忆说，刘少奇召开在京常委周恩来、邓小平开会，在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时，要彭真和吴冷西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此事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少奇同志尚无定见，想先听听毛主席的想法。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以及吴冷西和胡绳、许立群、田家英一行，从北京直飞武汉。他们在向毛泽东汇报是否参加二十三大时，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多月他们才召开，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当天，吴冷西通过保密电话向在京的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
三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一个小会，在京常委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以及刘宁一(他当时主持中央联络部日常工作)和吴冷西参加会议。这次小会专门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会上大家倾向于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大家认为，苏共上一次大会(指二十二大)时，我党派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苏共领导在大会上发起围攻阿尔巴尼亚党，并影射攻击我们党。我党代表团没有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当时有些被动，只好在致词中申明立场，坚决反对苏共这样做，并且决定周总理提前回国。现在苏共新领导正在热衷于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内部正策化着反华，说不定在大会上会搞什么名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不参加为宜。根据这次小会讨论的结果，吴冷西同钓鱼台一些秀才起草了一份电话报告，经彭真、少奇同志阅后由中央办公厅传到武昌去请毛主席决定。
过了几天，毛主席没有回音。彭真同志可能是估计毛主席反复考虑此事，于是请少奇同志再召开一次会议复议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三月十日，少奇同志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周总理(他到邢台去视察地震)和小平同志(他在五日会议后赴西南视察大三线)都没有参加，只有彭真、陈毅、李富春三位政治局委员和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刘宁一和吴冷西列席。彭真在会上先说了他的想法。他认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决策时经常反复考虑。上次请示已经四天，主席还没有复电。可以考虑从另一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他着重说明，对苏共二十三大，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参加。因为这不是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对我毫无约束力。我们是应邀作为客人列席的。既然是人家自己开的会，人家请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这是个礼节问题。估计越南党和朝鲜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太大。这些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理由。会上大家觉得，这些理由很不充分，上次小会上都考虑过，结论是相反的，因此仍然倾向不去参加。少奇同志认为，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他说，今天到会的常委只有我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会的也是少数。
散会以后，彭真几次打电话给吴冷西，说已征得少奇同志同意，要他和姚溱就会议讨论的意见再起草一个电话报告给毛主席。吴冷西和姚溱再三考虑，都认为不宜起草。最后彭真自己起草了一个报告，并且把吴冷西和姚溱叫到他家里去商量修改。他们对彭真起草的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武昌毛主席住处，一直没有回音。
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召开常委会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到会。但小平同志没有来杭州，他正在西南大三线视察。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列席会议。
毛主席说，上个月在武昌的时候，曾经谈过，关于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还有时间考虑。现在苏共二十三大快要召开，我们要确定一个方针，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要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但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和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小会上大家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解释说，过去给毛主席的第二个电话报告是仅供主席参考的另一设想，在北京的常委并没有肯定的意见。
会议的结果，决定答复苏共：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由彭真通知中央联络部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馆。[57]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而是意见一致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是倾向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是这样的意见。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音信，彭真自己才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供毛泽东决策时参考。但是当彭真要吴冷西和姚溱起草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文件时，竟然遭到了他们的婉拒，最后还是彭真自己起草了文件，要吴冷西、姚溱帮忙修改的。这个文件在拿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上讨论时，遭到了会议的否决，也没有获得刘少奇的认可和支持。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在杭州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经与会常委同意才决定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
由此看来，当时并非是毛泽东否决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而是在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一线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王力在这个问题上说毛泽东因为《二月提纲》而与中央一线常委较劲，否决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决策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王力说的第二个事件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中日两党发表联合公报，是否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上的分歧。
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苏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团来我国。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一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毛主席汇报。
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58]
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三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会谈内容起草了两党会谈联合公报草案稿。
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一)“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
(二)“双方还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的方针。”
(三)“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三处“现代修正主义”之前加上了“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定语。[59]
毛泽东对联合公报稿进行修改以后，随后在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中对修改部分进行了说明。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参加。毛泽东在谈到公报问题时，说：我改了一下公报，请你们研究。可以不接受我的，可以不发表，另外发一个消息就行了。因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你们。但是，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60]
毛泽东对会谈公报草案稿的修改作了解释以后，日共代表团接受了没有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6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日两党联合公报是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人同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内容起草的。公报起草后由周恩来、彭真送交毛泽东审阅。因而这个公报反映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意见。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发表两党会谈公报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日共是不愿意发表公报的，因而毛泽东才在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送交的公报稿作了修改，最明显的地方是加上了批判两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点了苏共的名。从后来公报草案的搁置来看，反对中日两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并没有什么分歧，分歧集中在是不是要点名批判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上。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主张点名批判苏共领导的。他采取平等协商的方式与日共代表团交换意见，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得到日共代表团的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表联合公报，不写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容中共不满意，而写上了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容，日共则不满意。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从维护中日两党团结的大局出发，就不再发表联合公报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了不发公报双方都轻松愉快的话。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日共的作法采取了理解的态度，显示了大党领袖的风范。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说发表公报是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提出来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发表公报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
他还说，毛泽东是由于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对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不满，才否决了一线常委在公报中照顾日共困难的决定的。从形式上看似乎是这样，中央一线常委送交的公报草稿中没有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内容，而毛泽东在修改公报草稿时却加写了这样的话，但是进一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王力的说法是附会之词了。
试想，毛泽东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修改公报稿时加上了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内容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会谈时，向日共代表团提出他加写的这部分内容是否合适，提请他们考虑。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与他们再次会谈时表示不再发表公报了。这个期间内并没有中央一线常委参加会谈，也不存在中央一线常委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主要是在做日共代表团的工作，而不是做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这表明问题的症结在日共代表团，而不在中央一线常委。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毛泽东否决中央一线常委作出的决定呢?
如果真如王力所说，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日共代表团会谈期间，就在是否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中央一线常委从大局出发作出了在公报中只一般提反对修正主义而不对苏共领导集团进行点名批判的决定，毛泽东在得知中日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以及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后，又怎么还会去修改公报草稿，加写反对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内容，再劝说日共代表团去接受自己的观点呢?
从毛泽东在修改联合公报时加写了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容，后来在劝说无效后又同意不发表联合公报来分析，他对日共的态度是理解的，照顾的。当时毛泽东似乎并不清楚当时日共代表团与中央一线常委存在的分歧，否则的话，在双方争论的情况下，他又怎么会没有提前进行沟通就贸然去修改本来就存在分歧但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公报呢?
由此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时中央一线常委与日共代表团会谈时，是中方首先提出发表联合公报的，但是在送交毛泽东审阅的公报草稿中并没有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容，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和日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正是因为这样，公报草稿在送交毛泽东审阅的时候，他才加写了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容，最后还是在日方的反对下，将公报草稿搁置了下来，不予发表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毛泽东即使在与中央一线常委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也不会像王力说的那样说出“你们同意，我不同意”的话，武断地推翻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尽管对《二月提纲》不满意，但是在得知中央一线常委同意了《二月提纲》的情况下，从尊重中央一线常委的决策出发，当场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62]因而从毛泽东加写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的话，再结合毛泽东的决策作风和行事风格来分析，毛泽东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像王力说的那样大发脾气，说出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的话的。因而王力的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王力处于否定文革和攻击毛泽东的需要，从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出发，以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送交的公报草稿中没有点名批判苏共领导集团，而毛泽东在修改公报草稿时则加上了这样的内容为依据，武断地作出毛泽东否定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推测，实在是他自己的臆断之词，难以获得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上的验证。
其实，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党内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在宁都会议上以养病名义罢免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服从组织的决定，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军，到后方养病。[63]长征初期，在红军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战术方针上，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表决时一开始总是处于四比三的劣势，他也只好服从中央的决定，直到遵义会议上才改变这种状况。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要求南下，搞分裂主义活动，当时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紧急时刻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为此，批评了彭德怀好多年。[64]一九五○年十月，在是否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反对，毛泽东是在说服了大家的情况下，最后才决策抗美援朝的。[65]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此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也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开会以后决定的。[66]一九六二年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毛泽东是在作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说服了几位常委，使得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调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情况下得以发展的。[67]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这就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心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从理论上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研究的重要著作。后来毛泽东对这篇讲话进行了反复修改，直到文革前夕还在下发全党征求意见，以便集思广益，进一步作出修改。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给彭真写信，要他“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68]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电上批示：“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69]
在随后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也是经过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动起来的。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从理论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力求使其践行于全体党员干部的实践，成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保证。因而我们说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还从实践上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以上我们引用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王力在反思录中攻击毛泽东的谎言进行了驳斥。王力在中共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和中日两党发表联合公报问题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攻击。不仅如此，他在反思录中背叛了自己当年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对文革后身居高位的人献媚讨好，为否定文革擂鼓助威，诬蔑“‘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70]这引起了当年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的关锋和戚本禹的不满。戚本禹从文革后王力的作为联想到当年王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陈词的发言，两相比较竟然是如此南辕北辙，就向关锋发问：“王力究竟是背叛文革还是他当年的革命就是假的?想想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慷慨激昂的革命呼喊，他不像假的呀!怎么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这样攻击文化大革命。你怎样看他这种大转变?”关锋答道：“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变)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呢?!”正是因为这样，当王力试图拉拢关锋与他一起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关锋拒绝了。当王力提出与戚本禹见面的时候，也被戚本禹婉拒了。[71]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在《二月提纲》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分歧后来被否定文革历史的人所利用，作为他们诋毁文革的工具。那么，在党中央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二月提纲》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4)《二月提纲》下发执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在《二月提纲》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央一线常委同意《二月提纲》，毛泽东则持保留态度，没有表态。虽然彭真与中央一线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究竟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① 彭真在党中央内部存在分歧情况下的抉择。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在《二月提纲》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表现在批判要不要联系庐山会议(即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要不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要不要对批判进行“降温”上。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获得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而毛泽东则是对此持保留态度，没有表态。
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当时是不是同意《二月提纲》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汉斌曾专就这个问题请当年参加汇报的许立群、胡绳查阅现场记录，二人的现场记录都载明毛泽东当时对“汇报提纲”是“同意”的。[72]当年参加汇报工作的中央宣部工作人员龚育之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说：“下午三四点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个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73]
从龚育之的回忆来看，当时参与汇报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认为毛泽东是同意《二月提纲》的。许立群向龚育之转述的汇报内容，与前面引述的文献资料大同小异，没有本质性区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对两边都是宽，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可是后来他们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没有在文件中删除不点名地批评左派是学阀和对左派进行整风以及扭转政治批判方向的文字，还在《二月提纲》下发后，继续对政治批判的文章进行压制，拒绝攻要害的文章发表，这显然是与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当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时，许立群迅即拿起笔来删去了这两句话，还作了一点文字处理。但是，他们却对毛泽东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置之不理，没有作任何处理，仍然保留着文件原稿中不点名地指出左派是学阀和对左派进行整风的文字，为以后压制左派攻要害文章的发表埋下了伏笔。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许立群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表现出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论是龚育之的回忆还是王汉斌查阅当年的记录，都说明毛泽东是“同意”《二月提纲》的。龚育之的回忆暴露出许立群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上随意取舍的态度。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们还是看当年的文献资料。《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上记载：
二月八日，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来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74]
从这段记述来看，除了开头部分说“彭真同志采取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是出于维护中央一线常委威信而作的策略性的文字表述外，其余部分还是属实的。记述用翔实的证据驳斥了彭真，说明了毛泽东是不赞成《二月提纲》的。这得到了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的印证。因而我们说彭真和许立群说毛泽东“同意”《二月提纲》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他们把毛泽东听取汇报时没有对《二月提纲》提出反对意见作为毛泽东“同意”的证据。这是他们的主观臆测，判断上的错误，是与他们在政治批判《海瑞罢官》上所持的反对态度密切相关的。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批判吴晗前就已经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在中央会议上给彭真打了招呼，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亲自告诉彭真，《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75]同时，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即否决了彭真对左派进行整风的提议，没有对《二月提纲》明确表明态度。在当时的氛围下，再结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彭真是不会感觉不到毛泽东的意向的。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却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就让人起草了向全党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尤为令人费解的是，批语起草完毕后彭真却没有报送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转而电传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一线常委进行批准。[76]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的批评，以及彭真被批评后作出的反映，就更加发人深思。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彭真，《芦荡火种》在北京只能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还意味深长地对彭真说，这是对你的批评、帮助，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会后，彭真向周恩来谈了《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的问题不但他没有错误，而且是他发现纠正的，已经委托副市长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彭真：“那会上你怎么不说话呢?”彭真说：“我不好顶撞主席。”[77]
看来，当时彭真确实觉得委屈，才向周恩来诉苦的。周恩来听后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因而才问彭真为什么不在会上向毛泽东说明情况。但是彭真却以“我不好顶撞主席”为由婉拒了周恩来的问话，没有说明事实真相。这里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彭真既然感到自己受了委屈，要为自己进行申诉，他为什么不当场向毛泽东说明事实真相呢?既然这件事是他发现并纠正的，在这件事上他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在说明事情经过以后，还可以向中央提出请求，对这件事调查清楚，抓出造成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这样不就更有利于消除毛泽东对他的不满，撇清自己的责任吗?这怎么是顶撞毛泽东呢?
退一步说，即使像彭真说的那样，在毛泽东提出批评后，他不好顶撞毛泽东，那么会后他向周恩来诉苦的时候，也应该说明事实真相啊!即使他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还可以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请求中央进行调查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在毛泽东批评他的时候不吱声，还在向周恩来诉苦的时候以“不好顶撞主席”来搪塞，没有向中央明确提出调查事实真相来为自己洗清冤屈的请求，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再联系到文革结束后，彭真说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来分析，[78]我们只能说彭真讲的这个原因很可能涉及到当时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与他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当年说毛泽东同意《二月提纲》，看来都是与此分不开的。作为在中央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彭真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是熟悉并洞晓中央高层运行规则的。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是出于复杂的动因才采取了回避和沉默的态度。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得到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② 《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彭真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不会感觉不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的不同意见，也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但是，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意见，因而彭真就以不反对就是同意或认可的揣度，抓住这个机会将提纲下发全党执行。反正我将这个提纲向你汇报了，你又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就是默许或同意，因而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就说不了什么。这才是彭真这样做的内在动因。
这个“提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提纲”共分六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他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的。[79]
“提纲”的主旨是对已经进行的批判进行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提纲”提出：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提纲”还提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80]
从中可以看到，“提纲”虽然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其主旨内容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要进行学术批判而不要进行政治批判，左派要进行整风，批判要“刹车”、“降温”，点名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这是与毛泽东要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彭真要许立群起草中央下发《二月提纲》的批语。
二月十日，许立群按照彭真的意见代中央起草了关于《二月提纲》的批语。十一日，彭真对批语和《二月提纲》作了最后修改，批送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阅。陆定一、康生都在文件上画了圈。
二月十二日凌晨，彭真的秘书将《二月提纲》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电传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早七时，中办机要室将文件呈报邓小平。邓批：“少奇、总理、富春核发。”当天，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都在自己名字上画了圈。十三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中央的通知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印发中央文件。
中央通知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81]
我们看到，向毛泽东汇报后，彭真就自作主张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批语。批语起草后，他在知道毛泽东没有就《二月提纲》表态的情况下，却没有将批语报送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主要成员传阅后，直接电传给中央一线常委批准，而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这种作法不能不让人深思。
这样我们看到，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党中央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终于下发全党执行了。
(5)《二月提纲》评析。
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实际上是批判《海瑞罢官》斗争的继续。围绕《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集中在《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没有联系上，在要不要以及如何批判《海瑞罢官》上表现出来，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根源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表现在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左派要不要整风和批判是“降温”还是继续下去，以及是否置于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制定《二月提纲》的素材，最初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上报的七个材料。这七个材料反映了当时文化界存在的实际斗争情况。对这七个材料如何处理，采取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直接决定着文化革命的发展方向。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要不要进行文化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
《二月提纲》打着“双百”方针的旗号，表示要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让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都放出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从表面上来看倒也冠冕堂皇，让人说不出什么，但是从此前他们对关锋、戚本禹等人撰写的攻要害的文章予以压制，以及随后又故伎重演来分析，事实并非像他们表明的那样，而是有着严格的选择标准，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进行什么样的批判，是按照他们遵循的价值观念来行事的。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矛盾决定的。由此看来，这并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立场的不同造成的。
从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之间的联系决定的，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对左派整风，则是从关锋等人以前写过的文章入手，寻找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以便“鉴往知今”，将左派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打下去。至于说要使批判“降温”，置于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就是迫使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转入学术批判的轨道。
当然，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将批判置于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管辖之下，强调五人小组和各级党委在批判中的领导作用，是与过去的党内组织原则相一致的，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五人小组及各级党委抵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扭转批判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调这一组织原则，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多数成员来说，其意向就是要通过组织手段使批判沿着他们所确定的学术讨论的轨道前进。这是别有用心的。
这个时候彭真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把他们自己对文化革命的观点贯彻于实际行动中。他利用掌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有利条件，坚持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应该进行学术批判而不能进行政治批判，因而对当时进行政治批判的左派不仅扣押他们的稿件，还要对他们进行整风，从思想上、组织上打击他们，使当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批判斗争降下温来。鉴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没有经过他们批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为了避免这类事件的重演，他要求点名要经过各级党委批准，实际上就是要紧紧地抓住批判的主导权，以便把批判的领导权集中到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手中。从《二月提纲》的内容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彭真加强了对于批判的控制力度，并且还获得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同意。
我们看到，《二月提纲》的主旨精神是与彭真的一贯立场一致的。在二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按照彭真所定基调起草的《二月提纲》，竟然没有在五人小组会议上进行讨论，就匆匆忙忙地报送中央一线常委。在征得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以后，彭真接着又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鉴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已经同意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没有立即表示反对意见。但是在谈话中却鲜明地表示出了自己的意向。他提议对双方都要宽，吴晗不要罢官了，政治批判的文章也要能够发表，左派不要整风了。可是，彭真他们却割裂毛泽东的话，只强调吴晗不再罢官了，仍然在文件中保留不点名指出左派是学阀和对左派进行整风以及扭转政治批判方向的文字，随后还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82]
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彭真就急忙为中央起草了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批语起草完毕后，没有送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电传给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准。这种动向尤为发人深思。由此我们不能不对彭真为了贯彻自己的观点而一意孤行，违背党的组织程序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质疑。他这样做即使抛开内容不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不正当的。
《二月提纲》是与毛泽东倡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背道而驰的。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的分歧，从实质上来说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存在矛盾的反映。这是认识的分歧，也是立场的不同。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分歧，不过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矛盾的具体表现。彭真对批判进行“降温”、“刹车”，以及对左派进行整风，将批判置于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反映出他要采取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乃至于扭转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从这方面来看，《二月提纲》就是彭真利用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有利条件，采取行政手段扭转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实际行动。这是彭真抵制毛泽东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
从《二月提纲》起草到最终下发全党的历程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都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但是在分歧和矛盾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提纲仍然能够下放全党，标志着当时彭真代表的观点一时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这说明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党内仍然面临着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于基层，也来自于党中央内部，形成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斗争在形式上表现为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际上却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因为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革命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能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这才是双方斗争的本质所在。看不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在研究中流于形式，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只有通过现象来透视本质，深入到理性认识阶段，才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看到斗争的真相。这就要求我们要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深入的思考，深入分析这种斗争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于中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坚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月提纲》是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向全党下发的。这个提纲又是与毛泽东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随后当着彭真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宣传部门以这个提纲为依据，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扭转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时候，刚刚点燃的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被重新扑灭，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走上前台点拨星火以呈燎原之势。这预示着今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会出现更为严重的斗争。《二月提纲》下发后文化界暂时出现的平静，[83]不过是今后发生更为激烈斗争的前兆而已。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和下发执行。
几乎在《二月提纲》起草和下发的同时，经过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商讨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后，参与座谈会的有关人员根据当时记录，整理出了一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在江青主持下反复修改以后，经党中央批准下发全党和部队执行。这是一个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如何产生的呢?江青又是如何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呢?
(1)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继续革命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江青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不是正当的呢?她为什么要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呢?当时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① 江青的行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正当的。
从文献资料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不是她个人的擅自行动，而是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这次座谈会是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召开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领总政有关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后来刘志坚曾经详细回忆了这次座谈会召开时的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艺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引者注)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84]
这个时候刘志坚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后，萧华、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就一起研究了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他们认为，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85]
刘志坚还回忆说：“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86]
从刘志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得到了林彪同意的。在座谈会召开前，江青还专门赶往苏州，面见林彪，向林彪请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相关问题，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林彪对江青不仅从艺术上还从政治上予以了肯定，指示刘志坚要将部队关于文艺工作的文件送给江青看，还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江青的意见。从林彪夫人叶群向刘志坚一字一句传达林彪的指示，随后又逐字逐句作了核对，并且还要刘志坚在见到江青后首先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来看，林彪对江青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支持的，重视的。这也就反映出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符合当时组织程序的，是正当的。后来毛泽东在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几个字是有着史实依据的。[87]
② 江青为什么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当时江青领导的文艺革命以及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说起。
早在建国初期江青就参加过关于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江青指导下，虽然文艺革命在现代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进行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从实质上来说，就是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江青在文艺革命遇到困难，特别是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引发的斗争进入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还是由于军队自身的职能以及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强大后盾，如何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职能，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变，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人民军队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就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军队文艺革命是整个社会文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革命不仅在地方上还要在军队里面进行。因而包括文艺革命在内的政治建设就要走在军队建设的前列。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在军队政治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执行毛泽东确定的建军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人民解放军，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提出“四个第一”，落实“三八作风”，注重政治建军，使军队在新形势下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要我们发现，六十年代前期大力强调政治思想工作，是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主要特点。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军队建设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还指出，政治工作必须扎根于连队，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从六十年代初起，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先后进行了“两忆三查”(即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和“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对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连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此，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至一九六三年，全军100%的干部、90%以上的战士、80%以上的职工和家属都参加了各类集训班组织的学习。总政治部还先后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两本书在短期内印刷了数百万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解放军涌现出以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召见总政治部领导时又提出：“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为了掀起学习的热潮，在群众中普及学习毛泽东著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林彪又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应“背警句”、“学语录”、“立竿见影”等。[88]
不仅如此，林彪还将政治建军、突出政治践行于军队的方针和政治建设实践中。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批发了林彪报送的总政治部《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将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的方针。这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挥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89]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用毛泽东思想来统率全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建军原则，在政治建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在北京和上海围绕是否政治批判《海瑞罢官》发生的对峙中，又是《解放军报》首先打破僵局，率先发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站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江青在领导文艺革命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是在冲破阻挠以后发表出来的，而后在文章转载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在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消极，甚至发生怠工、阻挠的情况下，为了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下去，就要开辟新的领域，寻找新的依靠力量。鉴于解放军在林彪主持下在政治建设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军队中的文艺革命来推动整个文艺革命的发展，就成为江青的必要选择了。
对此，江青也并不讳言。她在召开这次座谈会的时候，谈到进行文艺革命所遇到的重重阻挠时，坦诚地说：“我没有办法，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90]
不仅如此，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91]
③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概览。
当时确定由总政治部副部长刘志坚带队，由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参加，出席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获得江青同意和林彪批准以后，刘志坚一行前往上海。他们到达上海以后，江青又是如何组织座谈会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刘志坚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
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92]
从刘志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座谈会开始前江青先给他们看了相关文件，而后说要看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她首先谈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峻状况，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指出了论战的艰巨性、长期性。鉴于当时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江青要求不准记录，不准外传，注意保密，特别是不要让北京知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江青一开始并没有搞一个纪要的想法，否则的话说，她不仅会让刘志坚他们进行记录，还会安排专人进行记录的。这从后来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他们自己主动提出要搞一个汇报提纲上得到了证明。其实，这个座谈会并不像后来有人说的那样神秘，而是在上海市委支持下进行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作为东道主的宴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座谈会期间，主要进行了哪些活动呢?刘志坚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中，还谈到30年代的文艺问题。
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93]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94]
我在2月10日休会回北京后，11日上午即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坐)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95]
刘志坚的回忆简要介绍了文艺座谈会的基本概况。座谈会分为两个阶段，主要活动是学习文件和材料，看电影、戏剧，进行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会见文艺工作者。座谈中，江青并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从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现实状况出发，结合自己从事文艺革命的切身体验，有感而发，实事求是，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她的发言是形象的，具体的，生动的，犀利的，不仅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而且还对全国文艺革命的进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以自己的调研为依据，不仅指出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峻状况，还披露了自己文艺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就文艺革命特别是京剧革命不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提出了不少意见，又就具体的文艺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与文艺工作者交换了意见。
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志坚将江青在座谈中发表的意见及时向林彪和总政主任肖华作了汇报。杨成武还特意交待刘志坚等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领导干部要很好重视江青的意见。这进一步表明江青的行动是得到中央军委领导人支持的。至于刘志坚说江青曾经神秘地交待他们，阅读的文件和材料不准传出去，不过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当时尚未公开发表，而上海整风材料只在内部传阅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支持，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她要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还是由于部队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江青的发言并不仅仅针对部队文艺工作，而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出发，就全国文艺工作而讲的，核心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她在发言中并不是空洞的议论，而是结合具体的事例，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来透射出整个文艺界存在的严峻状况，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一起来探索文艺革命的正确道路。
(2)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文件的起草，并非是江青在座谈前就预定中的事，而是刘志坚他们根据江青在座谈会期间的发言，在未经江青同意的情况下，就整理了一个向总政领导的“汇报提纲”。在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江青认为既然要搞就要搞一个完全反映她的看法的文件。于是在江青主持下，对刘志坚他们起草的“汇报提纲”进行了扩充和反复修改后，才形成的一个文件。由此看来，这个文件的形成还是由于刘志坚他们的“汇报提纲”直接引发的。
① 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导火线。
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非是江青布置的任务，而是由于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他们撰写的向总政的“汇报提纲”引发的。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事后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96]
从刘志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纪要”的产生是由于他们起草的向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引发的。刘志坚他们忠于职守，将江青的谈话精神向林彪和总政党委进行汇报，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林彪不仅肯定了江青主持召开的座谈会，还要求总政要迅速传达，认真执行。这表明林彪是支持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江青看到“汇报提纲”以后，认为这个文件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她在文艺革命上的意见，因而提出要进行重大修改。这说明江青不仅重视这个文件，而且还对她领导的文艺革命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使这个文件在即将进行的文艺革命中起到指导作用。江青的建议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因而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来修改这个文件。鉴于这个“纪要”开始并非是江青提出要搞的，而是由于刘志坚他们向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引发的，因而我们说这个“提纲”是“纪要”起草的导火线。
② 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江青的提议和主持下，以刘志坚他们起草的“汇报提纲”为蓝本，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又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征求军委常委意见后形成的。这个文件从刘志坚他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样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97]
“纪要”修改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第一次重大修改。
二月二十六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稿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
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二十七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
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
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
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二十八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加至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了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内容，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会的成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增加了批评罗瑞卿的内容。提出了“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将建国后的文艺黑线与30年代文艺领域的斗争联系起来，具体提出了一些文艺作品中存在的问题。[98]
从中可以看到，“纪要”不论是在篇幅还是内容上，乃至于具体的论证上均作了重大改观，从文艺黑线专政论出发论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文艺革命，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塑造工农兵的形象，采取前挂后联的方式，既阐释了黑线出现的历史原因，又介绍了文艺革命取得的优秀成果，提高了士气，鼓舞了信心，使人们对于文艺革命的必要性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对“纪要”的第一次重大修改。
2)第二次重大修改。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刘志坚和谢镗忠作了汇报。三月一日，刘志坚批示：“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他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是鉴于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这个文件的重要性，江青又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99]
这是对“纪要”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关于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下文我们还要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3)第三次重大修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三月八日江青电话通知刘志坚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三月十日上午，刘志坚同陈亚丁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他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他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三月十一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刘志坚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刘志坚一块看了一些电影，参加了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他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三十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十四日修改完毕，十五日刘志坚返回北京。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100]
这是对“纪要”的第三次重大修改。这次修改不论在结构上还是篇幅上都奠定了文件的雏形，使文件更加缜密和完善，形成了文件的基本内涵。
4)第四次重大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三月十四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杠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十七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01]
这是对“纪要”的第四次重大修改，也是毛泽东对文件的第二次修改。修改后，毛泽东提议在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以后，再以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以便对文件进一步作出修改。
5)第五次重大修改。
三月十八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三月十九日上午，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他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
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他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他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三月十七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
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了来。”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会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刘志坚找去，要刘志坚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刘志坚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二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刘志坚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他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102]
这是对“纪要”的第五次重大修改，也是毛泽东进行的第三次修改。毛泽东修改后，提议先在军委内部征求意见，而后再以军委名义征求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江青按照程序给林彪写信，将修改好的文件报送林彪，随后林彪将文件批送军委常委征求意见，以便在修改后报送中央。从林彪认为给军委常委的信调子太低要求重新起草来看，则进一步反映出他对文艺革命的积极支持态度。从江青谈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探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以及要求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进行保密来分析，当时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这是围绕《海瑞罢官》展开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纪要”是在江青主持下，在刘志坚等人起草的“汇报提纲”的基础上，由刘志坚等人和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共同修改完成的。期间，毛泽东先后对“纪要”进行了三次重大修改。“纪要”修改完毕后，在毛泽东提议下，由江青报送林彪在征求军委常委意见后，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的。
③ 毛泽东审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上我们介绍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情况，其实，毛泽东也对文件进行了三次修改。那么，毛泽东是如何修改的呢?
江青是在毛泽东进行文艺革命方针的指导下，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毛泽东不仅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还自己动手对这个文件进行了三次重大修改。这表明毛泽东对“纪要”是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的。
由于江青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授权下进行的，所以在审改“纪要”的时候，毛泽东就将题目《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103]这样既揭示了事实真相，又说明了江青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正当行动，防止有些人在程序问题上鼓惑是非，造谣生事，影响文件的传达和文艺革命的进行。
毛泽东是如何审改“纪要”的呢?
