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汉俊同志诞辰130周年

　　2020年4月28日，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诞辰130周年，那次开天辟地的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后因法租界巡捕房密探意外闯入会场，李汉俊及时将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如何看待李汉俊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我党的复杂关系，事关我党统战工作之成败而不宜被有关部门等闲视之。

　　一、李汉俊与我党的不解之缘

　　李汉俊自幼聪慧过人，求学期间很有语言天赋，经刻苦学习精通日、英、德、法四国文字。14岁东渡日本，留学期间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并结识一些社会主义者，通过不断研究与交流，最终认为马克思学说对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1918年冬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怀着救国之志抵达黄浦江畔。

　　1919年春结识由鄂西来沪的同乡董必武，彼此一见如故，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提供日文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与一些日本进步刊物。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提及：“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湖北善后协会(按：设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1919年6月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上海《民国日报》附刊)在沪问世，从8月中旬开始，李汉俊接连在《星期评论》周刊发表文章。其《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载于第二十一号)一文阐述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要懂得自己的“团体权”与“团结”时强调知识分子应与工人相结合：“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星期评论》编辑部起先设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翌年春迁到白尔路(今自忠路)三益里17号，这是李汉俊(同盟会元老)的寓所(遗址位于今“翠湖天地”住宅小区)。此后，由李汉俊主持编务，经与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交流，该刊政治倾向更鲜明，成为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被后来的党史专家视为“社会主义刊行品”。

　　1919年9月5日至7日，李汉俊的译著《世界思潮之方向》(日本山川菊荣著)连载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文中指出：“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成了一大势。”译文后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人家叫我做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此时李汉俊已萌生“仿俄建党”之想法。彼时李汉俊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社会上一些错误观点坚决批判。1919年10月于沪写给董必武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社会改造的意见，明确表示“我向来不信局部的改良”，“没有旧的全部破坏，断没有新的全部改造”。翌年4月接待到访的《大阪每日新闻》驻沪特派员芥川龙之介、记者村田孜郎，在回答提问时也申明：“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共和也非复辟，这般的政治变革是改变不了中国的。过去既已证明了这点，现在亦证明了这点。那么，我们该努力去做的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因而，《董必武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提及：“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与译文90多篇，堪称申城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所以，刘仁静夸奖他“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赞他是我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1920年夏，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多为年富力强的仁人志士。沈雁冰的《我走过的道路》谈到：“我是在1920年10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其胞弟沈泽民(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由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泽民入党的支部会议，即在我的家里”。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创办《劳动界》周刊，由李汉俊主编。1920年8月17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启事：“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李汉俊在发刊词中直言不讳：“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

　　半年前《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但该刊因“言论问题”被上海军阀当局查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后，决定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将此书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经陈独秀与李汉俊校阅，它于1920年8月在沪问世，陆续被重印近二十次。

　　1920年9月，《新青年》改版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李汉俊是这份月刊的主要编委之一。在编刊的同时译毕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出版(翌年由新青年社再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扼要叙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李汉俊在撰写的序里感叹：“将马格斯(按即马克思)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此书成为各地党组织与团组织成员必读材料;毛泽东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则将它列入重要书目。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积极联络、推动各地建立党的分支机构，李汉俊在其中居功至伟。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回忆》说：“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本年(按即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十一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陈望道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在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赴粤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包惠僧的《怀念李汉俊先生》称：“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址系李汉俊寓所(1920年秋从白尔路三益里迁居于此)。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又匆忙退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判断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当天深夜，代表们聚集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商议，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出转移到浙江嘉兴开会。刘仁静的《一大琐忆》说：“我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一大早分批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租了一只船，开了一天会，才结束了‘一大’。”

　　中共一大会址之所以会被密探盯上，主要是因为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已受到监视。据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与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当局对马林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代表们撤出会场仅10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便停在门前，法籍警官质问房主时，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此刻巡捕、密探们的气焰有所收敛，马虎地搜查一下，悻悻而去。薛文淑(李书城之妻)的《对“一大”情况的点滴回忆》说：“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与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零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你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于当时李汉俊到底对那些家伙说了什么，因为他37岁就被捕牺牲了，此前未留下回忆资料。但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披露：“过了约在两个钟点时，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有十几个巡捕与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按即李书城)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

　　李汉俊为我党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后于1927年12月17日被反动军阀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首批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李汉俊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诚哉斯言!

