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红日照陕甘

借火（油画）  刘宇一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本文作者习仲勋当时是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是全程参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亲历者。这篇文章以简洁朴素的语言、客观细致的笔触，追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深情回顾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难忘岁月，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教材。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克服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机，扭转了局势，使陕甘根据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1932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等等，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杜衡则借故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做了叛徒。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失败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1934年冬到1935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淳化、耀县，东至延安、延长，西达陇东的合水、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川永坪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惠子俊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年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甘红区的党，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和广大干部十分关怀，非常爱护。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率部队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泽东同志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被释放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在这些日子里，我有机会多次同毛主席接触。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决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8个大字，上款写“赠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陕甘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他根据全国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特点，提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命令红军依托陕甘，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东征战役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那时，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妄图阻挡红军向抗日第一线前进，调动了十余万军队，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青马家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根据地，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1936年9月，毛主席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作“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又领导我们纠正了王明在那时所搞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右倾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延安，成了中外闻名的革命圣地。陕甘宁根据地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分不开的。陕甘宁根据地人民和全国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习仲勋出生于1913年，陕西富平人。文中身份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