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从旧式军官到革命烈士

   　陈宝仓（1900—1950年），字自箴，籍贯河北遵化，出生于北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1937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代理参谋长，1940年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中将主任，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兵站中将总监，1948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底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赴台湾开展情报工作，1950年因“吴石情报案”被捕，在台北被国民党杀害，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保定军校的高才生

　　陈宝仓，1900年4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他出生之时，其父是经营古玩的松宝斋的高级雇员，家境尚可。不幸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北京城遭受空前洗劫，陈家也由此中落。由于经济拮据，在陈宝仓上小学期间，学习十分刻苦，为减轻家里负担，靠争考第一名减免学费得以毕业。14岁时，因父母病故，家庭困难，读完中学后投考免费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在保定军校两年半的学习中，陈宝仓各门课成绩优秀，连年获奖。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后来对陈宝仓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吴石、吴仲禧，皆系保定军校的三期生。他们在校期间是否相识，已无从查考，但校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他们殊途同归走向革命的重要纽带。

　　1923年夏，陈宝仓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同军校好友郭宗汾、段翔九、孙景先、施敬公到太原，投奔阎锡山。在阎锡山部队，他从排长干起，后来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司令部上校教育科长，但军阀之间连年为地盘你争我夺的战争使他感到厌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陈宝仓毅然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在抗日烽火中倾向革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局面也初步形成。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的陈诚（陈宝仓保定军校的校友），调陈宝仓前往庐山受训，后到江西省南城担任土木工程训练班主任，负责培训国防工程技术人员。不久，陈宝仓调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参与指挥武汉的防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为防备日军进攻，陈宝仓指挥部队，精心构筑武汉城防工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不久，上海党组织通过第八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中共党员吴仲禧，将由钱亦石领导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进步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总部工作。张发奎在大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合作，其所部北伐军第四军亦有“铁军”称号。他在上海见到郭沫若，商妥由郭在上海物色一批青年来第八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战地服务队由30余人组成，其成员不少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左洪涛任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书记。淞沪会战失利后，第八集团军总部撤销，战地服务队曾一度被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1938年4月，张发奎就任第二兵团司令，在吴仲禧的运作下，要回战地服务队，使战地服务队成为第二兵团建制。这使陈宝仓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共产党。

　　淞沪抗战开始后，陈宝仓主动请缨，奔赴苏皖抗战前线，担任前敌指挥部工兵司令，在昆山设防，后来在安徽宣城作战中身负重伤，致右眼失明。几个月后，他不顾战伤未愈，重返前线。经陈诚推荐，于1938年6月到张发奎所部第二兵团，担任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取得德安大捷，毙伤大量日军，有效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作为参谋长的陈宝仓，有更多的机会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接触，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政治上有了明显进步。

　　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9月，党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2月决定在武汉重建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工作，并确定周恩来为主要领导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陈诚深知周恩来在国共两党的威望，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工作，由共产党掌握，郭沫若为厅长。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影响和推动下，第三厅汇集了大批文化界精英，在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激励爱国官兵抗战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良好的国共合作的氛围之下，身在武汉的陈宝仓，有幸与苏联顾问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接触。他敬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作风，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为他日后转向革命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

　　1939年春，张发奎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陈宝仓继任第四战区代理参谋长（战区内称副参谋长）。其间，他支持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新华南》半月刊，并为其撰写《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文章，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第四战区的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回忆说：“陈宝仓同志当时在张发奎所属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职位上，是我们的上级、首长，而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方面，则是我们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他领导刘田夫、何家槐和我编写了《游击战规范》，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训练班’，这些教材也通过我们转送到了延安。”

　　第四战区司令部初设在广东韶关，后为加强广西南部和广东南路方面的作战力量，于1940年迁到广西柳州。在此期间，陈宝仓曾参与指挥桂南会战的灵山战役。

　　帮助越南革命者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法国政府很快投降，无力顾及远东事务，日军乘机占领越南河内、海防等战略要地，中越边境战事骤然吃紧。为确保第四战区侧翼安全，在广西中越边境的靖西县成立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陈宝仓出任主任，全权处理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行政和越南方面的事务，陈宝仓得以结识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并给他们提供帮助。