　　二、李汉俊之生平与影响

　　李汉俊(1890年4月28日-1927年12月17日)，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湖北潜江人。1890年，出生于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庭。1902年，在兄李书城(建国后第一任农业部长)、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结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受到极大影响。1918年岁末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董必武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路南而结识李汉俊。李汉俊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介绍十月革命，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与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一一作了介绍。董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称李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的，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大会。一大后，李汉俊在知识分子当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回到武昌，从事教学工作，但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李汉俊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妇女解放的文章，推动湖北女师学潮。1923年春爆发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1月30日，与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6日，回到武汉后，以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组织2000多名代表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坚持罢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支持林祥谦等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使这次斗争取得巨大胜利。敌人杀害林祥谦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李汉俊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李汉俊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李汉俊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李汉俊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与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与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杀害。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汉俊的灵柩移葬西山的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

　　1922年1月1日，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了深剖析：“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中国的同胞们!努力吧!”李汉俊很早就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小小年纪就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父亲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李汉俊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汉俊是我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我党“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李汉俊以饱满的热情与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与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李汉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与联络中心。同年12月，李汉俊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与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家中召开。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与成立宣言;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与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几个法国警察带着几个中国密探闯入室内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从容对付盘问而化险为夷。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与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筹备中共一大期间，为了方便出入与确保安全，李汉俊参与发起组建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设于即将成为会址的家中。沈雁冰的《我走过的道路》称：他在会前“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有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借出版机构需召集学者商议出书选题之名与巡捕、密探们巧妙周旋。既是出版机构，编者、作者在一起谈谈也顺理成章，巡捕、密探们只好不了了之，从而使中共一大化险为夷，代表们转赴浙江嘉兴也更顺利。新时代丛书社的“编辑人”实际上云集了彼时上海的进步学者，如李汉俊、李大钊、李达、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经亨颐，等等。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主要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8号转”(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与望志路106号后天井相通，同为李汉俊寓所)。后来，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移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10种书籍。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新时代丛书”九种(缺“第二种”)，堪称我党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李汉俊一度与李大钊齐名，却不愿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同样是被国民党暗中杀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李以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李汉俊不只是传播马列主义，还与董必武一起组建了湖北的第一个党支部。又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党支部。李汉俊一生中介绍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特别是沈雁冰。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6年，为了缅怀革命烈士李汉俊的丰功伟绩，潜江人民在潜江袁桥为其建立了墓碑与纪念馆。

　　三、李汉俊脱党的是非与功过

　　李汉俊脱党而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不可同日而语。较之于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与李达脱党后仍能返党参与新中国的文教事业，李汉俊过早牺牲而不被陈独秀承认党员身份更显可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汉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成不久就脱党了，一直以来关于其脱党的原因及其是非曲直众说纷纭。有党史专家认为李汉俊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期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人政见不同并引发矛盾，于是退党。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在党纲及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意见分歧，但这并不足以使李汉俊离党。因为即使李汉俊自己也认为在一个大的团体中，发生意见不一致这很正常。他认为在政策方面党员应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政策一旦定了就得坚决执行，而且应派赞同该政策，并有能力的人去贯彻完成。当事人的回忆与此也是吻合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李汉俊面对批评时“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可见，政见分歧并不是李汉俊离党的主要原因，而李汉俊对陈独秀的为人处事及张国焘争权夺利开展小组织活动等行为不满倒是不难肯定的。据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但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蔡和森当时也说：“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陈望道的回忆也可佐证，在筹备中共“一大”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求由新青年社垫付点经费，作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陈不答应，由此彼此闹起意见，此事竟牵扯到陈望道。陈独秀四处散发信件，诬称李、陈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信以为真，写信给李汉俊加以谴责。陈望道非常愤怒，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根据李汉俊发表的文章，这应是他对党组织失去信心而脱党的原因之一。

　　从1922年2月初他当时写的《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大致可得出比较详细与准确的解读，这篇文章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李汉俊当时的思想状况与内心想法。李汉俊在文中称：“我觉得中国人有五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去除不行。”李汉俊所说的“五大毛病”有哪些?“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多且担任过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恐怕不只是简单地说说，而应是对陈独秀所为有感而发，与其后来脱党更是有着莫大的关系。