毛泽东在审改“纪要”时加写了一些话，改写了一部分文字，还写下了批注和批语。
1)毛泽东审改“纪要”时加写的话。
由于《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以后还要修改，尚未定稿，但是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提出的观点对于文艺革命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现在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因而毛泽东在“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文字旁，加写道：“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104]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江青为什么在座谈时“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要传出去”了。[105]
毛泽东在审改“纪要”中文艺黑线部分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引者注)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106]
建国后，毛泽东领导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还提出了“双百”方针，却没有全面系统地进行文化革命，因而才导致了黑线在文艺领域的专政。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是毛泽东就文化革命问题向全党写出的具有检讨性质的文字。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文化革命才一步步地开展起来了。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判断，而且还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光明大道。
在“纪要”谈到如何对待古人和外国人的东西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107]
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毛泽东早就既反对全盘否定，也反对全盘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创造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的新文化。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更进一步的强调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纪要”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句：“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108]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江青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过是抛砖引玉，起一个点拨指导的作用，真正搞好文化革命还是依靠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文艺工作者以及工农群众的共同努力，加写这样一句话是必要的。
从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指出了文化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还对当时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向全党写出了检讨式的文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汲取过去的教训，全面、系统地开展文化革命工作。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毛泽东审改“纪要”时改写的文字。
“纪要”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一句旁，毛泽东改写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间了。”[109]
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在总结文化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的著作和思想观点必然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因而毛泽东才作了这样的改动，表述得更为准确、严谨。
毛泽东将“纪要”中“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一句，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110]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进行文化革命的坚强后盾。文化革命不仅在军队里面搞，而且还要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文化教育机关更是首当其冲。虽然军队在文化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文化革命中起带头作用中应该是文化教育机关等意识形态部门，而不是军队。毛泽东的修改界定了军队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东改写的文字还有(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以下同)：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11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他还向全党同志特别指出，即使搞掉了这条黑线，文化革命也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只要存在黑线产生的社会基础，被搞掉的黑线还会在新的条件下再次出现，形成新的黑线。这就要继续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这里就文化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在“纪要”中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时，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是：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112]
从这段改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斗争，一个是以鲁迅为代表，一个是以左翼的某些领导人为代表，这种斗争鲜明地体现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的口号，而左翼的某些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进一步指出，左翼的某些领导人产生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受到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的缘故，而鲁迅虽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却没有能够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文艺工作者阶级属性的判断凸显了进行文艺革命的重要性。这样就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进行的斗争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经典式论述。
在“纪要”中如何对待苏联革命文艺作品和如何处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这样改写道：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113]
毛泽东改写的文字着重强调即使对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革命文艺作品，也不要盲目的模仿，而是要立足于社会实践，打破窠臼，进行创造，这是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文艺只能来源于生活。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搞出社会主义文艺精品。
对“纪要”中关于三大战役的文艺创作部分，毛泽东改写道：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114]
文艺创作要把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史实搬上舞台。这些领导、指挥革命战争的同志还健在，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要抓紧时间把这方面的文艺创作搞起来。虽然三大战役是革命战争的宏伟史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高峰，但是文艺创作不仅要反映三大战役，而且还要反映其他重大战役，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整个发展历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根源。
在“纪要”中文艺批评的部分，毛泽东改写道：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115]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批评要采取专家批评和群众批评相结合的方针，打破对文艺批评的垄断，使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到文艺批评的行列，推动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这是文艺批评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文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
在“纪要”中如何对待文艺反批评时，毛泽东改写道：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116]
在文艺批评过程中，如何对待反批评呢?这就要区别对待。不要怕别人骂我们是棍子，对这种咒骂要进行分析。批评方式不妥的要加以改进，属于认识问题的要等待对方觉悟，站在错误立场的要坚决顶住，要认真领会和掌握这些文艺批评的方法。
在“纪要”中关于党性原则部分，毛泽东改写道：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117]
党性原则是阶级利益的最高体现，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的标志。要在文化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针。这是文化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和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从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在审改“纪要”时对文化革命的艰巨性、党性原则、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斗争、军队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如何对待文艺批评、开展文艺创作、处理苏联革命文艺等 方面的文字进行了改写，他改写的文字或者是对“纪要”相关部分的内容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或者是提出了文艺斗争的策略，或者是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和周密。“纪要”经他修改以后，不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文辞上更为缜密和富有说服力，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文件的思想认识水平。
3)毛泽东审改“纪要”时写的批注和批语。
毛泽东在审改“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写了一个批注：“去掉一句。”[118]删去这句话以后，虽然淡化了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对其他参与人员的作用，但是无疑更为恰当地反映了当时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氛围。
毛泽东将“纪要”中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中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然后写了一个批注：“这样较妥。”[119]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要使文艺作品反映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突出个人(包括他自己)。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坚持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对“纪要”中突出自己和江青的地方作了删改，他淡化个人的作用，突出党的集体领导，在反复修改中使“纪要”的表述更为合理、恰当。
毛泽东在三月十七日审改后批示江青，提议在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后，以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改后又批示江青：“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1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江青提交的“纪要”不仅加写、改写了部分文字，而且还写下了批注、批语。毛泽东对“纪要”先后进行的三次修改，画龙点睛地对文艺革命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诠释和说明，不仅表明他十分重视这个文件，还显示出他对文件是予以肯定和支持的。不论是毛泽东将题目加上“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还是在“纪要”修改完毕后，提议首先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然后再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都反映出这个文件从产生到修改直到最后定稿都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是为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文艺革命所采取的正义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虽然是江青提出来的，但是“纪要”则是由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起草的“汇报提纲”引发的。“纪要”是在江青主持下，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下，与起草“汇报提纲”的刘志坚他们一块进行修改的。期间，毛泽东亲自动手对“纪要”进行了三次修改，提议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纪要”是按组织程序由江青报送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批准，分送军委常委征求意见以后，才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的。
(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发执行。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江青主持下，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参加，与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反复修改，期间又经毛泽东三次审改，在征求军委常委意见以后，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负责同志批准的。
在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以前，首先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分送军委常委征求意见。三月三十日，刘志坚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刘志坚又让人送去19份。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刘志坚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四月一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四月三日下午，刘志坚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刘志坚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他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他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四月十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刘志坚他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21]
我们看到，“纪要”在征求中央军委常委意见后，即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由于邓小平在外地视察，于是就由彭真将文件批送中央领导同志核阅，还让刘志坚他们为中央起草了转发的批语。
《二月提纲》的主旨是要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分开，将批判纳入学术的轨道，要“降温”，其前提是文化领域的主流是好的，而“纪要”则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明确指出了文化学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说明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而“纪要”的内容与彭真此前批发的《二月提纲》是根本对立的。
《二月提纲》是在彭真主持下制定出来的，而“纪要”与《二月提纲》又是根本对立的。从思想认识上来说，彭真是不会同意“纪要”内容的。既然如此，那么彭真又为什么将“纪要”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呢?
这是因为“纪要”是以军委名义而非通过他属下的文化宣传部门报送中央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林彪支持这个文件，毛泽东又对这个文件进行了多次修改，这样就超越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职权范围。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负责日常事务的书记彭真尽管不同意这个文件，却难以像以前压制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那样，利用职权将这个文件压下，而不批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况且，这个时候康生已经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以及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谈话。[122]这就构成了彭真尽管不同意这个文件，却也不得不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的重要背景。
即便如此，彭真在中央转发批语的选择上还是流露出了他对“纪要”的不满。这表现在当刘志坚发现他们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太一般化，而起草了另一个侧重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批语时，彭真却在四月四日以文件已经发出为由婉拒了刘志坚他们起草的第二个批语，而实际上“纪要”是四月十日才转发全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彭真对“纪要”转发的消极态度。
虽然彭真婉拒了刘志坚他们起草的第二个深刻阐释“纪要”精神的批语，但是在随后彭真遭到批评以后，又对中央转发的这个批语进行了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最终用新的批语置换了旧的批语。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对彭真进行批评，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刘志坚他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四月十五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忽遗失。”四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刘志坚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四月十八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123]
以上资料我们引用的是刘志坚的回忆。至于口授第二个批语的中央领 导同志是谁，刘志坚为尊者讳，没有在回忆文章中予以说明。但是据我们推测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应该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当然，这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验证。我们现在也尚未发现其他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纪要”上的批示。从他们在《二月提纲》上的态度，再结合这两个文件内容对立来分析，可以推测出他们在“纪要”上的态度。当然，个别常委也存在态度转变的可能性。这也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这样我们看到，在批评彭真以后，不仅中央转发“纪要”的批语得到了置换，还以《解放军报》社论的形式将“纪要”的精神公之于众了。“纪要”成为动员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师生、知识分子、干部投身文艺革命的思想武器，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124]
(4)《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析。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经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同意，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带领总政文化部、宣传部的领导干部参加，在江青主持下召开的。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林彪夫人叶群还特意让刘志坚给江青传话，表达林彪对江青召开座谈会的支持。期间，代总长杨成武也表达了对江青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支持。
座谈会期间，江青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组织与会人员学文件，看材料，评电影，论戏剧，进行个别交谈和座谈，接见一线编导和演出人员，结合自己文艺革命的经历，和他们一起探讨文艺革命的相关问题。座谈会结束后，江青并没有搞座谈会纪要的打算，只不过是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的需要，才整理了一个“汇报提纲”。江青知道后，认为“汇报提纲”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自己对文艺革命的观点，于是才提出要修改“汇报提纲”，搞一个真实、全面地反映自己文艺革命观点的文件。因而江青就以这个“汇报提纲”为蓝本，经毛泽东同意，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结合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文件进行反复修改。毛泽东也亲自审改了三次。“纪要”形成后，在毛泽东提议下，首先征求军委常委的意见，然后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党。因而我们认为不论是组织座谈会还是“纪要”的形成以及最后下发全党，都是符合组织程序的。这个文件适应文化革命的潮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对于军队，而且对全国的文艺革命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纪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座谈会召开的相关情况;第二部分是“纪要”的主体内容。从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出发，介绍了文艺革命中取得的初步成绩，说明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军内来，形成军内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抓出好的样板。要正确估量和评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文艺革命中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不要搞“一言堂”。要进行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在文艺上要进行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古代、外国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艺。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和组织文艺队伍，文艺要来源于生活，以及目前创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等;第三部分，主要是要求认真学习“纪要”，搞好本单位的文艺革命。
座谈会期间，江青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立足于文艺界存在的严峻状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研成果，将革命文艺理论的宏观视野和具体作品的微观探求相结合，对正在进行的文艺革命进行了分析，由点及面，情理交融，生动形象，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这也是刘志坚他们未经江青同意就主动起草了“汇报提纲”的重要原因。
“纪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鲜明地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样就揭示了进行文艺革命的原因。文艺黑线专政论，说的是建国十六年来在文艺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就说明阶级矛盾在文艺界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还在这一矛盾中居于主要方面，无产阶级则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要进行文艺革命。
令人惋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是由于他们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阶级矛盾以及两个阶级所处地位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这种认识的不同，形成了对于文艺界现状估计上的差异。在文艺革命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引发的。文艺界存在的实际状况估计的不同，产生出要不要进行文艺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艺革命的分歧。因而正确判断文艺界的现状，是进行文艺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当时的文艺基本上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那么就只是对其中的一些环节进行革新罢了;如果当时的文艺基本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就要进行文艺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文艺。
对文艺界的现况以及要不要进行文艺革命上的分歧是由立场、观点决定的，而如何进行文艺革命则是方法问题。立场和观点决定方法，方法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立场和观点。因而对文艺界基本状况的估计、要不要进行文艺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艺革命上的分歧，反映出在文艺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的严重矛盾。
从中可以看到，“纪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说明文艺界存在着严峻的形势，资产阶级以及剥削阶级文艺占据主要地位，而无产阶级文艺则占据次要地位，这就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文艺革命。文艺革命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场发生在文艺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进行文艺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学术批判，更要进行政治批判，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搞掉这条黑线，使无产阶级掌握文艺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先进文艺。“纪要”就是进行文艺革命的宣言书。
我们还注意到，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修改“纪要”以后，建议将这个文件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征求相关负责同志意见，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说明毛泽东没有将“纪要”仅仅视为军队内部文件，而是作为全党文件来对待的，由此不难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有了将文件下发全党的想法。由于这个文件和《二月提纲》的精神是对立的，毛泽东却要将这个文件下发全党，这也就透射出他要向全党公布中央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矛盾。这样中央内部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就直接暴露于全党面前了。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几乎是与《二月提纲》的起草和下发同时进行的，而“纪要”的起草、修改和向党内下发却是在《二月提纲》以后，因而我们认为这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毛泽东支持下通过林彪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起的反攻。由于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是对立的，“纪要”又是在《二月提纲》之后下发全党的，这就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已经在中央领导层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对文化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4、撤销《二月提纲》，清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紧箍咒”。
《二月提纲》和“纪要”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先后下发，表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不仅存在着严重分歧，还进入到了短兵相接的阶段。这种斗争以《二月提纲》的撤销为标志，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二月提纲》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紧箍咒”。
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将批判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以学术批判为讨论的主旋律，批判《海瑞罢官》时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要对批判进行“降温”。《二月提纲》下发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就以《二月提纲》为指针，领导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对文化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① 依照《二月提纲》来约束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
由于上海是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最先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因而在《二月提纲》决定下发全党后，彭真就将《二月提纲》向江青、张春桥作了传达，又专门到苏州向林彪作了汇报。
二月十二日，彭真等人从武汉飞到上海，将《二月提纲》托陈丕显转送江青一份。次日晚，彭真在瑞金招待所同江青谈话。由于《二月提纲》包涵对左派进行整风的内容，因而江青在谈话期间要求彭真不要整姚文元和戚本禹，彭真没有表态。后来江青在杭州会议期间批评彭真的时候揭发了这件事。彭真还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进行谈话，要他按《二月提纲》办。十五日，彭真和吴冷西、许立群等到苏州去看望林彪，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二月提纲》。[125]
不仅如此，彭真还让有关人员召开会议，按《二月提纲》的精神，统一思想，协调一致，使正在进行的学术争论，沿着学术批判的轨道前进。
二月二十七日，彭真等回到北京。他让许立群、胡绳等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座谈中，不少人认为，《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许立群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二月二十日，彭真率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乘飞机去四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三月一日返回北京。[126]
从中可以看到，由于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是由上海发起来的，因而彭真在《二月提纲》通过后，就先向江青和张春桥作了传达，要求他们按文件的精神来展开学术批判，防止他们沿着政治批判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江青获悉《二月提纲》中有对左派进行整风的内容，因而向彭真提出不要整姚文元、戚本禹的要求，但是彭真却没有表态。这使江青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她的忧虑。由于林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又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因而向林彪汇报《二月提纲》，不仅是在例行公事，而且也是要求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办理。
回京后，为了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二月提纲》的精神上来，彭真要许立群、胡绳等召集宣传、文化、学术等意识形态部门相关负责人会议，要求他们今后以《二月提纲》为准绳展开行动。许立群认为当时大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讨论讨论就行了，以后要按文件的要求去办。彭真也认为这个文件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了，今后进行的学术争论就要在文件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再出现大的争论和风波了，因而就带领许立群、胡绳等人到三线视察，去作“逍遥游”了。[127]
关于《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许立群、胡绳的作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和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28]
从中可以看到，在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的谈话中，不论是彭真还是胡绳都以《二月提纲》是常委通过、毛主席同意的名义，要求上海市委的同志(其中包括江青)和张春桥按《二月提纲》的要求办。这就是说只能进行学术批判，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联系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胡绳在彭真授意下，竟然置毛泽东两次反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多次指出“要害”是罢官的事实于不顾，仍然要求不能讲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显然是在公然歪曲毛泽东的意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毛泽东。上海市委的同志当时就对“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问题提出异议，却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报刊负责同志传达《二月提纲》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拒不传达毛泽东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而将“提纲”中有利于他们进行学术批判的内容予以传达并进行详细说明。这个时候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以扭转政治批判方向的邓拓，分组讨论时却担任第一小组的召集人。这种动向值得深思。
至于在讨论时说《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试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随时都有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月提纲》则是要求对正在进行的革命“悬崖勒马”，不必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了，这又怎么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因而这不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而恰恰相反，是学术界兴资灭无的纲领性文件。
至于有人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从形式上看似乎相似，实际上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形“左”而右的错误，弄得基层干部人人自危，打击面过大，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状况是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发后才得以纠正的。《二月提纲》下发后，对学术界的批判进行了强有力的管制，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一度确实出现了风平浪静的局面。从形式上来说，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而《二月提纲》却是要压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阻止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二十三条”与《二月提纲》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二月提纲》又怎么会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呢?他们又怎么能以形式上的相似来粉饰本质上的不同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二月提纲》下发全党后，彭真、许立群、胡绳等人置毛泽东没有对《提纲》明确表态于不顾，以毛泽东及中央常委的名义，从组织程序上，要求学术界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将正在进行的讨论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他们特别对首先刊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上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警告式谈话。如果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去做，那么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就有可能被中止，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难以避免夭折的命运了。
② 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发表“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关锋、戚本禹将他们各自联系庐山会议写成的批判《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送给了中宣部，但是却被压了下来。戚本禹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明确答复现在不能发表。后来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却让秘书以他工作忙、最近要下乡和没有时间看文章为由，予以拒绝。[129]这样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响应毛泽东号召写就的攻要害的文章就被压下来了。
《二月提纲》下发后，发表他们攻要害的文章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关锋却没有气馁，仍然向中宣部提出要求发表他们业已送审的攻要害的文章，于是这个问题再一次被置于风头浪尖之上。这样围绕能否发表联系庐山会议、攻要害的文章，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月一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三月三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三月八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130]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二月提纲》下发后，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送给中宣部的攻要害的文章，却遭到了许立群、胡绳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关锋才发问，到底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还让不让写政治批判的文章。许立群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毛泽东“当面点头同意”为名，当场予以了否定。胡绳还说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说吴晗要罢官，而在武汉谈话时又说吴晗不罢官了。按照武汉谈话的精神，送审的那四篇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都要进行改写。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关锋思想太偏狭。
当时关锋参加了杭州谈话，没有参加武汉谈话。许立群参加了武汉谈话，没有参加杭州谈话。他们三人当中只有胡绳同时参加了这两次谈话，因而胡绳的说法似乎更有权威性，但是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从杭州谈话来看，毛泽东确实说过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 好，意思说吴晗还是要罢官。而在武汉谈话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样当他的副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131]当时参加座谈的许立群也感觉到，毛泽东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132]
从这里来说，胡绳说的不差，在吴晗罢官的问题上，武汉谈话与杭州谈话有所不同，确有不再罢官的意思。但是从毛泽东谈话的精神看，他主张对双方都要宽，这一点连当时参加谈话的许立群都感觉到了。其意思是说，既不要对吴晗进行罢官了，也不要阻止关锋等人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不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了。
由此看来，当时在得知中央一线常委已经同意《二月提纲》的情况下，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缓和矛盾，以吴晗不再罢官来向彭真等人换取当时政治批判的文章能够发表，不要再对左派进行整风。他所说的不再罢官是以发表攻要害的文章和不要对左派整风为条件的。既然这样，曾经参加过两次谈话的胡绳，这个时候又怎么能只强调毛泽东说过的吴晗不再罢官的话，而阉割他在谈话中蕴涵的可以发表攻要害的文章的信息呢?乃至于还进一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毛泽东讲的吴晗不再罢官作为攻击关锋的利器，武断地说出关锋等人的四篇文章只有在彻底改写以后才能发表的话呢?这显然是处于一己之私，对毛泽东谈话的严重歪曲。
关锋和许立群的争吵更为耐人寻味。
《二月提纲》虽然提出了“学阀”，却没有点出名字来，但是从当时学术批判的态势上来看，其意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注意到，在关锋和许立群围绕“钓鱼”问题争吵起来后，许立群将“学阀”的帽子扣在了关锋头上，情急之下吐出了真言，不经意间说出了真相。事后连龚育之也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许立群这样讲是话里有话的。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关锋仍然向中宣部提出发表他撰写的攻要害的文章。他强调指出，自己这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南方谈话撰写的，不料许立群有恃无恐，听了以后反击道，他这样做也是根据毛泽东南方谈话进行的，而他依据的南方谈话还在关锋那个南方谈话的后面呢!为了反击得有力，证明自己的公平、公正性，许立群还把邓拓的文章和自己过去主张包产到户的问题拿出来“陪绑”，以此来说明关锋也犯了错误。由此可见当时争论的激烈程度!
其实，从次序上来说，许立群说得也没有错，他依据的南方谈话是在关锋依据的那个南方谈话的后面。毛泽东也确实在前面的那个南方谈话中说过吴晗要罢官，在后一个南方谈话中说过不再罢官，这并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从罢官到不罢官是以对双方都宽为原则的，吴晗不罢官了，但是也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攻要害的文章，不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了。许立群不仅自己明确地感觉到了，还向龚育之作了传达。[133]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以毛泽东说过不罢官而压制攻要害的文章予以发表，还给关锋扣上了“学阀”的帽子，煞有介事地拿出邓拓的文章和自己过去主张包产到户的事实来反击关锋呢?为什么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许立群和胡绳一起来严重歪曲毛泽东的谈话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年许立群也曾经是投身文化革命的战士。一九五一年在批判《武训传》的斗争中，许立群以杨耳为笔名写出了《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一九五一年六月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134]当时杨耳的笔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中宣部副部长的许立群，却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对抗的态度，阻止发表关锋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这自然招致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康生得知了许立群的作为后，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许立群把康生的批评告诉了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龚育之等人。龚育之他们想起以前曾经整过吴晗的材料，连忙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他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龚育之他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最近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他们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招致了康生的批评。康生批评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135]
当时为了整关锋，他们确实运用考据学的方法，证明“何明”就是关锋，许立群还不敢确信，待到龚育之的证实后才将关锋的材料送上去。[136]当许立群听到康生对他们整左派而不整吴晗材料的批评后，就拿出这方面的材料印在简报上，说明自己并非像康生批评的那样，而是整了吴晗材料的，以此来反驳康生对中宣部的批评。从这里可以看到，康生说他抗拒批评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实，康生批评许立群是以此前中宣部在文化革命上的根本态度为基点，而不是就某件具体事情而言的。许立群这样做显然具有抗拒批评之意，康生说他抗拒批评并没有错。试想，即使像许立群他们说的那样，同时整了关锋和吴晗的材料，那么为什么中宣部只将关锋的材料予以上报，而压下了吴晗的材料呢?为什么他们不将吴晗的材料与关锋的材料同时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呢?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背景下，整了吴晗的材料却不上报，除了包庇吴晗，又能作什么样的解释呢?如果再联系到中宣部此前阻止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样中宣部的态度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那个时候整了吴晗的材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许立群将整吴晗的材料印在简报上，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辩解，又能有什么样的说服力呢?