　　陈宝仓深感责任重大，到职后即组织军民做好战备防御工作；改组民团，强化军民联防；打击走私，不许战略物资出关；建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与乡民订立《国民抗敌誓约》（即：不为敌人带路，不为敌人做侦探，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不为敌人筑路，不为敌人挑担，不买敌人货物，不用敌人纸币，不做敌人官兵，不做敌人顺民）。为活跃靖西的抗日氛围，启发边民的抗战意识，陈宝仓邀请受共产党影响的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来靖西等地开展抗日文化活动。

　　由于中越边境中国一侧相对宽松安全，越南许多党派都到这里活动，都宣示自己是抗日的党派。陈宝仓到靖西后，越南各派势力先后派人与他联系，请求支持。1940年6月，越共领导人召集海外同志讨论斗争形势，为避免法国和日本对越共的“围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越边境广西地区，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

　　1941年4月，“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在靖西成立，胡志明出任“越盟”主席，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李光华（黄文欢化名）、范文同、武元甲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宝仓十分重视“越盟”的工作，经常问寒问暖，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并嘱咐有什么事可直接与他联系。对此，黄文欢回忆道：“他常请我们吃饭，每隔一二个星期就请我们给指挥所和其他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作关于越南情况的报告。当我们去作报告时，陈宝仓亲自到门口握手欢迎。进入会场，听报告的人起立敬礼，如同在一个训练班学员向教官敬礼后听讲一样。”

　　1942年初，陈宝仓应“越盟”的请求，在离靖西指挥所不远的地方开办培训班，帮助培训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人才。靖西指挥所从越南进步青年中挑选12人学习爆破技术，50多人（主要是越共人员）学习军事。为办好培训班，陈宝仓派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官讲授，令专人负责培训班食宿，还亲临现场指导。经过培训班培训的人员返回越南后，成为越南抗日、反美的骨干。

　　1941年底，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说李光华等人是共产党，致使李光华在从越南返回靖西时被捕。陈宝仓得到报告后，密令部下优待李光华。事过多年，1988年5月，黄文欢约见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四女儿陈瑞方时，用中文激动地说：“今天能见到陈宝仓主任的女儿，真是太高兴了。”“当年若没有你们父亲暗中保护，越共将会有一大批同志遭受危险。陈主任对越南革命事业有特别的贡献。”黄文欢赋诗《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存》，以表对陈宝仓的敬佩：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寒松却自铺郁绿，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已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骏驹无伏枥之缰。

　　五零年赴台活动，为统一事业担当。

　　壮志未酬心未遂，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已成千古，英名长在放光芒。

　　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天保（今德保）被以日本间谍之名逮捕。张发奎认为事关重大，电令将胡志明押送至柳州第四战区长官司法部处理。张发奎敬重胡志明为人，将其留在第四战区。1943年四五月间，陈宝仓从靖西回柳州，见到胡志明，并与其深谈。对于当时交谈的情况，他后来对大女儿说：“我今天见到了越南的胡志明，这个人很了不起，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很有见解。他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诗，通晓七国文字。他认为抗日并不单单是中国人的事，世界上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都应当联合起来，组成反侵略同盟，共同对付德、意、日，才能尽快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人我在靖西常接触，都很肯干实干，生活艰苦朴素，穿着草鞋，住在山洞里。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越南，首先就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真心抗日的……我看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国领导人民，共同抗日嘛！”

　　1944春，陈宝仓再次去柳州，看望刚获得自由的胡志明，胡志明希望陈宝仓带封信到越南。为防意外，胡志明寄了一张《广西日报》，在报纸边沿空白处，用米粥水写道：“我现在很好，请同志们放心。胡志明1944年５月。”由于交通不便，陈宝仓几经周折，于7月才将信转给李光华等人。这封信澄清了越南国内盛传胡志明去世的谣言，更是对越南革命者的鼓舞。

　　由于陈宝仓对越共在广西境内活动的“放纵”，被国民党特务告发，指责他“放任越共四处活动”，违抗“擒胡灭共”的指令。国民党军事法庭以此事与陈宝仓渎职有关，将其传讯到重庆。