　　李汉俊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五大毛病”的?关于猜疑心太深：“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猜疑心太深，比仿我们对于一个人有十分之九可以作善意的解释，只有十分之一可以作恶意的解释时，我们必作恶意的解释，不作善意的解释，这种态度在普通社会尚且不行，何况在一种团体里面。”对这个问题李汉俊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凡在一个团体里面，越是有力量的分子、能作事的分子、热心的分子、越容易招人猜疑。如果一切团体员不抛弃这惯于作恶意解释的态度，这有力量、能作事、或热心的分子，必至于站不住。他们站不住了必至于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他们愤而积极破坏这团体;第二种是他们退而脱离团体;第三种是他们退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也不破坏，也不脱离，但是也不作事。他们原来是团体中的有力分子，重要分子;他们要破坏团体是很容易的。即使他们不图积极破坏，如果退而脱离，那么团体中就只剩下些庸碌无能之辈;这些庸碌无能的分子又能作出什么事来。总之，无论他们采取哪一种态度，团体不是破坏，就要成为奄奄无声气，有若无的团体。积极的破坏，是马上的消灭、有若无的团体终究也是要消灭的。总之，猜疑的结果必是团体底消灭。连团体都要消灭，哪里还能有强有力的团体之可言?所以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使团体能作有机的活动，首先非打破这猜疑心不可。”关于责任心太薄：“我要一切团体员抛弃猜疑心，并不是要一切团体员像聋子瞎子一般，对于相互的态度行动等等丝毫不过闻的意思，”“到了非作恶意解释无可解释了，我们马上就要负责任地在团体集会里面提出质问，要求对面的人解释，要求给以处分(或以私人感情加以劝戒亦可)。对面的人如果解释不来，团体自然有相当处分;解释得来，团体也自然别有处置的方法。这样的话，即可以免团体之危害，又可使受猜疑的团体员知道反省;然后团体才能成有力的团体，作有力的活动。但我们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不但善猜疑，并且不负责任。譬如他们对于一个团体员怀了疑，他们却不负责任地团体集会来处分，却鬼鬼祟祟地私相传播。”关于界限不清：“我们对于那个团体员有怎样怀疑，也无论该团体员是怎样坏人，只要这个团体员还没有出团体，我们还得承认他是我们的同志;如果那个团员今天十二点钟出了团体，无论他是怎样的好人，无论他出团体的原因如何，我们就应该在十二点钟起认他不是同志。”“我们对于一切团员认他们是不是同志，应该以他们在不在团体为断。”“但是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一方面对于团体里面的团体员怀疑，否认那团体员为同志;一方面又不肯负责提出团体集会处分，使这团员表面上还是同志;弄的团体里面生产许多是同志非同志的团体员来;这种团体能成为有力的团体，能作有机的活动吗?”关于公私混淆：“一个团体员对于别一团体员提出质问，是责任上应的职务。受质问的人不应因此而怀恨;团体集会的处分不若提出质问者所预期时，提出质问者也不应表示不满意。人固然是感情的动物，怀恨、不满意的事固然不能期其绝对没有，尤其在事件的当时不能期;但我们也应认明界限，以意志力之能为而努力抵御，随时间之经过而忘却。要这样，才能公私分明。但我们中国人则不然，凡受质问的必怀恨那提出质问的人，认是排斥自己;提出质问的对于团体集会底处分不若自己所预期时，就表示不满意的态度;好像各人是有私见似的。并且这种态度经久不变，或许还要随时间的经过而增强。是这样，还能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使团体能作有机的活动吗?”关于责任不明：“凡团体里面的一切团体员对于团体的主义和事务，都是负全部责任的。办事员不过为团体事务容易进行而设，他们对内是负事务上的责任，对外是代表团体负责任，在根本上负全部责任的还是全体团体员;并不是有了几个办事员，全体团员就没有责任了的。办事员弄糟，还可以以辞职或退职了之;团体弄糟，团体就要破灭了。但我们中国人大多不了解这个意义，普通团体员以为有了几个办事员，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一切事不过问，等到事弄糟，就专于责备办事员，好像自己是没有责任似的。”

　　由此不难看出，李汉俊是非常厌恶同志之间相互猜疑的，认为这样会弄得同志之间不团结不融洽，甚至使有能力、肯办事的热心人无法在团体立足，最终使团体失去凝聚力与战斗力。他也讨厌不敢当面批评，而在背后鬼鬼祟祟搞小动作，传播不实之词的做法，讨厌那种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做法;他更痛恨那种只讲感情，不讲原则，同志之间相互排斥、争权夺利的做法，痛恨那种没有能耐硬要担任职务，担任了职务后自以为是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团体以主义而立，个人以主义而集”，同志之间应互相信任，心胸坦荡，公私分明，能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责任共担，同时应做到在组织中少数服从多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制定的政策，实现团体的目标。然而李汉俊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年多来的事实并非如李汉俊所期许的那样，这使他有点灰心失望。虽然文章中李汉俊用了“中国人”一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党组织中的人与事，从李汉俊的文章中能很明显清楚地感觉到，李汉俊对当时党内部分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是看不惯的，因为在李汉俊看来存在以上毛病的组织是没有希望的，是迟早要消灭的。不难推断，这就是李汉俊脱党时最真实的想法。

　　四、小结：小资多争议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态度上的确普遍有妥协性等先天不足，但李汉俊显然是个例外。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2020年伤痕文学“坐家”方方惹议海内外的“封城日记”，如何看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角色与命运?能否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分别地合理施策，事关我党统战工作能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接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