尽管关锋等人一再争取，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中宣部仍然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攻要害的文章，学术界进行的批判一度出现了较为平静的局面。[137]《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138]
这样我们看到，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联系庐山会议、攻要害、涉及政治批判的文章，都被中宣部压下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便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说：“《二月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139]
③ 反攻倒算，责难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要求按《二月提纲》的精神来处理学术界正在进行的批判，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意图将争论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由于《二月提纲》是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的，而《二月提纲》的制定又是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发的，于是彭真就以《提纲》为依据，抓住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请问的机会，对上海展开了反击，从而将他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上的真实态度又一次暴露了出来。
这要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向中宣部的请问说起。
《二月提纲》下发后，为了准确领悟文件精神，把握宣传动向，请示宣传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以便推动学术讨论的健康发展，三月初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来北京向中宣部请问。许立群在十一日晚就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并请示如何答复。其中，杨问：《二月提纲》中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杨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画面上有大腿。彭真说：你让他去问张春桥，他们游过泳没有?杨问：重要的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说：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在电话上告诉了杨永直，杨立即回上海报告了张春桥。[140]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到杨永直的请问后，感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就马上向彭真请示。从彭真的回答来看，他显然是怒气冲冲的，给人一种余怒未消的感觉。看来他对上海市委没有向他请示就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直到这个时候还是耿耿于怀的。
虽然《二月提纲》提出学阀问题时没有点名，但是从当时学术界进行批判的态势上来看，则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在私下请问中也是不便于说出来的。因为一旦揭穿这个问题，就会直接将矛头对准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在文化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战士，这样也就把他们自己反对文化革命的态度暴露了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杨永直向许立群请示学阀指的是谁，实际上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将了中宣部一军。正是因为这样，许立群才担心自己掌握不好分寸，立即向彭真请示如何回答为好。彭真也觉得这个问题既不便直接回答，又不能不回答，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故弄玄虚地说学阀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这种答非所问的回答就又把球给踢回去了。当时龚育之等人对彭真的回答挺得意，认为彭真的“这话说得挺幽默的”。[141]至于对批判影片《女跳水队员》的回答，从中可以看到，彭真显然是否定的，揶揄和不耐烦的。
当问到重要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时，彭真趁机反问道，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和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还进一步责问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其实，彭真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上海市委在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前确实没有将文章上报中宣部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审查，但是批判吴晗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亲自向彭真打了招呼的。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因为姚文元在文章中批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忐忑不安，对要不要向北京市委打招呼一直犯踌躇。正当他们犯难的时候，却在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对彭真讲的批判吴晗的话，直到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态才释然了。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批判吴晗的问题上向彭真征求意见，打个招呼，[142]这又怎么能说是没有打招呼呢?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彭真作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以后，彭真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反驳毛泽东，以及随后彭真压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和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匆忙下发《二月提纲》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导致彭真不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打不打招呼、通不通气的问题，而是他压根就不同意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正是因为这样，当杨永直把电话内容向张春桥报告后，张春桥就敏锐地判断说：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143]
一九六六年五月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144]
张春桥的话鲜明地指出了彭真和毛泽东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不同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二月提纲》下发全党后，彭真开始以《二月提纲》为依据，不仅限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对首先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上海市委反攻倒算，批评他们没有党性原则。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且在文章发表前又是毛泽东亲自向彭真打了招呼的，即使抛开文章的内容不论，单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符合党性原则的。彭真的责难又有什么道理呢?这种责难如同《伊索寓言》中狼责怪羊一样可笑。彭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彭真有了《二月提纲》作后盾，而《二月提纲》又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反对，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的。他要以此为武器展开反击，这样首先发表姚文元文章的上海就会成为他的首选目标。杨永直的请问不过是不经意间为彭真反击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机会罢了。
④ 彭真践踏了毛泽东与他进行的口头约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时说吴晗要罢官，而在武汉谈话时又说不罢官了。他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虽然彭真没有直接回答，但是结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来看，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将吴晗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来看待的。[145]尽管如此，在中央一线常委已经同意《二月提纲》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希望以吴晗的不再罢官来换取彭真在报刊上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不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了。用参加谈话的许立群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主张对双方都要宽。[146]这是毛泽东在维护政治原则前提下所作的策略性的调整，也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体现。
这样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和彭真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事实上却在谈话时形成了一个口头约定：吴晗不再罢官了，在报刊上也要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不要再对左派进行整风了。令人遗憾的是，彭真带头践踏了这个口头约定。他以《二月提纲》为武器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不仅将学阀和对左派进行整风的文字写入了《二月提纲》，还要求文化、宣传部门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对正在进行的批判实行“降温”，竟然置事实于不顾，进一步反攻倒算，向率先发表姚文元文章的上海市委施加强大压力，意图扭转政治批判的方向，将讨论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这种行为与以前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一贯表现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彭真的垮台。
(2)毛泽东发表系列谈话，拨正文化革命的航向。
前文我们看到，《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以这个文件为准绳，约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讨论，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对率先发表姚文元文章的上海市委进行反击，践踏了毛泽东与他进行的口头约定，企图将文化革命局限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
① 毛泽东从没有表态到直接批评《二月提纲》的原因分析。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彭真向他汇报《二月提纲》的时候没有表态，而在三月下旬却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不会同意《二月提纲》的。当时他之所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是因为他认为既然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这个文件，那么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发，为了维护中央一线常委的威信和党内团结，就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在汇报期间两次向彭真发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吴晗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直接决定着是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此时彭真将毛泽东对他的发问与以前毛泽东对他讲的“要害”是罢官、《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联系起来分析，不会意识不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这在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对待《二月提纲》的态度。
由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了这个文件，但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又是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维护政治原则的前提下，退而求其次，向彭真表示对两边都要宽，吴晗不要再罢官了，也要允许政治批判的文章予以发表，不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了。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和彭真的一个口头约定。但是，彭真却不顾毛泽东作出的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指示，仍然拒不删除文件原稿中给左派带上的学阀帽子和对左派进行整风的文字。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又要求学术、宣传、文化部门按照文件行事，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责难率先发表姚文元文章的上海市委，自己践踏了毛泽东与他进行的口头约定。这不仅让人深思，彭真为什么要违背毛泽东两边都要宽的指示，一意孤行地这样做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来判断，在《二月提纲》下发前，彭真是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对《二月提纲》的意向的，但是他不仅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起草了将《二月提纲》下发全党的批语，而且竟然没有将批语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传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发。他对毛泽东关于对两边都要宽的指示采取割裂和随意取舍的态度，仍然要给左派带上学阀的帽子，还要对左派要进行整风，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说明当时彭真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中宣部等部门不仅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组织程序上都走向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行动，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对《二月提纲》进行严厉批评的。
② 毛泽东三月中旬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
《二月提纲》是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下发的，下发批语也没有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文件下发后，彭真等人以“提纲”为指导，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意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之下。由于这个文件是经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批准下发的，因而要想撤销这个文件就要首先向中央一线常委和其他高级领导干部吹吹风，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三月中旬的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虽然这次会议原先的议题是讨论中共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从会议的整个进程来看，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则是占了主导地位。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日)
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147]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错误也要允许人家犯。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148]
他还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149]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谈到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问题。他再一次提醒大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还问与会高级干部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求大家从思想上要提高警惕。这是讲政治革命。而后他进一步谈到了为什么进行文化革命、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和依靠什么力量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
谈到为什么进行文化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权，大部分学校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谈到进行文化革命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一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是要通过下乡劳动、半工半读、四清来进行。这就是说要将学术批判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斗争中进行文化革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文化革命，就是要批判学术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候外庐等人就是这样的反动权威，是资产阶级的，帝王将相派。这些人要打倒一批，但是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打倒多了。
谈到文化革命的依靠力量，毛泽东认为要依靠年青人来进行文化革命，在斗争中逐渐培养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要寻找年轻人，不要压制他们，让他们冒出来。选择什么样的年轻人呢?要注意培养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这些年青人可能犯错误，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当然，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在文化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谈到曹操和司马懿当机立断，是以谈古论今的方式，鼓励大家勇于投入文化革命的洪流，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中宣部因为压制关锋、戚本禹政治批判的文章，被毛泽东点名批评，警告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那样因为不热心于搞社会主义被解散。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是在《二月提纲》下发全党以后，向与会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讲这番话的。他在谈话中分析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方法和依靠力量，以及搞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这显然与《二月提纲》的内容表现出重大不同，是在为撤销《二月提纲》所做的思想工作。看来，这是一次具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性质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谈话是在做与会人员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当前中国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状况以及文化革命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以便于他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投身于文化革命的热潮中。这对文化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提出了严厉批评。
这是因为《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没有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却按《二月提纲》的要求积极行事，压制联系庐山会议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三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革命时严厉批评了列席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后来吴冷西也不讳言此事，他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人民日报这样做，又招致毛主席的严厉批评。”“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不也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50]
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时，虽然指出了过去《人民日报》宣传鬼戏、捧海瑞和不进行理论宣传上的错误，但是这次批评还是由于《人民日报》拒绝发表联系庐山会议的文章引发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人民日报》是听命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而对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指示是置若罔闻的。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和吴冷西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也肯定了《人民日报》在吴冷西领导下取得的进步。虽然他对吴冷西使用了不进步就要垮台这样的警诫性语言，但是他又用批评吴冷西是希望他进步，以及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这样的话来减轻吴冷西的压力。即使说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编辑是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否定他们身上还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只不过是说在他们身上存在着较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已。这说明毛泽东希望通过严肃的批评使吴冷西领导下的《人民日报》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跟上当前文化革命的步伐。这表明毛泽东对吴冷西还是寄于希望的。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吴冷西虽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却不思悔改，仍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与《解放军报》突出政治相对抗的文章，[151]继续站在文化革命的对立面，最后中央才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掌握版面。这样毛泽东也就只好把他从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除名了。[152]
从周恩来、彭真与吴冷西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彭真都认识到，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是对吴冷西说的，也是对他们讲的。这既是在安慰吴冷西，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既然周恩来、彭真认识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们说的，那么接受还是抗衡毛泽东的批评，就成为下一步他们在文化革命上要做出的首要选择。这不仅对文化革命的进程，也对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三月中旬召开的会议显然是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吹风，在做中央一线常委和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支持文化革命，以便使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能够冲破阻挠，沿着自身运动的轨道进行下去。
③ 毛泽东三月下旬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三月中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通过看文件、材料和谈话，又了解到一些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信息。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乃至于北京市委的抵制，彭真等人不仅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责难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没有党性原则。不仅如此，三月七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上海见到到车站迎接他的管文教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批评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个招呼，是不要党的纪律的表现。[153]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三月下旬与康生等人先后就文化革命问题进行了三次重要谈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三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154]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要康生把他说的这些话向在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彭真传达。不寻常的是，每次他还追问康生是否传达给了彭真。[155]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大事记》中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 “大学阀”。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156]
这是毛泽东在三月下旬关于文化革命问题进行的谈话。前两次是和康生谈话，后一次是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这就是要夺权，进行政治革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再次夺回来，使中国沿着马列主义的轨道前进。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出现了重大困难，他这一辈子虽然完不成，但是一定要进行到底，表达了要排除一切困难进行文化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其实，这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因而就要将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政治革命，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对文革的一个全面表述。在以后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这种表述还会愈加清晰。当然，这是后话。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吴晗写出了与十中全会决议相违背的不少反动文章，中宣部却无动于衷，而姚文元依据十中全会决议写出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反而遭到了中宣部的指责，还扣押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中宣部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孙悟空(即造反者)一边，而是站在玉皇大帝、天兵天将(即统治者)一边，立场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针对彭真、许立群等人说的不能联系庐山会议、不能联系罢官，压制政治批判文章的发表，毛泽东反问道，为什么不能联系庐山会议?为什么不能联系罢官?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组织上的，而是思想上的。毛泽东的反问表明他对彭真和许立群作为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针对彭真在“学阀”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 “大学阀”。这样就以请群入瓮的方式将扣在文化革命先锋战士头上的“学阀”大帽子转而又戴在了压制文化革命的人头上。
上海市委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而彭真却责难上海市委质问他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反问道，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了吗?上海市委执行中央的决议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何错之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责令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用中央全会的决议来批评彭真、许立群等人的作为，捍卫自己文化革命观点的。这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是什么原因才促使毛泽东不得不拿出十中全会的决议来进行辩护的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告诉他们再不支持文化革命，就将这三个机构予以解散。同时，还表达了他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的坚定决心，也流露出对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的深深忧虑。
最后，毛泽东让康生把这些话传达给在北京的周恩来、彭真，每次还关切地询问康生是不是对彭真传达到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多次给彭真打过招呼，希望他支持文化革命，但是彭真却置毛泽东的多次招呼于不顾，仍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在他的领导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竟然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于不顾，无视毛泽东的多次劝告，以《二月提纲》为指导，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不仅在思想上还在组织上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他们作出那样的严厉批评了。
④ 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化革命谈话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进行文化革命的谈话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干预下，文化革命正在走入低潮的情况下作出的。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支持下，在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导下，制定并以中央名义下发了《二月提纲》，要求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罢官，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对批判要“降温”，对左派要进行整风，力图使讨论沿着学术批判的轨道前进。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不仅难以得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的支持，还遭到他们的打压，关锋、戚本禹等人撰写的攻要害的文章被禁止发表，文化革命之火有被熄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不仅要做好中央一线常委的思想工作，还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发出了最后通牒式警告，责令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毛泽东希望以此来拨正文化革命的方向，使正在走向低潮的文化革命又发展起来。因而他的谈话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3)中央政治局在京一线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三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三月下旬又与康生等人就文化革命问题进行了三次谈话。毛泽东指定康生将这三次谈话内容向在京的周恩来、彭真传达。他们听到传达后，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① 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周恩来率先表态，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听到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周恩来听后，经过两天考虑，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157]
四月二日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15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听到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后，经过两天的考虑，率先作出反应，同意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他在与彭真、康生商定后，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拟召开书记处会议，起草一个进行文化革命的中央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承认《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对文件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信中提出的建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确立了基调。这说明在中央一线常委中周恩来率先改变了自己在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赞同《二月提纲》的态度，站到了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对文化革命的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彭真在听了康生传达的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谈话，是什么态度呢?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159]
看来，彭真听了康生的传达，是在为自己进行辩解。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的话是不可信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彭真说他自己没有包庇吴晗，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呢?况且这种批判是毛泽东多次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既然主张“放”，为什么只允许学术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而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却予以压制呢?这是真正的“放”吗?为什么他把毛泽东对两边都要宽的指示当作耳旁风呢?显然在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上，彭真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因而说他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彭真表示《二月提纲》可以修改一下，说明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信件也可以反映这一点。
毛泽东曾经要求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那么彭真到底向上海市委道歉没有呢?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彭真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四月一日深夜，彭真两次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打电话，澄清责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情况。[160]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这样记载：
四月一日，彭真同志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161]
这样看来，彭真确实给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打过电话，对他责问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出了说明。从年谱的记载来看，彭真是“澄清”，而非道歉，就是说自己本来不是那个意思，是上海市委误解他的意思了。从这里也就印证了大事记所说的彭真编造谎言、掩饰错误和推卸责任，并非空穴来风了。彭真没有按照毛泽东说的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作了一些解释，为自己进行开脱，反映出直到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认识到是自己错了，还在采取抗衡的态度。这对他以后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月二日，彭真看到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后，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检讨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这个报告写得比较简单，他说：我脑子很乱，还有些问题没弄清楚，现在只能先写这些。[162]
看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给彭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了传达以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还没有理清头绪。他是在看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才匆忙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承认自己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
我们看到，在听了康生传达的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周恩来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站到了文化革命的立场上，积极支持文化革命。在他的影响下，彭真也写了关于《二月提纲》的检讨报告。周恩来的转向对于毛泽东文化革命指示的贯彻执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② 中宣部扣押的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前，中央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精神，开始冲破中宣部的限制，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三月二日，《红旗》杂志发表尹达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三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63]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后，对《二月提纲》的批评和原先被中宣部扣压的攻要害的文章冲破阻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张春桥于四月一日发表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公开批评《二月提纲》。报纸上还登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的长篇材料，以及揭露吴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的文章，说吴晗是“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立场的人”，对他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他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164]
四月二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165]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在发表时，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向读者表示，文章被扣压了许久。这些文章的发表，把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干事龚育之也闹懵了，因为根据《二月提纲》的指示精神这些文章是不能发表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他们想起原先周扬要他们起草的那篇应景的攻要害文章，也就是第二篇署名“方求”的文章。
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后，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却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166]
发表“方求”的第二篇文章本来是中宣部若干领导人在时局变化的情况下所作的投机式的选择，是中宣部在大势所趋之下进行的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是，这篇文章发表时却弄巧成拙，在吴冷西的建议下画蛇添足般地删掉了一月的日期，这样固然可以将中宣部内部在起草和发表这篇攻要害文章上的分歧和矛盾给掩盖起来，但是成为后来整个中宣部被“砸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而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就没有给中宣部带来多少主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政治批判的文章未经中宣部批准就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表明中宣部在舆论宣传领域的权威被打破，失去了在这个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无法进行工作了。这个时候中宣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攻要害的文章是在毛泽东发表文化革命系列谈话以后，才冲破中宣部的压制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没有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就没有这些文章的发表。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是这些文章发表的必要条件。
③ 邓小平召开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周恩来对《二月提纲》的认识转变后，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观点。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正在三线视察，四月四日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回北京准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批评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的错误。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即从延安乘飞机回到北京。[167]
四月四日晚，彭真到邓小平处谈话。四月六日下午，邓小平与彭真到周恩来处谈话。[168]虽然他们的谈话内容尚未公布，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我们可以认定是与文化革命有关的。通过谈话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在怀仁堂召开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吴冷西参加。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的三次谈话。彭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自己在这场学术批判中没有跟上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同时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不会反对毛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康生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在这场学术批判中执行的是同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169]
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170]
四月十二日，邓小平执笔与周恩来、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及由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说：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171]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自己同意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谈话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周恩来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并非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惯例是没有必要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但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来作出判断，在接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观点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破例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看来不仅是要在会议上表示自己同意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谈话，还是为了说服与会人员能够接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观点。这可能是周恩来破例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动因。
从中我们看到，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不仅要批判、撤销《二月提纲》，还要成立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来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后由他执笔并和周恩来、彭真一起署名向毛泽东递交了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表明会议的决定是他们三人及与会人员通过的。在文件起草小组中排除了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积极投身文化革命的关锋、戚本禹等人则进入了起草小组。这个变化值得注意。这个决定表明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原则上接受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观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邓小平在二月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同意《二月提纲》的，这个决定表明邓小平的态度转变了。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邓小平态度转变的文献资料，但是从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以及周恩来参加书记处会议来分析，邓小平态度的转变是与周恩来从中所做的思想工作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邓小平态度的转变并不表明邓小平个人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有所提高，这在后来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出来。尽管如此，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以及在他主持下作出的这个决定，对文化革命的进行以及他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知道，在二月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一线常委都是同意《二月提纲》的。现在周恩来、邓小平在《二月提纲》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刘少奇因为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国内的相关会议，现在也尚未发现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文献资料。从周恩来四月二日信件和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分明看到，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一线常委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否定了《二月提纲》，检讨了自己的“失职”，还在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提出了批评。这表明在参加二月五日会议的中央一线常委的多数和中央书记处在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创造了必要条件。
(4)起草“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召开了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同时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刘志坚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这样起草中共中央通知稿的任务，就落在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肩上。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又叫做“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当时只是在党内下发，没有在社会上公布，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172]
那么，这个通知是如何起草的呢?
在通知搞的起草上，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王力后来有一个说法。[173]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要王力起草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王力认为这件事不宜多说，所以只写了一句话，即：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通知稿经邓小平等批准同意后，报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后大为不满，认为根本没有讲清楚实质性问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陈伯达重新起草。[174]
从形式上看，王力的说法似乎能够自圆其说。因为要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就要在通知中讲清楚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错误究竟在哪里?这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出发，对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深入分析，指明文化革命的方向。王力起草的通知稿没有做到这一点儿，因而毛泽东就否定了王力起草的稿子转而要陈伯达重新起草通知稿了。
但是王力的这个说法却没有得到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印证。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执笔与周恩来、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及由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175]这就是说，通知稿是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联名信件于四月十二日同时报送毛泽东的。
那么，毛泽东在收到信件和通知稿后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四月十四日、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十四日上午，毛泽东修改四月十二日送审稿后批示：“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上午八时半批示：“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毛泽东当时在杭州—《毛泽东年谱》编者注)作报告，最后定案。”
上午九时批示：“恩来、小平、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到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176]
关于毛泽东对通知稿的修改情况，以后我们再作介绍，此不赘述。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这个文件起草小组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批准后成立的，因而在文件起草完毕后，康生、陈伯达就将文件送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审阅，而后由他们修改后再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通知稿在作了修改后，批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请他们酌定。同时，还送给江青两件北京起草的通知稿，要他们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又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康生、陈伯达以及北京起草小组的成员到上海，与上海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商量后，康生、陈伯达再到毛泽东住地杭州，对通知稿最后修改定稿，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至于各中央局是否还要来人，毛泽东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考虑后酌定。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修改的通知稿是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报送的陈伯达起草的送审稿。毛泽东不仅没有否定这个通知稿，还对这个通知稿进行了修改。这说明毛泽东是认可这个通知稿的。当时起草小组成员的多数在北京，有一部分人(江青、张春桥、杨永直等人)在上海。为了广泛听取所有起草小组成员的意见，使文件语言叙述上更为准确，逻辑上更为缜密，毛泽东还要求北京、上海两地的起草小组成员会合到一起来修改这个通知稿，而后康生、陈伯达再到杭州毛泽东住地作出进一步修改后定稿。由此看来，这个送审稿没有被毛泽东否定掉，而是作为进一步修改依据的。
那么，这个送审稿是不是王力起草的，或者王力起草后以陈伯达名义报送的通知稿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送审搞是陈伯达起草的，而且也没有被毛泽东否定掉。从这个送审稿没有被毛泽东否定掉，而且他还对这个稿子进行修改来分析，不管这个送审稿是王力起草的，或者王力起草后以陈伯达名义报送的，都说明这个通知稿不是王力所说的被毛泽东否定的那个稿子。那么，在陈伯达起草的通知稿之前，是否存在一个王力起草而在报送毛泽东之后被否定的的通知稿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书记处是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举行的会议，在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执笔与周恩来、彭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了通知稿。这就是说通知稿是在书记处会议结束以后向毛泽东报送的。此前，书记处会议还没有结束，邓小平等人怎么可能会向毛泽东报送会议还没有通过的通知稿呢?这就可以说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以前，即使存在王力起草的通知稿也是不会报送毛泽东的。同时，从文件传送的时限上来看，也不大可能会出现四月十二日王力起草的通知稿被毛泽东否定后，当天就由陈伯达接着起草一个通知稿的可能性，这也没有获得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印证。因而王力的说法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王力当时可能起草过这样一个稿子，但是这个稿子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前是不会报送毛泽东的，而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报送毛泽东的则是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因而我们认为即使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王力起草的稿子，那么也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被否定掉以后，才又让陈伯达重新起草了另一个送审通知稿的。王力起草的稿子当时根本就没有送交毛泽东审阅。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即使存在这种状况，将王力稿子否定掉的也绝不是毛泽东，而是另有其人。这个人是谁呢?应该是参与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若干领导人。当然，这个推断还需要进一步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既然这样，那么王力为什么还要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呢?
这是由王力在文革后的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如果联系到文革结束后王力对文革的抨击和否定来进行分析，他这个说法的用意也就一目了然了。“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全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个通知在文革发动中起着开天辟地的作用。鉴于“五一六通知”如此重要，那么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以后，王力这样叙说自己的作为，不过是想表明自己在参与文件起草的时候，就想淡化通知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减少正在进行斗争的“火药味”，使激烈的斗争能够缓和下来，防止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走向尖锐化。这样就便于洗涮自己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向文革后的当权者献媚讨好，为自己谋取比较好的处境罢了。
关于“五一六通知”起草的情况，当时在文件起草小组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专门讲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引述如下：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画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177]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通知稿是由陈伯达牵头，文件起草小组人员集体酝酿成文的。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从对《二月提纲》进行逐句逐段到选定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批判，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方式，这样就在行文上由防御转入进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将《二月提纲》中出现的错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小组成员讨论的基础上再整理成文，送交陈伯达、康生作出修改后形成文件的初稿。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戚本禹的回忆也存在一些不实之处。按照戚本禹的回忆，文稿是在起草小组上海会议期间才形成的。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就将这个通知稿报送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对送审稿进行修改以后，才提议北京起草小组成员到上海与上海起草小组成员会合，共同对这个稿子做出进一步修改的。这说明到这个时候文件雏形已经形成了，当时的任务是要通过修改使稿子进一步完善，而不是重新构思，推倒重来。而戚本禹的回忆显然是说要重新构思起草稿子，这就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出现了不合。因而我们认为戚本禹虽然参加了当年的起草小组会议，他的回忆也维妙维肖地再现了当时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生动事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把当时在北京起草稿子时的讨论错当成起草小组在上海修改稿子的讨论了。这是他回忆中的失误。
我们还可以看到，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稿最初是通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报送毛泽东的，而不是康生、陈伯达绕过他们直接报送毛泽东的。这表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是通过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报送毛泽东的，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文件起草小组和毛泽东的直接联系是在毛泽东将通知送审稿修改并批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以后，而戚本禹在回忆中却没有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似乎是康生、陈伯达绕过中央一线常委直接与毛泽东联系，而起草小组也是直接通过江青与毛泽东联系的，这样就有可能会使人产生当时毛泽东与文件起草小组在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是背着中央一线政治局常委的错觉，客观上会为有些人诋毁毛泽东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提供借口。这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有待于作出明确说明的地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一六通知”稿的起草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的决定。会议结束后，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将会议决定和通知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将四月十二日送审稿修改后，批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并将北京报送的通知稿送给在上海的江青、张春桥、杨永直等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提议北京和上海的起草小组成员会合，对通知稿作出进一步修改，而后由康生、陈伯达到杭州与他进行讨论后定稿，然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7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到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是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决定，而不是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通过文件起草小组进行的个人作为，是符合组织程序的。那种认为毛泽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毛泽东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已经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5)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被解散。
在《二月提纲》被确定撤销以后，此前严重阻碍文化革命进行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命运又如何呢?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从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论述入手，对三个领导机构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回顾和考察，从而揭示出三个机构被解散的真实原因。
①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撤销《二月提纲》及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成立新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这说明在撤销《二月提纲》和成立新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问题上，他们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要想在中央领导层打通思想，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就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不仅在组织程序上是必要的，也是为了统一思想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文化革命方针的必然要求。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179]
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修正主义就大了。”[180]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吴晗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朝里有人支持。吴晗的文章能够在报刊上发表，批吴晗不仅进行不下去，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即使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如果不是朝里有人，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朝里不仅是指中央、中央部门，而且还包括省市自治区，概括地说就是党内各级领导机关，都有这样的人。因而进行文化革命就要对有代表性的批评一、二个。
其实，这种人不仅存在于文化界，还存在于党内、政府和军队中。将来出修正主义，不仅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这是因为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因而一旦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特别点出了要警惕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这说明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还要进行政治革命。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吴晗的问题出发，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分析，不仅文化界会出现修正主义，而且在党政军内部也会出现修正主义。文化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党政军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就要不仅进行文化革命，而且还要进行政治革命。因而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化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政治革命。这样毛泽东就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性质进行了说明。在“五一六通知”改写和加写的文字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进一步作了深刻论述。
鉴于这种情况，就要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修正主义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现在进行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不过，即使早出了，物极必反，最后也是要走向反面。
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了批评，点出了他们要整左派的问题，说他们平时对文化革命懈于领导，不忙就那么不忙，一忙就那么忙，匆忙通过《二月提纲》是迫不及待的。至于这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到底怎么样，无非也就是对、基本对或不对三种情况。到底怎么样，还要依靠实践来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些问题的出现，首先是自己没有系统地抓，鉴往知今，他表示现在自己要抓这些问题了。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这番话的。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在解决彭真、撤销《二月提纲》和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上，先在党内高级领导层进行讨论，打通思想，以便于取得一致意见。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81]这样中共中央通知稿(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在党内核心领导层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不论从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好了准备工作。
② 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初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的。 最初毛泽东提的小组成员只有陆定一和周扬两个人，但是陆定一以见事迟为由建议彭真担任组长，还提议再加上几个人。经毛泽东同意后，增加了彭真、康生和吴冷西，形成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七月七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次会议。他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后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182]
我们注意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的。彭真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说，过去书记处对于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中央书记处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现在成立的这个小组就是要行使文化革命的领导职责，小组的成员有三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在书记处会议上批准成立的，因而这个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
这个小组中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康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周扬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由他们组成五人小组直接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那么，这个小组成立之后，到底有没有担负起文化革命的领导责任呢?