　　受党的指派毅然赴台

　　1945年８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日军的投降。陈诚以人才难得为由，向蒋介石举荐陈宝仓为军政部山东胶济区特派员，到青岛受降。这使陈宝仓渎职嫌疑得以过关。受降完成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职期间，他因故意遗失给养物资给解放军，被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发，因“资共”被免职。

　　陈宝仓任职第四战区期间，吴石曾任第四战区参谋长，两个人在工作上产生了交集。吴仲禧与吴石是同乡，也是保定军校的同期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亦称特别党员）。入党之后，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在张发奎所部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吴仲禧利用在第二兵团担任少将高参、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等便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吴石、陈宝仓等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经吴仲禧的联络，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饶彰风等人接触，更加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

　　陈宝仓厌恶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并且对受诬陷不满，于1948年卸任联勤部第四兵站总监，赋闲在家。此时，党组织派吴仲禧与陈宝仓联系。陈宝仓表示，在台湾有一些旧部、旧友，而且熟悉国民党军队的机构及工作方式，可以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这年年底，陈宝仓“资共”嫌案撤销，调回“国防部”任中将高参。1949年春，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配合吴石开展情报工作。

　　甘洒热血为吾华

　　为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陈宝仓偕部分家人到台湾。到台湾后，他积极配合吴石的工作，利用任“国防部”高参之便，获取国民党在台湾驻军防守部队番号及沿海防御工事图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绘制成表格，交给吴石，再由吴石整理，派人送往香港，交给党组织。

　　而此时，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加强对台湾岛内的控制，白色恐怖笼罩台湾。陈宝仓预感危险将临，将妻子、儿女送往香港。1950年，蔡孝乾被捕叛变，使党在台湾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也使潜伏于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陈宝仓等人暴露。其实，陈宝仓最初并未暴露，没有进入国民党当局调查的范围。是什么原因将其牵连进“吴石情报案”呢？一份手写的情报。1950年3月吴石被捕后，在其家中搜出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经核对笔迹，确认是陈宝仓所写，陈宝仓随即被捕。敌人为从陈宝仓那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口供，对他施以酷刑，但陈宝仓抱着一死的决心，只说和吴石交换情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拒不“认罪”。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高等军法会审庭”，判处吴石、陈宝仓、朱谌之、聂曦死刑。就义前，陈宝仓从容给老友段翔九写下遗言：“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

　　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就义后，作为政治犯，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不会去认领尸首。情急之下，陈宝仓的夫人师文通，联系在台北的两位朋友，希望他们出面领回陈宝仓遗体并火化。出于与陈夫人的友情和对陈宝仓的敬佩，友人冒险到刑场领回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将遗体火化并取回骨灰。恰巧，陈家人得知，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在台北的同学殷晓霞，打算经香港到上海考大学，便烦请她将骨灰带到香港。

　　1950年7月的一天，殷晓霞乘船到香港，但抵港后由于没有“入港证”无法登岸。无奈，殷晓霞只得丢掉自己的行李物品，将骨灰盒绑在身上，趁夜潜水偷渡登岸，将骨灰盒交给接应的人。当夫人师文通拿到陈宝仓的骨灰盒时，里面骨灰还是潮湿的。

　　陈宝仓牺牲的第二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书面证明：陈宝仓同志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1952年9月，陈宝仓家人收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编号为0009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书：“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此证以资纪念。”1953年9月，陈宝仓的骨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9月14日，李济深主持公祭。李济深在《悼念陈宝仓同志》的悼词中，概括了陈宝仓由旧式军官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褒扬了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其中写道：

　　“陈宝仓同志原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他在幼年所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也曾为封建军阀长期服务。可是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他在中国社会大转变中，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与改变，也逐渐改造了他的主观世界。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因负伤而失去了右目，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以后他又在军队中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革命影响，因而日渐倾向革命，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与掩护不遗余力。最后还参加了民革的地下组织，在统战工作中有了极端英勇的表现，自动要求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同志进行策反工作。向壁垒森严的匪巢内搜集有利于我方的情报。当他坚决要求深入匪巢，肩负起十分危险而艰巨的任务时，我想：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不幸事机不密，终以身殉国，所谓‘求仁得仁’，在陈宝仓同志为革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正如同万千个革命烈士临危受命，临大节而不辱的奋斗精神是一样，他是死而无憾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承载了他们的信仰和追求，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