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徐老、吴老、谢老、董老、林老。

　　“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雪鬓霜鬟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本文试图从一件件小事入手，滴水映日，折射出他们熠熠生辉的一生和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

　　徐特立

　　“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夏秋之际，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地激励了共产党人的士气。1934年10月，徐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老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1957年1月，徐老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八十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那时正值隆冬，长沙的天气又阴冷，徐老又患了感冒，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天天到会。

　　徐老的长子徐笃本，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不幸被捕遭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小儿子徐厚本，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不幸患病去世。徐老怕夫人伤心，一直瞒着她，时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代“儿子”“写信”来安慰她。直到1960年徐老夫人去世时，她也不知道小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徐老早年参加革命后，因工作繁忙，10年没有回家。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徐老被党中央派到中共驻长沙办事处工作时，才有了回家乡看看的机会。但徐老就是抽不出时间回去，直到1939年春节，他才抽空回了次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回长沙了，这一走又是好多年没回去过。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徐老配备了专车，可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在乡下种地，人均粮食多少呀?”警卫员告诉他，人均大约500斤左右。徐老又问：“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老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靠从外国进口，我们进次城，来回的用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老这一番话，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老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毛主席语录，出自1940年l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老补办的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946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老深感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的必要性，于是把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他还为大家作演讲，讲到激情处，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老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以后几天，吴老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斗志。他表示，他向党中央负责，向同志们负责，只要他活着，一定要使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同吴老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他到飞机场。当吴老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后经了解，另外几架飞机没到确系气候原因，次日即可到达。同志们也劝吴老不必担心。这样，他才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吴老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他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几经翻改。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而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加补丁;一条毛巾用得实在无法再用了，仍舍不得更换。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谢觉哉

　　“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已经50多岁的谢老，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比年轻人更多的困难，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谢老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在一次行军中，谢老病倒了，连背包都背不动了，只得忍痛将毛毯扔掉。走在后面的董必武见路边有条毯子，一眼就认出是谢老的。他明白，谢老是轻易不会扔掉毯子的，定是身体虚弱走不动了才不得不扔掉。于是董必武拾起毯子塞进了自己的背包里。要知道，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多背一条毯子，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呀。到了宿营地，董必武把毛毯还给了谢老，谢老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从此，这条毯子谢老一直带在身边。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老，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人的交代，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听了毫不含糊地反驳道：“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谢老略顿了一下又说，“至于有个别坏人混进兰州地下党，这也是可能的，因为那是在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谢老最后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认为是不对的。”

　　可是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这是为了“抢救”失足者;一会儿又来硬的，说谢老在庇护特务组织。谢老也毫不退让，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文革”中，康生仍不罢休，又旧账重提，逼着谢老写材料，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统统打成特务。当时谢老的处境也很困难，加上已80多岁的高龄，又重病在身。谢老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只听谢老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就这样，谢老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董必武

　　“争取当个好农民”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第四位，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党的一大。

　　1935年，董老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贵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

　　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他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董老对子女和亲戚也是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老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农村去锻炼。在良翮下乡前，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

　　1970年，良翮入了党，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老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老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董老对侄子、侄女们要求也很严格，对某些不合理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迁就。有一次侄女从甘肃来信，大意是要董老收她做女儿。这件事事出有因。当年董老得知兄弟去世后，曾提出帮助弟媳带一个孩子，当时弟媳没同意。她也有道理，那时董老已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她们仍在白区湖北，随时都有遭受敌人迫害的危险。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再要改变这种伯侄关系已无必要。董老认为是侄女思想上出了毛病，于是给侄女写信说：“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靠老老实实地去工作，不是靠父母。靠我，我还不是要死的吗，我死了怎么办呀?”

　　林伯渠

　　“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林伯渠1885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时，林老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着一根从瑞金带来的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每次行军时，林老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让队伍通过。红军女战士李坚曾用山歌这样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人行。”

　　进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老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小黄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

　　林老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那位外国记者也很受感动，就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老。记者来到林老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张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半旧的椅子。此时，林老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老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

　　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老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