客观说来，在小组成立后确实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183]但是，我们也分明看到，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彭真在讲话中以文艺批判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为借口，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严重的抵制态度。
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因而要求赶快刹车。彭真说，现在搞得人家都不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要求大家警惕这个现象。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更鲜明地表达了他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后来彭真自己也不讳言，《二月提纲》就是根据他在这次会议上的精神起草的。[184]
客观说来，邓小平和彭真在讲话中指出的这些问题并非不存在，关键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待这些问题。在文化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在文章的识别、批判的方式、分寸的把握等方面出现这些问题本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出现这些问题为借口，就否定文化革命的方向，停止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而一旦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夭折，那么就会给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造成毁灭性破坏。
不仅如此，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文化革命的抵制更表现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上。不论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还是文章发表后，都是毛泽东亲自向彭真打了招呼的，告诉他要批判吴晗了，还谈到了“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但是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控制下的北京报刊拒不转载，后来在不得不转载时，为了减小文章的冲击力，还采取分期转载的方式。为了扭转政治批判的方向，组织人员撰写学术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意图将讨论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185]
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五人小组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怠工的方式，对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关于文化革命的请示报告予以拖延，不做答复，搞得许立群非常为难。[186]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二月提纲》，规定对正在进行的批判进行“刹车”，不得联系罢官问题，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在征得了中央一线常委同意，而在毛泽东还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不仅将《二月提纲》匆忙向全党下发，还置毛泽东两边都要宽的指示于不顾，以《二月提纲》来约束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从而严重制约了文化革命的发展。
这说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自成立以后，置毛泽东的多次警告于不顾，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积极庇护批判对象，消极对待政治批判，不论从立场上还是从态度上都已经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已经难以负起文化革命的领导重任。当时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它的作为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央书记处对于文化革命的态度。为了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能够承担起文化革命的领导重任，及时、有效地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才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87]这样就解散了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③ 解散中宣部。
中宣部是直接听命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常务副部长周扬就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管部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后，虽然在贯彻决议过程中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按照全会的决议积极地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六二年江青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讲文艺革命问题，但是却遭受冷遇。[188]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指出了文艺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及进行文艺革命的必要性。这些问题本来都是中宣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却被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多次予以点名批评，反映了中宣部在文化革命上的态度问题。虽然改组了文化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宣部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存在的渎职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对“有鬼无害论”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开展不起来，中宣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中宣部直接听命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是否转载、分期转载和是按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的转载上又表现出抗衡的态度。在《二月提纲》下发后，中宣部以《二月提纲》为准绳，限制政治批判的文章予以发表。特别是在毛泽东指出“要害”是罢官的问题，以及没有对《二月提纲》表态和表示对两边都要宽以后，中宣部依然漠视毛泽东的谈话和指示，积极执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意见，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说明中宣部已经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即使在毛泽东反复打了招呼以后也是仍然如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89]
这样旧中宣部被解散了，陶铸调任新的中宣部部长，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被作为阎王揪了出来，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190]
④ 解散北京市委。
北京市委最后被解散不是偶然的，也并非是基于个别事件，而是由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上的一贯立场所决定的，是在文化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抵制的必然结果。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也作过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并不能由此改变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上的根本态度。这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江青在北京市搞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不仅没有给予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还遭到他们的重重阻碍和制约，有时甚至是冷嘲热讽。江青对此是有切身感受的。[191]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文艺革命的正常进行，她不得不将这个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诉说自己在文艺革命过程中在北京市遇到的重重阻力。毛泽东从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肯定了江青的作为，给予了她有力的支持。[19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做出第一个文艺指示，就是批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的。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确实也有所行动，还先后向毛泽东报送了文艺工作的两个报告。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这两个报告后都没有表态。[193]这表明他对北京市委报送的这两个报告是有疑问的。北京市委在文艺革命问题上表现出抗衡的态度，但是在收到第一个文艺批示后，却迅速行动，递交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报告，这到底是他们敷衍塞责呢还是果真要进行文艺革命?毛泽东对此是疑虑的。文艺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决不是匆忙写一、两个应付差事的报告所能够交待的。
在批判鬼戏的问题上，北京市委更是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撰写了《有鬼无害论》一文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为正在上演的鬼戏进行辩护。[194]廖沫沙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是北京市委乃至于中央宣传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反映。正是在北京批判鬼戏遇到重重阻力的情况下，江青才不得不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对鬼戏予以痛击，拉开了文艺批判的序幕。[195]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是这样。《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一起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以“吴南星”的笔名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邓拓又在《北京晚报》上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196]这两个栏目都是以社会时政性杂文的形式来谈论问题，虽然构思精巧，文笔生动，可读性强，普及了一些文史知识，但是却以帮闲文人的笔法，坐山观虎斗，谈笑论风云，不是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满腔热忱地劝诫和纠正，而是抱着事不观己的态度，随意调侃，冷嘲热讽，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江青是在北京难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下到上海寻求帮助的。在柯庆施支持下，由张春桥具体负责，姚文元执笔写出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会议上还亲自向彭真打了招呼。即使这样，北京市委却对姚文元的文章仍然抱着敌视的态度，拒不转载，在征订小册子时还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后来在不得不转载时又在《北京日报》上加了旨在学术批判的编者按，而且文章转载后又是由邓拓迅速出面组织了一个写作组，撰写对吴晗进行学术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力图把批判纳入学术批判的轨道。在毛泽东向彭真作出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为由予以否认，继续进行包庇吴晗。[197]北京市委积极贯彻执行《二月提纲》，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说明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已经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
对于这个问题，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次讲话中曾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说：“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198]
江青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199]
当然，北京市委在强大的压力下，从四月三日至十五日，多次召开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研究对吴晗和邓拓进行批判的问题。彭真在这些会议以及召开的中央宣传部门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会议提出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应该批判。四月十日常委会议上，刘仁提出：加强《北京日报》的学术宣传工作，停办理论博物《前线》。郑天翔提出：哲学、历史、经济三个学会停止活动。[200]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农村进行调查，同意邓拓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到基层去。对邓拓的批判分两步走，先党内后公开批判。四月八日，彭真将北京市委《关于学术批判问题的报告》批交刘仁和市委书记处同志斟酌后上报中央。在是否点名批判邓拓的问题上，北京市委内部虽然在批判的程序上存在分歧，但是都觉得“三家村”两头反党，邓拓夹在中间，不好不批判了。
四月十五日一整天，彭真再次召集北京市委书记处及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准备在次日见报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批判“三家村”的编者按(即“四一六”编者按)。会议临结束时，为了使邓拓有思想准备，彭真把郑天翔、李琪叫到跟前听着，当着他们的面给邓拓打了电话，一字一句而又委婉地把公开批判的事告诉了邓拓。郑天翔在一旁说：挥泪斩马谡，真不容易，总算把他拿到报上来了。当晚，彭真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编者按。夜十二时，范瑾将编者按清样送彭真签发。彭真给郑天翔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在编者按中提“市委领导有责任”，郑天翔不同意提。彭真说那就算了，即签发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编者按。这此材料有吴晗、廖沫沙和邓拓过去发表的几篇文章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的长文。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播发了这个“编者按”，但又立即予以撤销。四月十九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二)各高等院校、各单位、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这两条措施实际上是停止了北京市委的工作，北京市委已经难以行使领导职责了。[201]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发来七个文件，附有一个条子，上写：“这些文件是毛主席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委员看的。”没有别的什么话。此后，北京市委再也没有接到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任何指示。这七个文件是在杭州会议上印发的揭发彭真、陆定一的材料。当晚，市委书记处讨论决定召开市委全会。二十二日，刘仁在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给市委的七份材料，会上人们不便于发言，会下却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各种说法破口而出。许多人质问，彭真有什么错误?万里说这是整人，刘仁拒绝表态、揭发彭真。最后郑天翔代表市委检讨了执行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不力，犯了包庇吴晗、邓拓的错误。不久，市委整个班子和市委机关就被“一锅端”了，另组“新市委”取代它了。[202]
鉴于北京市委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而且在毛泽东反复告诫的情况下仍然如此。虽然后来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却是被毛泽东推着亦步亦趋向前行动的，最终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担负起领导北京市文化革命的重任了。这样解散原先的北京市委，组建新的北京市委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正是因为这样，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康生谈话，在批评彭真时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2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最后被解散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革命进行的必然结果。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毛泽东为进行文化革命提议成立的专门领导机构，中宣部作为负责宣传舆论的中央机构受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而北京市委作为地方党委在宣传舆论上又是受中宣部领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又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这样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同时又在北京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彭真，在其中处于一个关键位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个领导机构并没有执行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决议，而是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往往起到阻碍的作用，就是在毛泽东的反复警告下也依然如此。这样从进行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解散这三个机构，撤销彭真的领导职务，重新建立新的领导机构，使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就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必然选择了。
5、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虽然是由于批判《海瑞罢官》上的分歧引发的，却不是偶然的。这是斗争的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表现在对当时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由《海瑞罢官》引发的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在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则又具有偶然性。因而我们说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
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却还处于初级形式，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还未真正建立，产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不巩固。
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党中央产生修正主义的隐患仍然存在;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尚未真正取得指导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未得到解决，当时建立的上层建筑还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方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仅生产关系领域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着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如果不将这些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清除掉，反而任其发展壮大，那么就会不仅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要在上层建筑领域清除掉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不仅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初级向高级的发展，还会促进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的真正建立与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逐渐消除，并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表现为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还要适时地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必要的改造，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204]要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由此看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中，无产阶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主要方面表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掌握着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控制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能够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向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谋求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基本态势。
这种矛盾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表现出来。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斗争无非会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就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具体表现。
不少人对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觉得不可理解。斗争的双方不仅在共产党内，而且还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共产党内会出现阶级斗争呢?有什么依据呢?如果我们弄清楚毛泽东关于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以后，那么由此产生的疑问也就水落石出了。这是因为毛泽东这个时候说的阶级斗争是从政治思想上来说的，而不是从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讲的。这两种阶级斗争虽然性质上相同，却是不同范畴的阶级斗争，一个是在政治思想范畴内，一个是在经济范畴内。[205]
我们既不能因为经济范畴内的阶级斗争基本上解决了，就否定政治思想范畴内存在阶级斗争，也不能因为经济范畴内在一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忽视政治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既不能将经济范畴内的阶级斗争照搬到政治思想范畴内，也不能将政治思想范畴内的阶级斗争照搬到经济范畴中。既不能将两者混淆起来，也不能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要正确认识两者存在的区别与联系，探索进行经济范畴和政治思想范畴阶级斗争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当时在党内外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表现为党内走资派(即党阀)，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即学阀)。不论是党内走资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都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不是说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说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消灭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的话，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因而毛泽东在党内反复强调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遭到的巨大挫折，就是从实践上作出的有力证明。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产生的严重腐败现象，部分党委出现变质、塌方式腐败以及由此发生的一连串窝案，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重新崛起，工农群众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命运的严峻现实，也从实践上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也是有其原因的。这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能动作用所决定的。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206]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毛泽东讲的是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分析的理论结晶。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必须首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向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开刀，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不论是围绕《海瑞罢官》还是《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都不过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而已。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斗争并不仅仅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且还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遇到了重重阻力，就是有力的例证。因而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07]这样毛泽东就揭示了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还要进行政治革命。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而且还是一次政治革命。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文化革命，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逻辑上说，这是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与发展，反之则会对政治上层建筑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将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之，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虽然是由于批判《海瑞罢官》引发的，但是这种斗争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集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因而我们说出现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运动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6、围绕《二月提纲》斗争的简要评述。
我们将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简要评述如下：
我们看到，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是由于批判《海瑞罢官》引发的。围绕《海瑞罢官》斗争的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虽然北京转载了姚文元撰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围绕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甚至在毛泽东向彭真当面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二月提纲》的制定最初还是由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报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信件和七个材料引发的。这七个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扩大还是收缩批判，如何处理左派存在的问题。从中不难发现，许立群在信中已经流露出开展学术批判、收缩和反击左派的倾向。当时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许立群逐次上报的材料反映迟缓，迟迟没有表态，许立群为此很着急，一时感到无所适从。这关系到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而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又反映出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后来彭真将许立群的信和七个材料印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二月提纲》。“提纲”起草前，二月一日彭真召开写作班子会议，为起草“提纲”定下了基调。这个基调是与他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的。[208]不仅如此，二月三日彭真还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讨论过即将起草的“提纲”，讨论中以彭真和康生为代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会议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彭真还是要求写作班子按照自己的意图起草了《二月提纲》草稿，要求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对左派进行整风，批判应该“降温”，还要置于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领导之下。草稿起草完毕后，彭真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将草稿在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就以小组的名义直接上报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
二月五日，刘少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二月提纲》。会后，彭真带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得知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这个提纲，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发，当时没有表态，只是对左派整风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还意味深长地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回避了毛泽东的这个问话。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还是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鉴于中央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这个“提纲”，毛泽东才说对两边都要宽，吴晗不要罢官了，这样就可以“放”了吧。如果不是彭真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继续压制要害是罢官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文化革命的发展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彭真就让人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尤其让人蹊跷的是，这个通知稿起草后却没有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反而电传给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审查批准后下发全党。这是发人深思的。
几乎就在《二月提纲》起草的同时，一九六六年二月初，江青在林彪同意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了一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这份“纪要”进行了三次修改，将他对于当前文艺形势和文化革命的观点写入了纪要，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纪要”的要义所在。三月三十日，“纪要”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党中央。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四月十日下发全党。“纪要”不论是从起草、修改直到下发全党，都是符合组织程序的。“纪要”是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文件。“纪要”的下发，不仅向全党公开了党中央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而且还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毛泽东作出了两边都要宽的指示，但是彭真却置毛泽东的指示于不顾，继续扣押联系庐山会议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阻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从大局出发，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先后发表三次谈话，严厉批评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奉命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重要谈话。与此同时，过去被彭真和中宣部扣押的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先后发表。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召开了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会议结束的当天，邓小平就执笔与周恩来、彭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将会议情况及陈伯达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四月中、下旬毛泽东不仅要求文件起草小组，而且他还亲自动手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报送的通知稿进行了反复修改。修改后的通知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下发全党。伴随着《二月提纲》被撤销，鉴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就难以避免被解散的命运了。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围绕《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主要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之间展开，这种斗争的背后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个时候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是处于隐性状态，没有出现直接的交锋。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在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出现了直接的交锋。不过，这种直接的交锋并非是在会议上发生的唇枪舌剑式的交锋，而是表现在对《二月提纲》究竟是同意还是反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这种交锋如果再与一九六二年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明确赞同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当时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单干。林彪后来转变了态度，支持文化革命;陈云长期休养，当时没有对文化革命表示意见。但是，从文革后陈云的态度上来分析，他对文化革命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因而在单干和《二月提纲》的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刘、邓、陈之间。)，那么就不能不使毛泽东认识到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都有人表现出动摇乃至于否定的态度。这构成了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深远背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作用。二月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是同意《二月提纲》的。在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中，经过慎重思考，他首先表态同意毛泽东的谈话，而后又参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是中央常委中第一个表态同意毛泽东谈话的人。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和通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样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形式上是在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中宣部、中共北京市委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之间展开，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问题。这种斗争以中央一线常委接受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撤销《二月提纲》，通过新的文化革命的文件“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四)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二——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
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中，形成了彭真、陆定一为正负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市委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这种斗争导致彭、罗、陆、杨成为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被批判、冲击的第一批中央领导干部。
1、关于彭、罗、陆、杨的问题。
彭、罗、陆、杨的问题，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问题。当时彭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中宣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四人都在中央党政军核心领导部门工作，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首先被批判、撤销职务。
那么，彭、罗、陆、杨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首先被冲击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是孤立的，还是互相联系的?前文我们就彭真和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现在我们对他们四个人的问题再进行具体分析。
2、关于彭真的问题。
彭真的问题，就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彭真和毛泽东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文艺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和制定《二月提纲》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前文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现在我们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1)彭真问题的缘起。
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用邓小平的话说“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常务书记。[1]虽然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除七位常委以外在中央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彭真虽然没有参加过长征，却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第一个在延安发自肺腑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表达了全党全军对毛泽东的拥戴和感念之情的高级领导人。[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彭真积极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新中国成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彭真也是积极执行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彭真不仅积极执行投身其中，还是较早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纠“左”主张，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发刊词中批评了“左”的思想作风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真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当时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右倾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3]随后，经济困难时期，彭真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探索摆脱困难的方法，降低工业生产指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制定系列规章制度，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的。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随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个时期虽然彭真积极参与其中，但是在运动的具体方法上却与刘少奇存在不同意见。[4]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发生争论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对毛泽东不尊重。[5]至于彭真是否同意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基本判断，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不过从逻辑上来判断，即使他当时同意了毛泽东的判断，从思想认识上也是难以真正接受毛泽东的观点的。这在他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分歧上显现了出来。这种分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艺革命问题上初见端倪，在批判《海瑞罢官》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二月提纲》上走向高潮，最终导致矛盾不可调和，彭真被撤销领导职务。
由此看来，彭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乃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是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党内刮起单干风的时候，彭真也是主张集体化，反对分田单干的。[6]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彭真虽然积极地参加了社教运动，但是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却和毛泽东的分歧日益严重。因而我们说彭真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
(2)彭真背离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
彭真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是背道而驰的。这表现在文艺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制定上。
应该说，在文艺革命问题上，彭真做过一些努力，也抓过一些现代戏。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时候，他的讲话稿还得到过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许。[7]但是，江青在北京搞京剧革命的时候，彭真并没有对江青的文艺革命进行过有力的配合，还在不少方面予以限制和刁难，以致于后来江青发牢骚说彭真不支持她的工作。[8]这就与柯庆施在上海提倡“大写十三年”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批判鬼戏的问题上，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笔名繁星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有鬼无害论》一文，公然为鬼戏鸣冤叫屈。上海《文汇报》则发表《“有鬼无害”论》一文对鬼戏进行猛烈的批判。江青后来说，当时在北京攻不开，才到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了这篇文章的。[9]毛泽东支持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他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10]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在批判鬼戏方面出现的强烈反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戏剧报》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上作出批示，并将批件批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这是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文艺批示。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虽然先后两次向毛泽东送交了贯彻文艺批示的报告，但是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都没有表态。这表明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文艺工作是不满意的。随后，毛泽东又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11]本来，对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形势，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文化部这些主管部门就应该依据八届十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深入社会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地、主动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因而才招致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先后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这表明毛泽东与他们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于陆定一推辞，经毛泽东同意，彭真担任了小组组长。可是，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却没有能够承担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这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彭真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后来彭真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制定《二月提纲》上的作为是与这个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的。[12]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彭真之间的分歧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本来，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北京搞不起来，江青才到上海去组织批判文章的。[13]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以前，毛泽东还专门向彭真打了招呼。[14]但是在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北京却不予转载，派出范瑾向上海打探文章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让上海出小册子。[15]后来在不得不转载时，彭真不仅将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为了避免引起较大震动，彭真还要求报刊分期转载。文章发表后，彭真立即让邓拓等人在报刊上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予以呼应，意图将批判拉入学术批判的范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向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却说，根据我们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具有组织上的联系。[16]本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两人具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不是说他们形成了组织上的同盟。可是彭真却以两人没有组织上的同盟来否定他们思想上的联系，显示出两人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不同认识。
在《二月提纲》上两人的分歧进一步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围绕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二月提纲》就是为了确定批判的性质和方向，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提供指导。彭真主持起草的这个“提纲”，要求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要降温，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这就是说只能进行学术批判，不能进行政治批判，要对正在进行的批判进行限制，还要对左派进行反击。这个提纲在得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后，彭真带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17]
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彭真就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稿。这个通知稿彭真竟然没有送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却电传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审阅后发表。这是令人意外的。《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同江青谈话，胡绳受彭真委托找张春桥谈话，要他们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进行办事。[18]同时，彭真还违背毛泽东两边都要宽的指示，压下了关锋、戚本禹等人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这样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就偃旗息鼓了下去。[19]
不仅如此，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请示《二月提纲》中的学阀是否有所指时，彭真却说那是阿Q头上的疮疤，谁头上有就是谁，还进一步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他还进一步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左派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20]
这个时候，经过林彪同意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事后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四月十日由中央下发全党。这是一个和《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发表，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的重要分歧。[21]
这样我们看到，彭真不论是在文艺革命和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还是在《二月提纲》的制定上，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对当前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在文艺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出现的对峙与斗争，说明他们之间出现的分歧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彭真背离了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情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22]
(3)关于彭真问题的若干认识。
彭真的问题，主要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具体说来，他和毛泽东在当前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就是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正是由于路线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因而尽管彭真崇拜毛泽东，却难以避免被撤销职务的结局。
① 崇拜却被撤销领导职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彭真对毛泽东是崇敬的。这种崇敬不仅表现在文革前，就是在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撤销彭真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时候，彭真还是举手同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23]在接受审查期间，彭真还对女儿傅彦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许反对毛主席”。[24]即使在文革后也是这样。毛泽东去世以后，党内外有人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时候，彭真挺身而出，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然在彭真看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文革前和文革中彭真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我们就不必介绍了。毛泽东去世以后，彭真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则是更具有说服力。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彭真复出后，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出人意料的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彭真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称赞其功绩。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他还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后来我被关在监狱，反复想，我做得不错呀。我想，共产党、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这些事历史上都有，错了的又给平反嘛!”[25]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人认为文革期间彭真被撤销职务，又进行立案审查，受到了巨大冲击，就猜测他可能对毛泽东不满。事实并非如此，彭真仍然大力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彭真说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就是整他的，他还是举了手的，自己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只是后来才醒悟过来。从中不难看出，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撤销职务的。
彭真还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26]
从这里可以看出，彭真仍然认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他与那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家都有责任，因而反对把错误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要求大家一起来分担错误。从他为毛泽东抱不平这一点上来说，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从他认为毛泽东文革期间犯了错误上来说，则又表现出认识的局限性。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彭真回京后第一次出席中央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彭真会讲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的冤屈实在太深了。但彭真却明确表示，这时候必须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27]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邓小平三月三十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彭真参加东北组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
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末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28]
文革结束后，不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批斗而在文革后又复出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怀着深深的仇恨，在气候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猖狂攻击毛泽东，还有人竟然提出要取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全盘否定毛泽东。这个时候彭真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提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种不以个人利害得失而从全党和政治大局出发的严正态度，当然是应该肯定的。这不仅表现出彭真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强烈责任感，也显示出他对于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戴之情，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彭真的发言却遭到一些人的异议，秘书杨景宇把这种异议反映给了彭真。
杨景宇回忆：有一天，我向他汇报有些同志对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些议论。我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个人讲，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没气?但是，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七大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29]
从中我们看到，这些不理解彭真发言的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是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为了个人私利在泄私愤。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所致。彭真却与他们不同，抛开个人利益得失，从政治高度来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和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显示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这是令人赞赏的。
一九七九年彭真在北京医院对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谈话。李立功后来回忆道：“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诋毁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旗帜鲜明地说，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30]
我们看到，彭真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表达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感念和爱戴之情。随后，彭真还深情地谈到了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崇拜问题。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一九八○年初，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真同志说：“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31]
彭真的谈话是真诚的、坦率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真实的。当时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种权威决不是人为树起来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中形成的。因而不论是在全党还是在党中央，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敬仰是发自内心的。当然，这个时候彭真把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作检讨式的回顾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彭真对毛泽东是敬仰的。这种敬仰不仅表现在文革前，而且还在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彭真复出以后，还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政治高度来考虑问题的，而且也表现出他对毛泽东的怀念和爱戴之情。既然彭真对毛泽东是敬仰的，又是非常崇拜毛泽东，那么文革开始的时候又为什么撤销他的领导职务，成为第一批被冲击的高级领导干部呢?这还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路线分歧的缘故。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彭真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严重分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彭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乃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是积极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彭真与毛泽东存在严重分歧的文献资料，但是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他和毛泽东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形成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文艺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制定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我们知道，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要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文化革命)，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政治革命)。只有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定文化革命的方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是进行政治革命，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进行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彭真在进行政治革命方面与毛泽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文献资料，但是他在进行文化革命方面是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如果彭真的观点占了上风，就会导致文化革命陷于流产，不仅难以建立起适应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还会破坏政治上层建筑乃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来分析，就不仅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因而我们认为彭真和毛泽东在继续革命上的分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化革命方面，在政治革命方面也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当时不过是他们在文化革命方面的分歧处于显性状态，而在政治革命方面的分歧处于隐性状态而已。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他们在政治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材料，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在文化革命方面存在的分歧迟早有一天会波及到政治革命方面，政治革命方面分歧和矛盾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具体反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矛盾虽然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却仍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如果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这个时候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经典标准，向来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的。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则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划分标准的。这种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背离还是创新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这将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事实已经从实践上对此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彭真和毛泽东在阶级划分标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当毛泽东对彭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时，彭真却说经过调查我们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组织联系上得到反映。其实，毛泽东说的联系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联系，而非组织联系，就是说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一致的。彭真却用没有组织联系来搪塞，这到底是他认识不清，还是偷换论题，值得深思。
彭真和毛泽东在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具体表现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集中在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表现出来。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矛盾是否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由于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存在的辩证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矛盾的分歧，也就必然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主要矛盾的分歧上表现出来，形成他们在政治革命上的分歧。因而彭真和毛泽东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上的分歧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存在的严重分歧造成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就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制定的，因而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也就必然会形成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文化革命路线上的分歧不过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由此看来，彭真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的分歧不仅是在文化革命上，而且也是在政治革命上。从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进行分析，可以透射出他们在政治革命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上存在的严重分歧，构成他们在继续革命上存在分歧的基本内涵。继续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他们的分歧就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从根源上来说，则是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③ 解除彭真职务缘于毛泽东和彭真之间出现路线分歧。
前文我们分析了彭真对毛泽东是十分崇敬的，既然如此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解除他的领导职务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是由于他们在文化革命上出现了路线分歧的缘故。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他在党内考察和识别党员干部的时候，主要地是看和他路线是否一致，而不是对他个人是否尊敬和敬仰。如果和他路线不一致，即使对他个人表示敬仰和尊敬，也是不可能获得重用的。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时说：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32]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有人在发言中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犯错误的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对自己也要进行分析鉴别，又跟又不跟，正确的就跟，错误的就不跟。糊里糊涂地跟，是要犯错误的。跟的标准就是看手中是否掌握真理，代表正确的路线。这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用人标准，就是在自己手中掌握真理(正确路线)的情况下，要选拔重用那些紧跟自己路线的人，而不是看他们是不是跟着自己，是否对自己崇敬。在这里路线一致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
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33]
虽然彭真对毛泽东是敬仰和尊敬的，但是他们之间出现的严重分歧恰恰是由于在文化革命路线上的分歧所致，集中表现在对当时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上，焦点则是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上。文化革命路线上的分歧才是导致毛泽东和彭真之间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文革前夕和发动阶段，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彭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彭真仍然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了严重错误，觉得自己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这表明彭真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仍然坚持自己当时在文化革命上的观点。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毛泽东解除彭真职务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彭真后来自己反思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从被投进秦城监狱到流放商洛山区，十多年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的法制遭到破坏，陷入了“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34]
我们注意到，彭真把法制破坏作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因而后来才主抓民主和法制建设，想以此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发生。从今天的角度来评论彭真的观点，我们不能不说彭真的这种说法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浅显的、错误的。把法制破坏作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谋生的大律师也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香港大律师胡鸿烈虽然囿于成见，对文革抱着敌视的态度，但是在讲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得好：“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哪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35]由此看来，虽然彭真身处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发动阶段参加了文革，但是在这方面的认识还不如一个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看得准。这是令人惋惜的。
不过，也不尽然。彭真这样说可能也是囿于当时否定文革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一九八○年三月，根据中央决定，彭真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获悉这一消息后，据他自己后来说：“想了许多，当晚一夜没有睡好觉。”他先后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那里，陈述自己的苦衷，请中央重新考虑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华、叶、邓在半是理解、半是说服的情况下，委婉地拒绝了彭真的请辞。[36]
彭真这样做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不论从资格还是从曾经在党内的地位以及文革中所受的磨难来说，彭真都是合适人选。他不愿意负责审判工作，主要的还不是业务、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刚刚恢复工作的彭真，经历过中央高层错综复杂的斗争，深知两案审判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要想搞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来，以自己这样一个文革开始就受到冲击的中央领导人来负责审判工作，不论是从社会的舆论和影响上，还是从对个人公信力的质疑上，以及党内斗争与司法程序胶着在一起的难度上，都面临着沉重的压力。这或许成为他婉拒的重要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彭真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适宜的情况下，他也披露了一些当时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信息。比如，他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人员谈话时曾说，当时毛泽东是想用延安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后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37]八九事件后，彭真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认识逐渐深化。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王震去看望彭真。彭真对他说：“你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主席的重大贡献，我们将愈益看得清晰。讲得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38]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虽然彭真对毛泽东是敬仰的，但是却在文化革命的路线上和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因而在路线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即使彭真对毛泽东表示尊敬和爱戴，也是难以避免被冲击和罢官的命运的。文革结束后，虽然彭真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这个时候出现的谬论进行了有力回击，但是却仍然认为当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当时固然有时代背景的制约，却也反映出彭真认识的局限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大量涌现，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考验，彭真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
3、关于罗瑞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林彪揭发出来后，经毛泽东同意，通过上海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来处理的。那么，罗瑞卿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处理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状告罗瑞卿。
罗瑞卿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不论是在中央苏区、长征时期还是全面抗战前期、平津战役期间，罗瑞卿都和林彪一起工作，还是林彪的部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又成为林彪的属下，应该说彼此之间还是相知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罗瑞卿的问题最先是由林彪揭发出来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叶群代表林彪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当时想，他可能有什么事，不然不会找我的。当天下午我到了他的会客室，见了面，没有说上几句话，叶群便走了出来。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委托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说完，叶群很神秘地离开了会客室。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折回来了，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
“叶群拿上信离开了会客室，也没有向我说要见主席。”[39]
从张耀祠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叶群是代表林彪将信件转交毛泽东的。到杭州以后，她不是直接与毛泽东联系，而是通过杨成武与毛泽东身边警卫干部张耀祠进行联系，这表明当时林彪、叶群对杨成武还是非常信任的。叶群原先是想让张耀祠把信件直接转交给毛泽东，在与林彪通话以后才决定由她自己把信件直接交给毛泽东。看来，林彪是不想让别人经手这件事，而是要叶群将信件亲自呈送毛泽东，并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这表明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林彪、叶群还是非常慎重的。
叶群并没有通过张耀祠向毛泽东转达接见的愿望，而是通过另外途径请求毛泽东接见。第二天(即十二月一日)[40]，护士长吴旭君就通知张耀祠要叶群来见毛泽东。张耀祠这样回忆道：
“第二天早晨5点钟，吴旭君护士长打电话通知说：‘主席要见叶群，请你打电话叫叶群快点来。’
我给叶群处打完电话，来到主席住所等候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对她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我陪她进到会客室，主席早坐在会客室等她了。
毛主席同叶群谈了2小时，她还没有出来，我到会客室催了第一次。到了3小时，我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谈了3小时了。’到了四小时20分钟了，叶群还没有出来，我又去催了第三次，我说：‘已经谈了四小时20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我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说什么。
同主席谈了4小时55分钟，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透出胜利的喜悦，上汽车走了。”[41]
叶群究竟向毛泽东汇报了罗瑞卿的那些问题，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叶群反映的问题后来在上海会议期间她进行的长篇发言中有所反映。下面我们还要分析这个问题，此不赘述。我们注意到，叶群汇报完后，毛泽东收下了她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以防不测。[42]
从张耀祠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前，张耀祠就向叶群打了招呼，说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希望她汇报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但是叶群却向毛泽东汇报了足足四个小时五十五分钟，远远超出了预定的汇报时间。期间张耀祠曾经先后进去三次提醒叶群已经超出了规定时间，但是叶群却谈得津津有味，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直到汇报结束才出来。
从毛泽东对张耀祠的提醒没有表态和汇报完毕后派汪东兴送叶群回去来分析，叶群的汇报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但仍然是半信半疑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叶群的汇报，就可以以张耀祠的提醒为由，中断叶群的汇报，提前结束这次谈话。如果当时他相信叶群的汇报，就会阻止张耀祠对叶群的提醒，以便让叶群将这个问题汇报完毕。可是从毛泽东既没有打断叶群的汇报，也没有阻止张耀祠的提醒，再结合汇报后还让汪东兴派专列送叶群回去来看，这个时候叶群的汇报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但是对叶群的汇报也并不是完全相信，还是心存疑虑的。
那么，在叶群向毛泽东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以后，毛泽东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从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
由于罗瑞卿的问题是由党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和军队若干高级领导干部揭发出来的，因而在叶群向毛泽东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以后，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深思。罗瑞卿当时在党政军中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因而解决他的问题不仅要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还要有相关的党和军内重要领导人参加，这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有人说，解决罗瑞卿的会议召开的很神秘，没有事先通知会议内容，不少党内、军内高级领导干部是在到达会场以后才知道会议内容的。其实，在了解当时情况以后就不会感到意外了。由于罗瑞卿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和影响，为了能够顺利解决他的问题，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采取这样的措施还是必要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必要行动。尽管如此会议召开前夕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前兆的。
① 处理罗瑞卿问题竟有前兆。
其实，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作风和紧张的人事关系是早有耳闻的。[43]鉴于罗瑞卿在军内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在林彪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从形式上看，似乎是突然的，却也显示出了征兆。
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是知道这件事的。那么，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不是知道这件事呢?
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后来回忆说：“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44]
从郝治平的回忆看，当时刘少奇和贺龙事先并不知道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当时邓小平也不知道这件事。邓小平后来说：“拿我来说，直到上海也摸不清是什么问题，确实是这样。”[45]
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陈云长期请病假休养，没有参加上海会议。朱德当时参加了会议，会前是否知道，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这样我们看到，在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前，至少三位常委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来，这件事被说得如何突然、神秘，似有夸大之嫌。由于罗瑞卿在军内处于特殊地位，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仅要迅速果断还要非常慎重，防患于未然。从当时情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一些公开的文献资料也反映出，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就已经显露出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前兆。
我们看下面几段资料。
张耀祠回忆上海会议召开前谢富治和叶剑英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例证。
张耀祠说：“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罗瑞卿总参谋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搭理他。
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总长。他又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同志看他老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
看来叶剑英同志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46]
从张耀祠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谢富治显然不知道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因而才问为什么罗总长没有来的。从叶剑英的回答来看，他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张耀祠在回忆中也认为是这样。当然，叶剑英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件事的，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这在罗瑞卿到广东视察工作时陶铸的异常接待上也有所反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到广州视察工作。陶铸和黄永胜一道为罗接风，请吃了午饭，下午又陪罗参观了水上居民住宅，到越秀山一处花圃喝了茶，晚间又请罗看戏，但未终场陶便退席，说要乘火车去外县蹲点。陶与罗在一起大半天，未谈一件工作上的事。罗瑞卿对这种接待虽有一点异样的感觉，但仍未深想。[47]
陶铸和罗瑞卿在一起待了大半天，只是尽地主之宜，对他作了周到的接待，期间不仅没有谈工作上的事，而且还在晚上陪罗瑞卿看戏时尚未散场就找了个借口退席了。罗瑞卿对此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异样感觉的，不过也没有往心里去。从陶铸的言行上可以反映出他是知道罗瑞卿问题的一些信息的。陶铸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这在彭真对罗瑞卿的电话回答上也有所反映。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初，罗瑞卿听到中央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他打电话问在北京的彭真。彭也不知会议的内容，只听说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48]
看来，罗瑞卿对中央在上海招开会议是敏感的。他知道中央在上海招开会议，却没有通知他到会感到意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才给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的彭真打电话，打听会议的情况。彭真告诉他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但是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看来彭真是知道上海会议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不过是碍于组织纪律，又是回答罗瑞卿的问话，不便于说出来而已。据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说，这是周恩来告诉彭真的。[49]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这在刘伯承和贺龙乘机前往上海参加会议的对话上也有反映。
邱会作回忆道：“七日，我们同机飞上海的有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李作鹏等。贺龙不知道到上海开什么会，刘帅是知道的，在飞机上，刘帅故意逗贺龙说：‘贺胡子，到上海开什么会呀?’贺龙说：‘除了打仗的事，要我们去干什么?我把军用地图都带上了。’刘帅笑着说：‘打仗，我们也没用了。我们都是黄忠的哥哥了。’大家只有互相一笑，就谈别的了。”[50]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贺龙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刘伯承却是知道的，因而他才与贺龙说了这些打哑谜的话。至于刘伯承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件事，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这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的反映上也可以得到验证。
罗瑞卿十二月十一日到上海开会前，还不知道要处理他的问题。一到上海后，周恩来、邓小平就代表中央与罗瑞卿谈话，要解决他的问题。郝治平随同罗瑞卿前往上海，此时才回想起这几天已感到有些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碰到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缘由。[51]
我们看到，罗瑞卿十一日到上海后，周恩来、邓小平就立即与他进行谈话。直到这个时候郝治平才明白这几天有些人态度变化，以及一连串莫名其妙事情的缘由。由此不难看出，十一日以前已经有人知道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了，所以才表现出那样的态度，让郝治平觉得异样，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至于这些人是怎么知道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证。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虽然刘少奇、邓小平事先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这几位常委心里是清楚的。刘伯承、叶剑英、彭真、陶铸也是知道这件事的。至于还有哪些人事先知道这事件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开放。由此我们认为在处理罗瑞卿的会议召开之前，其码在小范围内是透过风，打过招呼的。不然的话，这些人又怎么能够知道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呢?因而我们说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前是有征兆的。
可是，现在撰写的不少著作和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遮遮掩掩，渲染会议召开的神秘性，强调罗瑞卿遭到的迫害，疏于对当时事实真相的揭示。这是别人用心的。
② 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上海会议)。
由于罗瑞卿在党政军担任重要职务，位置特殊，因而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就要谨慎从事。听了林彪委托叶群进行的汇报后，从党内民主程序出发，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各位常委及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党内高层政治民主生活会。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下达通知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按毛泽东列的名字应为六人——编者注)，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52]
从中可以看到，参加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不仅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央党政军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若干大军区司令员，他们是按毛泽东的批示分期分批到达上海的。他们到达上海后是如何进行交谈的，是分期分批，还是开大会听取汇报，尚有待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公布。我们注意到，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五位常委，军队六位元帅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陈云因为长期休养没有与会，而林彪则因为是他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而回避了这次会议。
当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部队，是周恩来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十一日赶到上海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夫妇从昆明乘飞机到达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机场迎接。而后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谈话。罗瑞卿听后，激动地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这些事。周恩来立即对罗瑞卿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听周恩来这样讲，罗瑞卿冷静了下来。
周恩来劝罗冷静，不要激动。他要求罗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那里去。他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他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这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53]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邓小平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罗瑞卿谈话的。他们将林彪反映的问题向罗瑞卿作了通报，告诉他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让罗瑞卿参加会议，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实际上还是对罗瑞卿采取某种保护措施的。罗瑞卿觉得受了委曲，要向林彪解释这些事，以便于消除误会，却被周恩来制止了。因为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既然林彪揭发了罗瑞卿的问题，就不是三言两语的解释可以将问题说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两人见不了面，即使两人能够见面，不仅误会消除不了，还会把矛盾激化的。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袋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准与会者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54]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罗负责”。[55]为了进一步坐实这个问题，叶群又拿出了罗瑞卿曾让刘亚楼向林彪提出让位的“四点意见”为证。[56]还说，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57]
与叶群的发言相呼应，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也在会议上谈了罗瑞卿的问题。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叶群在会前找到他要他发言，发言内容都跟他讲了，要与叶群在会上对罗瑞卿的发言相呼应。叶群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58]
叶群事前也找了李作鹏，要他在会议上发言。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5年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又说：‘罗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指毛泽东)和首长都知道了。’”[59]
从这里我们看到，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发言其实是叶群安排的。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说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呼应叶群对罗瑞卿的揭发，也反映出代表林彪揭发的叶群是他们发言的幕后指使者。
当时，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在看了材料、听了叶群等人的发言后是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做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60]
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朱德在会上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朱德自己在会后常常一个人叹气。他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全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又没有留下刘亚楼签名的文字材料，是“死无对证。”[61]
一九六八年，邓小平在他撰写的《我的自述》中说，自己“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再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他在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62]
看来，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叶群不仅向邓小平谈到过罗瑞卿的问题，还将罗瑞卿轻视邓小平的话也说出来了。在处理罗瑞卿的时候说这些话，显然是有挑拨之嫌的。虽然邓小平听后并不舒服，但他还是认为这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性质的。叶群是如何向刘少奇、邓小平叙说的，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
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叶群等人在会议上对罗瑞卿进行了揭发，与会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即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他们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63]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64]
从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看，毛泽东在听了叶群代表林彪反映的罗瑞卿的问题以后，一方面是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一方面又对罗瑞卿采取了某种保护措施。由于罗瑞卿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毛泽东将罗瑞卿的问题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来讨论，让叶群代表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以便使中央高层对罗瑞卿的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这是一次党内高层政治民主生活会。搞背靠背并不是不让罗瑞卿发言，他仍然可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从会议的处理意见看，并没有决定打倒罗瑞卿，还是对他寄于希望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将这个问题搞清楚，因而在处理方针决定以后，还要继续召开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这就是京西宾馆会议的由来。
③ 北京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工作会议(即京西宾馆会议)。
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以后，为了进一步弄清罗瑞卿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工作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65]和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样，这也是一次政治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中央工作小组，组织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66]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67]
三月三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告诉他，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考虑也要开个会。会议将于明天开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罗瑞卿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68]
三月四日上午，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主持会议。[69]他还就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提了三条：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准许革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他只主持了开幕会，没再参加会议，不久就去外地视察工作了。[70]
三月四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召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宾馆会议。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71]
三月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为批斗会。罗瑞卿一到京西宾馆会场上，感到气氛全然变了。与会人员的发言炮火猛烈，尤以吴法宪和另一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余立金)的发言如同放了一个“原子弹”。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就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一些老帅、骄傲自满、爱揽事等问题作了长篇检讨后，会议上几个积极分子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72]
后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了实话，承认当时是叶群要他在发言中证明罗瑞卿让刘亚楼去向林彪讲四条意见的，为此还让吴法宪带了秘书去找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写材料证明此事。起初吴法宪还在犹豫这件事，但是在叶群将这件事上升到他究竟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的高度时，吴法宪最后还是照办了。三月十二日，他和余立金发了言。之后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罗瑞卿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吴法宪后来也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73]
在会议进行期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这样面对面的斗争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末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74]
第二阶段的会议到四月八日结束。中央工作小组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于四月三十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概述和说明，建议撤销罗瑞卿在党政军中的职务，并将这个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主要发言，以及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传达到适当的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影响。[75]
我们看到，北京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工作会议是在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五条意见的指导下召开的，但是显然比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厉害得多。虽然中央确定邓小平主持会议，邓小平在会议召开前也曾提醒罗瑞卿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他还是在主持了开幕会以后，就到三线视察去了。这样就不仅使我们发出疑问，既然中央委托邓小平主持会议，那么他为什么不将会议进行到底，就以到三线视察为名退席了呢?难道三线果真有他必须立即到现场去处理的问题吗?他这样做到底是他对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因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主动回避了呢，还是处于明哲保身的考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在主持开幕会后到三线视察，显然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必须这个时候到三线去，而是对处理罗瑞卿的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既对罗瑞卿问题的处理存在着不同意见，又不愿违背中央常委做出的相关决定造成的。后来在他倒台后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已经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76]再联系到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询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时，邓小平以沉默代替回答来看，[77]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的作为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邓小平一直在北京主持会议，虽然他公务繁忙不见得每次都会出席会议，但是还是能够以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确定的五条意见为指针，及时了解会议进程，把握会议动态，努力化解矛盾，防止过火斗争，做好罗瑞卿的思想工作，那么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悲剧是否就可以避免了呢?他没有这样做，是令人惋惜的。
京西宾馆会议期间罗瑞卿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发言，还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澄清，作出了反驳式的说明。当时他固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思想上也确有委屈困惑之处，但是在自己遭受激烈批评且向会议表示接受批评诚心悔过的时刻跳楼自杀(受伤)，无疑会被视为抗拒批评，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致使他的问题迅速恶化。于是，会议由原来的五十三人扩大到九十五人，此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这对后来罗瑞卿问题的最终定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3)罗瑞卿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那么罗瑞卿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罗瑞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个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一个是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一个是反对突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一个是工作作风问题。这四个问题是真实的吗?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① 关于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
叶群呈送的材料中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揭发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78]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吗?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罗瑞卿确实与林彪在称颂毛泽东天才、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马列著作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是这种分歧和争论并不能够证明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为在这种分歧和争论中，毛泽东往往与罗瑞卿的观点相一致，而与林彪的观点却出现了不合。因而在林彪、叶群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后，是难以得到毛泽东认可的，这样也就不会在罗瑞卿事件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底，在为林彪起草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罗瑞卿同叶群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当时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奉命组织一个班子为林彪起草发言稿。一天，在三座门讨论这个发言稿的第四稿时，叶群提出，在发言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该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几个字。
罗瑞卿不同意。他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
叶群颇为理直气壮地说：“个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才不提了，斯大林时代还是提的，现在对毛主席，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可以这样提。”
罗瑞卿站起来很严肃地对叶群说：“‘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几个字从中南海出来的，是田家英提的。”
叶群即针锋相对地说：“田家英提的不等于是毛主席提的。即使退一万步说，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谦的意思。我们现在用这个话在客观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双方争执不下，到第五稿时，罗瑞卿坚持不加“个人天才”的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不悦，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79]
其实，林彪没有用罗瑞卿组织人起草的这份稿子，也决不仅仅是因为罗瑞卿在讲话稿中删去了称天才的问题，主要的还是在如何看待当前困难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他们起草的稿子与林彪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差距的缘故。因而林彪才没有用这个稿子而是自己动手起草了讲话提纲，在七千人大会上按照自己草拟的提纲讲话。但是，从这件事上却反映出林彪、叶群和罗瑞卿在称颂毛泽东天才问题上的分歧。
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让罗瑞卿会同陈伯达一起选编一些马列主义的名篇来阅读。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园特地同罗瑞卿连续谈了两次话。罗瑞卿临行前，毛泽东又嘱咐他：“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你回北京和伯达商量一下，选二十篇目录。”[80]这件事后来被林彪说成罗瑞卿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来冲击林彪主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林彪揭发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
罗瑞卿和林彪的分歧还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称谓上。
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81]
一九六五年，《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对“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提出疑义，要起草人查查是不是林彪的原话。为慎重计，罗瑞卿还打电话请示康生。康生表示：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六月二十九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由于对这个提法没有把握，罗瑞卿又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回来后对大家传达田家英的话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他表示，他同田家英的看法是一致的。[82]于是将这个提法进行了删改。
从这里可以看出，罗瑞卿对最高最活的提法是不满意的，而最高最活是林彪提出来的。因而这就成为林彪等人揭发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证据。
这样在上海会议前后提供的揭发材料中，林彪等人认为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30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83]
那么，在这些揭发材料面前，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
第一、二条，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问题，即最高最活的问题，以及为林彪起草七千人大会讲话时关于称颂毛泽东天才的问题，罗瑞卿和林彪存在着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同意林彪的观点，而与罗瑞卿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武昌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吴冷西说：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一九六○年三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8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在京常委是不赞成林彪的提法的。毛泽东还指定彭真和康生专门到苏州向林彪讲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85]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对林彪这些提法和称谓的不同意见，还表示“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86]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时，对中宣部部长陶铸、副部长张平化批示：“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7]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一九七○年秋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了名义上批判陈伯达而实质上批判林彪的鼓吹“天才论”的战斗檄文《我的一点意见》来进行综合分析，那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88]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第三条说罗瑞卿提倡学习马列著作是反对和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其实不然，这是罗瑞卿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对此作出了说明。
一九七○年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作了澄清。他说：“你们不明了情况，说是罗瑞卿干扰了林彪同志来读我这个著作的事情，其实是我扰乱你(指林彪)，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89]
至于罗瑞卿是否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间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90]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材料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在材料中提出的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没有被毛泽东所接受。这表现在揭发材料中说的最高最活和称天才的问题上，毛泽东与罗瑞卿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林彪的观点却出现了不合。至于说罗瑞卿选编马列著作是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更是无稽之谈，因为罗瑞卿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后来毛泽东又在中央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说明。因而我们认为林彪在揭发材料中提到的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没有被毛泽东所接受(反对突出政治的除外)，这样也就不会在处理罗瑞卿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作用。罗瑞卿的问题还是另有其他原因的。
② 关于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
罗瑞卿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吗?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林彪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直接上级，他们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在双方的关系上却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关于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十月初，林彪谈到他和罗瑞卿之间关系变化时曾说：“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开始反对我了。”[91]
看来，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由合作到疏远、封锁乃至于反对，关系在不断走向恶化，直到后来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这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叶群在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
叶群在上海会议期间谈到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时说：
“过去(我)对罗是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不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望林多活20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92]
从叶群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时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是紧张的，这个问题她早就发现了，只是担心拿不准，才没有及时上报中央。为了说明两人的紧张程度，点明罗瑞卿不尊重林彪，逼林彪让位，叶群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林彪约罗瑞卿谈工作，罗瑞卿以外出看地形为名，敷衍了事;另一个是国庆节罗瑞卿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让林彪让贤的事。然后，叶群煞有介事地说，除非林彪将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一旦他当上了国防部长，又可能谋取更高的地位。她还进一步提醒到，罗瑞卿现在掌握着军队、公安大权，一旦出事了，损失太大。叶群还嫌材料不过硬，又将已经去世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拉出来作证，说罗瑞卿曾经让刘亚楼传话，叫叶群劝说林彪不要多过问军队工作，以便让他自己能够放手在军队工作。这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四点意见。
谈到四点意见时，叶群说：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93]
叶群还说，刘亚楼又将这个四点意见向林彪汇报过。她在发言中说道：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叶群讲，这件事以后刘亚楼又对她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叶群说道：“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94]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亚楼去世前，叶群确实与刘亚楼有过密切接触。一九六五年初，刘亚楼患病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春节过后，林彪夫妇也去上海休养。叶群到上海后便三天两头往华东医院跑，同刘亚楼一谈就是半天，谈话时任何人不得旁听，就连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也不准在场。这个时候林彪也到医院去探望过刘亚楼。[95]
他们谈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不得而知，我们现在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刘亚楼是否象叶群说的那样，应罗瑞卿之约向她和林彪转达了罗的四点意见，也没有获得文献资料上的有力印证。从后来的审查中可以看出，林彪和叶群说有，罗瑞卿说没有，刘亚楼又去世了，也没有留下由他签字的文字材料，这就成了一个悬案了。但是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关系紧张的事实倒是真的，这种紧张关系刘亚楼也注意到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林彪和罗瑞卿的紧张关系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总结发言的分歧上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作战会议三个组长的工作汇报。林彪在讲话中批驳了三个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去讲。”罗瑞卿讲不讲，他只字未提。
作战会议于五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一信息已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五月二十五日，林彪看到这期简报后立即指示：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96]
罗瑞卿当时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如果林彪不讲话，其他几位元帅不讲话的话，那么从当时在军内的地位和具体工作而言，就应该由罗瑞卿去讲话。但是林彪却撇开了罗瑞卿，说要讲就让杨成武去讲，这是非同寻常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已知确定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而且已经登了简报的情况下，林彪又以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予以否决，表明了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但是，这件不愉快的事后来又由叶群出面打了圆场，先后叫罗瑞卿及其夫妇到林彪住地来缓和关系。这就不仅使罗瑞卿陷入了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自己的不满呢?当时他批评了作战部的敌情判断，可那个判断是已经被毛泽东否定了的林彪的战略方针呵!林彪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他呢?这个时候罗瑞卿为了缓和与林彪的关系，也说了跟随林彪“棒打不散”的话。[97]当然，罗瑞卿讲这个话的背景还有待于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从林彪在作战会议上提议杨成武讲话而讳言罗瑞卿的名字，以及反对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来看，林彪的行为明显地是针对罗瑞卿的。这是他与罗瑞卿关系紧张的重要信号。从文献资料的考查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叶群已经授意身边的秘书和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开始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了。[98]
当时，罗瑞卿与林彪的紧张关系还可以从海军政治部主任和海军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李作鹏的揭发材料上表现出来。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海军政治部主任又写了一份揭发材料。据他说，这份材料是九月十七日他和李作鹏同罗瑞卿谈话的一段记录。这份记录说，海军党委有一个报告，要由王宏坤替换李作鹏主持海军常委工作，罗批准了这个报告。罗对李等说：“他批这个报告没有错，已向林总报告了。”
在这份揭发材料上，林彪批道：“纯属造谣。”在材料中间还两次批道：“从未报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李作鹏等在送给林彪的一份材料中再一次提及这一问题。这一材料写道：
“1962年，罗瑞卿同志代表军委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宣布：李挡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为第二线，萧(劲光)为第三线。此后，常委决定萧、苏不在时，常委工作由李作鹏同志主持，并报军委批准了。但今年交心会后，萧、苏酝酿成熟后，突然提出：萧、苏不在时，由王主持常委工作，把李由一线改为二线，把王由二线改为一线。为什么这样改?当时我们是有怀疑的，估计一是分化争取王……二是削弱李在常委中的领导作用……这次改变是萧、苏等共谋的……并且得到罗的同意和支持……”。[99]
不管这份材料讲到的事是真是假，但是由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揭发出来，同时林彪又矢口否认这件事向他报告过，在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就使罗瑞卿具有了违反组织纪律的嫌疑。这是他和林彪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反映。
当着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趋于激化的时候，刘亚楼是看在眼里的。当时他以病弱之躯，试图调解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来到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林彪接见，汇报工作。林彪秘书回电话给罗瑞卿，要他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再约时间。不久，刘亚楼来电话，要罗先去医院谈谈，再去见林彪。
看来，刘亚楼早已知道林彪和罗瑞卿关系有点僵的情况，刘亚楼见到罗瑞卿后，开门见山地说：“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间，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带点凄然的神情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刘亚楼还说：“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要是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听刘如此说，罗瑞卿感到惊讶，便问道：“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刘亚楼点点头，说：“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罗瑞卿郑重地点点头回答：“好”。
第二天，罗瑞卿到林彪处汇报工作。林彪听了汇报后谈到：“去年的军训，至少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但是，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部队中一些庸俗事，都会出来。以后快打仗时，还可以搞比武，搞突击，但今年不搞。”
“罗这个人是好人，但是胆子小，总是躲着我，生怕我牵连他……广州会议后，不知哪来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我也不牵连他们。”
后来，罗瑞卿回忆这一次谈话时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比武”，肯定了要用罗瑞卿，又说一九六一年冲罗瑞卿发脾气不过是一场误会，是“迁怒”，如此等等。[100]
看来，刘亚楼当时是知道罗瑞卿与林彪之间关系紧张的，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来调解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刘亚楼转述的林彪的态度以及林彪对罗瑞卿的表态来看，林彪似乎还是有与罗瑞卿缓和的意愿的，不仅说了一九六一年那次发脾气是针对罗荣桓的，还对一九六四年大比武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罗瑞卿后来说这是林彪对自己的最后一次争取，是想把自己拉入他的小圈子中。当然，这是事后的判断，当时罗瑞卿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那么，当时林彪到底是从大局出发，为了缓和与罗瑞卿之间紧张的关系，主动做出和解，还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小圈子，拉拢罗瑞卿，进行宗派活动的呢?
仅仅从这件事上，还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这件事发生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林彪在与贺龙、杨、余、傅的关系上出现裂痕，进而这些人先后被解除职务、靠边站或被打倒，而他自己以前的部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以后，不仅被他保护下来，而且他们还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发“第一个号令”，以及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气息，直到这个时候他的面目才逐渐暴露出来。当然，这是后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罗瑞卿与林彪之间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关系还比较紧张。从叶群反映刘亚楼向她和林彪提到的四条来看，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刘亚楼不仅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关系的紧张程度，还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动机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至于罗瑞卿是否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过林彪让位的话，由于刘亚楼已经去世，又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材料，已无对证。不过，罗瑞卿作为在党内军内高层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不会不注意到党和军队的的组织程序，因而我们认为罗瑞卿正面直接向叶群或者林彪提出这些话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他平时的行为习俗以及上下级关系处理的考虑出发，特别是林彪身体逐渐衰弱并脱离一线工作的情况下，他在与林彪的相处以及工作关系上是否也会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呢?这种可能性倒还是存在的。
③ 关于反对突出政治，单纯军事技术观点问题。
罗瑞卿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突出政治，单纯军事技术观点问题。
政治建军在人民军队建军思想中占有首要地位。这是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灵魂，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军队建设方针，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军队的鲜明特色，是人民军队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力挫强敌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探索政治建军的实现途径，就成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鉴于军队建设特别是建军思想和路线上存在的问题，一九六○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新形势下为了继续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不变，将政治建军进一步推向深入，林彪提出了“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和“四个第一”( 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要求基层官兵争创“四好连队”，争做“五好战士”，一九六四年他又作出“一定要突出政治”的指示，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101]
毛泽东是肯定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谈到“四个第一”时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102]
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实际上是新形势下毛泽东政治建军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军队建设问题的生动体现。只要抓住军队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政治建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谈了“政治工作领域四个关系问题，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林彪在这里提出了四对矛盾或四种关系：即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其内涵逐步缩小，最后归结到“抓活思想”上。[103]
这就是说，人和武器的关系，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是第一位的;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思想工作中的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是第一位的。这样就在这四对矛盾中，从人的因素、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到活的思想，分出主次，突出重点，从物落实到人上，从政治工作落实到思想工作上，从思想工作落实到活的思想上。这样就将抓好人的活的思想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提出了新形势下人民军队实现政治建军的新途径。
其实，林彪讲突出政治，并不是说不要军事，也不是说政治可以代替军事，而是说政治和军事相比，政治占主要地位，军事占次要地位，是政治统治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只有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枪杆子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使人民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一九六○年在中央军委召开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会议以后，林彪在讲话和指示中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年十月二十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当然是政治重要。政治是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有政治精神，政治起主帅作用。军事要为政治服务。可是时间，哪个应该多占一点?哪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文化更应该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我们一定要把技术搞好。技术搞不好，打仗就要出乱子。”
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林彪在张宗逊副总长汇报部队军训情况时的指示中指出：“过去打仗，现在不打仗，过去技术简单、好学，现在技术复杂、难学。这是根本变化，是现在与过去的大不同，不是小不同。过去靠打仗来训练部队，现在是靠训练好了去打仗。因此，一定要下大工夫训练。我们强调政治第一、政治是统帅，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政治教育时间不能占第一位，文化学习、劳动更不能太多，而是军事训练占第一位。”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没有抽象的政治，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政治，保卫国家就是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不训练不行，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现在情况变了，训练的意义大大超过过去，要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所以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现在有种看法，好像搞军事技术就是单纯技术观点，这种看法不对。科学家不搞专业，天天搞政治，天天下农村、工厂，那科学还搞得成吗?”
在训练内容上，他还提出“一切为了开得动，打得准”，“一定要把二百米以内的硬功夫练好”，“要重视夜间训练”，“夜间作战，一个是会打，一个是能走”，等等。[104]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形势，林彪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四年决定进行全军大比武。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搞好这次比武，围绕比武展开训练，全军上下出现了练兵的热潮。从军事训练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是好的现象，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却出现了淡化政治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做出了“一定要突出政治”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林彪在广州召见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当晚，刘志坚便打电话给罗瑞卿，通报了林彪指示的内容。罗瑞卿听了感到很不安，他当即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岂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间九时五十分，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讲了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十一时，在广州的林彪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由林彪审定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这就是在文革史中赫赫有名的林彪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第一稿。
这一指示说：“我们是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引证了毛泽东的论述后，指示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105]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和罗瑞卿在突出政治问题上是存在着显著分歧的。罗瑞卿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按照林彪的指示，那么一九六四年的全军大比武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罗瑞卿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林彪的指示只是指局部的情况，而不是指全局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从林彪指示作出的背景以及搞全军大比武是牵涉到全军训练的大事来进行分析，林彪的指示显然不是针对局部而是针对全局来讲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林彪和罗瑞卿在这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关于罗瑞卿和林彪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李作鹏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林彪作出突出政治的指示后，罗瑞卿虽然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作了传达，但是仍然坚持‘军事、政治应该并重’，‘气可鼓，不可泄’的意见是以军委办公会议精神传达的。”[106]
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林彪和罗瑞卿在突出政治方面的分歧。叶群呈送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中，反对突出政治，主张单纯军事技术就成为罗瑞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说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林彪、叶群还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搞“三稿对照”，目的在于说明罗瑞卿篡改了林彪的指示。搞“三次讲话摘录”，目的在于说明罗瑞卿歪曲了林彪的指示。这两份材料，总的来说是要说明罗瑞卿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从中可以看到，罗瑞卿确实对林彪的“突出政治”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其中包括修改(“对照”整理者称之为篡改)林彪的指示和解释(“摘录”整理者称之为歪曲)林彪的指示。[107]
林彪又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概括成“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三句话。为慎重计，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要秘书查这三句话的出处。秘书查后报告：经查问总政和刘志坚副主任，这是林彪概括出来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的话，但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108]
从中也不难看出，虽然罗瑞卿没有直接讲过这样的话，但是林彪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源头的。林彪的三句话不过是用概括性的语言将罗瑞卿的观点提纲挈领地说出来而已。
不仅如此，叶群还给李作鹏打电话，让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李作鹏接到叶群的电话以后，就和王宏坤、张秀川写了一份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的材料。[109]
而且当时在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的雷英夫，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110]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他给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6年的观察得出的。6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111]这个材料是林彪让叶群向毛泽东呈送的十一份材料之一，是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向林彪反映罗瑞卿问题的一份典型材料，成为林彪向毛泽东和中央揭发罗瑞卿问题的证据。
由此我们看到，林彪和罗瑞卿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林彪讲突出政治，并不是不重视军事训练，而是说在政治和军事训练的关系上政治是第一位的。至于后来他的关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指示，显然是针对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期间出现的冲击政治的现象作出的，而不表明他不要军事训练，更不是让政治代替军事训练。因而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从林彪作出突出政治指示的具体背景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个背景去解释问题。
从中不难看出，罗瑞卿和林彪在突出政治以及处理政治和军事训练关系的认识上显然是存在分歧的。在林彪、叶群提交的揭发材料中，既有罗瑞卿修改林彪指示和他自己讲话的物证，也有林彪对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概括性说法，还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雷英夫等一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提供的揭发材料，再加上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和在上海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详细说明，这样就使罗瑞卿和林彪在突出政治上的分歧凸显了出来。
我们还可以从林彪和罗瑞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来分析他们在突出政治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林彪不论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是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并不因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就和其他人一起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而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业已出现的问题，坚决纠正出现的错误，使全党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这显然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重要表现。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当时不少人在运动中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订立高指标，进行瞎指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说大话，结果造成了严重损失。在困难的时候，林彪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作法，而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政治上来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旗帜鲜明地捍卫三面红旗，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12]
会后，毛泽东又让罗瑞卿、王任重和田家英把林彪发言的稿子在文字上作了一番推敲，然后批示：“此篇通看了一遍，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梅园同罗瑞卿谈话时问：
“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
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11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是赞赏的。两相比较不难看出，罗瑞卿和林彪在突出政治上的差距。这在林彪揭发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时，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罗瑞卿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报刊发表上采取过支持态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罗瑞卿在文革后期解除监护后，对文革却抱着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有人打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旗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意识形态方面掀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以后，为了配合这一宣传，在罗瑞卿主持下，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擂鼓助威。[114]从这里可以显示出罗瑞卿的政治立场，展现出他摇摆不定的一面。当然，这是后话。
毛泽东在听了叶群的汇报，看了林彪、叶群提供的揭发材料，结合以前罗瑞卿和林彪在突出政治方面表现的不同，经过思考以后对罗瑞卿在突出政治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李作鹏回忆说：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115]
十二月二日，毛泽东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11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突出政治，反对折衷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是政治统率经济，而不是相反。这表明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说法，对罗瑞卿在这方面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因而这个方面就在罗瑞卿的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
④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
罗瑞卿的第四个问题，是他的工作作风问题。
这个问题表现在他与军委的领导同志和同事以及下属之间，在当时就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毛泽东也有耳闻，还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成功。这个方面构成罗瑞卿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和军委训练研究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117]
后来，叶群在谈到大比武时的话又为此进行了佐证。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叶群在基层调研时说：“这次大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彪同志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118]
客观地说，通过全军大比武来检验部队训练成果，掀起全军军事训练的热潮，加强军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即使在比武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不是从实战出发，而是练为看，出现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形式主义、拚凑尖子的现象，也是不难解决的。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就否定大比武的成果。这里的问题是大比武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研究批准，也没有报经几位老帅批准就组织实施，从程序上来说是不正当的。另外，在比武过程中，也没有处理好军事训练与突出政治的关系问题，出现了军训挂帅而非政治挂帅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件事反映出罗瑞卿的工作作风问题。当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后来回忆道：“罗瑞卿的民主作风的确很差，相当盛气凌人，相当霸道。这样，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工作做了不少，还把不少人得罪了，甚至把老帅也得罪了，人家不可能不告你的状。”他还回忆说，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早在林彪面前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希望林向毛主席汇报。[119]
贺龙、叶剑英等人也对罗瑞卿不满。叶剑英当着邱会作这些去看他的干部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120]
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也回忆道：“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121]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在大比武决定的程序上，还是与几位老帅及同事、部属的关系上，罗瑞卿的工作作风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他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罗瑞卿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时，也曾剖析过自己，意识到过去在工作中的弱点。他曾对不少战友和部属说：“我这个人过去锋芒太露，批评人不讲究方式，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教训是深刻的。”[122]
这个时候毛泽东也谈到过罗瑞卿的工作作风。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1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对于罗瑞卿的工作作风他是知道的。看来，罗瑞卿在工作中与军委领导、同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毛泽东不仅知道这件事，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而才同罗瑞卿说，要他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当个省长。但是罗瑞卿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拖下来了。这一回是不能做军队工作了，要到地方来工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罗瑞卿在工作作风上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这些问题不仅在他和林彪的关系上，也在他和其他老帅、同事及部属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以及他和周围人的紧张关系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的注意，试图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罗瑞卿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却因罗瑞卿没有同意而作罢。这样罗瑞卿仍然我行我素，与周围领导、同事、部属所处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成为他导致他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我们认为，罗瑞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个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一个是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一个是反对突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一个是工作作风问题。
关于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在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罗瑞卿和林彪的观点确实不同，却与毛泽东的观点相一致。毛泽东也表示罗瑞卿没有反对他，反对他游泳也是好意。这表明在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林彪等人提交的揭发材料没有能够说服毛泽东，在罗瑞卿问题的定性上没有起到作用。至于罗瑞卿在突出政治方面的问题，当然属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由于将其列入第三个方面，因而此处从略。
另外两个方面，从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以及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他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罗瑞卿在突出政治和工作作风方面是有看法的。至于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总的来说，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至于事实真相如何，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调查。因而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做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124]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罗瑞卿问题的基本看法。
这样我们看到，罗瑞卿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反对突击政治，单纯军事观点问题;工作作风问题。
(4)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原因、方针及其它。
前文我们研究了罗瑞卿问题的基本内涵。叶群受林彪委托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呈报了揭发材料以后，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定召开会议处理罗瑞卿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呢?处理的方针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毛泽东为什么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
林彪让叶群向毛泽东反映了罗瑞卿的问题后，毛泽东最终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罗瑞卿的问题是由林彪及军内若干高级领导干部揭发出来的，林彪当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上是自觉践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对于罗瑞卿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也是早有耳闻的。
叶群不是以她个人名义而是代表林彪向毛泽东进行口头汇报并呈送材料的。不仅如此，她还带去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呈送的这十一份材料，除去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以外，其余十份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25]这里有李作鹏、张秀川和雷英夫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写的揭发材料，其中还有哪些高级领导干部参与其中，尚有待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公布。叶群以这些信件和材料为依据，将罗瑞卿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说明，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那么，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26]
从林彪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有好几位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早就向林彪反映，提议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罗瑞卿的问题。林彪一直拖着没有报告，这次杨尚昆的问题出来后，才引起了他的重视，让叶群先呈送材料并作口头汇报，如果需要的话他再向毛泽东作出进一步汇报。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直接上级，派叶群拿着他的信件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又有几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写的揭发材料为证，即便反映的问题尚未进行调查，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忧思。
林彪当时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执行毛泽东倡导的革命路线，成为毛泽东听信林彪意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重要因素。林彪是在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会员副主席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又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在发言和讲话中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广大。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执行毛泽东倡导的政治建军路线，提倡“四个第一”，践行“三八作风”，创建四好连队，评比五好战士，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全军指导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使人民军队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上，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贯彻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军的支持者、拥护者。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时，毛泽东点点头说：“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127]这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寄予厚望。在这种情况下，当林彪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等诸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才说出了“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的话。[128]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认可了林彪对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揭发。
不必讳言，罗瑞卿在工作作风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他后来也对个人的工作作风作过反省式的自察，意识到过去在工作中的弱点，对不少战友和部属痛心地说道：“我这个人过去锋芒太露，批评人不讲究方式，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教训是深刻的。”[129]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日常工作作风是比较了解的。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与江西省委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的谈话中就说过，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要他下去当个省长，他不干。[130]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些话虽然是在中央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之后说的，但是这些话所反映的事实却在决定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以前就出现过。
同时，我们还看到，当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罗瑞卿向毛泽东表示要到苏州去看一看林彪时，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去看看好”。[131]虽然这个时候叶群尚未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的问题，但是罗瑞卿与林彪之间关系的紧张却从毛泽东的话中反映了出来。这表明毛泽东还是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矛盾的。在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前，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作风及其与当时领导、同事及下属的紧张关系，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的呢?是谁向毛泽东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证。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清楚罗瑞卿的工作作风，还意识到当时罗瑞卿和领导、同事及下属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要罗瑞卿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当个省长，不料由于罗瑞卿不愿意干才作罢。后来在处理罗瑞卿的时候，说领导有责，其来有自。[132]
由于毛泽东在叶群汇报前就对罗瑞卿的工作作风，以及与领导、同事和下属的紧张关系有所了解，这样在听了叶群的汇报，看了她呈送的材料后，与以前自己对罗瑞卿工作作风的了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毛泽东就会觉得这些汇报和材料里面的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依据的。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罗瑞卿问题的认识，说“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做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133]因而我们认为罗瑞卿的工作作风成为导致他后来被处理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林彪揭发出来的。林彪不仅派叶群携带他的信件和若干军队高级干部写的揭发材料直接呈送毛泽东，还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希望以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警觉。由于林彪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长期以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次是他亲自出马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又了解罗瑞卿的工作作风问题，还有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为证，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难以合作的程度，这样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让他在林彪和罗瑞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听信了林彪的揭发，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非是偏听偏信了林彪的揭发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还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这从处理罗瑞卿的方针上就可以表现出来。
② 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基本方针。
尽管毛泽东决定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仍然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上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这从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方针上表现了出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林彪以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最高指示”以及“称天才”为由说他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因为像“最高最活”、“最高指示”以及“称天才”本来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134]这样就基本上排除了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当然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例外)。
至于林彪反映罗瑞卿让刘亚楼提出的“四点意见”和逼迫他让位的问题，总的来看，毛泽东还是相信了的。因而他才说“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做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135]至于林彪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问题，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疑问。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所作出的批示上，[136]也表现在毛泽东还说过“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上。[137]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是早有耳闻的。
在毛泽东看来，罗瑞卿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排除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反对突出政治和工作作风方面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当然，这个问题还要通过调查质证才能得到落实。上海会议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138]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这三条，可以将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也就是搁置起来，以后再说。从挂一万年以及有什么就检讨什么来看，毛泽东对罗瑞卿是关心的、体贴的，这是在告诉他，检讨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作违心的无中生有的检讨，是要给他出路的。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听信了林彪的话，决定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却没有根据这些材料就给罗瑞卿匆忙定案，而是召开会议调查一番，罗瑞卿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要弄个水落石出。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这个问题是慎重的，也是有着几分疑虑的，还要罗瑞卿能够应对这事。
这样在上海会议上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远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139]
这五条意见基本上形成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方针。说罗瑞卿的问题性质严重、手段恶劣，显然是从他逼迫林彪让位来说的。即便如此，在处理意见上还是提出了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自己的责任问题，这实际上是在为罗瑞卿分担责任。这是意味深长的。要进行冷处理，不搞面对面的批判，把他与庐山会议时期的彭德怀、黄克诚区别开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最后表示由于罗瑞卿不适宜在军队工作了，可以调到地方去工作。
这个方针无疑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出来的。从这个方针来看，虽然肯定了罗瑞卿问题的严重性，却又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罗瑞卿，还给罗瑞卿留下了出路。因而我们认为处理罗瑞卿采取的是惩戒与保护并用的方针，把罗瑞卿调离军队后给“冷藏”了起来。
根据这一方针，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约罗瑞卿谈话。为了将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周恩来还建议将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文件在下发级别和范围上予以限制，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留下余地。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批发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问题的三个文件事致信邓小平、彭真，建议“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140]
为了减轻罗瑞卿的压力，使罗瑞卿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毛泽东还特地派汪东兴向罗瑞卿及其家属郝治平传话，进一步将这个方针落实下来。可惜的是，汪东兴尚未见到罗瑞卿夫妇的时候，罗瑞卿就跳楼自杀(受伤)了。
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后已昏迷不醒，救护车立即将他送到北京医院。五内俱焚的郝治平跟着到了医院，在楼梯上碰到正下楼的汪东兴。汪叫住郝治平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同志也适用，请你转告他。”汪东兴还让郝治平早点回家。他有事要说。下午三点多郝治平回家，汪东兴已在等候，他又把在医院说的那三句话重复了一遍。[141]
我们注意到，汪东兴是在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的当天，在医院的楼梯上见到郝治平时，说要传达中央和毛泽东话的。这表明在罗瑞卿跳楼前，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汪东兴传达这个话了。可惜只是晚了一步。尽管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了，但是汪东兴还是不仅在楼梯上将这个话告诉了郝治平，还让郝治平早点回家，在家中又专门将这三句话重复了一遍。这表明中央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事是重视的、关心的，汪东兴受命而行，从慎重出发，为了真切表达中央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态度，才亲自到罗瑞卿家中又专门进行了二次传达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瑞卿的问题采取的是惩戒和保护并用的方针，只不过是由于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
③ 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影响。
本来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已经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方针，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召开的。虽然会议开得比较激烈，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也不过是为了将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而已。在罗瑞卿检讨以后，如果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他的问题也就“挂起来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罗瑞卿却承受不住压力，于三月十八日写下遗书后，在自家三楼跳下自杀(受伤)，双脚跟骨摔成粉碎性骨折，其中左脚更加严重，救护车立即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治疗。[142]
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以后，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虽然又转入背靠背的斗争，但是会议却由五十三人增至九十五人，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罗瑞卿的跳楼自杀(受伤)对他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当时中央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
我们看叶剑英的态度。
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143]叶剑英套用辛弃疾的词句，将辛词中“百战”二字改为“一跳”，“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以此来形容罗瑞卿的跳楼自杀(受伤)行为。叶剑英在会议总结时说：“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它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144]
我们再来看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
刘少奇说：“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145]
邓小平在罗跳楼后还说：“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146]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对罗瑞卿的自杀(受伤)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受到党内严厉批评和处分的时候，应该正确对待批评，不能情绪冲动，义气用事，随意为之，经受不住压力和考验。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毛泽东对高饶事件中高岗自杀未遂的表态为我们探究毛泽东在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上的态度提供了启示。高饶问题被揭发后，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后来有一个回忆，谈到了毛泽东对高岗自杀未遂的表态。
叶子龙回忆说：“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毛泽东向来认为自杀只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且他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讲，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147]
从毛泽东对高岗自杀未遂上的表态，我们可以推知毛泽东对于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态度。虽然毛泽东决定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但是他不论在谈话中还是在处理的方针上都是留有余地的，还说了一些保护罗瑞卿的话。为了减轻罗瑞卿的心理负荷，他还特意委托汪东兴亲自到罗瑞卿家中打招呼。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了。作为身经百战的将军，从一九二九年起就跟随毛泽东进行革命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和批评，竟然如此脆弱，经不住党内斗争的考验，在毛泽东寄予希望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受伤)了。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放弃了挽救罗瑞卿的想法。后来有人回忆道，毛泽东知道罗跳楼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148]
罗瑞卿的跳楼自杀(受伤)发生在自己正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接受严厉批评的时候，这无疑对他的问题的处理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本来就比较激烈的会议急转直下，在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以及对抗组织批评死不悔改的背景下，他的问题的性质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对罗瑞卿问题的处理也就脱离了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既定方针，他也就难以避免被打倒的命运了。刘少奇后来对王光美说过：“主席说过，罗长子(罗瑞卿的外号—引者注)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149]
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不再看作一般的错误，而是作了上纲上线的定性：“中央认为，罗瑞卿问题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150]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处理罗瑞卿的方针以及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影响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在罗瑞卿向党伸手、逼林彪让位和反对突出政治方面听信了林彪的意见，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是慎重的，制定了惩戒和保护并用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要给他分配适宜的工作。为了使罗瑞卿能够正确对待此事，减轻心理负担，毛泽东还派汪东兴到家中探望宽慰罗瑞卿夫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虽然迅速、突然，但是在若干常委和元帅及高层领导干部中间还是打过招呼的。
但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事情，致使问题急剧恶化，最终决定了罗瑞卿的政治命运。
(5)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若干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若干认识：
罗瑞卿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关于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关于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问题;关于反对突出政治，单纯军事技术观点问题;关于工作作风问题。关于罗瑞卿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是早有耳闻的，不过是没有及时处理而已。后来在上海会议期间确定的五条意见中他还为此承担了责任。[151]他还和罗瑞卿在反对“最高最活”和“顶峰论”的提法上意见一致，也不认为罗瑞卿反对自己。这样罗瑞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位和反对突出政治上。毛泽东还说，调查后，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将问题挂起来。[152]
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揭发出来的。林彪让叶群拿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件，带了十一份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虽然罗瑞卿和领导、同事及属下关系搞得比较紧张，毛泽东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最终促使毛泽东决定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林彪，而不是别人。正是因为这样，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才说，“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为此作了自我批评。[153]
当然，从当时的事态出发，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毛泽东决定处理罗瑞卿问题的原因还是复杂的。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从保持军队的纯洁性、林彪对继续革命的态度和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已经难以共事和罗瑞卿的工作作风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其原因。
在罗瑞卿问题处理前后，毛泽东向全党反复强调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154]这就要求在实践中保持高度警惕，采取适宜措施，及时清除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刚果(利)民族运动党主席、政府总理卢蒙巴虽然得到群众拥护，却由于没有掌握武装，最后被叛乱集团杀害政权垮台的沉痛教训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5]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也证明毛泽东的忧虑决非杞人忧天。
当时林彪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他强调一定要突出政治就是在新时期践行毛泽东政治建军路线的具体行动，使军队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又是高层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重要代表，以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执行继续革命路线上的鲜明态度，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罗瑞卿的问题，还附有军内若干高级领导干部写的揭发材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在军内，罗瑞卿是林彪的直接下级，这个问题的出现，已经表明林彪和罗瑞卿难以在一起工作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又风闻罗瑞卿的工作作风问题。
这样毛泽东从确保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出发，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林彪提出罗瑞卿的问题后，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毛泽东并没有个人决定而是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不论是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还是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其实都是为了解决罗瑞卿问题召开的党内政治民主生活会。上海会议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确定了五条意见，制定了惩戒和保护并用的方针。毛泽东不仅说了保护罗瑞卿的话，还表示调查落实不了可以“挂起来”。京西宾馆会议虽然采取了面对面的方式，甚至会议开得还比较激烈，但是毛泽东也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关注着会议的进程，甚至为了宽慰罗瑞卿，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还特意派汪东兴到罗瑞卿家中探望。[156]这是意味深长的行动。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罗瑞卿的问题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可是事与愿违，这个时候却发生了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的行为。这不仅使毛泽东先前对他的保护化为泡影，还将罗瑞卿的问题迅速推向恶化，直接导致了罗瑞卿问题的定性及最后处理结果。
林彪在倒罗问题上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为了整倒罗瑞卿，由于没有刘亚楼书写或由其签名的文字材料，叶群指使吴法宪制造了伪证。[157]从党内斗争来说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也透射出浓厚的阴谋气息。这件事与以后军内发生的高层人事变动，以及“第一个号令”的擅自发布和九届二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上的激烈争论联系在一起，林彪及其集团成员的宗派活动逐渐水落石出，构成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罗瑞卿对毛泽东是崇拜和敬仰的。文革后期，罗瑞卿被解除监护后，他建议先去天安门广场。当汽车开到广场时，他要下车。郝治平劝他不要下车。他便让司机开慢一点。当车开到天安门正中毛主席像下时，罗瑞卿伸出右手，恭恭敬敬向毛主席像行了一个军礼，直到看不到毛主席像了，才把手放下。他的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158]
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也是如此。治丧期间，当罗瑞卿看到已安卧在百花丛中的毛泽东的遗容时，想到上海一别，如今十一年过去了，敬爱的领袖已经与世长辞，自己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不禁百感交集，痛哭失声。
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由于派车少，有人表示没有车，就不去参加追悼大会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到了天安门广场，下车后他坐着轮椅，儿子罗宇推着他，停在了广场西北角。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见他待的地方烈日暴晒，便劝他找个荫凉地。他愤慨地说：“连这里也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啊!”
追悼会开始，罗瑞卿在罗宇扶持下，走下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159]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到长期监护和审查的情况下，罗瑞卿也是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敬和感念之情的。这绝不是什么愚忠，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仰，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艰难岁月中形成的权威和感召力所致。罗瑞卿是对毛泽东崇敬和爱戴的千千万万个人之一。
当时，毛泽东决定处理罗瑞卿，除了林彪的揭发和罗瑞卿的工作作风外，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淡化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虽然在文革发动阶段罗瑞卿指示《解放军报》在北京率先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配发了画龙点睛的编者按，但是从后来他对文革的认识来看，这不过是他在得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组织上的服从，并非思想上的共鸣。这在他文革后期被解除监护后即使在毛泽东健在的情况下，就对文革表示不满，还对毛泽东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抗议上表现了出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就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了。[160]
我们认为罗瑞卿虽然热爱、崇敬毛泽东，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进而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罗瑞卿和毛泽东在文革路线上的分歧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发动阶段罗瑞卿被冲击和审查的深层原因。
4、关于陆定一的问题。
陆定一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一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性质不同，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构成了陆定一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1)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
陆定一参加过八七会议，曾到苏联学习，任驻少共国际代表。回国后，在上海团中央和中央苏区工作过。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陆定一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他长期负责党中央宣传工作。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陆定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是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
建国后，陆定一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也作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学术、文艺发展的方针。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积极宣传“双百”方针，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篇报告，对“双百”方针进行了详尽、透彻的阐述。[161]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毛泽东认为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知识分子所附着的私有制的皮已经没有了，但是从世界观上来说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62]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划分标准上发生变化的渊源。陆定一是赞成毛泽东观点的。这表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在讲话中主张以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陆定一与周恩来、陈毅等人之间展开。周恩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则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表明态度时，毛泽东没有说话。邓小平请示毛泽东以后，在由周恩来、陆定一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以“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下传”将这种争论搁置了起来。[163]由此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陆定一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科学性，反对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现象，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陆定一要求中宣部起草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陆定一也不赞成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说法。他说，“顶峰”这句话，让后人去说。如果说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岂不等于它再也不能前进、不能发展了吗?[164]其实，这与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毛泽东也多次对林彪以及党内出现的这种宣传提出过批评，向党内相关同志作过指示，表示过不同意见。[165]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陆定一却与毛泽东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渐行渐远。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陆定一的态度是消极的。[166]他没有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没有将彭德怀的“万言书”与会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纠“左”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当时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出现的严重分歧与争论，如果当时不采取有力措施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这个方向会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随后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实际上是给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面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当然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这个时候他应当积极地、主动地执行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可是他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这种消极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对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推辞上。
一九六四年七月，当毛泽东提议陆定一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时，陆定一以自己“见事迟”为由，建议彭真担任。后来他曾经解释过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毛主席要他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167]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要陆定一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时候，陆定一以“见事迟”为由予以婉拒，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他是由于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存在不同意见，才没有接受这个任务的。这反映出陆定一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抵触态度。这种抵触态度不仅表现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上，也表现在对当时思想文化形势的认知上。在这方面，陆定一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这种消极的态度还表现在对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抵制上。
由于当时在北京难以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才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可是当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以后，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执行彭真的指示，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不得不转载时，又将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批判的范畴。为了避免震动过大，还要求报刊进行分期转载。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陆定一在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168]
不仅如此，陆定一还积极参加《二月提纲》的制定，置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以及两边都要宽的谈话于不顾，[169]按照彭真的要求扣押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直到三月七日，他还对到上海车站迎接他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发牢骚，批评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个招呼，是不要党的纪律的表现。[170]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71]
从中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陆定一就在团中央、军队、党中央机关长期从事党的宣传舆论工作。建国后，陆定一在宣传工作领域也作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比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反对“顶峰论”的宣传上，是贯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但是，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特别是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陆定一在对当时文化革命面临的形势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在要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以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本来应该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先锋，但是却压制宣传文化革命的文章发表，虽然有时候发表一些应景式的批判文章，却不能改变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站在文化革命对立面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要为此负主要责任。这样从进行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他也就难以避免被冲击、罢官乃至于打倒的命运了。
(2)关于匿名信问题。
匿名信问题，就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辱骂、骚扰林彪、叶群及其一家的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五年间，严慰冰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直到四月二十八日严慰冰被捕后，在她房间桌面上的玻璃板下还发现一封未寄出的匿名信。[172]林彪、叶群走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那里，如同幽灵一般纠缠里林彪一家。这些匿名信给林彪一家带来极大的伤害，弄得他们一家矛盾重重，互相猜疑，心神不定，鸡犬不宁，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林彪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家里竟然收到这样的匿名信，而且一直持续了五年时间。这在当时来讲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匿名信竟是出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之手。
严慰冰，是无锡人。父亲严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六大、七大代表。母亲过瑛一九三八年带着三个女儿从沦陷区到达延安，一九四一年入党。严慰冰一九三七年夏以第一名被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第二天七月从重庆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在李富春介绍下与陆定一相识并结婚。严慰冰自称，她和陆定一的婚姻是“五分自由，五分由母亲包办的半封建婚姻。”[173]
严慰冰文学功底深厚。有一回，陆定一在毛泽东处开会，会议间隙毛泽东问有谁知道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是多大?当时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的负责人，都交了白卷。陆定一回家后对严慰冰说起这件事。严慰冰拿出了十五卷的《唐摭言》，说王勃十四岁时就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陆定一让她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后对严慰冰说：“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他详细问了严慰冰的学历、经历后说：“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从此，严慰冰有学问传遍了中南海，连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服了她。[174]严慰冰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又在中宣部工作多年，和陆定一生活在一起，这为她了解林彪一家行踪，写作匿名信，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蹊跷的是，这个骚扰中央领导人家庭生活的案件，尽管党中央非常重视，公安部门也专门立案进行侦察，却一直没有能够侦破此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事件却成为侦破这个案件的导火线。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门市部买东西，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人正是叶群。两人为此争吵了起来。严慰冰咽不下这口气，就到总政找叶群的领导反映问题。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她和叶群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事后还真就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那些匿名信。
林彪把此事告诉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公安部将此事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并经常委讨论，然后由彭真告诉了陆定一。[175]
陆定一决定回家后问一问严慰冰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回到家对严慰冰说：“个人主义是危险的，会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然后问严慰冰是否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写过匿名信没有，严慰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陆定一进一步问，精神好的时候没有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严慰冰也矢口否认。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被发现后，为了进一步查清问题，中央决定让陆定一以住院治疗的名义离开严慰冰。彭真对陆定一说：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这个案件由中央来处理。
陆定一表示服从中央常委的决定。他说，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应当引咎辞职。自己无大病，没有理由住医院。
彭真说：中央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现在不要考虑辞职的事。你还是住院好，由卫生部通知你。[176]
看来，在查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以后，中央对陆定一采取了保护措施，让他以住院治疗的名义离开严慰冰。但是，陆定一却表示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自己应当引咎辞职，对住院问题以自己没有大病为由予以婉拒。这是耐心寻味的。
既然陆定一不愿意住院，中央就安排陆定一到外地参观游览。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陆定一谈了话。周恩来对陆定一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陆定一本来打算去看看江西的劳动大学，因为工作忙脱不了身，一直没去成，这次他想先去江西。他对彭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周恩来的意见，彭真同意了，并且给了他不少安慰。三月六日，陆定一离开北京，先后到上海、江西、安徽等地参观游览。[177]
这里的问题是，严慰冰为什么要对林彪一家写匿名信呢?
这要从解放前延安时期严慰冰与叶群的相处说起。从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严慰冰听说了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与林彪结婚此事不了了之。一九四三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当时生活困难，叶群因为生活供应问题经常吵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也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解放后叶群的级别和作为也令严慰冰看不惯。直接引发他写匿名信的原因是，一九六一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叶群歧视和虐待同在学院上学的林彪和前妻的女儿，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引起了她对叶群的愤慨。[178]当然，在延安的时候陆定一曾经追求过叶群，这可能也成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一个因素。[179]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严慰冰有问题可以向党组织进行汇报，用写匿名信的方式来泄私愤，造谣生事，进行人身攻击，都是不对的。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党内纪律所不容许的，还是触及法律底线的。
严慰冰写匿名信到底是个人所为，还是陆定一也参与了此事呢?
应该说，在刚刚查出这件事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疑问的。因为陆定一与严慰冰是夫妻关系，长期生活在一起，匿名信写作长达五年时间，可是陆定一却丝毫没有觉察，最后不是陆定一而是林彪一家反映后公安机关才侦破此案的。这就不能不使人发生疑问。中央要陆定一与严慰冰分开，又让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外地游览，也是为了进一步查清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候陆定一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疑问。
这种作为之一，是当时中央让他住院，与严慰冰隔离开来，他却以自己没有大病为由予以婉拒。本来，陆定一早就有消化系统的疾病，中央通过卫生部按正常程序通知陆定一住院治疗，不仅是为了保护陆定一的安全，也是消除严慰冰的疑虑，以利于案件的进一步调查，但是却被陆定一婉拒了。
这种作为之二，是陆定一这个时候出来说，严慰冰这样做，是因为她得了精神病。不仅如此，他还要中央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写了严慰冰有精神病的证明。[180]王力也曾回忆说，中央将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告诉陆定一后，“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181]
直到后来，陆定一也是坚持这个观点。他曾对人说：“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182]
严慰冰是怎样得了精神病的呢?
一九五二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妇打成“大老虎”，整了他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他们交待问题。后来经过调查，排除了她们的嫌疑。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这时陆定一为了回避对严慰冰的斗争，以治病为名到苏联去了，回来后严慰冰已经得病了。[183]
严慰冰到底得没得精神病呢?
这个时候她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奇特的反映，也没有表现出精神病的任何症状。匿名信90%寄给林彪一家，而且逻辑清楚，根本不像害精神病的人写的。[184]陆定一此前也没有向人说过严慰冰患有精神病，更没有这样的诊断证明。可是就在中央发现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后，即将对她进行审查的时候，陆定一却说严慰冰得了精神病。严慰冰得精神病的真假我们姑且不论，陆定一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确实是难免逃脱包庇之嫌的。
这种作为之三，是陆定一按中央安排离京后，却又在上海给严慰冰送表写信，被视为与严慰冰进行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这件事是这样的。三月七日，陆定一在上海写给严慰冰的信中说：“上海已能生产女用手表，今天拿了样子来看。男用的有四种：130元，防震防水防磁;110元，防震;100元，全钢;80元，半钢。女用的只有半钢，80元。我选了男用130元的一个，女用的80元一个。请他们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这只女用表，算我给你的三八节礼物吧!”[185]
当时这被说成以送表为名搞密谋，许多话是“大有文章”的隐语，如其中“防震防水防磁”是告诉严慰冰男方(陆)将三防，女用选了“半钢”暗示严“不讲”(无锡话“钢”与“讲”同音，“半”与“不”同音)。“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暗示严要选择恰当的话说，不要讲出事实真象。因此是统一口径，订攻守同盟，为翻案出谋划策。[186]
关于这件事，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康生汇报了。长期负责调查工作的康生，认为其中存在隐语，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187]
康生的解释到底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现在的问题是，在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情已经败露，即将对其审查，而中央又将这件事告诉了陆定一，要他远离严慰冰的时候，陆定一却不仅给严慰冰送手表，还写信介绍了上海生产的不同手表的性能，我们不仅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是为了顾念夫妻之情，宽慰严慰冰，以此来表达与严慰冰患难与共吗?况且严慰冰自己就曾说过，她和陆定一的婚姻是“五分自由，五分由母亲包办的半封建婚姻”[188]，并不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得那样珍重。那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党内高层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恶意中伤事件。即使我们抛开陆定一的动机暂且不论，在严慰冰即将接受审查的情况下，从党内组织纪律和程序上来说，他应该回避与严慰冰的接触，等待党组织的审查处理。这件事被发现后，中央安排陆定一外出，就是要他避开严慰冰。可是他却不是这样，仍然给严慰冰送表还写下如此隐晦的信件，因而引起长期在社会调查部门工作的康生的警觉，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怀疑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在搞“单干户”，而是和陆定一一块在搞“夫妻店”，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后来，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质问陆定一为什么诬陷他们全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189]当然，从后来的审查来看，并没有发现陆定一参与这种活动的有力证据。至于林彪一家包括两个孩子到哪里，严慰冰写的匿名信就跟踪而至，出现在那里。比如林豆豆到空军报，匿名信也就寄到空军报。一家四人，四省十几个单位的地址，严慰冰是怎样打探到的消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190]
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一家，是一次在党内高层出现的严重恶劣事件。这些匿名信不论在方式上、内容上还是挑拨中央领导的关系上，都是极为有害的，也是党内生活和组织纪律不能容忍的。
从方式上来看，严慰冰对叶群有意见可以向叶群本人提出，即使叶群专横跋扈听不进去，还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本人意见。严慰冰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中宣部的党员干部，却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使用社会上下三滥的手段来攻击林彪一家，这种行为是党内生活和纪律所不容许的。一旦被发现，必然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的严厉处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事后就对严慰冰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她说：“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191]
从内容上来说，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无中生有的编造了许多故事，造谣、诋毁、攻击林彪一家。匿名信中说的事是事实倒也罢了，里面写的许多事是严慰冰为了泄私愤自己捏造出来的，给林彪一家造成了很大伤害。关于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的内容，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192]
关于这个问题，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的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193]
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曾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94]
由此可以看到，匿名信充满了黄色下流的语言，而且还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说林豆豆是陆定一生的，又说林豆豆和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姐俩，致使豆豆闹起了自杀，还说叶群和王实味谈过恋爱，把林彪家中搅得鸡犬不宁，致使林彪不得不写出证明自证清白，严重影响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195]当然，匿名信中造谣的内容还有不少，以上不过是举了一些例证罢了。
从挑拨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看，严慰冰的匿名信不仅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身上引，还用毛泽东儿媳妇的名字署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制造矛盾。这就从普通的诽谤攻击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被发现后，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彭真对陆定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196]
关于这件事，王光美后来也谈到过。她说：“她(指严慰冰—引者注)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刘源也说：“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197]严慰冰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刘少奇与林彪政治观点的不同，从而有隙可钻呢，还是其他什么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其实，严慰冰的匿名信不仅将发信地址写为按院胡同，还用毛泽东儿媳妇的名字署名。在林彪被毛泽东委以重任的情况下，其调拨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198]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制造是非，调拨中央领导人间的关系。这样就使得匿名信从伦理道德问题转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严慰冰长期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熟悉一些政治内幕及领导人家庭之间的具体情况，因而她在匿名信中编造的谣言就更具有杀伤力。
以上谈到的事不过是一些例证，其实匿名信中造谣攻击的内容还有不少。从中我们看到，严慰冰写的匿名信不论在方式上，还是内容上，乃至于挑拨中央领导人的关系上，都是影响极为恶劣的。这不仅被党内生活伦理道德所不容，也是严重破坏党内组织纪律的，也是触犯法律底线的。因而周恩来在得知此案的来龙去脉后，异常愤怒，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邱会作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的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199]
正是因为这样，中央对严慰冰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四月二十八日，严慰冰专案组要中宣部派一位副部长以中组部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她叫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关进灵境胡同的一个看守所。一九六七年严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监狱。[200]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陆定一参与此事，但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出现这样的事件，他竟然没有发觉，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严慰冰被逮捕后，中央派人将这件事及时通报了陆定一。
四月三十日，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到合肥告诉陆定一，他的夫人严慰冰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于四月二十八日遭到逮捕。陆定一对审查严慰冰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对把严慰冰打成反革命分子感到愕然，没有思想准备。张子意和杨奇清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漏;不与严家的人(严慰冰的母亲和妹妹等)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陆定一表示照办。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又找陆定一个别交谈，建议他写信向中央表示态度。他接受这一建议，写了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和遵守五条。[20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匿名信问题是由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引发的。五年间严慰冰一共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林彪、叶群走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那里，给林彪一家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案件虽然引起党中央、公安部的重视，却一直破不了案。后来还是以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争吵一事为导火线才侦破此案的。
匿名信的错误，不仅表现在方式、内容上，还表现在调拨中央领导人的关系上。陆定一虽然没有参与匿名信事件，但是在发现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前，却一直没有觉察这件事。不仅如此，严慰冰的问题被发现后，陆定一婉拒住院治疗离开严慰冰，还让人开了严慰冰得了精神病的证明，又在外出期间给严慰冰送表写信。这样在事情真相一时难以弄清的情况下，就不能不对陆定一是否参与匿名信的问题发生疑问。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把匿名信问题作为陆定一的一个问题了。
(3)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若干认识。
陆定一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文化革命的立场问题，一个是关于匿名信问题。这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使陆定一的问题趋于复杂化，进一步加重了陆定一问题的严重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前，陆定一是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就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双百”方针、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反对“顶峰”论的问题上，他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初见端倪，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逐渐激化，最终在是否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问题上走向直接对立。
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不仅熟视无睹，毫无察觉，没有提请全党注意这些严重问题，更没有提出果断有力的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这就存在渎职之嫌了。
不仅如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陆定一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当时进行的文化革命，还是一场政治革命，关系到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墨守陈规，消极应付，没有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采取主动措施，投入到文化革命的洪流。这不仅在他婉拒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上体现出来，更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样身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就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从进行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变动他的职务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当然是党内高层出现的一次恶劣事件。事后调查表明，陆定一与此事并不相干。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件事还是存在不少疑点的。林彪一家到哪里，匿名信就跟到那里。林彪的地址和匿名信所涉及到的一些事，又是严慰冰这个级别的人不容易知晓的。[202]这个时候陆定一不愿意以住院的方式离开严慰冰，要人出具证明说严慰冰得了精神病，还给严慰冰送表写信以示关心，又为查清这件事增加了不少难度。这就让人陡生遐想，往他们合谋的方向考虑了。当然，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尽管如此，严慰冰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给林彪一家投送匿名信，陆定一竟然毫无察觉，对家属管教、监督不严，不管怎么说，也是犯有失察责任的。
这样看来，陆定一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革命的立场问题，一个是是否参与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在没有排除陆定一在严慰冰写匿名信上的嫌疑之前，嫌疑是和失察搅和在一起的，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陆定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被冲击、审查乃至于被打倒，就是由这两个问题造成的。
后来在排除了陆定一在严慰冰写匿名信上的嫌疑之后，陆定一的问题就是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和在严慰冰写匿名信上的失察问题。九一三事件以后失察问题也逐渐淡化。这个时候陆定一的问题就主要是在文化革命上的立场问题了。这对后来斗、批、改阶段对陆定一的处理具有决定性意义。
5、关于杨尚昆的问题。
杨尚昆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曾经担任过红三军团政委，和彭德怀并肩战斗过。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杨尚昆又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副书记，和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一起工作过。一九四一年后，杨尚昆在中央工作，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是在中央核心领导机关长期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
一九五三年五月毛泽东对杨尚昆和刘少奇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提出了两次书面批评。[203]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开始后，在杨尚昆支持下，中直机关党委对整风期间给中直机关领导提意见的干部打成了反党分子，制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在毛泽东过问下才最终纠正了过来。[204]其实，这些都是历史问题，真正导致杨尚昆倒台的并不是这些历史问题，而是另有原因。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杨尚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和“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这两个方面。[205]
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975年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做的政治结论中也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206]
那么，在秘密录音和泄露机密这两个事件上，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1)关于秘密录音问题。
秘密录音问题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录音问题，一个是窃听器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要录制毛泽东的声音，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录音问题，就是要录制毛泽东的讲话或谈话，不管事先是否报告过毛泽东，还可以说是工作范畴的问题。而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在毛泽东住所或专列上安放窃听器，不管处于什么目的，从道义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都是不允许的，也是难以用工作需要来作出合理解释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把录音问题与安放窃听器区分开来。
① 关于录音问题。
中央会议的录音是为了保存档案文献的需要，是一种新的保存文献资料的方式。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现场声音保存下来，不仅可以核对文字记录，还可以还原当时场景，具有文字记录难以比拟的优势。因而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说，当时进行录音是必要的。中央办公厅从保存重要文献资料出发，对中央重要会议(包括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话)进行录音，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是无可厚非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会议的录音，始于一九五四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当时是由原中央秘书局管理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交给机要室。从此，录音工作就成为机要室业务工作的一部分。
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登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这些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为了更准确、更完整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机要室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讲话，也进行了录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中办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如向“毛选”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的。[207]后来杨尚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208]从保存党的历史文献的角度讲，杨尚昆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录音问题上，毛泽东是持什么态度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非对录音一概持反对态度。由于工作需要，有些录音还是在毛泽东指示下进行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一九六○年四月至六月，毛泽东在外出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据杨尚昆回忆说，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209]
尽管如此，从文献资料中又分明显示出，毛泽东严厉批评过录音问题。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录音问题的批评有两次：
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当时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杨尚昆召开厅务会议进行了传达。[210]
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一九六一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211]叶子龙说，毛泽东这次批评是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还发了脾气，当时他正在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根本没有参与此事，还是被牵连进行了，并受了组织处分。[212]
毛泽东两次对录音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后，中央办公厅及机要室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后，一九六○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在火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资料，毛泽东说，那好嘛!在录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过具体指示，还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明文规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213]
后来有人回忆说，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须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214]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的时候，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正在河北省徐水县宣传《人民公社六十条》，接到中办党委书记龚子荣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的电话后，立即赶回北京。他在向邓小平、彭真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工作人员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后来，杨尚昆回忆说：“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21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确实已经录制了大量的录音资料，这些录音资料恐怕大部分还是未经毛泽东批准的。
毛泽东第二次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后，是由汪东兴来负责查办这个问题的。
五月一日，汪东兴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当时汪东兴对康、赖两人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216]
由于录音问题先后被毛泽东两次提出严厉批评，还要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查办此事，为了进一步规范录音问题，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1965年冬，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217]
从中可以看到，录音确实有利于保存文献资料，有些录音就是在毛泽东指示下进行的。他两次对录音工作提出批评，是因为这些录音都是在没有经过他批准的情况下由相关人员自行决定的。这表明毛泽东并非一概反对录音，而是反对未经他批准就进行录音工作。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未经批准的录音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呢?
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的讲话与党内外人士、外宾的谈话，都要通过录音记录下来，这实际上就是授予了相关人员这样的职权，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录音。录音虽然是为了保存资料，但是毛泽东的有些谈话或讲话当时尚属绝密，还不便于让别人知道，这样无疑就扩大了传播的范围，造成消极的影响。况且为了能够及时获得事实真相，毛泽东会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情况，这样反映给毛泽东的一些问题，各界的动态，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果要全程录制下来，立此存档，就会影响到毛泽东对事实真相的获取，致使工作的开展遇到困难。有的决策在还处于酝酿讨论阶段的时候，当时需要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个时候如果录音存档的话，就有可能会使人们有所顾忌，难以自由表达个人想法，致使毛泽东听不到真实意见，从而影响到决策的正确实施。因而录音尽管可以保存档案文献资料，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对录音进行限制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并非一概反对录音，而是主张录音要有严格标准，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录音，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录音。这就要经他批准后，限定录音范围，而不是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自行决定是否录音。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从职责要求出发，处于保存档案的需要，置毛泽东主张的录音标准和范围于不顾，认为只要是毛泽东的谈话或讲话都应该进行录音，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录音，于是才招致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种自行决定录音的事实，可以从事后杨尚昆他们一九六一年销毁的大批录音带上得到证明。[218]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分歧不在于是不是要录音的问题，而是录音是否报经毛泽东批准，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范围内录音的问题。这是在录音问题上分歧的要害。毛泽东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并不表明毛泽东一概反对录音，而是反映出当时的录音工作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就与毛泽东拟定的录音标准和范围出现了不合。由此看来，所谓录音问题，就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相关人员未经毛泽东批准自行确定录音的问题。
② 关于安置窃听器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非一概反对录音，而是反对未经他同意就进行的录音。除了录音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在毛泽东房间和专列上安置窃听器的问题。其实，窃听器也是一种录音设备，不过是一种微型录音设备而已。窃听器和录音的不同在于，录音不管是否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其录制的范围还是关于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是在使用前才放置的;窃听器则不然，是在未经毛泽东允许的情况下，安放在毛泽东的住所和专列上，不仅录制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还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列入录制的范围，是长期放置的。由此看来，录音和窃听器问题虽然都是要进行录音，其工作范围和放置的时效是不同的。
从党内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上来说，在未经毛泽东许可的情况下，就在他的住所和专列上安放窃听器，不仅录制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还将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列入录制范围，这样就将毛泽东的全部活动置于直接监控之下，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都是党内生活所不允许的。这种行为在中央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就会衍生出另一种涵义。后来窃听器被发现后，说杨尚昆是在搞窃听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关于杨尚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219]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窃听器是由吴振英和康一民安放的。当时窃听器事件发生后，康一民对这件事的处理感到不满，认为他是受命而行，结果现在出了问题，就将责任全推到他身上，让自己当“替罪羊”，由于不甘心这样被人摆弄，才当着众人的面发起了牢骚。后来杨尚昆和他谈话以后，他就不讲了。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回京前，他还对中南海丰泽园住地不放心，叫江青给戚本禹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让他们一起再检查一遍，看看窃听器是不是清理干净了。戚本禹与谢富治在查验以后向江青作了详细汇报。
戚本禹曾经专门就在毛泽东住地安放窃听器问题询问过江青，他回忆道：“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查。”[220]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不仅有小录音器，还有米粒状的微型窃听器，这是用于对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行踪进行监控的。这件事不管经过谁的批准，在未经毛泽东许可的情况下，就在他的住地安放这样的装置，都是不正常的行动。毛泽东将安放窃听器的物证以及当事人康一民等人写的检查交给江青保管，而没有按规定存档，看来是有考虑的。这或许是他担心存档后会遭到有些人的销毁，从而使这些物证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或许是他想将大事化小，在适当范围内处理了事，究竟如何，这还需要进一步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杨尚昆在毛泽东的住所和专列上安置窃听器，真的就是为了监督毛泽东吗?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党内核心领导层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通晓党内工作程序和原则，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在党中央主席的住所和专列上安置窃听器，录制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话，监控毛泽东的行踪和日常生活，一旦这些事情暴露的话，难道他就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吗?
我们认为虽然杨尚昆最终也没有说出是谁批准他安置窃听器的，但是像安置窃听器这样的行动决不是杨尚昆个人擅自决定的。从杨尚昆的工作关系以及他在毛泽东批评录音后，向邓小平、彭真汇报这件事上来看，他是直接接受邓小平、彭真领导的，那么在这件事上如果不是杨尚昆一人所为的话，邓小平、彭真等人也是知道或者批准过这件事的。由此看来，这件事是经过中央一线常委批准后由杨尚昆组织实施的。这也可以从一九六四年窃听器问题被查出来以后，在毛泽东发火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才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221]还可以从十一月十九日杨尚昆南下广东前，周恩来在与他进行的让他放心的谈话中有所反映。[222]同时，又可以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彭真拒绝回答红卫兵关于杨尚昆问题的讯问中表现出来。当时彭真说：“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我早就向主席汇报过了。有些问题在这里不能谈，独有(向)常委能谈。我犯了一次错误，不能再犯错误了。”[223]
从后来公布的文献资料来分析，不论是彭真还是邓小平以及其他常委都没有在这件事上被卷入进去，没有发现他们与杨尚昆秘密录音的联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或者是杨尚昆自己承担了责任，没有将这件事的决策过程和盘托出，或者是出于党内斗争的考虑，从维护中央一线常委权威的大局出发，没有再进一步深究下去，到杨尚昆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至于真相如何，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在毛泽东的住所和专列上安置窃听器，究竟是不是监督毛泽东呢?我们认为还不置于是这样。这从后来杨尚昆的处理上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在窃听器问题被发觉后，他不过是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领导岗位，降职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他是后来因为有病才到山西省工作的，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又被隔离审查。如果真是在毛泽东身边搞窃听，在党内搞特务活动，是不会如此处理的。至于他后来被隔离审查也是当时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大气候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在这件事上，王力后来有一个回忆，讲的还算客观，我们引述如下：
“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22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秘密录音问题上，一个是录音问题，一个是窃听器问题。录音问题又分为毛泽东指示或经过毛泽东同意进行的录音，未经毛泽东同意进行的录音两个方面。不管是否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录音问题主要还是针对毛泽东谈话和讲话进行的行动。窃听器问题，是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在毛泽东住地和专列上安放的微型录音设备，将毛泽东的整个日常生活和行踪纳入录音的范围。虽然打着保存文献资料的招牌，可能还是在某些中央领导人的批准下进行的，但是却违反了党内的工作程序和原则，是党内生活所不允许的。
可是，若干当事人在回忆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将录音问题与窃听器问题混为一谈，掩盖了事实真相，使得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陷入迷茫。后来，戚本禹在回忆这个问题的时候批评道：
“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225]
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分清录音问题和窃听器问题，在录音问题上，还要分清毛泽东指示或经毛泽东同意进行的录音，和未经毛泽东同意就进行录音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分清后，才能够弄清在录音问题上的来龙去脉，分清在录音问题上的轻重得失，抓住录音问题上的关节点，将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2)关于泄密问题。
所谓泄密问题，就是说杨尚昆将中央机密泄露出去。这主要是指在编写党史、军史和战史的时候，杨尚昆未经批准就让编写人员抄写党和军队内部的机密文献，将党和军队内部历史上存在的争端、分歧和矛盾以文献的方式扩散了出去。这当然是不利于党和军队团结的。
在党和军队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形成了所谓的“山头”。不少“山头”之间在斗争过程中出现过分歧和矛盾，甚至还酿成过严重事件。比如，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就是这样。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红军应该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赤化四川。在分歧严重的情况下，直到发现九九密电后才认识到，当时说服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甚至还会面临重大危险，这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却率领红四方面军，还裹挟了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分裂党。当时不仅红四方面军甚至南下的红一方面军若干高级领导干部，也是支持张国焘的。
南下失败后，张国焘才取消了伪中央，被迫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又置党中央实行的宁夏战役于不顾，独断专行，让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退，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践行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酿成了后来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批判张国焘路线以后，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求人”的方针，从党内团结出发，并没有追究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高级干部的责任，还有意识地解脱了若干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经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支持张国焘路线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回到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这些干部现在处于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工作，这个时候如果再把这些历史问题公之于众，虽然事实不可否认，当时却是不利于党内军内团结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党史、军史上的矛盾、分歧与斗争，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考虑，当时也是不便于公之于众的。
我们认为杨尚昆的泄密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就决定将这些机密文献让编写人员查阅、抄录;二是这些材料从党和军队团结出发，在当时情况下是不便于披露并公之于众的。虽然当时查阅机密文献资料，是为了编写党史、军史和战史的需要，但是作为掌管历史档案材料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却置当时党和军队团结于不顾，没有考虑到这些档案材料一旦传播出来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就让编写人员查阅、抄写这些资料，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党内组织程序和纪律上来说，都是不允许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杨尚昆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秘密录音问题，一个是泄密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出现，都是违反了党内组织程序和原则，给党内团结造成了损害，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允许的。这是他工作中的严重失职，说明杨尚昆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因而把他从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调离，降职使用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3)关于杨尚昆问题的处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杨尚昆的问题主要是秘密录音和窃听器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发觉后，毛泽东认为杨尚昆已经不适宜于再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了。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226]
看来，当时调动杨尚昆的工作还遇到了阻力，是在毛泽东“发了火”以后，刘少奇、邓小平才把杨尚昆调到广东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的。一线中央常委作出决定以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杨尚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彭真通知，中央决定杨尚昆去广东工作。九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谈话。[227]
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228]
在中共中央下发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同日，毛泽东应约与杨尚昆谈话。他对杨尚昆说：我给你的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你给我写个报告，提点意见，如果有的话;第二，各条条下达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你给理顺一下。
十一月十九日，杨尚昆同周恩来谈话：照目前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说：不至如此，你放心!十二月十日，杨尚昆离京去广州。[22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尚昆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230]
从中我们看到，杨尚昆是被免去而不是撤销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免职后将他调往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这说明对他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尽管这次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样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当时对杨尚昆的处理显然比彭德怀等人要轻得多，不过是降职使用而已。赴任前，杨尚昆给毛泽东写了请求谈话的报告后，第二天毛泽东就与杨尚昆进行了谈话，不仅要求杨尚昆到地方后进行调查研究，还给他开辟了直接与自己联系的通道。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耐心寻味的。这表明虽然将杨尚昆调离了这一工作岗位，毛泽东对他还是关心的。
看来，这个时候杨尚昆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就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将来可能要受到处分，甚至会被开除党籍。周恩来让他放心，还说不至如此。这既是对杨尚昆的安慰之词，也反映出当时杨尚昆的问题确实也没有后来说的那么严重。从事态的发展看，后来杨尚昆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只不过是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被隔离审查而已。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杨尚昆的问题被揭露后，当时与会人员群情激昂，一致要求进一步审查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后来回忆道：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231]
这样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去杨尚昆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后来杨尚昆因两臂关节炎日益加剧，报经中央同意转赴山西工作，任临汾地委副书记。七月三日，杨尚昆被隔离审查。[232]
(4)杨尚昆对毛泽东态度的两面性简析。
杨尚昆的问题主要是在毛泽东的住所和专列上进行秘密录音和放置窃听器。他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决定处理的。那么，事后杨尚昆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
杨尚昆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被关到一九七五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始终认为他还是想挽救这个局面的。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233]
虽然杨尚昆并不认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文革长期审查期间也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的信念。应该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杨尚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信念，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伟大贡献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影响的结果。
从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在党中央机关长期工作过的高级领导干部，杨尚昆没有像有些受到冲击的人那样，对毛泽东造谣、诬蔑、诋毁、中伤，而是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保持坚定的信念，显示出政治家的风骨，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杨尚昆并没有对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这些运动发起后出现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从而揭示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而是依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判断，认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犯了严重错误。这是令人惋惜的。
本来，像他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熟悉党中央的核心机密，洞察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又具有较深的马列主义素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八九事件以后，是有可能对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作出深刻剖析的。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杨尚昆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仅是他认识的局限，也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他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秘密录音和窃听器问题来进行判断，也就释然了。
6、对彭、罗、陆、杨问题的评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彭、罗、陆、杨成为文革发动后被批判、冲击的第一批中央领导干部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们的问题各自有因，但是在文革发动的大背景下，为了保持党和军队领导机关的纯洁性，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彭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作为四人当中地位最高的中央领导干部，在文艺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制定上，抵制和抗衡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文化革命进行的角度上来说，解决彭真的问题是必然的。
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揭发出来的。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向党伸手、逼林彪让位、反对突出政治以及个人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虽然同意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持保留意见的。要不是后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他的问题就给挂起来了。[234]
在北京严密封锁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一文的情况下，罗瑞卿让姚文元的文章能够率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还加了肯定政治批判的编者按，这是非同寻常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罗瑞卿赞成姚文元文章中的观点，而是他在得知毛泽东已经支持该文的情况下，从组织上采取的行动，而非思想上的共鸣。[235]
文革发动阶段罗瑞卿遭受批判并非是由于他直接反对文革。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以及文革后期复出后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他对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从思想上是抵触的。[236]这种抵触是盲目的，也是自觉的。既是认识的差异，又是利益使然，他的立场也就由此逐渐显示出来了。在林彪积极支持文革，又与他难以共事，同时他个人也存在不少疑点的情况下，将他调离军队重要领导岗位，以便使军队领导权掌握在支持文革的人手中，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一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明信的问题。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与彭真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到底是个人所为还是陆定一参与了进去，当时还需要进一步审查。从各种迹象上来判断，当时对陆定一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样为了文革的进行，也为了将匿名信的问题真正搞清楚，变动陆定一的工作就成为必要的了。
杨尚昆的问题，一个是秘密录音和安置窃听器，一个是泄露机密问题。虽然杨尚昆的问题并不是阻碍文革的发动，也就是说与文革的发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作为中央机关的高级领导干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却背着毛泽东干这些事，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工作纪律上都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忠诚和责任问题。这样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执行，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使中央机关能够更好地为中央服务，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我们看到，彭真、陆定一两人遭受批判和审查是由于抗衡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他们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非但没有能够承担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反而却压制文化革命的进行，由文化革命的领导者变为文化革命的阻碍者。这样从进行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撤销他们的职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林彪揭发出来的问题以及他和林彪之间的矛盾问题。杨尚昆的问题主要是违犯工作纪律的问题。陆定一在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上的问题，是主动参与还是失察的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确定。这四人当时只有彭真、陆定一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直接关系，而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则与此没有直接联系，在问题的发生上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党的核心机关和军队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对文革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个大局出发，变动他们的职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是严慰冰的匿名信，都是与当时积极支持文革的林彪之间发生的，因而虽然他们和文革的发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动态却是发人深思的。
彭、罗、陆、杨四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横跨党政军的反党集团呢?
后来对他们进行的专案审查澄清了这个问题。这四人当中，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站在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对立面。罗瑞卿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态度消极，而杨尚昆则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态度。虽然他们四人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密切联系和共同行动外，还看不出彭、罗、陆、杨之间有什么密切的联系。虽然不论是当时公布的文件还是材料，抓住他们之间联系的只鳞片爪就进行猛烈批判，却没有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和共同行动的有力证据，后来审查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因而不论是他们作为第一批中央领导干部遭受批判还是后来的处理，只是解决了他们个人存在的问题，而没有把他们象庐山会议彭、黄、张、周那样作为反党集团去处理。这也就在客观上说明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结盟，总体上来说还是孤立的。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看，彭、罗、陆、杨作为第一批中央领导干部被处理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彭真、陆定一不顾毛泽东的反复劝告就是要执意阻止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从文革进行的要求出发，撤销他们的职务是必然的。杨尚昆的作为表明他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罗瑞卿的问题是由林彪揭发出来的，林彪是罗瑞卿的上级，以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旗帜鲜明地支持文化大革命，罗瑞卿在工作中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罗瑞卿的问题也就不能不解决了。虽然他们遭受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从保持党和军队领导机关的稳定性和纯洁性出发，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使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可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撤销他们的职务也就成为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必要手段。
(五)为全面发动文革进行的斗争。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最终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因而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斗争进行总结和思考，对文革发动前夕的基本状况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认识。
1、斗争的总结。
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最后以“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这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上来说，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就是北京不准政治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却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当时不论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是中宣部乃至北京市委都是反对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江青在北京不仅难以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甚至连起草批判文章的作者也难以找到，最后不得已才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在毛泽东审阅后，由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在《文汇报》上发表。[1]
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众人的面就批判吴晗的问题给彭真打了招呼。因而彭真后来批评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向中宣部打招呼是没有道理的。[2]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问题上，批判与反批判在激烈的斗争中，北京阻止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江青是在北京难以展开批判的情况下，才到上海组织了政治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从北京阻碍政治批判《海瑞罢官》到上海发表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江青终于冲破了北京的封锁，公开发表了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这就是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就是北京拒绝在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最后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当时北京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其实，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北京的注意，由邓拓牵头，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组织撰写从学术上来批判吴晗的文章，范瑾则受命向上海打探文章的背景，结果一无所获。[3]这个时候不论是中央还是北京市委的报刊一律对姚文元的文章采取沉默态度，既不转载，也不评论。在双方对峙之下，毛泽东才说要上海印小册子，结果北京在征订上行动迟缓。[4]这进一步反映出北京对待姚文元文章的反对态度。
周恩来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下，回京后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5]罗瑞卿率先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还加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6]在这种情况下，彭真等人才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还是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不仅加写了学术批判的编者按，还为了避免震动过大，进一步削弱文章的影响，采取了分期转载的方式，又让邓拓等人撰写了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意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转移斗争方向。[7]
尽管如此，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从北京拒绝到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姚文元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最终还是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了。即使加了学术批判的编者按，却仍然无法掩盖住姚文政治批判的锐利锋芒。因而姚文元的文章打破封锁能够在北京报刊上发表，构成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第三个回合的斗争，是围绕是执行还是撤销《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当时，双方分歧的焦点是对《海瑞罢官》究竟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具体说来就是与庐山会议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来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报刊转载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也就是与庐山会议有关。但是彭真却置毛泽东说的吴晗与彭德怀存在思想上的联系于不顾，信誓旦旦地对毛泽东说，他们通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存在组织上的联系。[8]这样就转移了论题。
随后彭真等人又制定了《二月提纲》，指出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要将批判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还要对批判进行“降温”，对左派进行整风，目的是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使批判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约束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二月提纲》的制定是匆忙的，没有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部讨论就提交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在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后，彭真又带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毛泽东得知中央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这个“提纲”以后，只是否定了对左派进行整风，而对“提纲”却没有表态。虽然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态，但是却两次意味深长地向彭真发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回避了毛泽东的问话。[9]
由此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没有表态，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鉴于中央一线常委已经通过了《二月提纲》，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不便于表示反对意见，于是才说对两边都要宽，也就是说在报刊上既要发表学术批判的文章，也要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10]这是毛泽东与彭真做出的口头约定。
彭真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尤其让人蹊跷的是，彭真没有将起草好的通知稿呈送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查，却电传给了千里之外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审批后下发全党。[11]几乎与此同时，江青在林彪同意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个“纪要”经毛泽东先后三次修改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上报党中央。[12]
《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要求江青、张春桥以及宣传、文化部门今后都要以《二月提纲》的精神进行展开批判，还将先前关锋、戚本禹等人送审的政治批判的文章压了下来。[13]这样就违背了武汉汇报期间他和毛泽东达成的双方文章都要发表的口头约定。
不仅如此，彭真还进一步向上海发起了攻势。当上海向他询问“提纲”中的学阀是否有所指时，竟然故弄玄虚地说这就像阿Q头上的疮疤，谁有就是谁，还进一步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4]由于彭真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下发了《二月提纲》，还违背了毛泽东与他达成的对两边都要宽的口头约定，只准许学术批判的文章发表，拒绝在报刊上发表政治批判的文章，毛泽东才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下旬先后三次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对《二月提纲》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康生受命回京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四月二日周恩来率先表态，赞同毛泽东的谈话，而后邓小平又召开了由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彻底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15]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转发全党，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对彭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6]这就为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从中我们看到，北京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后，为了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沿着学术的轨道前进，才制定了《二月提纲》，以此来压制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这样《二月提纲》就成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紧箍咒”。要想开展政治批判，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就必须打破这个“紧箍咒”。这样以《二月提纲》的撤销为标志，终于清除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紧箍咒”，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因而从《二月提纲》的制定下发到撤销，形成了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从三个回合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江青是在北京难以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从难以在北京批判《海瑞罢官》到上海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取得了第一个回合斗争的胜利。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从北京拒绝转载到文章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取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除去《解放军报》以外，北京报刊是以学术争鸣而非政治批判的名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为了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从《二月提纲》下发到撤销《二月提纲》，取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三次限制，三次打破，这个阶段通过三个回合的斗争，最终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种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市委和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之间展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分歧还处在隐性状态。在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审阅同意了《二月提纲》，而毛泽东却对“提纲”没有表态，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最终撤销了这个“提纲”。这种分歧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围绕《海瑞罢官》还是《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都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种斗争反映了双方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形成了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是在冲破了重重阻碍以后，才最终在中央获得支配地位的。
2、斗争的原因。
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是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批判，不依赖于主观的认定，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究竟是认识的分歧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如果是认识的分歧，就要进行学术批判;如果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进行政治批判。究竟是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说到底还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的分歧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
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究竟是认识的分歧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呢?
要判断这个问题，就要看《海瑞罢官》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否则的话，只是认识上的分歧，学术范围内的争论。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7]这就指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揭示了吴晗与彭德怀存在思想上的联系，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点明了《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进行翻案了。由此不难看出《海瑞罢官》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
《海瑞罢官》引发了双方之间的斗争，是由于《海瑞罢官》反映出双方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的缘故。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不过是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具体表现而已。
毛泽东认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绝不能仅仅进行学术批判更要进行政治批判。
彭真等人与毛泽东的认识显然不同。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虽然存在问题，但是面临的形势并没有那么严重。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是还不会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个时候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紧要的，因而要进行学术批判而不是政治批判。
我们注意到，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避免这种状况的再现，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双方的分歧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既然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就要开展政治批判的斗争。由此看来，双方的分歧不仅仅是认识上的，还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
其实，这种斗争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造成的。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中，才能对这个问题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18]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也就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巩固，否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上层建筑领域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之则会破坏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从社会历史规律来看，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夺取政权，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这是夺取政权的突破口。《海瑞罢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了。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经济基础领域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这个领域的主要矛盾。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如果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遭到瓦解和破坏，因而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还写入了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2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是从政治思想文化范畴来讲的。[21]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而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22]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如果不能被消灭，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进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形式。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因而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出现的斗争，并不仅仅是认识的不同，而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峻的形势，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政治斗争。由于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进行政治批判。
彭真等人则是另一种看法。他们并没有看到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峻形势，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能动作用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表现迟缓，反应淡漠，主张进行学术批判，反对政治批判。彭真等人作为党内负责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采取措施予以抵制。这就表明他们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而是立场的选择了。即使抛开彭真等人的主观动机不论，他们的作为客观上为当时旧的社会意识形态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其实，党内产生的这些分歧和争论，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的关系问题，早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中就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彭真等人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批判，而不能仅仅进行学术批判。
不过，我们在进行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认识的分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认识的分歧就要采取学术批判的方式，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要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而不能把认识的分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混淆起来。如果把认识的分歧当成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会犯“左”的错误;如果把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当成认识的分歧，就会犯右的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实践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出现的分歧和争论，防止发生“左”和右的错误。这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事情。
3、斗争的影响。
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影响是深远的。斗争的双方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不同，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这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通过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领导职务被变动，打开了文革的突破口，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动。
从斗争历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彭真等人的分歧是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其实，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建国后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关于胡风问题的批判上就已经初见端倪，但是实质性的斗争还是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峻的形势，政治批判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一直难以展开。这表明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而另一条与其对立的文化革命路线占则是占据支配地位。彭真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主持文化革命工作，那么事实上他就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具体代表了。
从当时两条文化革命路线斗争的态势来看，既然彭真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占据支配地位，而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那么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排除彭真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处于支配地位，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是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条件。
从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两条文化革命路线进行的激烈斗争，不仅表现在文艺革命的进程中，也表现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上。《二月提纲》的制定和撤销既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也是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这样以撤销《二月提纲》为标志，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出现了攻守易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彭真代表的另一条文化革命路线则退据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就在斗争中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指针。
(2)人事变动是进行文化革命的组织保证。
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斗争后出现的人事变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革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解散(改组或撤销)，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领导职务被变动。这样就扫除了文化革命的障碍，为文化革命的继续进行提供了组织保证。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不仅不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革命，反而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消极的态度，甚至还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毛泽东向彭真打过招呼的情况下，彭真仍然阻碍北京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当面告诉彭真《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却偷换论题，答非所问，置毛泽东说的思想联系于不顾，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存在组织上的联系。[24]
随后，彭真等人又进一步制定了《二月提纲》，阻碍政治批判的实施，企图使批判只沿着学术的轨道前进。虽然彭真带队到武汉将《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予以汇报，但是却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为中央起草了转发《二月提纲》的通知稿。通知稿起草后没有送给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反而电传给了远在北京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准后下发全党。此后，彭真以《二月提纲》为准绳限制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这就违背了他与毛泽东两边都要宽的口头约定。他们还进一步反攻倒算，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在回答上海关于学阀的请问时故弄玄虚地说这是阿Q头上的伤疤，谁头上有就是谁，指责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为什么没有向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变动彭真的职务。[25]陆定一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
这样我们看到，不论是《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二月提纲》的下发，彭真和陆定一都是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阻止文化革命的进行。事实证明作为中央主持文化革命工作的彭真和陆定一已经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毛泽东反复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的。这样从进行文化革命的大局出发，变动他们的职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3)斗争反映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形式上是在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市委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之间展开，实际上却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处在隐性状态，而在《二月提纲》制定、下发和撤销的问题上却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彭真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文化革命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作法获得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支持。[26]从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到撤销《二月提纲》，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彭真主张的文化革命路线与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以《二月提纲》的撤销为标志，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条文化路线退居到次要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不过是又退缩到隐性状态。这在后来的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暴露了出来，构成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的重要背景。
(4)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北京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到上海参加美国记者斯特朗寿宴的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态度的消息后，回到北京就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他与彭真共同审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却与《解放军报》的编者按不同，而是将姚文元的文章纳入了学术批判的范畴。[27]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提交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审阅时，本来周恩来对“提纲”是持赞成态度的。[28]但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周恩来经过两天思考后，率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参加了由邓小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29]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不论是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还是率先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都是从组织上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主持起草的编者按却将姚文元文章纳入了学术批判的范畴，还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讨论《二月提纲》时表示了赞成的态度，这说明周恩来在思想上又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问周恩来对批评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感觉怎么样时，周恩来说“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上表现出来。[30]这样看来，他是在得知毛泽东的态度以后，从紧跟毛泽东的步伐出发，才迅速转到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轨道上来的。由此并结合以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作为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而在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是有时出现动摇而已。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在以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问题上表现出来，[31]还在以后工作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问题、“斗、批、改”问题、林彪事件、批判极左思潮、中共十大人事安排、批林批孔等问题上进一步表现出来。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崇敬和遵从，在组织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决不是别人有心的人说的愚忠，也不仅仅是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周恩来由衷地感到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方向。他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就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说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李慎明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32]
由此我们看到，周恩来对毛泽东崇敬是历史形成的。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沉痛教训，证明了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方向。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往往是在毛泽东占少数，甚至有时候是毛泽东一个人坚持意见的时候，手上却掌握着真理，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拨正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航程。这使周恩来心悦诚服，成为后来周恩来服从毛泽东领导的历史条件。
虽然在思想的认识上，在社会发展的洞察力上，以及对事物规律的把握上，周恩来往往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在思想上有时出现动摇。但是他组织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使他思想上有时出现的动摇并没有脱离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轨道，从总体上来说保证了即使在他动摇的情况下，也是从思想上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这已被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直到去世也没有背叛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而是紧紧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
正是因为这样，在毛泽东主导下，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紧要关头，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才在一些重要关节上使文革能够峰回路转，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减少了不少波折和动荡。在这方面，周恩来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上来看，毛泽东虽然清楚周恩来的弱点，但是对周恩来却是非常信任的。文革期间，当极左派要批周的时候，毛泽东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去做说服工作。[33]当有人翻出伍豪事件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辟谣。[34]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制止江青、姚文元等人对周恩来“十一次路线斗争”、“迫不及待”的批评。[35]即使在文革晚期周恩来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毛泽东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极为关心周恩来的病情。[36]周恩来也是这样。
正是由于周恩来组织上站在毛泽东一边，而在思想上却有时出现动摇，因而党内左右两股力量对周恩来的态度呈现出复杂化，都在争取周恩来的同时，又对周恩来表示不满。左翼对周恩来组织上站在毛泽东一边表示欣慰，而对他在思想上有时出现的动摇提出批评，使得周恩来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进入手术室前，还在激愤地呼喊，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37]右翼则对他思想上有时出现的动摇表示欢迎，而对他组织上站在毛泽东一边表示不满。这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由于文革的强大威力，右翼后来处于劣势。为了获得主动态势，右翼即使在周恩来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也不罢休，仍然在利用死人压活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双方为了争取周恩来又往往强调周恩来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一边，而回避对自己一方不利的一面，这样就给周恩来涂上了一层油彩，使人们难以认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真实态度，陷入了迷茫。因而我们现在就是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还原周恩来的真实面目，使人们认识到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过是思想上有时出现动摇而已。
(5)斗争打开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突破口。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个时期的斗争表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不仅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在北京拒绝转载的情况下迫使他们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在《二月提纲》试图不准联系庐山会议，扣压政治批判的文章，对正在进行的批判进行“降温”，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的情况下，最终撤销了《二月提纲》，又进一步从组织上采取措施解散(改组或撤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停止、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的职务。这一系列的变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革命的斗争态势，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扫除了障碍，打开了进行文化革命的突破口。以后进行的文化革命也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是因为通过斗争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条文化革命路线则被撤销了。人事的重大变动为下一步进行文化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斗争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虽然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得以确立，人事的重大变动，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构成了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的重要背景。
这样我们看到，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其实就是两条文化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斗争存在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最后以毛泽东代表的文化革命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彭真、陆定一被停止、撤销领导职务，才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4、斗争的评析。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斗争作出若干评析：
(1)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我们知道，必然性隐藏在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
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则又具有偶然性。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采用过整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的方式。如果这些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得以建立，是不致于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方式的。正是由于整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的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38]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又具有偶然性。
因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2)文化大革命既包括文化革命，也包括政治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既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文化革命。
毛泽东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39]这是就政治革命方面来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就文化革命方面来说的。因而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是首先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开始，进行文化革命，而后又波及到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政治革命。只有搞好了政治革命，才能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关系，是由上层建筑领域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两个互相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认真把握两者的异同点，而不能将两者混淆起来。
(3)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与以前的阶级斗争相比，虽然性质上相同，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从政治、思想范畴上讲的，主要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而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40]这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41]
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否则的话，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弄清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了，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了。这样也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阶级矛盾本来是敌我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数阶级矛盾为什么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42]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划分标准与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标准。只有弄清了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大变化，才能够理解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不是指吴晗与彭德怀存在组织上的联系，而是说他们具有思想上的联系了。
(4)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缘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43]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4]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要想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这样。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同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必然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
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峻的形势，双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在能不能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上。《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与彭真任书记的北京市委乃至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能否联系庐山会议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是斗争的双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的反映。因而政治批判《海瑞罢官》就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抵制。江青是在北京找不到人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去寻求支持的。[45]
彭真等人不许政治批判《海瑞罢官》，而江青等人在柯庆施的支持下要批判《海瑞罢官》。如果对《海瑞罢官》能够展开政治批判，那么就打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否则的话，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这样能不能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就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也是双方斗争态势转变的关节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姚文元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文章的发表，才引发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左右两股力量更为激烈的斗争，拉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因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5)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围绕文化革命的斗争，就是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展开，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进行学术批判，从根源上来说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由于是否进行文化革命，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因而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和矛盾，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而是事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从主要原因上来说，还是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因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6)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文革前夕，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应该造反”。[46]而后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部门、各地的高级领导干部却对此熟视无睹，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以致于他后来批评说，他提出这个问题后从天津到南昌，经过很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47]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认真思考后作出的论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留下的沉痛教训记忆犹新。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联络部、中央统战部已经出现修正主义，[48]一九六二年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及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九六四年出现的“左”而实右的倾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竟然连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49]还否认党内走资派的存在，[50]这不能不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产生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巨大隐忧。这是因为党中央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上出现修正主义危害要大得多，会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他关于“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的话，流露出了他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深深忧虑和不安。[51]
(7)毛泽东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不论是在批判《海瑞罢官》还是《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事的，是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判吴晗的事情给彭真打过招呼。[52]但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却拒绝姚文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让上海印小册子，希望通过小册子让姚文元的文章能够进入北京。但是北京却对此表现出消极态度。这种僵局不是在毛泽东指示下，而是由周恩来和罗瑞卿打破的。尽管如此，彭真为了减小姚文元文章的影响，不仅加了学术批判的编者按，还要求分期进行转载，以免震动过大。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亲自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彭真却以根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来回答毛泽东。[53]这实际上是当面否定了毛泽东的判断。这个时候彭真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在批判《海瑞罢官》上的态度。看来毛泽东对彭真的思想工作没有取得成效。
随后在彭真主持下制定了《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要联系庐山会议，阻止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还说对批判要进行“降温”，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又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这是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背道而驰的。在获得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后，彭真又带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了解到一线常委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没有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只是没有表态而已。[54]这表明毛泽东是尊重中央一线常委的。汇报期间，毛泽东只是意味深长地两次向彭真发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5]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从侧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将此前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这次没有表态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彭真不会不明白毛泽东此时的真实态度。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央一线常委通过了《二月提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对两边都要宽，吴晗不再罢官了，这样就可以放了吧。[56]这实际上是以吴晗不再罢官为条件，来换取彭真能够让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让步，也是毛泽东与彭真作出的口头约定。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彭真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起草了转发《二月提纲》的通知稿。该稿起草完毕后，非但没有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反而电传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准。不仅如此，彭真还违背与毛泽东的口头约定，以《二月提纲》为依据，继续压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还向率先批判《海瑞罢官》的上海发起攻击。[57]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否则的话，事情的发展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转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谈话后，周恩来不仅率先同意了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观点，又参加了由邓小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58]而后又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初步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这就为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59]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也是江青在林彪同意后，由总政治部派人组织召开的。“纪要”整理后，经过毛泽东先后三次修改，是在毛泽东建议下，征求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意见以后，以军委名义报送中央，而后经过中央批准转发全党的。[60]这个文件从形成到最后转发全党都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后来有人将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说得那样神秘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由此可见，在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上，毛泽东不论是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前向彭真打招呼，还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印小册子，乃至于亲自向彭真点明要害是“罢官”问题，还是在《二月提纲》上的策略性让步，以至于“纪要”的形成和转发全党，都是严格按照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事的。彭真却无视毛泽东的多次招呼和提醒，仍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谈话，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以后才决定撤销《二月提纲》，解决彭真问题的。这说明毛泽东是按照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行事的，后来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8)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矛盾在缓和中埋下隐患。
从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还处在隐性状态，而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比较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其实，这种矛盾由来已久。一九六二年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就在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显露了出来。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虽然主要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但是也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61]这些分歧和矛盾与刘少奇在建国初期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反对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考虑，[62]致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63]
这些问题再与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结合起来，更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虽然这些分歧和矛盾由于《二月提纲》的撤销暂时予以缓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而是仍然存在。这就埋下了以后发生分歧和矛盾的严重隐患，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走向激化。果然，随后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又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局面的出现。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献索引
二、风起青蘋——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1965年11月—1966年4月)。
(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成为文革发动的突破口。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3]，第325页至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第665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
[2]，第54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第194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01页至105页，288页至307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1384页至1385页。
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第810页至811页，754页，764页，766页。
8、《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第38页。
9、《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11]，第4页至10页。
10、《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14]，第123页。
11、《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陈晋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
[7]，第240页，256页。
12、《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8]，第1157页至1158页;[10]，第1160页至1164页，1171页至1172页;[12]，第1171页。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168]，第451页至452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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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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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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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771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48]，第1397页;[92]，第1398页至1399页;[94]，第1399页;[97]，第1399页;[102]，第1522页;[207]，第1003页，1260页;[208]，第151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7]，第521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5]，第11页至12页;[16]，152页至153页;[205]，第152页至153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4]，第533页;[93]，第541页至542页;[96]，第542页;[159]，第547页至548页;[165]，第548页;[172]，第557页;[206]，第548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49]，第88页。
1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4]，第770页;[35]，第528页至529页;[50]，第867页。
12、《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5]，第29页;[6]，第18页至19页;[7]，第38页至39页;[30]，第39页;[47]，[88]，第39页。
13、《张春桥狱中家书》张春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版。
[34]，第126页。
14、《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8]，第120页至121页，第275页;[10]，第289页至290页;[62]，第275页;[74]，第291页;[75]，第275页;[76]，第291页;[77]，第275页;[78]，第275页至276页;[79]，第291页至292页;[114]，第292页;[117]，第292页;[124]，第293页;[184]，第275页至276页。
15、《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2]，第498页;[9]，第498页;[12]，第498页至499页;[19]，第499页;[52]，第505页至507页;[81]，第501页;[91]，第505页;[118]，第502页;[121]，第503页至504页;[125]，第502页;[129]，第508页;[130]，第508页;[155]，第505页至506页;[192]，第510页至514页;[199]，[202]，第515页。
16、《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20]，第29页;[36]，第3页至14页，21页至22页;[44]，第28页至29页;[45]，第29页至31页;[55]，第30页至31页;[58]，第36页;[67]，第30页至31页;[85]，第30页;[105]，第34页;[164]，第44页。
1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1]，第348页;[26]，第348页;[32]，第348页;[53]，第349页;[153]，第349页;[156]，第350页至351页;[181]，第365页;[209]，第350页。
18、《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事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邓杰整理，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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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李希凡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二○一三年一月第一版。
[22]，第339页;[23]，第338页;[24]，第342页;[25]，[61]，第355页。
20、《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1]，第1183页至1184页;[4]，第1185页;[38]，第1185页;[39]，第1185页至1186页;[41]，第1186页;[57]，[64]，第1188页;[70]，第1189页;[86]，第1203页;[90]，第1191页;[101]，第1190页至1191页;[110]，第1191页至1192页;[113]，第1191页;[116]，第1192页;[119]，第1192页;[123]，第1191页;[131]，第1192页，1193页;[141]，第1197页，1198页;[161]，第1195页;[162]，第1196页;[166]，[169]，第1196页;[170]，第1195页;[176]，第1191页;[177]，第1193页;[186]，第1198页;[190]，第1197页;[198]，第1199页。
21、《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
[68]，第447页;[95]，第451页;[100]，第448页;[103]，第447页;[108]，第449页;[109]，第450页;[111]，第449页。
22、《胡乔木传》(上)，《胡乔木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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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59]，第476页。
24、《罗瑞卿传》《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七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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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3]，第325页至326页;[17]，第325页;[65]，第338页;[89]，第339页至341页;[104]，第331页;[112]，第344页;[128]，第355页至358页;[134]，第349页至350页，352页;[135]，第352页;[137]，第109页;[138]，第353页;[144]，第358页至359页;[175]，第338页;[204]，第108页至114页。
26、《浪中纪事》苏双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五月第一版。
[43]，第40页至41页;[60]，第54页，68页;[132]，第65页;[133]，第49页;[136]，第45页至46页;[140]，第48页;[142]，第44页至45页;[145]，第52页，47页至48页;[147]，第53页至54页;[149]，第57页;[151]，第69页;[154]，第73页;[197]，第66页，第47页。
27、《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48]，第24页至26页;[150]，第26页至27页;[152]，[158]，第27页;[203]，第24页。
28、《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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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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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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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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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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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编者 董边 镡德山 曾自，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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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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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十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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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56]，第4页;[66]，[69]，[72]，第5页;[83]，第4页;[84]，第7页;[99]，[115]，[120]，[126]，第5页;[143]，第6页至7页;[146]，第5页至6页;[160]，[171]，第6页;[174]，第4页;[178]，第9页;[185]，[187]，第7页;[188]，[189]，第6页;[194]，第7页;[195]，第5页至6页;[196]，第5页至7页;[200]，第7页;[201]，第7页，8页。
37、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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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红旗》杂志，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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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一——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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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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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9]，第64页;[104]，第24页，29页;[106]，第25页;[107]，第26页;[108]，第28页;[109]，第29页，24页;[110]，第30页，26页;[111]，第25页;[112]，第26页;[113]，第27页;[114]，第27页;[115]，第27页;[116]，第27页至28页;[117]，第28页;[118]，第24页，29页;[119]，第29页至30页，25页;[120]，第23页至24页;[187]，第40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63]，第296页至298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5]，第118页至120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1407页;[48]，第1402页;[52]，第1407页;[66]，第983页;[124]，第1403页至1404页;[147]，第1404页至1405页;[180]，第1407页至1408页;[189]，第1406页;[206]，第1255页;[207]，第1407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4]，第521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3]，第556页;[47]，第557页;[59]，第570页至571页;[60]，第571页至572页;[61]，第572页;[68]，第556页至557页;[75]，第533页，548页;[148]，第569页;[152]，第590页至591页;[154]，第572页至573页;[158]，第573页;[170]，第573页至574页;[172]，第576页;[176]，第576页至577页;[178]，第581页;[179]，第579页至580页;[181]，第581页;[203]，第581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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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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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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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1199页;[14]，第1198页;[19]，第1200页至1201页;[20]，第1201页;[21]，第1201页;[24]，第1201页至1202页;[26]，第1202页;[28]，第1202页至1203页;[36]，第1198页;[38]，第1207页;[41]，第1203页;[42]，第1203页;[45]，第1203页;[46]，第1204页至1205页;[72]，第1204页至1205页;[76]，第1206页;[77]，第1222页至1223页;[80]，第1206页至1207页;[81]，第1206页;[90]，第1210页;[125]，第1207页至1208页，1225页;[126]，第1208页;[131]，第1195页，1204页;[137]，第1208页;[140]，第1213页;[155]，第1215页至1216页;[157]，第1216页;[162]，第1216页;[164]，第1216页至1217页;[169]，第1219页;[171]，第1219页;[175]，第1219页;[182]，第1171页至1172页;[183]，第1172页至1175页;[184]，第1175页至1181页，1207页;[193]，第1159页至1164页;[196]，第1217页;[201]，第1217页至1221页;[202]，第1226页至1227页;[208]，第1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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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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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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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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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第34页至35页;[188]，[195]，第38页;[199]，第39页。
18、《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4]，第368页至369页;[10]，第366页;[71]，第755页至756页，672页;[177]，第376页至378页。
19、《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
[55]，第939页;[57]，第933页至939页。
20、《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30]，第295页;[31]，第295页;[32]，第295页;[43]，第124页;[44]，第296页;[138]，第124页;[150]，第124页至125页;[151]，第298页。
21、《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册)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56]，第379页;[58]，第380页;[70]，第369页;[173]，第627页至628页。
22、《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4]，第193页，336页。
23、《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29]，第512页;[185]，第500页至504页，508页至510页;[191]，第373页至374页;[194]，第395页;[198]，第516页。
24、《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7页;[2]，第42页至43页;[3]，第43页;[5]，第44页;[6]，第27页至28页;[7]，第24页;[8]，第29页;[11]，第44页至45页;[12]，第28页;[13]，第62页;[15]，第45页;[16]，第45页;[17]，第45页至47页;[18]，第62页;[22]，第47页;[39]，第43页，47页;[73]，第48页至49页;[82]，第48页，59页至61页;[83]，第57页至59页;[127]，第57页;[130]，第59页至61页;[132]，第48页;[133]，第48页;[135]，第62页;[136]，第28页;[141]，第61页;[146]，第48页;[166]，第61页;[186]，第42页至43页，47页;[190]，第63页至64页。
25、《〈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39]，第61页;[144]，第62页。
26、《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苏采 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84]，第310页至311页;[85]，第311页至312页;[86]，第312页;[87]，第324页;[92]，第312页至313页;[93]，第312页至315页;[94]，第318页;[95]，第318页;[96]，第318页至320页;[97]，第319页;[98]，第320页至323页;[99]，第324页;[100]，第325页;[101]，第327页至328页;[102]，第327页至332页;[103]，第324页;[105]，第314页至315页;[121]，第332页至333页;[123]，第334页至336页;[192]，第263页。
2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8]，第697页至700页。
2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5]，第10页;[27]，第8页;[33]，第8页;[34]，第8页;[50]，第6页;[51]，第8页;[53]，第6页，10页;[74]，第8页至9页;[128]，第9页;[129]，第7页至8页;[145]，第10页;[149]，第10页;[156]，第10页;[159]，第10页;[161]，第10页;[163]，第9页至10页;[165]，第10页至11页;[197]，第4页至6页。
29、《浪中纪事》苏双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五月第一版。
[37]，第90页;[79]，第88页;[143]，第94页。
(四)序幕拉开的形式之二——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03]，第80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62]，第666页，672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1397页;[15]，第1399页;[17]，第1401页至1403页;[21]，第1403页至1404页;[33]，第1600页，1595页;[43]，第1400页;[57]，第1399页;[86]，第1420页;[88]，第1572页至1579页;[112]，第1197页;[116]，第1399页至1400页;[123]，[130]，[132]，第1400页;[136]，第1399页至1400页;[139]，[151]，第1400页;[153]，第1677页;[154]，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1404页，1410页;[171]，第1406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350页至352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2]，第581页;[40]，第544页;[52]，第545页;[55]，第545页至546页;[64]，第545页至546页;[84]，第557页至558页;[85]，第567页;[87]，第603页;[102]，第482页;[155]，第340页至341页;[165]，第558页，570页，597页，603页;[228]，第536页。
6、《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苏扬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
[233]，第74页。
7、《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上)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一版。
[35]，第502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08]，[140]，第7页。
9、《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1]，第926页;[3]，第967页至989页，998页至1001页;[4]，第1110页;[7]，第1166页至1167页;[10]，第1158页;[11]，第1159页至1164页;[12]，第1171页，1176页，1207页;[18]，第1206页至1208页;[24]，第1265页;[223]，第1244页。
10、《彭真传(1957—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23]，第1289页至1290页;[25]，第1289页至1290页;[26]，第1291页;[27]，第1291页至1292页;[28]，第1293页至1294页;[29]，第1294页;[30]，第1290页;[31]，第1290页至1291页;[34]，第1295页;[36]，第1369页，1370页。
11、《罗瑞卿传》《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七月第二版。
[42]，第332页;[47]，第327页;[48]，第336页;[51]，第337页;[53]，第336页至337页;[54]，第333页;[56]，第333页至334页;[60]，第332页;[61]，第334页至335页;[63]，第338页;[68]，第347页;[69]，第347页;[71]，第347页;。[72]，第348页;[78]，第344页;[79]，第274页;[80]，第275页;[82]，第316页至317页;[83]，第345页;[89]，第345页;[90]，第332页;[91]，第323页;[92]，第333页;[93]，第333页至334页;[94]，第334页;[95]，第307页至308页;[96]，第312页至313页;[97]，第313页至315页;[98]，第315页至316页;[99]，第320页;[100]，第308页至309页;[103]，第271页;[104]，第282页至283页;[105]，第300页至301页;[107]，第344页至345页;[111]，第322页至323页;[113]，第274页至275页;[114]，第329页，364页至365页，375页至376页;[118]，第298页;[122]，第363页;[124]，第332页;[125]，第331页;[126]，第331页;[127]，第328页至329页;[128]，第332页;[129]，第363页;[131]，第328页至329页;[133]，[134]，[135]，第332页;[137]，第332页;[138]，第338页;[141]，[142]，第350页;[152]，第338页;[156]，350页;[157]，第340页至342页;[158]，第361页;[159]，第365页;[160]，第329页，361页至364页，332页;[234]，第338页;[235]，第329页;[236]，第361页至365页。
12、《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61]，第420页;[164]，第501页至505页;[166]，第501页;[167]，第479页;[170]，第491页;[172]，第489页，498页;[173]，第292页;[174]，第489页;[175]，第490页至491页;[176]，第486页至487页;[177]，第491页至495页;[178]，第488页;[182]，第488页;[183]，第489页至490页;[184]，[185]，第499页;[186]，第500页;[188]，第292页;[189]，第500页;[190]，第498页;[195]，第501页;[196]，第485页至486页;[198]，第499页;[200]，第491页;[201]，第495页;[202]，第498页至499页。
13、《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著，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一月第一版。
[208]，第100页;[209]，第100页，99页;[210]，第98页至99页;[211]，第100页至101页;[214]，第100页;[215]，第99页，100页;[216]，第100页至101页;[217]，第99页;[218]，第99页，100页。
14、《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二○○一年九月第一版。
[222]，[227]，[229]，第351页;[230]，第351页至352页;[232]，第351页至352页。
15、《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45]，第1327页;[62]，第1328页;[66]，第1327页;[70]，第1328页;[76]，第1328页。
16、《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胜群、闫建琪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77]，第1973页。
17、《王震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年四月第一版。
[38]，第274页。
18、《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37]，第164页。
19、《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14]，第30页至31页。
20、《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39]，第50页;[41]，第51页;[46]，第52页。
21、《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口述 温卫东整理，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二○○○年十月第一版。
[147]，第200页至201页;[206]，第225页;[207]，第226页;[212]，第229页;[213]，第226页至227页。
22、《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六月第一版。
[149]，第416页; [191]，[194]，[197]，第392页。
23、《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9]，第48页， 59页至60页，57页;[163]，第88页至92页;[169]，第60页，48页。
24、《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9]，第38页。
25、《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册)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181]，[193]，第387页;[224]，第390页。
26、《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204]，第153页至165页。
2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5]，第383页;[6]，第383页;[187]，第386页;[192]，第385页;[219]，第387页;[220]，第387页至388页;[221]，第388页;[225]，第389页;[226]，第387页至388页;[231]，第389页。
28、《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8]，第371页至373页。
29、《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作的点点记忆》，罗点点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
[44]，[49]，第190页。
30、《吴法宪回忆录》(下)吴法宪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九月第一版。
[58]，第558页;[73]，第563页至566页;[143]，第565页至566页。
31、《李作鹏回忆录》(下)李作鹏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59]，第537页;[106]，第531页至532页;[109]，第538页;[115]，第539页;[121]，第537页;[146]，第540页;[148]，第540页。
32、《邱会作回忆录》(上)邱会作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版。
[50]，第393页至394页;[65]，第413页;[67]，第413页;[74]，第413页至414页;[75]，第429页;[110]，第394页;[117]，第418页;[119]，第403页，404页;[120]，第395页;[144]，第410页;[145]，第436页;[179]，第438页;[180]，第438页;[199]，第438页至439页。
33、《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 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2]，第597页。
34、《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1]，第758页;[101]，第697页至700页;[205]，第758页。
3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6]，第5页至6页;[20]，第9页至10页;[150]，第13页;[168]，第7页。
(五)为全面发动文革进行的斗争。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8]，第214页;[43]，第230页至23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4]，第19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9]，第485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5]，第172页至173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第718页至722页;[42]，第719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2]，第1403页;[16]，第1403页至1404页，1408页;[17]，第1401页;[19]，第1255页;[23]，第1260页;[31]，第1209页，1217页，1230页;[33]，第1484页至1485页;[35]，第1671页;[36]，第1704页至1705页，1712页，1727页至1728页，1763页至1764页，1617页至1618页;[38]，第1469页;[46]，第1394页;[47]，第1389页，1398页;[49]，第1230页，1368页至1375页;[51]，第1393页至1394页;[59]，第1408页;[61]，第1230页至1233页，1368页至1384页;[63]，第1383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2]，[41]，第521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5页，88页。
9、《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28]，第1834页;[30]，第1837页。
10、《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刘武生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34]，第149页;[37]，第319页。
11、《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第1188页;[5]，第1191页;[11]，第1206页;[13]，1208页;[14]，第1213页;[15]，第1215页至1216页，1219页;[24]，第1186页，1188页至1191页，1195页;[25]，1204页至1208页，1213页，1215页;[26]，1203页;[27]，1191页至1192页;[29]，1203页，1216页，1219页;[57]，第1206页，1208页，1213页;[58]，第1216页，1219页。
12、《罗瑞卿传》《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七月第二版。
[6]，第329页。
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62]，第130页至143页，241页至246页，258页至264页。
1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21]，[40]，第887页;[48]，第810页至811页;[54]，第871页。
15、《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2]，第30页至31页;[52]，第31页。
16、《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0]，[56]，第48页。
17、《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32]，第161页。
18、《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50]，第370页。
19、《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苏采 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60]，第310页至313页，324页至336页。
2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4]，第5页;[7]，第5页至6页;[8]，第6页;[9]，第8页至9页;[53]，第5页至6页;[55]，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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